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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这些美妙的预言都过早了。迟至1973年，此时距数值控制研究已经近1/4个世纪，《美国机械师》刊载了一篇题为《盘存金属切削业设备》（Inventory of Metalworking Equipment)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所有正在使用的机床中，数值控制仅占1%多一点的比例（“在总体生产能力上只占几个百分点”)，虽然此时较1968年已经增长了一倍，较1963年增长了10倍（根据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的杰克·罗森伯格的说法，该年飞机制造业首次大规模将私人资本投入到这种新技术中)。1977年，S. 库拉特(S.Kurlat）在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为艾柯尼克斯公司（Eikonix）进行有关数值控制技术的扩散过程的研究，他承认，“扩散过程太慢了”。[3]

可以想象得出，数值控制技术主要集中在像飞机\*\*、飞机发动机、飞机部件等国家资助的产业以及机床工业本身（机床工业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促销，而不是为了生产)。“绝大多数现存的数值控制设备都安装在大型工厂。”1973年，雇工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加工厂—它们占了整个金属加工业83%的比例只拥有现存数值控制设备的22%，而且这些机器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工厂里。1971年，小型企业管理局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会上披露，95%的小工厂没有安装一部数值控制机床，尽管这种技术已经被人宣称是加工厂小批量生产的理想途径。10多年前，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卡尔·W·海德尔（CarlW. Haydl）就宣称，“接下来的五年里，那些不安装数值控制设备的小型刀具与模具厂将无法支撑下去。”但事实是，它们无法支付起这类设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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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卡尼和特雷克公司著名的密尔沃基加工中心。装配的第一台自动刀具转换装置由华莱士·布雷纳德（Wallace Brainerd)设计。

\*\* 正如技术编程协会的 A·柯蒂斯·丹尼尔（A.Curtis Daniel）在1971年所指出的，“飞机工业仅仅占美国金属切削量的10%……数值控制技术只触及金属切削市场的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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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存在两类通用的数值控制技术：连续通路仿形系统与点对点定位系统。前者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设计模式，主要用于飞机制造业，并得到空军的资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通用电气公司的约翰·达彻就指出，对这类精致的设备，是美国空军“撑起了全部市场”。1971年共有约5000台连续通路机器，其中90%以上都安装在飞机制造工厂以及相关的企业中。点对点定位系统是由约翰·帕森斯、弗雷德里克·坎宁安、F.P. 卡拉瑟斯与A.G. 托马斯等人最先提出来的数值控制技术，经过10年追求连续通路技术后，它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商业化。定位系统更便宜，易于操作、维护与编程，主要用于钻眼、镗孔、冲压，以及直接切削铣磨（帕森斯与托马斯的设想），步进车削（坎宁安的设想），甚至还可以用来成形(卡拉瑟斯与帕森斯的设想)。早期的定位系统研制者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其系统沿着帕森斯的路线再加上IBM的卡片读数器)、琼斯和拉姆森公司(它与超声波公司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的合作没有成功，后来采用专用机床定位系统)、辛辛那提机床公司、普惠公司、波特和约翰逊公司、华纳和斯韦齐公司、卡尼和特雷克公司、伯格马斯特公司（Burgmaster）、电子控制系统公司、希利尔公司（后来帕森斯自己本人也购买了其定位系统)。根据《商业周刊》1959年的一篇文章的叙述，这些系统能够“应付绝大部分要求直线切削与圆形切削的加工工序”，并且“控制系统制造商估计点对点系统将占到（数值控制）设备市场的80%～90%”。“事实上，”克罗斯机床公司的董事长拉尔夫·克罗斯指出，“目前绝大部分使用机器进行金属切削的加工工序都是一些直线的简单运动。因此，工业界所需求的数值控制设备中，90%将是那类相对简单且成本不会过高的机器。”“我们认为，数值定位控制系统将比数值仿形系统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同一年，通用电气公司的约翰·达彻也这样认为。他是对的。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的杰克·罗森伯格后来发现，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由于它的成本低很多，点对点设备的销量大约是连续通路系统销量的10倍”，而且这个成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正如达彻指出的“数值定位系统的启动并没有接受过空军的任何资助”。可以用邦迪克斯公司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它是早期的连续通路控制设备的主要制造商之一，后来也转向了更为简单的定位系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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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克斯的系统最初是沿着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值控制路线来研制，它反映了军事方面以及飞机制造业的特殊需求。邦迪克斯公司的设备相当精密，而且部件极其昂贵，只有极少一些公司能够买得起，而这些公司也都接受了政府资助。转向更为简单的定位系统，这是因为飞机制造业的市场已经饱和，必须去开拓新的市场。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专用机床的设计者F.P. 卡拉瑟斯现在担任了邦迪克斯工业控制部的技术主管。在卡拉瑟斯看来，“从操作工到管理者，仿形系统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其中最难堪的是维护人员。”卡拉瑟斯反对军方资助的发展趋势，继续强调简单、经济、车间与操作工控制。这都倾向于人工代用装置、车间编程以及点对点定位系统。“早期使用点对点模式的数值控制系统极其可靠，”他后来回忆道。此外，与拉尔夫·克罗斯一样，他也坚持认为，应让熟练生产工人来操作两轴控制系统，因为这样就能完成绝大部分加工任务——也包括绝大部分仿形加工———剩下的极少数金属切削量就是需要满足军方性能要求的加工任务。

邦迪克斯公司在经过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极其广泛的市场调研”后，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转向了定位控制系统。调查结果表明，定位控制系统已经构成了增长最快的机床控制领域。而此时，邦迪克斯还没有打进这个市场。根据《钢铁》杂志的报道，它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在这个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的市场里业绩不佳，有人据此推断，邦迪克斯将放弃这块市场”。邦迪克斯的管理层承认，公司严重受到“飞机工业的影响”，而“公司在定位系统的努力所以失败，是因为技术与销售部门把着重点放在了用于飞机工业的仿形系统”。换句话说，军方与飞机工业所引导的方向最终严重妨碍了邦迪克斯生产与销售用于商业金属切削业市场的设备。邦迪克斯工业控制部门的总经理I.C. 莫斯特（I.C. Maust）承认，“基本原因是，我们是从硬件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问题。”直到那时，邦迪克斯系统“只是我们生产的研究工具”，并不能符合市场的需求。由于“它不是从生产角度来设计的，”邦迪克斯公司的副总裁拉塞尔·赫登（RussellHedden）承认，“它的成本控制是失败的。”因此，在1965年，邦迪克斯公司开始启动已经耽搁的商业市场。公司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研究定位控制系统，从而可以完全不受军方与飞机工业导向的连续通路控制项目的影响。该部门以卡拉瑟斯为首，强调车间操作性、经济以及操作工控制（通过具备全部机器职能的人工代用装置）。邦迪克斯公司最终生产出商业上很成功的动点两轴控制的数控系统，它面向整个金属切削业以及那些实际加工金属的加工厂。但在此时，人们预期的数值控制技术的扩散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却受到军方资助科研的过度拨款的严重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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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影响这种新技术扩散的因素，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所能解释的。一般的经济条件、竞争的强度、相关产业的商业环境、有关税收与主要设备折扣提成的政府政策，当然，还包括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相当重要。但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发展来说，仅仅依靠这些“底线”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不是必要的条件。尤其是在像数值控制这类本质上全新的，因此也未经检验的技术上，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推动或阻碍着技术的扩散，这些因素通常不能用所谓的理性经济行为来解释。如果一家公司希望引进某种新技术，它通常都会用估计的成本有效或利润最大化来证明购买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此就满足了真正的（或唯一的）动机或期望。经济上的证明极少反映人类的现实处境众所周知，这些证明也很难做到“客观”。数值控制上也不例外。“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方法来预测安装数值控制设备的所有成本，”1975年，联邦总审计局的调查报告得出如是结论。在数值控制的成本估计上。“有些成本相当高，”分析者认为，“这些成本相差很大，它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机器的类型与规模、部件编程的方式以及设备的维护等。”[6]

购买成本、安装、培训、部件编程、计算机支持、专用刀具、后处理程序、维护与修理部件、检测设备所有这些应纳入计算的支出，往往都难以分析并简单归为一种标准的“运营支出”。根据通用电气公司的哈罗德·A·斯特里克兰的说法，计算运营支出的通常办法是将它算做直接人工成本的一个固定比例，“但在许多高度自动化操作的设备上，这样做毫无意义”。总审计局的会计师也深有同感，他指出，“最常用的办法是使用通用的将直接人工与间接人工对比的车间人工比率。”但“由于间接劳动包括了不变运营支出，这很可能使得数值控制所节约的劳动并不像这一比率所说明的那么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采用数值控制的最常用的根据就是它在直接人工成本方面的节约。计算数值控制设备节约直接人工成本的依据是传统设备上的相同加工时间、数控设备提高的生产率以及车间人工比率”。“这些因素往往难以证实，因此往往被人为调整以证明数控设备的经济，但实际上并没有计算出真正的成本节约。”针对总审计局1975年的研究报告，能源研究与开发署审计办公室的执行副主任R.J.格里芬指出，目前尚未存在“一种有效的计量方法来确定任何工业生产设备的生产率”。“（数控设备）在许多应用中的经济效率并没有得到证实，”通用电气公司的斯特里克兰承认，“我们在自动化方面的技术能力要优于我们证明其经济有效的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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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任何有关新技术的决策都是严格根据冷静、严肃且极其精致的分析程序来估计它的成本收益才做出的，这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还原主义白日梦。这并不是说，追求利润不足以成为动机，它是一种动机。但是人类行为的纯粹经济分析，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但绝不可替代历史的解释。现实远没有经济模型那样整洁，这类决策更多的是一种预期、信念、自我、兴奋、冲动等。它所涉及的经济信息，不管如何庞大，也仍然是模糊的，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有效\*。“你是否怀疑过，很多情况下记录并没有记下应有的内容？”1960年，《加工与生产》杂志如是询问它的金属切削业的读者，“先生们，在某些情况下，它的节约效果如此可观，以至于披露所有事实将导致（与工会）重新谈判。你能否继续忽略并推迟行动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8」

在缺乏有关数值控制的可靠经济信息或鲜明的经验下，管理者与工艺工程师们全都凭着自己的信念、偏见、恐惧、梦想等来推动着数值控制革命。总的来说，他们相信用资本取代劳动永远是对的（哪怕劳动的相对要素价格比较低)\*，并且“技术进步”将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这种意识形态再加上人们有关自动化的梦想、害怕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渴望扩展职业与管理权威的追求以及对工人的深刻不信任，所有这些都推动着系统供应商、专业杂志、技术企业家与军方去努力推广数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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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事实不仅阻碍新技术的潜在客户，而且也让试图客观评价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的独立调查者头痛。往往不存在可靠的数据，或者有也无法取到。不管引进新设备的动机是什么，购买本身一定得到了经济理由的支持。但这些支持理由往往是那些想购买它的人所做出的，如果人们非常想拥有它，那么经济上的证明最终将反映他们的利益。由于很少做出事后审计，即使有事后审计也是有意来证明此前的决策，因此往往缺乏可靠的证据来评价购买设备的正确性。此外，公司有维护信息不外露的利益，深知披露信息后将影响（并损害）它在面对工会（工资问题）、竞争者（价格问题）以及政府（管制与税收）时的谈判地位。资料并未全部摊在桌上，而是锁在抽屉里。在单独预算时，它分发给各部门，但一个部门的成本是不让其他部门得知的。此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各个部门有动机将自己的成本信息隐藏起来以免受批评，从而维护在公司中的地位，各部门提供的数据也有着其特殊的目的。最后，经济可行性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时，不管机器是否提高了生产率（甚至不管它是否投入生产—比如免税），它都能给公司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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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将这种新技术当成一种万用灵药，通过富有煽动力的广告宣传以掩盖它存在的各种困难与问题。而专业杂志由于依靠这些广告收入来维持生存，也随之高调回应。虚假广告、鉴定书、所谓成功应用案例所有这些都是工业媒体的惯用伎俩，通常都会持续到一直有人对供应商的宣传提出质疑或进行严肃的评估为止。“数值控制设备可以节约50%～90%的生产成本，”《商业周刊》如此宣称，此外“它还在间接的制造成本上节约一笔可观的费用。”《加工与生产》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一主题的介绍性文章，好让读者明了未来的情形：《生产者先生，认识计算机》；《如何实施控制带控制？》；《制作控制带的各种方法》；《加工厂通过控制带实现专业化》。1959年，还专门为数值控制新闻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栏目，以帮助读者“跟踪数值控制的进展”。《美国机械师》在推广数值控制时也不遗余力，集中叙述了数值控制在改进金属制造业的年度存货方面的进展。“这些系统的所谓复杂性被过多地强调，”针对诸多对供应商宣传的质疑声音，杂志编辑强调指出，“事实上，只要具备了相关的知识，这些系统就相当简单。”杂志以及供应商紧紧抓住独立加工厂与管理者的焦急心理来做文章，后者试图在竞争中胜出或至少维持其地位，跟上那些有可能威胁其不稳定地位的新发明（或者用以提升其地位，并塑造一种与时俱进的形象）。“关于数值控制的生产效率与成本节约问题，重要的是记住，”《加工与生产》杂志的编辑画龙点晴地指出，“不管数值控制能为你做什么，它能够（并必然）为你的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事情。”“数值控制技术的问题还不至于大到你无法去解决的地步，”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哈里·安克尼在《加工与生产》的《每月访谈》栏目中说道，因此，“不管它现在走到哪一步，你应当马上采用数值控制技术。”等到明天，那未免太晚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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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考察了18家工厂与11家公司的总部后，撰写了一篇题为《劳动力市场对制造业工厂中生产技术的设计与选择的影响》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制造业工程师存在着一种“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偏见”。“毫无例外，”皮奥里指出，“工程师们不信任劳工，并承认自己若拥有权力就用资本取代劳动力的倾向。一位工程师如此解释道，如果比较显示劳工更具优势，但机器也很接近的话，我会决定用机械化的机器。””皮奥里还指出，客户经常抱怨“供应商的推荐产品几乎总是低估了对劳动力的要求。一位供应商承认可能存在这种情形，并解释关于人力配备是建立在最优的工程学标准之上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标准本身就反映了工程师们的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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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媒体的推广努力也得到各公司内部的自动化狂热者的响应与支持，这些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极力在管理层中夺取采购权力。新技术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地位与权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满足他们对最新式的技术的职业迷恋。技术编程协会的副理事长A·克蒂斯·丹尼尔指出，“飞机工业许多做数值控制的高层技术人员的流动将成为将数值控制技术卖给其他行业的触媒。”[11]许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参与了自动控制试验室长达10年的数值控制项目，他们进入工业界的各家公司后，虽然对生产现实一无所知，但却成为这种新技术的热情宣传者。此外，空军也在宣传自动化以及进一步自动化的福音，期盼能够从该新技术的巨额投资中有所收获。

20世纪60年代中期，空军制作了一部数值控制的宣传片，以推动更新型的技术在工业界中得到应用。该影片题为《现代制造：命令的效能》，主要针对金属加工业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它堪称是查尔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的专业技术版。该片首先讲述一位坐在橡木办公桌后面的管理者的梦想。管理者轻松地画出一个新部件的草图，然后前倾身体，对着麦克风把部件的规格说出来：“对工厂下命令。”然后这些口头命令自动转移成计算机指令，接下来的生产、装配到运输全部都实现了自动化，根本无需人的干预—这就是自动化工厂。影片全部集中在机器，而不是人上。“现代”制造业的成就体现为数值控制机床设备，再加上自动浇铸、成型、焊接、检测、钻孔、维护以及设计设备所有“我们未来计划的元素”。(相对照的是“传统”制造方法，其中一群半裸的黑人“国民”在草屋中操作老式的普通车床！）影片强调了制造工艺总体集成、可复制性以及可互换性的重要性（“控制带可以送往世界各地，然后生产可以互换的相同部件”)，并且极其精粹地概括了自动化的意识形态。解说员反复强调，“现代制造缩短了命令的链条”，“消除了人工错误”，并且“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罢工的可能性”。“指令都是固定的”，不为人所干预或因“人类情感”而转移；管理层的指令将得到贯彻，不会有一丝改变。现代制造事实上是体现了命令的效能，其中命令来自高层。影片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实施自动化，我们必须消除人工错误与不确定性，并“尽可能地缩短从概念设计到成品之间的时间”。这样一种命令的绩效“对于工业及美国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12]

除了以权力、利润、爱国主义、管理层对贯彻命令的偏好来诱惑观众之外，国防部还另外提出独有的激励措施：“国防部希望防卫合同能够让承包商的设备维持在现代水准之上。”这样，国防部除了资助承包商以采购“现代制造”设备从而创造出一个数值控制设备的市场，它还承诺支付培训、维护、计算机、编程的成本，并为几乎所有的硬件与软件（工业界以及大学的）研发买单。空军如此力挺数值控制设备，从而使它成为军工合同承包商的一个前提。如果公司仍然希望维持军工业的业务，它就不得不追求这种命令的绩效。这一要求不仅仅适用于飞机制造业中的大型主承包商，对于这些承包商的供应商来说，它们也必须据此去研制现代制造设备。1971年，小型企业管理局的威尔弗雷德·加尔文（Wilfred Garvin）指出，飞机制造公司“逐步放弃传统的小供应商在供应大型项目的零部件时所要求的设计规格………取而代之的是打孔卡。这样，小公司如果想继续成为供应商的话就必须购买数值控制设备”。主合同商针对其供应商或子承包商所提出的需求“可能是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大的推动力”，参议院小型企业特别委员会的科技子委员会的主席戴维·H·甘布里尔（David H. Gambrell)参议员指出，“你无法得到合同……除非你装备了符合他们要求的数值控制系统。要想成为一名投标者，你就必须这样装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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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合同政策、资助以及推广宣传，再加上企业家的热情—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人们的恐惧、梦想与渴望，它们则进一步推动着数值控制技术的扩散。但也有其他因素限制着它的传播，其中一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飞机工业之外的小企业，它们构成了金属加工业的主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空军的卷入这一事实。空军最初启动了数值控制技术，但是其系统过于复杂（因此也不稳定)，并且导致昂贵的频繁的维护、编程、计算以及其他运营成本。这些技术特征能够满足空军的需要，但却使得那些不受政府资助的企业望而却步。

“复杂性降低了稳定性，”工业经济学家西摩·梅尔曼指出。数值控制方面无疑就是这种情形，数控设备堪称加工厂中装备的迄今为止最复杂也是最不稳定的设备。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的杰克·罗森伯格描述1958年空军资助的系统装备在主承包商的各家工厂的情形时说，“此时设备才真正用到现实生产环境中，结果对有关各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工厂的空气很热，充斥着电子设备的噪音，地板震动，空中飘浮着物理的与化学的污染物，机器操作工把控制带弄得一团糟，维护人员根本应付不了电子控制、伺服系统或计算机。“没有一台数控设备的设计是针对这种实际生产中的恶劣环境的，”罗森伯格回忆道。生产经理们预期这种机器将能够像所宣传的那样工作，很快就安排它们进入正常的轮班生产。其结果是用罗森伯格的话来说“一场混乱”。“由于不适当的编程、操作、维护或伺服系统的设计出了错误，有几种机床根本就没法正常运转。”1959年，数控机器的停工时间大约占了80%，主要用于维修各种问题以及特别麻烦的程序带“装载”。（如果没有程序带，数控机床就仅仅成为昂贵的饰品。）此外，编程极其复杂，很容易出错，耗费成本较多，使得西部电气公司的爱德华·E·米勒认为，“数值控制设备比我们熟悉的任何其他设备更容易出错。”\*当系统没有按预料中的运转时，由于难以确定谁应负责或哪个部件出了差错，问题更加复杂。机床制造商认定，这些问题出自电子设备，应由电子制造商来负责，而后者则指责前者拙劣的设计或指令。诊断机器错误远比设计一种技术工作要难，而后者本来就殊为不易。此外，诊断问题还蕴含着自己独有的政治形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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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控制的前10年的生产经验说明了，工业界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准备并不充分，那些用来推动这次革命的技术也不成熟。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修正设计，使系统更为稳定，为系统用户提供更好的指令菜单，并且为操作工、维护人员以及管理者进行专业培训。这些早期的失败经历看在了数控机器的潜在用户眼里，并加强了早已存在的针对金属切削业革命的善意怀疑态度。数值控制技术的经历也说明了，空军的资助是一个意义复杂的福音。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军事方面的需求与商业化生产的要求并不必然相容，其结果给潜在用户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第一个问题是，”拉尔夫·E·克罗斯就数控技术的扩散问题指出，“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数控机床过于复杂而且极其昂贵。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主要是空军引导下的机床研制方向。毫无疑问，这些设备必然是非常复杂且成本居高不下，因为它们所要执行的加工任务极其精密与困难。现在，飞机制造业是唯一关注这些复杂加工问题的行业，而且实际上它也是唯一需要这些精密加工设备的行业。但是，”他警告道，“要让机床制造业说服它的客户，并非所有的数控机床都是如此复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格哈德·维德尔（Gerhard Widl)于1972年指出，“数控机床首先用于军工或飞机类生产，而且在许多年之内也局限在这类行业，因为在这里钱并不是一个限制因素。”5年后，两位兰德公司的分析家把它视为数值控制技术扩散的重要障碍。“第一代数控机器是受了军工方面要加工复杂形状的推动，”他们指出，“其目的是提高性能水平；其中一些机床用于五维控制，结果是成本相当高。”军工与飞机工业的市场很快就饱和了，当机床制造商再试图别寻市场时，它们就“简化了机器，降低了性能水平与成本，以满足民用工业的需求”。但做到这点也非一朝一夕之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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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这类“差错”并非程序员的错误，而是他们对加工过程所知甚少的缘故。“在过去，”《美国机械师》指出，“人既是信息的编译者，也是信息的传送者：操作工是设计图或指令中的设计信息与加工过程之间的最终界面。人使用智力与体力来控制机器。现在，计算机越来越担任起信息的编译者与传送者的职责，而在这一应用计算机的潮流中，数值控制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极少利用人工干预的控制技术。从历史来看，数值控制肯定是电子革命中对制造业影响最为深远的发明。”但即使如此，数值控制也深刻地揭示出金属加工业中管理者对工人的隐含知识与技能的依赖程度。在缺乏人工干预，生产完全依赖于计算机控制的形式方法的情况下，结果是“一场混乱”。这是因为这些技术，不管它如何先进，也取决于“对切削过程的有限认识，其结果是导致完全不令人满意的数学描述”。美国机床特别工作组在其对计算机加工工艺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加工系统的多样性，从而缺乏适当的处理办法”，此外该类工艺对“可加工性、刀具损耗以及部件材料属性仅具有有限的知识”。换句话说，加工过程本身就难以实现完全自动化所要求的预先规定的形式要求（这一挑战后来引发了所谓的适应性控制工艺）。[14]参见本书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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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资助数值控制技术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的承担者是那些没有政府资助却也攀上数控快车的公司以及完全被排斥在金属加工业革命之外的公司。受供应商承诺节约成本以及巨额利润的鼓动，一些加工厂很早就在这种新技术中投资。它们预期自己的巨额投资将很快得到回报，但对数值控制技术所要求的严格维护与编程技术准备不足，最后，它们发现自己毫无例外地困在这种不稳定而且大部分时间都闲置的设备上。通常的情况是，供应商因为机器的问题而责备受害者，认为它们或者是没有满足改变存货或进度的要求，或者是使用了错误的程序带或让数控机床做不应该做的加工任务。“公司使用程序带控制能够取得成功，”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乔治·W·扬金坚持认为，“关键在于工作人员在编程、操作及其维护方面的能力。”西部电气公司的爱德华·米勒谨慎地指出，“一个问题是，数值控制技术被认为是什么都能够去做。许多人与我一样，到处宣扬它能够实现4比1或3比1的用料节约，这些都有记录在案。但是对某个具体部件来说，未必如此。比如它没有那么多眼，或者生产并不复杂，那么它的节约程度就没有那么多。如果你用传统方法制造一件刀具，使用3比1或4比1的系数，成本将更高。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必须装载更多的部件使机器运转。并且生产设备利用不足也必须计入你的装载率，如此你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对于那些初期购买数控设备的加工厂来说，这样的更正消息未免姗姗来迟。它们试水然后破产的故事并没有刊载在专业杂志上到处流传，使得许多金属加工公司将数控系统供应商视同二手车贩子。1972年，数值控制协会的估计是，“大约有50%的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数控设备，在性能方面没有实现购买它们的管理人员的期望。”协会的一名分析者评论道，很难说数值控制技术是一剂“万用灵药还是毒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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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外国的机床制造商则主攻生产用于商业市场的产品。1973年，日本机床制造商巨头富士通公司一家所生产的用于商业市场的数控机床量要比美国所有机床公司的生产量还要大。联邦德国的机床制造商也把精力放在商业市场上。根据皮特勒公司（Pittler）—一联邦德国数控技术的重要生产商——的保罗·施托克曼(Paul Stöckmann)的论述，联邦德国的制造商无法得到美国的军工合同以及APT程序，并且发现“没有人对这种需要应用大型计算机的极其精密的程序感兴趣”。这样，制造商将注意力放在成本较低且容易操作的编程方法上，并相应地研制出更便宜的机器。因此，并非意外的是，当美国国内的机床制造商忙于应付军方和飞机工业的订单与规格时，外国的制造商则在美国的商业市场中取得了很大的份额。1960—1975年，美国有关机床的进口增加了300%。至1978年，美国已经成为机床的净进口国；其中日本在这些进口中占1/3，联邦德国的机器占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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