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与产业界和科学界相似，劳工阶级在战争期间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工会会员从1940年的900万增加到1945年的1500万，通过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会具有相当广泛的政治影响。1944年，《时代》杂志将美国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称为“在过去的美国一代人中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并将120名众议员、17名参议员、6名州长和罗斯福总统的当选成功都归功于它。[3]劳工游说者还成功地促进国会通过了《经济权利法案》。劳工史学家理查德·博耶（Richard Boyer）和赫伯特·马雷(Herbert Morais)指出，许多人都注意到“劳工组织的成员有了显著增长，而影响力也大大增强，对于产业界来说，这一趋势与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扩大一样令人不安”。[4]

二战期间，劳工大军的成分也有了巨大的变迁，虽然这种变迁有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妇女进入了金属制造、化工、橡胶和飞机制造业，工会中的女性成员增加了460%；黑人则进入了汽车和飞机制造业，使得工会中黑人成员人数达到了85万。但很少有妇女或黑人成为熟练工人或工会领袖，这应归咎于劳工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当战争结束时，绝大多数非熟练工的就业机会不复存在，数百万的妇女和黑人在这次产业收缩中丢掉了他们的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工资一直保持在高于1941年15%的水平上—其依据是所谓的“小钢方案”（little steel formula）—与此同时，价格却上涨了45%，而利润则增加了250%。此外，产业关系的基本特点不是集体谈判，而是战争劳工委员会（War Labor Board)的强制仲裁以及劳工不得罢工的宣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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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几个群体相互融合的程度，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Elite）堪称最好的描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防部的参谋人员有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狄龙公司）、里德（Read，投资银行）和查尔斯·欧文·威尔逊（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说过一句闻名天下的妙语，即“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空军参谋长斯图亚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曾任爱默生电气公司的总裁，而国防部副部长A. 洛维特（A.Lovett)则来自布朗兄弟和哈里曼投资银行。进入商界和大学的军方人士则包括卢修斯·克莱（LuciusClay，大陆罐头公司）、詹姆斯·杜利特尔(James Doolittle，壳牌石油公司)、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布洛瓦表业公司)、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雷明顿·兰德公司）、艾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艾柯公司）、本·莫雷尔（Ben Morell，琼斯和拉夫林钢铁公司）、雅各布·埃弗斯（Jacob Evers，飞兆飞机制造公司）、艾拉·伊克尔(IraEaker，休斯设备公司)、布雷赫尼·萨默维尔(BrehenSomervell，科珀斯公司）、E.R. 克萨达（E.R.Quesada，洛克希德公司)、沃尔特·B·史密斯(WalterB. Smith，美国机器和铸造设备公司）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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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战争期间仍然发生了14471起罢工（共700万工人参加），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包括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成立的20世纪30年代）。绝大部分罢工都是针对美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工会领域的自发反抗。6二战时的劳工短缺、工会的迅速增长以及工业生产对于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所有这些都使工人产生一种自信和有力量感，它体现在较高的旷工率、职工流动率以及大量的自发罢工（wildcat strike，指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译者注)。劳工大军的成分变化，再加上大批新进入的成员尚不习惯或不能屈服于产业工作的严格纪律，尤其加重了普通工人的频繁变动工作和不遵守纪律的情况。最常见的停工原因就是对纪律的抱怨，譬如折磨或者解雇某个试图执行新的工会合同和工作规则的工会代表。工资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在许多“理性化的”低级别的工作中用非熟练工人来取代熟练工人（这也是熟练白种工人对黑人或妇女抱有相当程度敌意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劳动条件，工人忍受着劳动的高强度、长时间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1940—1945年，共有88000名工人死于工作事故，110多万名工人受工伤，是美国在战斗中的人员伤亡的11倍。[7]

罢工的形式通常是自发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范围限于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工厂，持续时间比较短。从区域来看，罢工主要集中在产煤区、底特律、阿克伦城、西海岸的飞机制造厂和东海岸的船舶制造厂。同情罢工(sympathy strike)也很经常。在福特公司，有10%的罢工随后引发了同情罢工。考虑到1941—1945年福特公司一共发生了773起罢工（差不多每隔一天就有一次罢工)，这个数字相当可观。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地区领袖和国际领袖与管理层和政府合作，试图控制这种局面，但仍然无济于事。在一次自发罢工后，第91区的工会领袖向地方工会领袖无所顾忌地说：“这些人选我不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选我是希望我领导他们并代表他们。”8」

与其他地方一样，福特公司的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车间层面，焦点是工资以及工人与直接管理他们的工头之间的对抗。1943年5月，福特公司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份很长的关于工人恐吓他们工头的事件的清单”。[9]1944 年 3月，在规模庞大的红河联合工厂（River Rouge Complex）发生了一起最大的罢工。5000名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工人堵住了工厂大门和通道，发动了一起被称为“普遍暴动”的罢工，他们突击人事部门，将工人的档案搜出来带走。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解雇两个在工作场所吸烟的熟练工人这一偶然事件更像是引发积压已久的愤怒的导火索。据说这两个工人宣称，工人在工厂劳动部门所设定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就像是待在监狱里一般。在福特管理部门看来，他们的处境也并未好到哪里去，当然原因并不相同。“公司与这样的工会签订合同，”福特公司的管理人员抱怨道，“这就跟维苏威火山签订不能爆发的合同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火山爆发更为频繁，无法驾驭。”不久以后，在当地的工会选举中，此次罢工的领导者当选为该飞机制造工厂的工会副主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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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曾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布里奇波特工厂工作过的妇女回忆道：“冲床原来都由男工操作，并付以男工工资。对于那些被换掉的男工来说，女操作工就像是入侵者、篡位者或者夜里人室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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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公司是几大汽车巨头中最后一个向工会化屈服的公司，但这种“骚动”并不限于福特公司。1941年，该年工人罢工的次数高过美国历史上除1919年之外的任何一年，共有4288起罢工，参加人数高达250万。[11]联合汽车工会在阿里斯—查尔摩斯公司（Allis-Chalmers）的密尔沃基工厂——当时罗斯福总统威胁说要派遣军队占据工厂——和北美航空公司的洛杉矶工厂举行了罢工。在后一事件中，罗斯福总统并未命令军队接收工厂；全国联合汽车工会解雇了5名参与其事的国际代表，撤销了颁发给当地工会的许可证书，并以所谓的“怠工”名义停止其8名领导者的工作。[12]1941年还发生了钢铁工人针对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罢工，其最后的成果是“小钢方案”和不再罢工的宣誓。国家干预的威胁与强迫仲裁的义务并未禁绝罢工（或者说怠工）。在飞机制造业，汽车联合工会和国际机械师协会竞相在大型的机身制造工厂发动罢工。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生产是如此频繁地被中断”，以至于战争生产委员会（WarProduction Board）不得不命令这两个工会签署一个不得发动罢工的协议。但没有人对此在意。[13]在飞机制造业，转换工作和旷工现象仍然出奇地高（根据北美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统计，换工率高达75%)，这种情形很快从这种订单生产的产业蔓延到大规模制造的产业。[14]1943年共发生了3752起罢工，是战争爆发第一年的3倍，该年的焦点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煤炭工人罢工。这次由美国矿工工会组织的罢工是一次有组织的工会罢工，其结果是导致了国会的第一份反罢工法案，即《史密斯—康纳利法》（Smith-Connally Act)。但矿工们仍然拒绝遵循该法，当罗斯福总统威胁说要派遣军队并逮捕工人时，矿工们嘲笑说，你又不能用刺刀来挖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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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劳动统计局委员伊萨多·卢宾（IsadorLubin）向白宫参谋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指出，“产业骚动仍然处在持续的增强过程中。”[16]虽然面临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比如停职、逮捕工会领袖或迫使当地工会破产，1944年参加罢工的钢铁工人仍然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该年共发生了224起汽车工人罢工，在1944年的各工会大会上，代表们明确表示放弃不再罢工的誓言。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是汽车工业战争生产委员会的执行理事，他惊讶地指出，“在1944年的前11个月中，该行业所发生的罢工或怠工次数以及参加人数高过了该产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17]经济学家萨姆纳·斯利希特（Sumner Slichter）警告道，“因为罢工而损失的时间在增长”，并指出《史密斯—康纳利法》——该法令要求罢工必须提前30天提出罢工申请，并且政府有权对罢工实行否决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普遍地禁止罢工并不是办法，”他说，“这类禁止法令从来都没真正实行过。”斯利希特提出一个更为微妙而影响深远的举措，“对付这种情况，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让罢工工人将申请提交给工会领袖”，让工会领袖自己来监督他们的成员。[18]但是，正如禁止罢工法案以及动用军队和停职的威胁一样，这一方案也无济于事，至少在这个时候不能发挥作用。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工业史上最大的工业危机的开始，”工业关系研究专家尼尔·W·张伯伦（Neil W.Chamberlain）如此写道。战火一停，放弃罢工的誓言就正式失效，新的力量更强的工会准备检验它们的队伍，而工人们也早对工资冻结政策积累了一肚子怒气，因为该政策使他们远远地落在飞涨的物价的后面。“所有这些情况都为劳资关系的爆炸作了铺垫。”“但是，”张伯伦接着说，“没有人希望这种爆炸规模庞大或者久拖不决。”19]在1945年和1946年，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1945—1955年，一共发生了43000起罢工，约2700万工人放弃了工作。1946年，工会发动了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的全国性罢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外还发动了煤矿工人罢工和运输工人罢工。罢工的中心议题是工资，工会为它的成员赢得了大幅度的加薪。在1947年和1948年的产业衰退中，罢工仍在继续一—其中最大的是奥克兰大罢工，但总体规模已经不如1946年。随着1949年产业的重新兴盛，罢工也持续增多，涉及面包括煤矿、钢铁、橡胶和汽车工业，参加人数达300万。这些罢工在“持续时间和强度方面创下了纪录”。[20]当这个国家全力以赴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罢工并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1950年发生4843起罢工，高于1949年和1937年。历史学家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注意到，“朝鲜战争时期所发生的罢工，无论是次数还是参加人数（9200万），都要高于1935—1939年时期（由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更要远远高于二次大战期间。”[21]格林指出，“对共产党的镇压、美国产联的官僚作风、政府根据《塔夫脱一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而对劳工斗争日趋增多的干预，这一切似乎应当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有抑制作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22]在朝鲜战争期间，罢工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工资或者工会的合法性问题——它们分别是1946年罢工和20世纪30年代罢工的主题，相反，“它们都是一些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作条件、改善卫生条件，增加福利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收益的全国性罢工，此外还有些针对提高劳动强度的自发罢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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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机械师领导的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发动了针对通用电气公司的罢工，罢工在布里奇波特、费城和斯卡奈塔第遭到了暴力镇压。但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斯卡奈塔第，罢工获得了广泛的社区支持。参见第7章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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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公司发生的罢工很有代表性。根据《财富》杂志1951年6月的一份报道，在西屋公司设在宾夕法尼亚州沙伦市的工厂中，由于在一个新工种的工时定额上存在着争议，生产变压器铁芯的部门的58名工人拒绝工作。这一举动随后引发了另外150名工人的同情罢工。最后的结果是，公司为抵制工人而停业。这是沙伦市不到一年内所发生的第23起罢工。在西屋公司在其他城市所设的工厂中，情形大致相仿。比如，在东匹兹堡的西屋公司的运营中心，1950年发生了88起怠工事件，1951年的前4个月中发生了33起怠工，而在莱斯特市和南费城的工厂则面临着“持续的怠工和罢工”。在东匹兹堡，这类事件主要是在车间层面。第33起怠工迫使厂方撤掉一名工头。“公司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财富》报道，“它可以随时检查工头的行动，据说他们经常在工作时间在工厂里自由游荡，甚至还溜出来喝啤酒。”工会一方，即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U-nion of Electrical，Radio，and Machine Workers，IUE)，则坚持说，工人被“锁在凳子上”。《财富》最后得出结论说，“没有人确切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24]

二战后的罢工和持续紧张的劳资关系对所有产业都有影响，那些与军事有密切联系的军工产业也未能幸免。金属切削业在1946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25]机床业工人举行罢工，抵制一个相当保守的管理层，根据历史学家哈利斯·瓦戈纳（Harless Wagoner）的判断，该管理层“在劳资关系上相当反动”。该行业一贯“反对推行失业和事故保险”，“在雇主协会中抑制工会的扩张”，并且“认定应该通过缩短工时、降低工资或者失业来使工人承担需求减少的后果”。[26]1951 年布朗和夏普公司（Brown and Sharpe）爆发了许多次大规模罢工，而在爱克赛罗公司（Ex-Cell-O）则发生了“久拖不决的罢工”。在电子行业，通用电气公司、西屋公司、邦迪克斯公司、斯佩里公司和阿玛公司在二战后的10年中都爆发过罢工。在整个飞机制造业（包括机身生产、发动机生产以及零部件生产），二战后的前几年并没有发生罢工，但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1948年波音公司首先爆发一起长达5个月的罢工。机身制造工厂的工人受到战争结束后该行业收缩的严重打击，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过低的职业分类。当冷战军备竞赛以及朝鲜战争引发产业恢复之后，工人仍然在贝尔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共和飞机公司、北美航空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以及莱特航空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的伊文达尔工厂和艾柯公司的发动机工厂举行罢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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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制造业，管理层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使得其雇员和工会的谈判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在艰难时期，行业要获得订单非常困难，工人不得不斗争以保住其职位。当该行业繁荣时，当工人和工会想要通过集体谈判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时，却又面临着政府的干预。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北美航空公司的罢工中，政府都进行了干预，以避免军事飞机生产的停顿。此外，该产业的企业家还通过南加州飞机制造协会，联合设置了一个复杂的工资制度，从而分化和控制工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对美国劳工形成了一种不利的局势，而管理方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28]

比如，在北美航空公司，一个军工企业中联合汽车工会下属的地方工会在1952年和1953年号召工人罢工—其目的是获得与汽车工业工人等量齐观的工资，但这个工会在经历了54天的罢工之后，遭到了“丧失颜面的失败”。根据一篇关于劳工关系的文章的说法，“管理层完全俘获了工会的上层领导”，它们在合同中加入管理者拥有特权的条款，坚持既定的工资标准，关闭了工会制车间（union shop，指只雇用工会会员的车间或者限制非工会会员加入的车间。—译者注)，并开除一些比较激进的地方工会领袖，甚至还强迫工会支付在生产过程中工会代表在交涉时造成的时间损失。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即1954年，“北美航空公司普遍发生了种种不合作和工作中断现象”。工人们强烈抱怨那些破坏罢工的人获得了好处，并且“对成员受骗和过度应用工作纪律的方式持续发泄不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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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杂志在1946年12月23日以下面这个标题总结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劳工”。[30]萨姆纳·斯利希特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发表了一篇题为《罢工告诉了我们什么》的文章，文章认为“所有这些没有解决的劳工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雇员介人公共事务的权利”。《大西洋月刊》的主编理查德·E·丹尼尔逊(Richard E. Danielson)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主张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罢工权利这一原则。[31]政治家们、商界领袖以及学界顾问在公众对罢工的接受程度、在“关键产业”中终结罢工的紧急事件条款以及罢工的经济后果问题上存在着争议。[32]但普通民众并不关心这些，虽然他们在1946年是罢工的主要支持者。商人们也许可以在针对钢铁业、煤业、造船业和运输业的罢工的各种声音中辨识出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萨姆纳·斯利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公众极其冷漠”。[33]

有几个因素使得事情朝着有利于产业界的方向发展。在公司制定的“高资历”政策鼓励下，退伍士兵重新进入劳动大军，破坏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非正式的同志关系，公司从而得以开除那些在战争期间给公司带来麻烦的工会代表。[34比如，在位于布里奇波特的通用电气公司所属的工厂里，“二战时的工人被大批解雇，部分车间管理员以及退伍军人被重新安置在他们的岗位上，但开出的工资通常比原来更低。”[35]消费品生产行业经过一段相当短暂的景气时期—厌烦了配给制的美国人急于购买战争期间限量供应的商品—之后，随后的萧条导致了数万人失业，并消磨了工人的意志与自信。“1945—1946年的大罢工吓怕了垄断阶层，”史学家博耶和马雷注意到，“这更加令它们的领导者坚信，冷战是一个上天赐予的好机会，借此可以打败在规模、战斗力和团结方面都持续增强的工人运动。”“将军们谈起劳工问题的时候，都认为它对于为打赢海外的（冷）战争而巩固美国国内防线是非常必要的。”[36]

巩固国内防线就意味着将国内的敌人与国外的敌人相提并论。劳工斗28 争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向美国劳工运动的渗透，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则被看做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工会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并且往往涉及政治权利。1944年，托马斯·E·杜威（ThomasE. Dewey）和国会议员马丁·迪尔斯（Martin Dies)，联合另外13名共和党议员，一共印发了300万份宣传册，宣称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的联盟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随着冷战的升级，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愈演愈烈，到处蔓延，而且并不限于传统上较为保守的政治家。在国会推翻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之后，《塔夫脱一哈特莱法》生效，该法要求工会必须做出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宣誓，以此作为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保护与认可的前提。在美国商务部、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来自通用电气公司、阿利斯—查默斯公司（Allis-Chalmers)、内陆钢铁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游说者的共同努力下，《塔夫脱一哈特莱法》还禁止封闭工厂(closed shop，指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工厂译者注）与同情罢工，鼓励各州为工作权利立法，允许就不公平的工人运动对工会提起诉讼，并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结束罢工的权力，并规定了用于强制仲裁的8天“冷却期”。该法案阻止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它以罚金、诉讼、法院禁令、指控和囚禁等方式来威胁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工会领导人。可想而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把该法称为“奴隶劳动法”；矿工联合会（UNW）的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把它称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第一次赤裸裸的进攻”。而另一边，《商业周刊》则欢迎该法案，将它誉为“为美国雇主而制定的新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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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工的攻击并没有随《塔夫脱一哈特莱法》的生效而终止。政府发布忠诚命令，要求在与国防相关的工厂中清除各种“安全危险”，并且像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休伯特·汉弗莱（HubertHumphrey）之类的自由派人士都登上了这辆反共产主义的花车。“作为一名美国参议员，”汉弗莱后来宣称，“我将严肃地质疑将敏感的军工生产的合同授予某些工厂的做法，因为这些工厂的工人被一个其忠诚纪录留有污点的组织所代表。”[38]他的讲话得到许多人的附和，其中包括空军参谋长斯图亚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和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

这股反共浪潮在1949年一共清洗了11个工会，它严重损害了工人运动，分裂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并引发了长期的对抗。与此同时，在军工行业，管理层则迅速抓住这种清理门户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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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通用电气公司被判与德国克虏伯公司在战争期间合谋限制硬质合金工具的销售并使其价格固定化，爱国热情成为时代的潮流。通用电气公司在斯卡奈塔第、林恩市、锡拉丘兹和伊利等城市的大工厂的管理层与麦卡锡参议员紧密合作，致力于在工厂中清除“安全危险”。这些反共行动不过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莱缪尔·博尔韦尔（Lemuel Boulware）所领导的一系列反劳工举措之一，据说博尔韦尔在1946年的罢工之后曾发誓，将不再容许这种劳工胜利。博尔韦尔宣称，工会“对斯大林有如此大的帮助，事实上成了共产主义的代理人”。1953年麦卡锡主义达到了顶峰，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拉尔夫·科迪纳（RalphCordiner）下令，对那些拒绝在议院反美行为调查委员会的誓词下作证的职工立刻予以停职。39

在艾柯一莱卡明公司的发动机部门，总经理S.B. 威辛顿(S.B. With-ington）“博士”与反共的猎手们合作，采纳了一项与通用电气公司相似的政策。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提醒发动机部门在斯特拉特福和威廉斯波特的工厂注意5个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的雇员，这位执行官下令管理层“全天候监视”这5名雇员，并且在所有这类事情上，它们必须密切配合政府。但是，根据莱卡明管理层会议的备忘录的记载，这仍然不能够满足威辛顿的爱国热情。据说，“威辛顿先生认为，莱卡明公司应当找到清除这些雇员的确切办法。”结果，一位下属“被叫来准备一份关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的报告，以及一份可供其他工厂处理这类问题时作参考的纲要。威辛顿先生明确提出建议，即莱卡明公司清除掉他们’这一句可以置于报告末尾”。[40]

艾柯公司的信条“艾柯公司打造美国防务，打造未来”也可以用于整个飞机制造行业，该行业的管理层都获益于它们与军方的业务往来，尤其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绝大多数机身制造行业的劳资协议都接受了政府的管制。[41]“为确保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期不发生任何可能的怠工，”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指出，“劳资协议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处理与政府安全有关的管制、怠工或偷窃，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每三个工人就有两个工人签署了这样的协议。”[42]至1963年，有25000多家私人工业企业接受了五角大楼的安全管制，国防部发布的手册中详细规定了如何将材料分门别类、检查雇员、监督参观人员、发放用以识别身份的证章并实施监控。在1962年，美国工业安全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Security）拥有遍布 48 个州的 2 490 名会员。

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在他的《五角大楼的权力》（Power atthe Pentagon）一书中指出，“安全部门的官员在军方当局的授意下运作……实际上夺走了大部分人事部门的权力。理论上，他们不应该具有雇佣或解雇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如果安全部门对某个未来的雇员略示不满，我们根本不会与他接触，哪怕他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名公司的管理人员向雷蒙德透露道。“在这个新的战争时代，”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总结道，“制造工厂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单位，而在其中穿着制服工作的工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43]管理层当局高踞工人之上，原来是以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代理人的身份而合法地拥有特权，现在则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使自己的特权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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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层来说，它们的日子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面临着勃勃生机的劳工运动，管理人员到处强烈抱怨工会可能对管理层特权的侵占。“在多大程度上雇员有权对管理层口授指令，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之一。”《华盛顿邮报》在1946年1月的一篇社论中这样写道。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法律顾问沃特·戈登·梅里特（Walter Gordon Merritt）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向工人这样的要求屈服意味着自由企业和高效管理的终结。”国家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欧尼斯特·T·韦尔（Enest T.Weir）表达出同样的看法：“工会现在试图在价格、利润、生产进度、折旧准备金等等运营事务上做出管理决策。”[44]“工会对经理来说绝非好事，”一位经理哀叹道，“它使我们无法有效地进入针对各种可能的武力威胁而采取的备战常态。”“我们工作了很多年才消除运营上的漏洞，”另一位抱怨道：“现在它来势更猛了。一种新的不可预测的因素深深植入我们的内部。”总而言之，经理们的担心可以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话，“谁在管理工厂——他们还是我们？”[45]

管理阶层决意阻击工会的挑战。当罢工运动在1946年达到顶峰的时候，《商业周刊》观察到，雇主们“已准备按照商界领袖的忠告行事，他们认为现在应该要站起来……反对工会对管理层权力的进一步侵入。”46]“必须界定集体谈判的合法范围。”一家大公司的劳工关系经理呼吁道。直到现在，管理层仍然处在一个退却和休整的位置。“当此之际，”他警告说，“我们已经退到了底线，再也无路可退了—在这之外就是另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也许就是社会主义道路。”[47]新近成立的全国劳资会议的经理人员管理权委员会督促将管理层的特权条款写入所有的工会条款之中，以使经理人员在工会对管理层的渗透中维护自己的地位。工会对工人的雇佣、规模、临时停职、升职、纪律、工资和工作时间等事务都在发挥其影响力（虽然其影响远非具有决定性)，现在它们试图涉及卫生和工作安全领域，一些合同之外的内容，甚至包括生产过程，如产品、工资比率和工作内容。“人们对技术变化的后果呈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尼尔·张伯伦注意到，它们“越来越集中在机器和设备类型以及生产方法上面。这可以说明一个相当有把握的推断，即在未来的生产方式中，工会将寻求加深和扩大其在管理层的影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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