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的坎特皮勒拖拉机公司的情形也一样。该公司的管理者宣称：“与操作工一样，我们必须降低维护人员的技能。”位于罗得岛州金斯顿市的布朗和夏普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机床制造商之一，该公司的管理者也认为，“数值控制的全部目的就是从加工过程中消除操作工。”“程序带拥有了操作工的技能。操作的控制完全有赖于程序带。除了最初需要操作工来补偿偏移之外，我们并不希望操作工干预任何事情。”在布朗和夏普公司，数控机器的操作工与传统机器操作工领取相同或者更高的工资。“数控机器极其昂贵，”一位经理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位感觉敏锐、反应迅速的操作工。否则的话，小小的错误将造成巨额的损失。”但管理层也利用程序带时间来确定工作速度，自己也忙于控制车间里的操作。“工人们总是想工作得更少，工资却还想更多，”一名经理愤愤不平，“这样，管理层必须负起更多的责任。数值控制可以让管理层做更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以前都是让操作工来完成的。管理层现在全盘负责进给、进刀速度以及刀具的安装等。数值控制技术迫使你像经理一样行事。它的目标是将所有的技能都从操作工那里夺取过来。这意味着削弱车间工人对生产的影响。”[22]

西雅图市的波音公司是采用数值控制设备的一位重要客户，该公司也使用程序带时间来为每个操作确定标准。根据一名操作工的说法，“已经计算到0.01分钟。”“不过时间总是出错，”他补充道，“或者是因为程序带沾了灰尘，或者是因为经常使用进给的人工代用装置以降低切削速度这对于生产优质部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甚至极其熟练的模型操作工也经常被安置到数控设备上，而从操作工的角度来看，调换工作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一名操作工解释道，“唯一可以让我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就是由我从头至尾来按自己的计划工作。”做模型的时候，“他们给你一张图纸，仅此而已。”机械工自己决定如何来制作部件，采用哪一部机器来制作以及如何操作。但若被调到一部四轴数值控制铣床的时候，

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完全不需要头脑思考。你只需像一具木偶那样坐在那儿，然后看着这头家伙。我已经习惯了控制生产，按自己的计划去做。现在我觉得好像另外有个人，替我做好了一切决策。我觉得自己被降级，极其沮丧。吃不下饭，也睡不安稳。当我又调回到传统的铣床上，我像是发疯一样去根据自己的方式去工作。我感觉我为整个事情都承担起了责任，从头至尾。我不喜欢任何其他人来替我思考。在数控机床上，我觉得自己的大脑整个睡着了。[23]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296

与库特·冯内古特的《自动钢琴演奏机》中的熟练技工鲁迪·赫兹一样，波音公司的模型机械工也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你看，看它们上上下下，博士!”赫兹指着无需演奏家而自动按键的自动钢琴演奏机，向着充满内疚感的工程师吼道，“看到这些键自动弹上弹下，你难道不觉得毛骨悚然？就好像一个幽灵坐在那儿，掏出心来弹琴。”[24]

但这名机械工深知，他并非被技术所抛弃，而是被管理层使用这种技术的做法所抛弃。他完全可以为这些机器制作程序，但却无权去做。除了“根据指令来做”，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他甚至也不可以关掉机器去洗手间，因为机器太过昂贵，以至于连几分钟的停工也不容许。波音公司的管理层在数控设备上安装了一个按钮，操作工无权使用它对机器实施任何命令，而只可用它向办公室通知他想去上洗手间。这一改进在已有的伤害上更增添了侮辱。“这使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苦闷地说。[25]

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家小加工厂里，数值控制这一优势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在这里，数值控制加工中心由一名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来操纵，他最多只有12岁孩子的智力水平。根据《美国机械师》的说法，所以挑选此人来做这份工作，“因为他的智力有限使得他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来照看机器，并按其要求来工作。”工厂管理者解释道，“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会按规定一步一步照看机器的每个操作过程…他按照别人教他的方式丝毫不错地将料装上工作台，照看穆格机器的操作，然后再卸料。”他补充了一句：“这是一种非常乏味的工作，那些精神正常的人可能难以应付这份工作。”[26]

“我们现在在参加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斗，”1968年，威拉德·F·洛克韦尔（WillardF.Rockwell）在西部金属机床展览会上向听众宣扬道，“苏联人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处于一场工业技术的竞争之中，而竞争的胜利者将通吃一切……如果美国人民决定降低技术更新的速度，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失败。如果我们的技术是过时的，那么我们也将被时代抛弃。”这位北美洛克韦尔公司的总裁在着重强调了国外的战争之外，不忘加上美国国内的战争。“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国内工业管理层所忍受的那种恐惧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243

/297

气氛，”洛克韦尔说道，“当时我们担心失去对日益复杂且难以控制的公司运营的控制。”他指出，现在情况则完全改观了。“部件编程现在交给了管理部门，并且将必要的数据输入到程序带。生产部件所需的确切循环时间244 是一个已知的要素。生产线完全可以自动运行……数值控制正在恢复管理层的控制权。”克罗斯和特雷克公司的董事长拉塞尔·赫登也同意这种看法。“你们研究数值控制的人为我们做了一件大事，”1980年，他对数值控制协会的成员如是说道，“数值控制将许多加工过程都交到了工艺工程师手里。”而不是让车间工人来执行，从而让管理层能够从容应对“工作伦理衰落”与“美国人失去工作激情”而引发的挑战。他宣称，数值控制赋予管理层一件有力的武器，可以补偿“人工生产率下降”的损失，并与工人的“精神怠惰”作战。[27]

但是有了愿望，并不必然保证会实现，也更不可以将愿望与现实相混淆。不管管理层的目标如何宏大，也不管它们的要求是如何庞大，但仍然不是工作场所的全部现实。这里还需考虑一个实际经验的考验，看貌似无比优秀的技术如何应付车间生产的恶劣现实。这也是一个意志的较量，那些封锁技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人与那些不拥有此种技术的人的意志较量。“在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冲突中，”约翰·布鲁克斯在1903年写道，“风暴中心’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科技发明应用于工业的地方。”正是在这个“风暴中心”，生产现实才凸显出来，决定结果的是实际技术与阶级冲突，而不是追求美妙全能的科学梦想。也正是在这里，那些试图将自己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的人发现，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28]

从实际的经验中，管理层真切地感受到，在数值控制技术上，它们仍然与以前一样——甚至更为严重地———依赖于工人（正如拉尔夫·克罗斯和默里·凯纳斯所预见的)。将这种价格不菲的新型设备利用到最优程度，现在已经成为经济、高效生产的关键，而工人的技术与合作态度现在则成为达到最优利用数控设备的关键。这样，管理层试图降低工人技能并强化自己权威的做法都取得事与愿违的后果，因为它消除了必要的技能，并激化了车间的冲突。

比如说，数控设备的不稳定是众所皆知的，原因有机械的尤其是电子设备上的问题、编程错误，此外还有经常变更条件而且往往是未知条件下的预先规定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在布朗和夏普公司，空载时间“过分得多”，而在辛辛那提米拉克伦公司，它多得“极其令人不安”，在其他公司，也耗去了许多成本。“管理层对数值控制的期望完全脱离了现实，”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数控机床操作工认为，“它们把数控技术当成一种魔法，但事实上让它自动生产只能生产出一堆废料。”温度过高往往使得刀具突然沿着轴切进工作台，甚至不按指令任意钻孔。而且，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要在经常变换的条件下生产出优质产品，这要求操作工对操作过程予以细致观察，并时时通过人工代用装置来实施人工干预，停止机器颤动，为粗糙的铸件（以及程序错误）补偿偏移，并且检查刀具的磨损程度。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298

要使切削保持严格的精密程度，这意味着对经常变动的难以处理且容易出错的设置时时予以控制。钻头在跑。立铣刀在行走。机器则在爬行。那些看似极其严格的铸件被扔在切削环境的时候，就有些弹性了，卸下来有时会反冲使得直线切削成曲线，而本应准确的钻眼的孔却钻到了别处。硬质合金刀具也有一些难以察觉的磨损，使得一个关键狭槽小了0.0005英寸。任何这些变化中的一个都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使你所生产的完美部件成为现代雕塑公园的用料。[29]

约翰·加尔文在西屋公司设在宾夕法尼亚州莱斯特市的工厂中操作一部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生产的价值30万美元的数控镗床，他于1967年为《UE通报》（UENews）（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通报描述了他的经历。“操作有一种压力，因为你希望那些制作这部程序带的人没有任何错误。即使他没有出任何差错，你还希望机器中的电子设备运转正常，否则的话可能会伤着你。你的双手一直在握着控制杆，就像猴子爬树一样——如此你就能够一出问题就随时关掉机器。”

有一天，我接到一部有80个工位的程序带。当操作运转到第39个工位的时候，它跳过了下一个工位，直接到达第41个工位。这是打孔的电传打字机所出的错。

在那种情况下，按规定你应该去找程序员并说，“看，你在这里漏掉了一些东西——我希望你能将它补足。”这也许将要等两个小时来完成程序带，因为他们必须从头开始来制作。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回到我必须重复去做的步骤，这样我自己就解决了问题。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245

/299

“他们说你不必能够读懂程序带，但你必须读懂，从而可以知道程序带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样还可以避免发生错误以及可能的严重事故，加尔文坚持这一观点，\*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把那部特殊的机器叫做顺序制表机；你必须了解它，因为它是与程序带相连接的。每个制出来的数都表示工作台朝着某个方向的移动位置。如果刀具在孔里面，程序员将标示刀具拔高3英寸，并标示工作台横向移动2英寸。但如果他标示首先移动工作台，而且这里没有空间来移动工作台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有一次他标示错误，当时我们正在钻孔。我正在操作一个2英寸的钻头，并钻了7英寸。机器突然失灵，将钻头扔出50英尺远。钻头足足有2磅重。它没有击中我，从我助手的头上掠过去，把他的帽子撸飞了。自打那以后，我就说：“我必须得弄懂这部机器，因为它可能会杀了我。”[30]

罗伯特·克拉夫奇克（Robert Kraweczyk）是密尔沃基市艾伦一布拉得利公司（Allen-Bradley）的一名数值控制机床操作工，他同意这种看法。“你必须要比机器聪明，”他坚持认为。

你必须在全部操作过程中全神贯注。你必须知道按钮什么时候失灵，或保险丝可能会熔掉，但机器仍然在运转。你必须要比在普通机器上更能够阅读设计图纸。如果保险丝熔掉，工作台仍然在移动，但轴却不会运转。你必须全部时间待在那儿……你根本不知道机器将要做什么—如果你什么也不知道的话。

汤姆·马利布朗斯基（Tom Malibrowski）是艾伦一布拉得利公司里一部数控坐标镗床的操作工，他也认为生产“不能够全部让程序带来完成”。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246

\*一名转塔式六角车床的装配工也认为，“即使不让操作工知道编程的方式，他们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获知，从而了解其工作原理。”他“经常看到操作工在阅读程序带，有些事情我自己也做不了”。既然他们通常无缘接触程序员的办公室，他们能够这样做必然是因为自已的聪明。有一次，这名装配工看到一名操作工以手钻和从垃圾桶里拾来的纸带来编辑错误的程序带，他经常这样来填补错误的打孔带。

/ 300

“在旧机器上，我知道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但现在唯一的理解途径就是看机器的运转并将程序带拿出来琢磨。”“我认为人们对程序带控制设备抱有错误的看法，”马利布朗斯基认为，“他们认为只要把操作输入到程序带，然后自动让它去运转。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31]

管理层不情愿地接受了现实。它们认识到，如果没有操作工的技术、注意力以及激情，有可能导致昂贵设备与重要部件的损毁，于是决定提高数值控制操作工的职位等级与工资，比如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华纳和斯韦齐公司、波音公司等。此外，还有些管理者认识到，通过简单的“程序带时间”来确定工作标准是不现实的，因为存在许多难以进行进度安排的人工干预、机器失灵与延迟。

“这些贵重而又极其脆弱的设备很容易出现机械或电子故障，”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认为，“油里的一粒灰尘或错误的边线不仅弄砸了零件，甚至会威胁到操作工的生命……此外，预先规定好的进给速度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有的材料对于这种进给与进刀速度来说过于坚硬，或者这种进给与进刀速度无法让机器承受……而且，程序带控制机器还有一种不可预测的地方是它往往以谁也不可能预知的方式狙击操作工。”“要想生产出优质部件，你必须使用人工代用装置，”波音公司的模型操作工这样描述他操作数控机器的经验，“操作工必须熟悉每部机器的特性；否则的话，只会生产出一堆废品。”[32]

为了让这种贵重设备生产出优质产品，一些管理者自愿放松使用数控技术来降低工人技能并约束工人的做法—至少在当前这个时机。他们现在让熟练工人操作数控设备，并以增加工资与职位等级作为诱饵。“一些管理者费了很大的精力才让操作工从传统设备转移到数控设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业管理系的研究指出，“可以理解的是，一些操作工拒绝转换工种，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冒着丧失旧的但仍然有用的技能而同时没有获得新技术的风险。”因此，一些公司接受工会的资历规则与施加的压力，提高了新设备的职位等级。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支付数控设备操作工一份津贴，而没有提高正式的职位等级——这应该是指望有一天机器能够让它们以更低的工资来让那些非熟练工人来操作。更为精明的管理者还试图去满足那些无形的工人“需要”。“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拒绝变动的倾向，而这在机械工那里尤其明显，”小型企业管理局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似乎滋生出一种与他们的机器亲近的感情。”

247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 301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一个政府工厂调查了49名机械工是否愿意受训以操作数控机器。只有两名工人不十分情愿地报了名。然后对这两名工人加以培训，穿上白色的新工作服，并允许穿白衣衬衫，打上领结。地板上铺上瓷砖，打扫得一尘不染。这种特殊待遇与标志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又有几名机械工要求加入。

另一家大公司则通过将最复杂的五轴机床分派给工头“来解决这种潜在的劳工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小型企业管理局指出，“操作数控机器的特权减轻了许多人对于转移到数控设备的恐惧与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提加了工资，提升了职位等级，此外还有其他的福利使得数控机床对于那些在意身份的工人来说极具诱惑力。它们也意味着，即使是数值控制革命，管理层仍然依赖于工厂里的工人，需要他们的技能、合作以及工作意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生产的中心要素、成败的关键、利润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因此，自数值控制发明的15年后，两名工艺工程师撰写了一篇《数控时代的工资激励的理由》 (A Case for Wage Incentives in theN/C Age).

有人认为，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机器基本控制了制造周期，这使得工人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操作工操作失误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让机器正常生产，不管是设备的利用程度，还是资本的回报率，都将急剧下降。

研制数控设备的基本前提是致力于提供比传统机器生产能力更高的加工能力。此外，它们还可以让操作工“降低技能”。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工因素仍然是设备最优利用程度或机器产出量的主要因素。它向管理层提出了一个并未结束的问题，因为最大限度的设备利用是确保丰厚的资本回报的前提。[33]

不仅试验新型设备的经历提醒了管理层生产过程中人员因素的中心地位，而且“人的因素”本身也不断说明这一点。工人厌恶并抵制管理层的攻击。对于管理层来说，数值控制是一种管理层的武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层的特权，集中生产的控制，弱化工会，压制工人对产量的限制或“怠工”，让那些“顽固的”工作惯例无效，降低工资与职位等级，强化操作步骤，而最终也许会让管理层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借着进步的名义。“自启动自动化之后，”沃顿商学院咨询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管理层开始承担管理机器与人的新职责。”这种欲盖弥彰的攻击并不能逃过工人的眼睛，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地方工会，甚至那些最支持技术进步的工会领导，也都警觉起来，予以回应。[34]

248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 302

劳工害怕并抵制技术变化的说法是一个在大众、管理层以及学术界广为流传的有关进步的老观念。“在各类抵制变化的类型中，”希尔斯认为，“也许最常为人们讨论的是产业工人对技术变迁的抵制，最近它表现为对自动化的抵制。”1961年，耶鲁大学的尼尔·张伯伦宣称：“管理者致力于变迁，而工人则极力维持现状。”“自动化问题上有不少问题困扰着商人，”约翰·迪博尔德预计，“也许最为紧迫的是劳工的抵制。”但是，这一普遍的看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至少就20世纪的工人而言可以这样说。因为，与管理层和科学界的人一样，劳工也全盘接受自由主义的进步意识形态，并将它内在化。劳工领袖极力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理性的、可尊敬的，并且也是进步主义的—以此避免那种目光狭隘、反动的、自私自利的、阻碍社会进步的、非理性的社会耻辱形象。劳工议员支持技术进步，而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则坚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社会进步，如此他们也对社会福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工会对技术变化的阻碍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情，”杰克·巴贝什（Jack Barbash）在其研究 20世纪技术与劳工的著作中指出。最近密歇根大学的多里斯·麦克劳林（Doris McLaughlin）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该研究将劳工的地位描述为一种对他们认为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适应”与“接受”。事实上，麦克劳林发现，“抵制”更多地存在于中层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会会员中。欧文·伯特也在其调查怀曼·戈登公司引进数值控制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存在着抵制现象。“机器操作工那里并不存在着抵制现象，”他指出，相反，它存在于管理层的数值控制小组本身，他们对这种不稳定的精密设备表现出一种沮丧感。麻省理工学院政策研究中心有关美国应用数值控制的研究也同样指出，“在我们访谈的公司中，没有在公司工人那里发现抵制数值控制技术的现象。”[35]

不管是好是坏，劳工都接受了这种新技术。而如若持反对态度的话，那么情形只会更糟—“一旦某个被激怒的劳工领袖诅咒自动化的话，”也就是说没有持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本·塞利格曼（BenSeligman）指出，“美国商业部的头头就会跳出来说他是一个卢德分子（卢德为英国工人，据说于1799年带动工人捣毁纺织机器。——译者注)”，一个破坏机器的疯子。但事实上，工会官员与工人们与当年的卢德分子一样，都不是那种疯狂的破坏机器的人。\*并不是机器威胁了他们的生存与权力，而是管理层使用机器作为进攻工人的武器，并掩饰其作为的伪装。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数值控制或自动化，而是管理层、资本所有者、工贼、削减工资并提高机器运转速度、失业。面对失业与制造业日益减少的就业机会，劳工无法从美好的“长远”前景的动听说词中寻求到安慰。[36]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 303

1961年，美国众议院的自动化子委员会向各工会征求它们所在行业的失业情形的报告。所得到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联合汽车工会报告，1947—1960年，汽车工业的产出增加了50%，而就业人数下降了3%，并指出自动化取代了16万工人的岗位。通讯国际工会也报告了1953—1960年的类似数据，电子机械工业在此期间产出增加了20%，而丢掉了8万个工作岗位。钢铁联合工会声称，1937—1959年，钢铁业失去了95000个工作岗位，而产出则增加了121%。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则指出，1953—1960年，电子制造业的产出增加了20%，而就业人数减少了10%。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的报告还指出，单单在通用电气公司一家，就失去了4万个工作岗位。塞利格曼的研究发现，1957—1961年，全国总共丧失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而在此期间产出增加了8%，每人小时的单位产出增加了18%。劳工部估计每年大约有20万个工作岗位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失掉职位的人，也包括那些“被默默解雇的人”—因人员正常减少而不再雇用的岗位。不管实际数字是多少，而且这些数字中也存在着许多错误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劳工很关注工会成员的流失、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相对于管理层力量的削弱。正如塞利格曼所言，在这个时候，“管理层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它的主要特权，对生产以及工人的控制。”[37]

受到裁员影响的工人有着不同的反应方式。一些人接受了他们的命运，向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屈服或承认社会的进步，虽然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不应该由他们来承受失业，认为机器并不能复制人的技术，还有一些人则试图跟上“未来”的脚步，乐观地尽力“改装”自己来重新寻求就业。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250

\* 有关最初的卢德分子(Luddites)，可参见我的“Present Tense Technology，”Democracy，April, July, and October 1983。

/304

塞利格曼指出，与此同时，“面对自动化明显的裁员效应，工会代表中也存在着一种恐慌的情绪。他们非常关注此事，虽然公开承诺支持技术进步。”1959年，美国劳联一产联发布了第21号文件，公开其对于自动化的正式立场。“劳工欢迎这些技术进步，”劳联—产联强调指出，“这些新技术可望为所有人提供更高的生产标准、更多的闲暇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他们警告道，“除了这些前景之外，它也可能存在着种种陷阱。它并不能自动保证，所有这些对于全社会的潜在好处会自动变成现实。”几年后，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Meany）警告指出，自动化“迅速地成为社会的祸根………它疯狂地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与此同时雇佣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并且丝毫不考虑它对于整个经济的意义”。民意调查公司在劳工领袖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其中2/3的人认为自动化是劳工最紧要的问题。“虽然学者与公司的管理者们坚持说，自动化对于工作的影响与那些普通技术的影响并没什么区别，”塞利格曼指出，“但工会并不相信他们的说法。”正如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主席托马斯·W·格利森（ThomasW.Gleason）所说的（针对码头作业的机械化），他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结论：“排除工人的进步绝非真正的进步。”[38]

劳工对自动化的后果所公开表达出来的抗议，不仅反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长期下降趋势，也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越战推动的60年代中期产业扩张之前）大规模的失业浪潮。这些抗议引发许多空洞的争论以及一些真切的忧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最感担忧的却是像数值控制之类的自动化设备的推广者，他们不得不试图寻求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来销售这种导致裁员的设备。劳工“非常恐惧，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广告杂志《油墨》（Printer'sInk）在1964年的专稿中指出，这对供货商与广告人员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数值控制无疑是造成工人失业的自动化设备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该杂志在一篇题为《谁害怕数值控制》(Who's Afraid of Numerical Control?) 的文章中暗示道，“工会在施加压力，再加上它所导致广泛裁员的公众形象，这对于许多试图采购数控设备的工厂来说构成了约束因素……为了避免损失巨大的罢工以及复杂的工业关系，许多公司决定不采用数值控制设备……这个问题具有爆炸性，’位销售经理说，许多公司都将数控设备的人力效果当成最高的军事机密来对待，””所谓的军事秘密，指的就是美国国内的战争。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251

/ 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