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除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成功地争取到军方对二战后科学研究的支持之外，科学家还试图以促进经济创新的名义，创建一个永久的联邦机构，用以促进更为广泛的民用科学研究。负责这一事务的是那个在战争期间促成创建并主持OSRD的万尼瓦尔·布什。与他在军方中的同仁一样，布什深深明白二战后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性。而促使他致力于建立符合科学家期望的此类机构的动机，却是参议员基尔戈的类似举动。

还在战争期间，基尔戈作为参议院中战争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就曾拨款创设一个全新的科技动员局(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biliza-tion)。他的直接动机是在OSRD之外提供更为公平的联邦资金分配，从而更为充分地将国家的科学资源动员起来以投入到战争中去。除了战争的因素，基尔戈更为关心的是，像科学之类的公共资源应当避免被“垄断者”私人控制，科学家应与其他人一样接受正常的民主控制，科学研究与其受科学家的单纯好奇和科学界的内部动力推动，不如对紧迫的公共需求做出反应。与其他新政者一样，基尔戈对大公司对科学的日益突出的控制感到不安，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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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这一现象，而且OSRD的做法更是加强了这一倾向。在战争期间，正如前面的叙述所说明的，几家大型的公司和私人大学像狮子一般吞噬了大量的防务合同，从而损害了众多小企业和不那么知名的大学的利益。[49]

此外，根据OSRD的处置，战争期间高达90%的科研合同都赋予私人科研者在公共资助的研究中获得其发明的专利权的权利。基尔戈认为这一政策毫无理由地放弃了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这将对作战产生损害。他反对那种公司对科研成果的控制永远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基尔戈知道，虽然将专利权授予公司是一种激励，鼓励它们创新观念，制造新型产品，采取新式工艺，但是这一政策有时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专利权有时也会因为公司的利益而导致限制创新，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备战努力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50]

尤其重要的是，基尔戈坚持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科学研究符合公平和民主原则，并且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司法部副部长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支持基尔戈的看法，他断定，“只有政府才能够打破由私人群体对科学试验所实施的垄断”。“自由放任政策不再是一个经济原则，”《纽约时报》的科学版编辑瓦尔德马·肯普弗特（Waldemar Kaempffert)呼应他们的观点：“至少在政府有关科学的政策方面，我们应当抛弃这一做法。”基尔戈决意更改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程序，从而确保二战后的科学研究不再遵循OSRD所建立的模式。他提议成立了科技动员局，它后来演变成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该机构强调政治责任以及外行对科学的控制。根据政治负责的要求，它的负责人由总统任命而不是设立一个董事会，下设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各内阁部门首脑和民间人士，所代表的人士除了科学家和大型公司之外，还包括消费者、小型公司以及劳动者。此外，该机构还继续向私人公司和私立大学提供科研合同，但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拥有所有专利的公共所有权。最后，基尔戈强调这一机构应当被视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为构建理论科学大厦而构建的工具”。总而言之，他认为这个新设立的联邦科研机构成为真正民主控制的对社会负责的科研活动的庇护者，而不仅仅对科学家提供资助。瑟曼·阿诺德把这一计划称为“科学大宪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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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战争期间，通用电气公司、国际通用电气公司（International GE）、硬质合金公司（Carboloy）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Krupp）曾被指控共同制定了涉及使用硬质合金切削工具的限制贸易计划。该指控认为，对专利权的控制使得这些公司阻止美国工业引进更为先进的切削工具，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备战。战争期间，该案被延迟审理，但在1948年，这些公司都被判定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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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对基尔戈创设一个对非科学家利益明确负责的科学机构的提议感到惊恐，于是联合他在陆军、海军、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科学院的同仁们共同反对这一提议。弗兰克·朱厄特认为基尔戈计划把科学家变成了“国家的知识奴隶”。哈佛大学校长和OSRD的领导人之一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Conant）警告说，基尔戈计划“将和平时期所有的科学家都置于独裁之下”。这类呼唤科学自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有力，但事实上，科学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科学总是遵循着政治、工业或军事的重点工程通过总体资助模式或具体的管理监督为它所设立的导航方向，满足工业或军事方面的需求如朱厄特的贝尔试验室或科南特的曼哈顿计划。问题不在于对科学的控制，而在于谁在控制由人民通过他们的民主过程来实施控制，抑或是由军事工业教育的联合体所独自选出的精英来控制。[52]

布什的全部技术生涯都致力于解决各种公共事业企业、刚刚兴起的电子工业以及军事上的弹道学的问题，他攻击基尔戈对科研活动必须实用且有益社会的看法。作为“纯科学”的赞助者，他对基尔戈的机构大泼冷水，斥之为“喜欢捣鼓新奇玩意者的场所”。他还强烈反对基尔戈对政府拥有专利权以及外行控制科学的观点，认为前者将打消工业界研制创新的动机，后者将破坏科学家控制科学的学术专长。针对基尔戈的挑战，布什等人反提议，建议创设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后来也称做国家科学基金会)。[53]

布什提议成立一个由委员会管理的机构，它不必向总统负责，这很有可能演变成他所主持下的科学界的机构。他还主张延续OSRD的专利政策，机构负责人有权将专利权授予科研合同的承包人；这种权利主要是用以鼓励专利权的实施（但政府在使用这些专利时无需交纳专利使用费）。布什计划的中心要点是科学的专业控制，而不是外行控制，从而确保在合同发包时的专业优势。布什在著名的《科学无止境》（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的报告中提出他的设想。根据科学史作家丹尼尔·格林伯格的说法，该报告“提出了一个管理公式，它实际要求一种有资助而无控制的模式，从而赋予科学在公共议程中以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总之，科学由科学家治理，但由公众付费”。布什承认，他是在向他的选民要求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这种自由对于良性科学是必要因素，而良性科学又是强盛而繁荣的社会中的必要因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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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宫参谋唐纳德·金斯利（DonaldKingsley）的回忆，这场布什与基尔戈之间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战斗，“一方是一个由少数具有权势的教育机构、大公司和一大群遍布全国的科学家所紧密构成的小群体’，而另一方则是尽可能避免科研以及控制科研的群体过于集中的力量”。战争动员和恢复局(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 的参谋詹姆斯·R·纽曼(James R.Newman)认为布什计划“并不符合联邦机构所应具有的广泛而民主的目的”。来自俄勒冈的参议员指出，布什计划受“垄断利益集团所支持”，而在“许多国有教育机构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那里遭到了反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克拉伦斯·戴克斯特拉(ClarenceDykstra)将布什计划概括为“私立大学通过后门获得公共资助”的便捷门径，同时又不必担公共机构所应接受的责任。[55」

小型军工厂协会(Smaller War Plant Corporation）的理事E·莫里·马弗里克（E.MauryMaverick）将这些意欲自我授权的科学家议员视做歌剧中的女主角。“我极其不希望出现哪怕一丝一毫对这些伟大科学家的爱国热情的打击，”在一个关于二战后科学基金会立法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马弗里克这样回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以赛亚·鲍曼（IsaiahBowman)，“他们的绝大多数证词都具有启发意义。但我提醒所有科学家注意，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爱国者，我认为激发他们的社会意识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让我们永远铭记，我们有一个公众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是公众的工具。只有政府的公共性才能够实现民主与自由。人民通过他们的政府来决定他们需要什么。科学家应当明白，由于他接受垄断者或大公司所提供的5万美元一年的薪水，这并不能保证他就能够脱离公共事务，当然他也许仍然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56]

战争结束以后，这两个有关科学机构的提案的辩论在国会持续了好几年。杜鲁门政府支持基尔戈版本，但遭到国会山的强烈反对。1947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布什提案，但杜鲁门政府予以否决，其理由与基尔戈的担心相似，“该提案包括一些条款，它们显著偏离了公共事务管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统如此写道，“这使我无法批准。事实上，它将重大国家政策的决定、巨额公共基金的支出以及重要的政府职能赋予一群本质上是私人的公民。它提议创设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偏离了人民控制到如此程度，事实上意味着对民主过程缺乏信任。我并不接受这种观点。”杜鲁门坚持认为，“它认为我们传统的民主政府没有能力对鼓励科学研究和教育的计划加以适当管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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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否决之后，国家科学基金会提案在国会还继续延宕，在此期间，大学的研究者通过海军研究局接受通常不带附加条件的政府资助。最后在195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事实上反映了布什方案胜利的折中方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他当时正沉浸在冷战与国家安全的考虑之中。1950年的法案仅仅只接受基尔戈和杜鲁门所要求的总统任命主席，但有一个私人机构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供咨询。第一任主席艾伦·沃特曼（AlanWaterman）主持美国科学基金会长达10年之久，他曾任OSRD的高级主管，后来又担任海军研究局的首席科学家。他致力于延续战争期间构建的模式，即科学家在公共资助下（通过同行评议来）治理科学。“很显然它反映了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美国科学基金会第4份年度报告声称，“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其他的联邦机构，都不应引导科学研究的发展，任何这类做法都将失败。培养，而不是控制，在此才是可行且适当的途径。”[58]

这样，当冷战愈演愈烈，并最后发展到朝鲜战争这样的热战，关于二战后科研模式的争论也就画上了句号。这种在战争期间所创建并随后得以延续的科研模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而军事工业教育联合体的网络则围绕着科学日趋严密。尤其重要的是，科学研究都是以军事为导向，并为大型公司与精英大学所把持。在政府的资助下，这些机构仍然保留着私人所有权以及控制其事务的特权，虽然这些事务涵盖了美国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家本身，与那些在防务项目上与之合作的商人（科学家有时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样，取得了在政府资助下开展技术活动的权利，从而可以满足他们的科学好奇与热情，并在基本上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专业目标与商业利益。

诚然，仍然有一批原子能科学家，他们承担起与核恐怖战斗的社会责任，质疑军备竞赛的路径与方向。但对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可以在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的同时，而无视其社会目的与后果，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从他们在其中出入的精英大学、科学界、军事界和工业界之外的人们的视角来看，他们与他们的军界和商界兄弟何其相似！他们唯一不同的特征就是对科学发现与创造拥有一份虽有些幼稚但仍然是真诚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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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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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merican Machinist (November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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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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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背景：国内战争

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并巩固了它的地位，它反映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称的“军事统治”，说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朝着一种永久的战争经济演进的巨大结构变迁”。米尔斯注意到，面对着二战期间轴心国的挑战以及二战后所谓的苏联或共产主义的挑战，“高度备战”日益被人们视为“美国正常并且似乎永恒的状态”。[1]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公司、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中的高层圈子彼此重叠，构成具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而且也面临着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查尔斯·E·威尔逊所面临的两个同样的难题：不仅仅是“外部的苏联”，而且也有“国内的劳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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