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并且技术进步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产出的增加，它不仅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也导致就业人口的增加。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吗？答案是不可能。历史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完全不相矛盾。

《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西尔伯曼（Charles Silberman）等人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人们不负责任地过分夸大了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西尔伯曼于1965年说，“这主要是那些彼此竞相预言凶兆的社会科学家所为的。”[56]

西尔伯曼嘲笑了那些散播“启示录”的悲观预言家，泰尔博则批评了所谓的“自动化恐惧症”，学术界与记者则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更为流行的事物上，联邦政府认为，危机已经结束。政府的声明重新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要性，但不再就那些技术进步中的失业工人提出任何建议。现在，它们承认工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没有根据的)，并再三重申它们的信仰。“那些担心技术进步威胁其生活的人对此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1964年，经济顾问委员会宣称，“但缺乏明智有效的私人行动或政府行动能够证实这些忧虑。”

而任何广泛的评估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技术变迁的好处—未来与过去一样——如此巨大，以致公共政策必须资助而不是阻碍其发展。有的人担心机器将成为我们的主人，或者认为我们不能接受或适应迅速的变迁，或者认为我们必须排斥知识增长而赋予我们的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追求更高目标的自由—这些悲观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证实，并不值得我们去接受。

“像这类技术并不会导致经济中工作职位的净损失，”第二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宣布，“它确实导致某些工人的职位与职业的损失，但它创造了需要工人的新职位与新职业。技术变迁与失业的出路并不在于防止自动化或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而是致力于提高劳工的流动性与适应性。”最后，约翰逊总统的国家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步委员会终于在1965年发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从而为自动化恐惧症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并为下一个10年指出了新的航向强大而持续增长的战争经济以及迅速扩张的“民用经济”。在同一份总统咨文中，数值控制技术被正式认可为“也许是制造业中自流动生产线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发明”。[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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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学术界、决策者以及高层工会领导看来，“自动化恐惧”已经结束了，但在车间中，有关这种新技术的斗争仍然没有丝毫的放松。工人们现在没有了全国关注与公共支持，他们必须为工作、工资、控制与尊严而斗争。对于管理层来说，它们的任务是让受“害怕变迁的非理性情绪”控制的工人接受现代制造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管理层对生产实施更彻底的控制。伴随着管理上“适应”变迁的挑战，还有如何最好地“动员”立场对立并且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这个永恒的资本主义难题。自引进昂贵而复杂的数值控制设备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紧迫，因为工人的合作更加重要。比如说，一名机器操作工，不管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如果眼看着一部价值25万美元的机器即将发生事故，他该怎么办？他是否会冲向机器，做出紧急性的措施，按下应急按钮使部件从刀具下解救出来，然后关掉机器？抑或他会只是坐在那儿，想着“哦，明天不用上班了”，然后让机器就这么自动毁掉？无论如何，管理层必须想方设法让工人和工会合作以进步、利润分享、改善生活或不管是其他什么名义。由于在每一步都会遇到工人和工会的挑战，自动化工厂的前景似乎远非那么清晰。

在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设在克利夫兰市的庞大工厂里，管理人员开始注意到，在各个车间，数控车床的人工进给代用装置它可以让操作绕过控制带以补偿粗糙的模型、刀具磨损、程序错误都一致设定为程序规定的进给速度的80%。管理层将这称为“80%综合征”，它在各个工作轮班都一样，显然是操作工之间非正式协议的结果。一些管理者希望锁定这些人工代用装置，从而不让操作工来决定生产速度，但另一些人则承认，这些代用装置对于生产优质产品是不可或缺的装置。尽管他们通常不让操作工来干预编程工作，但一些程序员仍然希望留下代用装置，从而不必让操作工就一些极其微小的自己本可解决的错误来打扰他们。有位经理承认，这个问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他们最后决定反击操作工的对抗行为，办法就是将进给速度提高到原来的120%。“这是一场博弈”，一名监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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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博弈在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在辛辛那提米拉克伦公司，人工代用装置也设置在80%的速度，而在布朗和夏普公司，这一速度设定为程序规定进给速度的70%。在这里，管理层也希望试图通过将进给速度提高到原来的130%来进行补偿。还有一些管理者为了对应这种“怠工”，宁可牺牲产品质量，将人工代用装置锁定。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规矩是“机器以100%的速度运转，并且只有得到程序员或工头的许可才可以关掉机器”，但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非常难以监管这类事情，”一名经理承认，“因此我们就在操作工不知情的时候，让按钮（与人工代用装置）自动断线，这样他以为降低了整个加工的速度，但实际上并没有。”而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林恩市的工厂里，数控车床的操作工（与绝大多数数控机床操作工一样，他们领取的是计时工资而非计件工资）使用了一个飞利浦螺丝起子重新调整人工代用装置的界面，这样量表指示为100%的速度，但实际上要低。[58]

在人工代用装置上的斗争集中体现了管理层要求控制与继续依赖操作工的矛盾，它远非管理层的全部问题所在。隐蔽的，有时甚至极富创造性的怠工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使得管理层遇上了大量的、代价不小的且很大程度上无法预计的停工，而工人则借此得以暂缓每日的辛劳，这是一种蔑视他们“主人”的情绪，还有可能暂时延迟了自已失业的时期。一名曾是操作工的人回忆道，数控机器特别“容易让它们歇火”，而一旦停机，他们就可以借此歇一会一直到某个聪明的家伙找出问题的症结，或无意中发现了原因。电路板是系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各个公司的管理层不得不大量备有电路板存货（锁住控制箱通常无济于事）。机器装配工和维修工经常可以在机器线路中找到钉子。“他们能够破坏任何系统，”一名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经理愤愤不平地承认这一点，“他们总想尽一切办法与你作对。就看谁斗得过谁。我看到许多人故意磨洋工，好争取加班。他们太狡猾了。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又不会陷入困境。”在托林公司，另一名经理也承认这一点：“这些家伙有一千种办法来打败你。不管你有多少部计算机，他总能想出个办法来整你。”“如果工人想为自己谋些利益，”布朗和夏普公司的一名经理指出，“其结果往往是机器失灵。你安排一个家伙来操作数控机器，如果他认为工资太低，他就愤愤不平。结果，他的情绪渗透到机器，机器也愤愤不平起来了。”[59]

在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工厂里，管理层试图建立一种数控车床的人员配备制度，但每一步都遇到无休止的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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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公司最后坚定地宣布，数控车床的工资水平此后将低于传统车床的工资水平，因为自动化设备降低了对技能水平的要求。不久——国家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步委员会所提交的那份充满玫瑰色的报告墨迹未干全部林恩河畔工厂的工人为了数控设备操作工的待遇而聚集起来，发动起罢工，关闭了工厂，并走上了街头。[6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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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52 年 9 月 22 日 Alfred Teplitz 致 Servomechanisms Laboratory，数值控制项目文件; C. J. Jacoby,“Analysis of Developments in Autom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October 1952) (abstracted form D. R. Aufderhride et al. , “Machine Controls ThatRemember,"Harvard Business School Report, 1952); 1952 年 10 月 22日 M. S. Curtis 致William Pease，数值控制项目文件；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A. M. KelIey，1967)，p. 369。1952 年 9月18日 Alan A. Smith 致 J. O. McDonough，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数值控制项目文件。

[11] Nils O. Olesten, “Steppingstones to N/C," Automation (June 1961); Glenn Martin Corporation, "Numerically Controlled Milling," 1957; Convair Corp. , “N/C Manual," Convair Tooling Department, November 1957; Boeing Corp. , “Numerical Control of Manufacturing Equipment,"June 1956; Norden Division, United Technologies, “Power in Numbers: The How and Why of N/C," n. d..

[12] Murray Kanes, “Bendix Tape Control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EIA Symposium; Joseph J. Columbro, “Numerical Control: Automation for the Job Shop," M. S. Thesi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58 (courtesy Joseph J. Columbro) ; Ralph Cross, “A Machine-Tool Builder Looks at N/C. "

[13] Herbert L. Wright, Beginner's Course in N/C; Leifer, “Automatic Control of Turret Lathes"; Grayson Stickell, “How Can New Machines Cut Costs?" Tooling and Production (August 1960); MOOG, Hydrapoint News, 1975.

[14] “On the Job, Automatic Tools Prove Virtuosos," Business Week March 14, 1959; "Machine Tool Control for Tomorrow," American Machinist (October 25, 1954), p. 134; "What Is Numerical Control?" American Machinist (October 25, 1954) , p. 142.

[15] Cox and Cox, “Management Report: N/C Machine Tools," July 1958, N/CProject Files；还可参见 1958 年 7 月 16 日 David M. Cox 致 Frank Reintjes； 1958 年 7 月14 日 Reintjes 致 Cox，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数值控制项目文件；“The Machine ToolsThat Are Building America," Iron Age (August 30, 1976). p. 158.

[16] Crossman et al. , “The Impact of N/C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Earl Lundgren, “Effects of N/C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utomation (January 1969), p. 44.

[17]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Impact of N/C on Small Business. "

[18] Robert T. Lund et al. ,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Study of N/C Machine Tools and Group Technology,"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MIT, December 21, 1977; Lund et al. , “Final Report: N/C Machine Tools and Group Technology,"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MIT, January 13, 1978.

[19] Ervin M. Birt, "Organiza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N/C Machille Tool Innovation," M. S. Thesis, School of Management, MIT,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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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Civilization，Ⅱ，p. 659；1962 年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出自Kirsh，Automa 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 5; Robert Heilbroner, “Introduction" to Seligman, Most Notorious Victory; Shils, Autom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p. 64; James R. Bright,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in Kranzberg and Pursell, eds. , Techn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Ⅱ, pp. 635—655。

[54] Kirsh, Autom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 26; Shils, Autom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p. 40.

[55] James R. Bright, Automation and Manag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Wage Comparisons of N/C and Manual Machining Job Classifications at 22 IAM Plants,”IAM Research Department，Washington，D. C.，1969。还可参见“Problems of Classifying and Grouping Workers Employed on N/C Machines," IAM Research Department,September 1970。还可参见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Joan Woodwar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Duncan Gallie, In Search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hn McDermott, “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31, 1969 (review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Fourth Annual Report, 1967-—1968).

[56] Terborgh, The Automation Hysteria, p. 78; Charles Silberman, Fortune. January 1965, p. 124, quoted in Terborgh, The Automation Hysteria, p. 95.

[57]经济顾问委员会语，出自Terborgh，The Automation Hysteria，p. 80；1964 年 总统经济报告，引自Terborgh，The Automation Hysteria，p. 80；劳工统计局局长语，引 自 Terborgh, The Automation Hysteria, p. 89, Heilbroner, “Introduction,” to Seligman, Most Notorious Victory; Gerard Piel, “Mechanization of Work," talk to Program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IT, October 1981; Frank Lynn et al. , “A History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p. 89.

58]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问卷与访谈；对通用电气公司林登工厂的工人的访谈（参见第2章）。

[59]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问卷与访谈；1979 年对 William Tooey 的访谈。

[60] 参见第 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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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谁在管理车间

通用电气公司是自动化的一个主要推动者，它在自动化机床控制技术方面走在前列，现在已经放弃早期的记录一回放技术，而成为数值控制技术的重要制造商之一。此外，通用电气公司本身也是这种新型数值控制技术的重要客户，它自己的车间里所安装的数值控制设备要超过其他任何一家美国制造商。通用公司的飞机发动机集团（AEG）设在俄亥俄州伊文达尔市与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工厂采购了大笔这种昂贵的设备，用以生产军用或民用飞机发动机的转动件。小型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与飞机设备和燃气涡轮的生产）都集中在林恩河畔的工厂里。通用电气公司在19世纪末曾在这里设立自己的总部，现在已经成为AEG的总部，大约有1万名工人在此工作。林恩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工人们拥有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会传统，现在集中在通讯国际工会的通用电气公司的第201地方工会中。如果在数值控制的应用上存在什么冲突的话，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通用电气公司，而在通用电气公司，这场风暴的中心就是林恩河畔的工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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