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至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各家飞机制造工厂中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里，受到技术狂热者的承诺以及相关军事目的的支持，管理层一步一步地追求自己的意图。随着数值控制机器的引入，管理层的总体控制与自动化工厂目标也得以付诸实践，它们决心用这种新技术约束劳工，降低他们的技术要求，从而取而代之，同时强化与集中管理层在生产上的权威。但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出，即使得到政府的资助，这种做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定目标更有效的生产与更高的质量—存在着根本冲突。在引进昂贵且复杂的设备之后，质量生产要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依赖于这种设备的充分利用。事实证明，这类新型设备的有效利用，更少依赖于生产经理、系统工程师与程序员的指令与设计，而更多取决于操作这些设备的技能、判断以及合作精神。工人们现在不得不起而为保留他们的职位、权力与尊严而斗争。现在，由于新工业革命，那为人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旧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不是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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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公司的副总裁哈罗德·斯特里克兰坚持认为，自动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指出，“要实现这一不可避免的目标，需要许多人来从事大量的艰苦工作，并需要做出许多牺牲。”但他没有说明，这些艰苦的工作与牺牲并不是必然由同一群人来承担。毫无疑问，数值控制的推广者与工程师们的工作极其艰巨，他们所遭遇到的阻力相当大，但他们的回报也并不小而真正的牺牲却是由另外一部分人来承受。这种新技术为管理层创造了许多机会与新的可能性，管理层认为，只要机器一装好，这些机会与可能性便唾手可得。管理层指望数值控制技术能够将“数字”的口头权力——工人与工会力量的传统源泉—揽在自已怀里。[1]

除可以拥有更大的加工能力之外，数值控制技术似乎还可以为管理层带来几个方面的前景。第一，它承诺对生产进行更严密的控制，同时削减对工人的依赖性。数值控制将概念与执行分离开来，将编程从机床操作分离出来，这看上去意味着将生产的决策与判断完全从车间中分离出来。生产过程的“脑力”部件现在可以由管理层、工程师以及程序员将它完全垄断，并集中在办公室里面。一旦做出决策，并确定性能与生产标准，详细的命令将直接发送给车间，不是发送给那里的人，而是通过控制带输入那里的机器。正如管理顾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言，“当代所谓的自动化’理论上是泰勒科学管理的逻辑扩展……泰勒宣称，生产所要求的是，做’必须从计划’中分离出来……一旦操作过程被解析成如同机器的操作环节，并如此组织起来……那么就能够让机器而不是人手来执行这些操作。”将管理层要求编码，加入控制带，然后直接输入机器之后，那么决定每个操作环节时间的是控制带，而不是操作工，而泰勒的死对头“怠工”或“磨洋工”则终于得以消除。管理层不仅可以详细规定做什么与如何做，还可以规定它应该做多久。加工厂里的机械工现在则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一样，成为机器的照看者，接受工头与机器的管束。[2]

第二，由于“生产知识”被嵌入机器或者直接由管理层将它输入机器，机械工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数值控制似乎有可能将熟练机械工——长期以来属最顽固的工人之列（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以及金属加工业中富有抗争精神的工会的骨干整个端掉。他们的位置可以由“半熟练的”“按钮工”来取代，后者不那么倾向于（或者说不敢）挑战管理层的权威。管理层指望通过降低劳动者的技术要求，从而大幅削减培训成本，并永久性地降低职位分类从而在直接与间接人工成本上花费更低。最后，管理层认定，在实际加工中，数控机器比传统机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折算运营成本)，因此引进数值控制技术将削减工作时间，从而降低直接人工成本、额外的福利以及工会成员，并最终削弱工人的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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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数值控制是一项成本相当高、经济上尚不确定的创新。但正如以前用来“节约”劳动并赋予管理层对生产以更多控制的创新一样，它并非由市场自发产生，而是由政府以公共资助的方式促成的。因此，那些从这一转变中获利的人所负担的成本，要比那些置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人更低，因为那些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而做出牺牲的人将为它付两次账—第一次支付的是他们的税收，第二次是他们的力量、技能、职位、工资以及尊严。但也与此前的改进一样，以数值控制为突破口的这次转型也相当缓慢。这种昂贵且问题重重的新型技术是一点一点地改进，而且正是在一个持续经济增长与工业扩张的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掩盖了严重的人为后果。

19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业管理系对飞机工业应用数值控制机器的情况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经济上的应用范围极其有限。”但是数值控制具有其他的优势，最初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通用电气公司的厄尔·特鲁普指出，“采用数值控制技术，控制权就转到管理层手中，从而不必依赖于操作工。”除了扩大控制权之外，数值控制还可以让管理层以更低的成本来配备机器的“低级操作工”，正如奥林·利文斯通所言，这一“想法并不可笑”。约翰·帕森斯也同意这个看法。“我强烈地感觉到，将十进制系统改成二进制系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帕森斯写道，这里他指的是所预测的手动输入系统，“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更稳定，容易避免出错，而且也因为它大大有助于将操作工确立在一个较低的工资级别上。”“机器操作工只需一般的技能即可，”他在迪吉系统的宣传手册上也如是说。[4]

“数值控制不需要什么技能，”弗兰克·斯图伦回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的说法，因为它只需“按数字行事”。他记得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告诉他的合作者，说他们在自动控制试验室所建立的机器宁肯让法学学生来操作，而不是让经过培训的机械工来操作。斯图伦说，他们认为，“机械工并不相信这些数字；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糟。而另一方面，法学学生则不会理会其他事情，只管根据指令行事。”在有关数值控制的最后报告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也强调了这一点。“由于数值控制铣床是自动化的，”他们说道，“一位全能的操作工对它的切削过程没有任何帮助。”他们承认，需要一位操作工来看管这部机器，但这名操作工“仅仅具备初级操作工的水平就可以了”。他们还指出，“编码与程序制作完全由办公室来完成”，“操作几乎不需要判断力，整个过程是一个程式，因此最好是让一名没什么技术的人来从事这项重复的、预先设定好的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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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工程师唐纳德·P·亨特在其有关数值控制历史的著作中解释道，数值控制的目的是“直接把设计者有关部件的计划转换成用于机床的数字指令”。因此，“车间里引进数控机床意味着可以取代该车间的熟练工人。因为这样的机器的生产效率要数倍高于传统机器，从而有效地剥夺了两三个熟练机械工的职能。”亨特警告道，不可避免的是，“工厂里的熟练工人必将把这类设备视为对他们工作的直接威胁。”“为了避免发生这类不愉快的劳工关系，”亨特建议道，“有必要教育职工有关新技术对于公司与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并小心地做好引进机器的前期工作。”因为数值控制如要在工厂里取得成功，亨特强调指出，“有必要下大力气加强培训与规划”换句话说，要注意策略。在自动控制试验室，工程师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6]

“通过多次使用数值控制铣床，”自动控制试验室主任弗兰克·赖因特耶斯向麻省理工学院校方报告指出，“项目组希望能够将其技术知识扩展到如何给机器配备人工方面。”在具体的实践方面，赖因特耶斯、艾尔弗雷德·苏斯金德、詹姆斯·麦克多诺与乔治·牛顿与工业界的工作测量小组接洽，共同“研究将自动化的基本动作时间值用于整个生产流程的可行性……用以说明使用最简单的动作元素的最低可能性”。自动控制试验室认为这类时间动作分析具有“相当的利益”，同时也是“很大的挑战”，并与管理学院合作，寻求外部资助以进行这项研究。麦克多诺考察了“各种时间动作的分析方法”，将操作时间测量方法（methods time measurement，MTM)与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工作要素”分析方法（J.H. 奎克所发明）、通用电气公司的“维运转时间”(Dimensional Motion Time）以及其他的管理方案相比较，以分析与控制工人的操作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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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深知他们的技术工作的社会效应。他们并不是那些对更大范围内的非技术事务毫不关心或懵懂无知的技术专家。尽管在长达10年的数值控制研究过程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过与他们所欲“革新”的金属切削业的工人或工会签订合同。与此同时，他们与该行业中的管理层有着广泛的业务关联，但他们仍然意识到工人看到这种新技术的想法与反应，并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管理层。他们也关注有关自动化的争论，并注意到“在联合汽车工会在有关年度工资的讨论中，自动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倾向于把这类看法视为“危言耸听”。与管理层中的同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动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理解良好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说他们一方面将数值控制视为金属切削业中的革命来不遗余力地推广，那么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这其中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可不必担心。库特·冯内古特的《自动演奏钢琴机》一书于1952年出版，通用电气公司记录一回放技术的研制者洛厄尔·霍姆斯的回应态度就是如此；次年钢铁工人协会代表参观自动控制试验室时，试验室的人员的反应也认为这是杞人忧天。“这是学院第一次接待这样的群体，”艾尔伯特·赛斯（Albert Sise）在写给麦克多诺的信中提到即将到来的参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工会减轻在自动化工厂上的恐惧情绪。”[8]

空军也理解管理层对数值控制所抱有的期望，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威廉·J·亚当斯（WilliamJ.Adams）少校把它描述为“通过机器自动化来取代非比寻常的操作工技能”。军方的推广电影《现代制造：命令的效能》着力渲染数值控制是如何提高管理层对生产的“命令”的，它消除了管理层与机器之间的大部分人工干预，从而实现“命令链条的缩短”：“指令是固定的”，没有为“人工误差”、“人类情感”或“沟通障碍”留下余地。1957年，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C.S. 欧文中将在一次对电子工业协会的重要演讲中，热情地宣称数值控制如何提高了命令的绩效。“它可以准确地调整工作台与刀具，如此完美地将工程师的意图转化成最后的成品。在我看来，”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此以前，不管纸上的设计与规格如何细致，成品也无法比机械工们所想象的更好。设计者的个人判断……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即让机床操作工必须完全与工程师或设计者的想法吻合。”但自有了数值控制技术之后，“由于规格被转换成数字信号或电子脉冲，判断只需工程师一个人就可以了。现在他的判断直接从机床应用到成品。”这种新技术从而确保了对整个过程的控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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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控制对于管理层的利益很快就被工业界所接受，这一点从1952年麻省理工学院演示其数控铣床时的直接反应中可以看出。“我相信，这部机器标志着控制设备而不是控制操作工这一生产控制的开始，”美国钢铁公司的艾尔弗雷德·特普利茨（AlfredTeplitz）指出，并设想出完全自动化的铣床。哈佛商学院的C.J. 雅可比与其同事主张，数值控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大减少生产所需的人工注意力与技能。由于机器的控制自动，操作工的职能是装载、卸载与启动机器。这样，他就能同时看管几部机器，单位产品人工成本得以降低。”总而言之，数值控制意味着“使用不熟练的工人，更容易确定进度安排”，以及更严密的生产控制。“操作时间的控制都已机械化了，”M S. 克蒂斯（M S. Curtis）—华纳和斯韦齐公司的技术主管以及后来全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数值控制委员会的主席在这次演示后写信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皮斯道，“我对自动化控制这一主题极其感兴趣。”他明确表示：“没有人比我更理解这一事实，机床制造商必须尽可能地让我们的机器实现自动化。这显然是日益增长的人工成本以及更难以找到合适的机械工所造成的。”但也是因为“劳工在获取更多工作技能与怠工倾向这两个方面的巨大差异”。安德鲁·尤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指出（参见1830年出版的《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资本家从科学那里汲取资源，以尽可能摆脱难以忍受的枷锁”，即必须与工人谈判并依赖工人以获取利润。这样的情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再次发生。数值控制第一次演示以后，阿瑟·D·利特尔公司的阿兰·A·史密斯（Alan A.Smith）兴奋地写信给麦克多诺，认为这种新技术标志着我们“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10]

作为数值控制的首批用户，各飞机制造商也确认这种新技术在管理上的优势。“数值控制存在着多种解释，”罗尔飞机公司数值控制部门的主管尼尔斯·奥尔斯坦（Nils Olesten）指出，“但最有意义的解释是数值控制将让管理层最切近地实施制造决策。”奥尔斯坦主张，数值控制“让管理层最大可能地拥有控制权力…因为机床上的决策已经从操作工那里转移出来，而且决策的形式是控制中的脉冲。”此外，“数值控制还可以使用一种更有效的报告系统来帮助实现管理层的控制”。其他公司在数值控制问题上也深有同感。在格伦·马丁公司里，数值控制意味着加工可以“不需要操作工；制作程序带的资深工程师的技术则反映在部件上，而操作工对此不能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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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更改。”康维尔公司里的情形也一样，数值控制意味着那些“其操作在完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根据已记录的数据来加工的”机器；波音公司与它们相同，在那里，加工过程“无需操作工的协助”。因此，毫无稀奇的是，在联合技术公司的诺登工厂里，数值控制已经意味着“数字中的权力”。[11]

尽管许多人很早就认为数值控制具有管理上的优势与潜力，但仍然有一些人持谨慎态度，只是他们的观点并不属于主流。邦迪克斯公司的默里·凯纳斯（MurrayKanes）与他的同事卡拉瑟斯一样，强调了邦迪克斯机器上安装的进给速度人工代用装置——他曾参与这一装置的研制—的重要性，认为它“有了更大的操作余地，能够让操作工监控刀具的操作或轴功率表，以确保最好的加工质量”。“虽然程序带控制系统能够实现处理与机器控制的高度自动化，”凯纳斯承认，“但系统的总体可靠性仍然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操作工代用装置控制事实上是一种对于工艺设计与编程中的人工误差所造成的时间损失与部件加工失误所进行的人工补救措施。”空军装备司令部早期负责数值控制工程的约瑟夫·科伦布罗上校在其研究数值控制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即使有了数值控制技术，工人的“忠诚、热情以及对行业的理解以及公司的做法与传统都仍然很重要，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资产”。最后，克罗斯机床公司的总裁拉尔夫·克罗斯强烈批评数值控制狂热者，认为他们在推动自动化以把自己“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的想法是低估了工人技能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他对电子工业协会的成员说，“人们在巨型计算机、计算机控制的工厂和消除工厂工人方面谈论得太多了。这些热门词汇给报刊提供了很好的报料，同时也让工会领导人有了顺手的谈判材料，但是他们并不销售机床。数值控制绝不可能消除工厂工人。我听到许多有关机床编程的发言，这使我想起昨天欧文将军所说的话，大意如下，数值控制将从机器操作工那里夺走部分决策权力，如有关速度、进给、操作工序等的决策权，并将它们置于那些理应能够做得更好的工程师手里。’我很高兴他使用了理应’这个词，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没有工厂工人的帮助，工程师根本无法有效地工作。在设计与建造大型的自动传送设备时，相同的问题也出现过许多次。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工人以及他对工厂条件的知识绝对关键。正如我以前说过的，笼统地谈论消除工厂工人只会有害于新机床的发展。还是让我们接受这些现实吧。如此数值控制将获得稳步的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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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那提麦克米伦公司生产的靠模控制的液压垂直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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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研制的数字记录系统中所使用的记录一回放控制箱。摘自欧尼斯·E·格拉伯的《工商业自动化》（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57年出版)，经许可刊载。

采用利夫·埃里克·德内高所设想的记录一回放控制系统的吉肖特车床。摘自吉肖特机器公司的宣传册，L.A. 利弗提供。

华纳和斯韦齐公司的自动进给六角车床，它采用了两模控制系统（记录一回放系统与数值控制系统)。摘自华纳和斯韦齐公司1960年的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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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订购的辛辛那提液压垂直铣床，此时尚未改造成数值控制。麻省理工学院档案。

安装数值控制系统的辛辛那提液压垂直铣床。麻省理工学院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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