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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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谁在管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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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另一种进步观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谁都可以看见，生产力今天已然成为制造历史的力量。工业机器再次成为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中心，而追求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工艺则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但正如这项研究所表明的，这些机器本身从来都不是生产中的决定性力量，它们仅仅反映了生产中的决定性力量。在每一个时点上，这些技术进步都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干预：社会统治权力阶层、全知全能的非理性幻想、具有合法性的进步观念以及技术工程本身与其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说——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Fox Genovese)与尤金·D·杰诺韦塞（EugeneD. Genovese)曾经这样写道“历史不过是讲述谁统治谁并如何统治的故事”，那么，技术史也不例外。1那种认为机器制造历史而不是人制造历史的技术决定论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对过于残酷而难以直接面对的现实给予了模糊的、神秘化的、逃避主义的以及息事宁人的解释。如果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那也是因为，这种变迁并不是遵从某种独立的技术逻辑，而是根据某种我们所有人都服从的社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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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社会进程，而不是一种自动的超越性的决定力量，这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忽略了社会权势阶层的巨大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个长期被否定的自由领域。它将人从技术逻辑的魔爪下解救出来，再次恢复了人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地位，而人的行为也不再如自然或形式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现在，技术进步本身只是被当成一个社会结构的产物，是一个新的变量，而不是第一原因，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并预期多种未来的存在。此外，对技术进步的审慎检视显示，技术也可以通向两种不同的生活，其中一种服从设计者的意图与权势阶层的利益，另一种则完全相反——在技术设计者后面产生各种出乎意料的结果与不可预期的可能性。正如人类容易犯错一样，机器也不例外，不管最初的设计是如何完善、周全，自动化程度如何高。最后，如果技术进步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与其他社会过程一样，充满了冲突与斗争，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

上述看法具有解放性，它们削弱了长期以来安抚和麻醉技术进步受损者的技术决定论。愤世嫉俗与悲观绝望将让位于谨慎的乐观，后者将重新唤醒我们的政治精神。这样，即使一些人仍然比较消极，让他们仍然可以稍许宽慰的是，现有的技术秩序是不完备的，然后安心等待其弊处的积累直到统治阶层的意图因为不堪其弊而崩溃。其他消极观察技术进步所展现出来的种种矛盾的人将坚信，新技术将为一个更为人道的未来奠定基础。更为活跃的乐观者，则加速激化其内在的弊端，并利用这逐步展开的矛盾，推动着这一过程沿着更符合人性的道路前进。在这些努力中，更具想象力的是辨别现存设备中所隐含的其他可能性，然后再发展这种可能性，直至技术可能性不得不改变政治力量的时候。有些人相信，他们的替代性设计自身天然具有实现政治变化的力量，从而推动我们走向另一种历史命运。另一些人则更为冷静，将替代性技术的应用视为一种策略，一种提高对大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意识的方式，它符合更宽泛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只要将技术视为一个社会过程，所有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支持其要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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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超越技术决定论的动向具有解放性，但是它也充满了各种错误的承诺。乐观主义者为新发现的自由与前景而欢欣鼓舞，对替代性技术充满热望，但他们也往往失去了判断力，夸大了可能性，并低估了社会权力仍然决定技术前途的现实。那些等待即将来临的现存统治大厦崩溃的人将会失去信心，因为权力拥有者存在许多选择，他们力图欺骗民众。对那些积极采用替代性技术的人来说，困难极其巨大，成功也可能姗姗来迟。（如果没有必需的力量与时间来推动技术成为解放与自我实现的工具，替代性技术将必然遭到摒弃或者走向它的反面：以一种相当微妙的方式成为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不管是消极乐观还是积极乐观，他们事实上都接受一种表面上被他们拒绝的观念：技术崇拜论，信仰技术进步，认为技术将最终决定一个解放了的未来。他们已深深陷入那种使资本主义美国缺乏自由这一局面合法化的观念之网，他们必须明白，不存在任何的技术承诺，不存在任何的技术拯救。因此，不管他们做如何的努力，也不论现实存在各种冲突，未来将继续以一种社会决定的方式展开，而技术仍然再度成为统治的工具与面具。在这个意义上，替代性技术尚且如此，更何况现存的统治技术。

微电子技术的发明也许比近年来的任何发明都更重要，也曾给人带来一个富有前景的希望。计算能力越来越便宜，制造商也进入机械加工市场并克服了繁重的程序设计任务，它们提供了便于操作的硬件与软件，从而提供了此前被否定的技术可能性。最新一代的机床自动化被称之为“计算机数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初看之下，它意味着又回到以操作工为中心的加工方式。“数值控制现在已经落后了，”最近，一名控制工程师在制造工程师协会上如是说，“第一代麻省理工学院所设计的控制系统是一种复杂的、成本居高不下的庞然大物，主要是用于大规模加工军用飞机所需的复杂机械部件。”但是，“由于数值控制的技术尚不成熟，经过10年的技术回归，数值控制技术才能够对工业生产做出最大的贡献，即能够应用于小型机床的简单、经济的控制系统。但是，数值控制仍然保留着其诞生之初所带来的编程复杂的特征。再过了10年……人们才研究出各种组件与设备……以缩减设备的尺寸并简化编程，这样小型加工厂也能用上数值控制技术。”[2]更便宜的而且更稳定的计算能力最开始以微型计算机的形式出现，随后诞生了微处理器，从而实现了精密、灵活且易于操作的“可编程”控制，机床本身也具备了程序存储能力。这种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些设计者开始考虑让操作工来熟悉程序，在机器上对程序进行编辑，甚至在车间里编程。一旦控制系统中嵌入了编辑程序的能力，操作工不仅能够修改程序以实现机器的最优利用（以及安全方便），而且也能够从头开始设计程序。有了所谓的手动数据输入系统（manual data imput，MDI)，机械工能够在加工第一个部件的时候就在逐步编写程序，其方法仅仅不过是在加工的时候将指令存入机器。最新的电子控制技术更让设计者如虎添翼，让他们设计出更经济和更易操作的系统，并把目光集中在被遗忘的机械工身上，开始考虑各种将他们再次嵌置于控制环的方式，而不仅仅限于人工代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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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时犹未晚。邦迪克斯公司追随卡拉瑟斯的道路，开发出自已的动态通路计算机数控系统，它具备可编程控制、人工数据输入以及编辑控制带的功能，并宣称能够“在实际切削第一个部件的时候就可在短时间内制作出简易的程序”。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日本富士通公司在美国合资设立的通用数字技术公司开发出一种采用微处理器的计算机数控系统来用于车床、铣床、加工处理中心，据称其“独有的技术”是“设计图编程”，这是一种简易的人工编程方式，将数据输入设计图，然后自动计算出几何数据以及相关的加工指令。通用数字技术公司强调其系统具备“简单、灵活、稳定”的优点，并指出这种新型控制系统“基本上用于手动数据输入编程方式，具备教会回放’的能力”（虽然名称相似，但这并不是记录一回放系统，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记录动作，而只是插入简单的数字指令)。最后，为弥补数值控制系统过于复杂的缺陷，一些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设计者在1980年研制出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数值控制系统，其中采用了轴向位移编码器，从而能够让小型加工厂也能应用数值控制技术。这些年轻的发明家们似乎认为他们为切削加工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高兴地宣称该系统“是一种互动系统，其中操作者从所加工部件的设计图中获取相关信息并输入数据”。[3]

更便宜的计算机内存使得最新一代的计算机加工技术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克服了较早的数值控制技术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无疑扩展了以操作工为中心来生产的可能性。“计算机数控系统具有如此广泛的应用前景以及计算能力，以至于唯一限制它的因素就是硬件设计者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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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邓肯如此对制造工程师协会的成员说。美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辛辛那提米拉克伦公司的开发部门主管尤金·麦钱特（Eugene Merchant）激情洋溢地宣称，“通过互动式软件编程等技术，计算机自动制造系统为工人参与决策或管理提供了无限可能。”三名来自德国汉堡的工程师在其讨论“微机数控机床上的工作充实”的论文中指出，计算机数控系统能够让分散式的计划、更为灵活而稳定的生产、工作充实与工人控制来取代早期数值控制系统中紧逼的权威式管理、呆滞且稳定性低的生产等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征在那些小加工厂以及部分大工厂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其中管理者很乐意让工人来参与管理从而提高机床的利用率。但夸大这种趋势或者期待从技术上颠覆自动化工厂的趋势，则未免过于天真。因为权力的格局依然如故，技术主流也没有改变。[4]

由于竞争日益激烈，而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资本的成本增加带来很大的压力，再加上一如既往的管理层、军方以及技术狂的冲动，整个社会对自动化工厂的追求以及完全有序世界的渴望丝毫不曾减弱。总体控制的思想基础仍然是贫乏的人性观以及系统否定人类潜能的假设，但以一种更为精致的方式表现在制造有利可图的先进的军用设备上，这种制造方式否定了人们的合作与智慧。它披着先进技术的外衣，似乎意味着高度的理性，但所谓的理性也只体现在狭隘的计算上。而在社会环境中，它意味着对生产手段的高度集中控制以及相应的敌对式的生产关系。

在新一轮兴盛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的背景下，对总体控制的追求还打着爱国主义、竞争、提高生产率和进步的名号。但是，它的不可分离的两个目标仍然是控制与统治，对其不恰当的夸张恰恰显示出它的荒谬。《时代》杂志在其1982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宣称，“计算机来了新世界崭露曙光”。只有这一次，年度人物竟然是一部机器。“有好几个代表1982年的人类候选人，但谁也不能像计算机那样能够如此代表1982年的丰富内涵，或者被历史视为过去一年里更有意义的符号。”制造业的声音也证实了这一时代的符号。《美国机械师》指出，“在过去，人既是信息的译码器，也是信息的发送器：操作工担当着设计内容与加工之间的最终界面的职能。人使用他的脑力与体力来控制机器。”但“现在，计算机日益承担起信息译码器与发送器的职能，数值控制也许是最大限度降低人工于预这种潮流的代表性技术”。因此，“制造业倾向于购买其控制系统将减少生产过程中操作工作用的设备。业内人士议论着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希冀在公司中采用高级计算机来实现双向交流……就等级制而言，操作工不大可能有什么发言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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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控机床在新英格兰的小型加工厂中的应用情况，参见 Roger Tulin，A Machinist'sSemi-Automated Life (San Pedro: Singlejack Book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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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用数字技术公司一方面以车间编程与操作工控制的优点向加工厂兜售其计算机和数控系统，却又同时向大企业宣称其设备具有“更稳定”的性能并能让管理层拥有更多的控制能力。“该计算机数控系统使用了磁泡存储器，”公司向潜在的客户强调指出，“它可以按照客户的需要，防止操作工干预部件程序。用户可以锁住手动数据输入功能，这样所有的程序可以由数值控制系统直接转入磁泡存储器。”换句话说，有了计算机数控系统，操作工也可以贡献其创造力，将其技术存储于生产过程目的是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并稳定生产；该系统也可以通过一部管理层控制的计算机来实现对机床的远程直接控制，从而将操作工排除在管理层控制生产这一“主流”之外。“总体指令：采用管理者操作的计算机数控表面磨床。”《现代加工厂》1982年9月刊登出了这样一则广告。“管理者操作？”广告开门见山，提出这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不？在你的办公室安装一部终端，你就可以亲自控制它……操作工仅仅只是装料与卸料。”[6]

这正是通用电气公司所采用的制造方式，公司管理层现在正追求着无需人的机器以及“无文书工作的工厂”。与其他地方一样，操作工被排除在计算机数控系统之外，还有些车间规定，那些被发现进入该系统的操作工将立刻被解雇。\*通用电气公司不是指望发挥工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自动化设备，而是研制出所谓的康曼德（源于计算机制造指挥仪）直接数控系统（DNC)，该系统将所有的操作设备都连接到一部中央计算机上。这种所谓“等级制方式”所“隐含的观念”是尽可能不让“操作端”涉及数据处理工作，虽然微处理器与廉价存储器使得分散化的计算完全不成问题。根据《美国机械师》的说法，通用电气公司的设计者认识到，“计算机数控系统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基本原则等级制方式—绝不可能改变。”通用电气公司的经理威廉·沃德尔（William Waddell）认为，“事实上，计算机辅助制造只是一种信息沟通系统，如果能够成功地运用，它可以将组织转变成一种纪律严密的制造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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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美国航天工业都是这样。打个比方，操作工所面临的这种处境就如同人们在操作复印机，当纸当或油墨用完，待你打开机柜，却发现本来很容易加纸或油墨的地方被锁住。除了让人恼火之外，这还降低了贵重设备的利用率。(但正如一名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前经理所指出的，“只要控制系统安装在车间，那么不管你锁不锁，你都不可能避免他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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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一方面协调与控制水平方面上的工作流与加工程序，另一方面又纵向连接从设计到加工的各道程序，现在已被广泛称为“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系统）。\*从其所蕴含的理念来看，这种系统体现了早期数值控制专家们永不满足的梦想，其目前的形式则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人们若没有在其工厂里安装了CAD/CAM系统，就根本不敢走进他的乡村俱乐部，”通用机械公司（Unimation）的总裁约瑟夫·F·恩格尔贝格最近嘲讽道，“他必须在打出第三个高尔夫球的时候谈起他的CAD/CAM系统——否则就有他的难堪了。”[8]

与数值控制技术—它构成了CAD/CAM系统的核心—相同的是，最新的技术突破仍然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空军。这也许最好理解成数值控制项目的扩展。1979年，美国空军启动了长达5年、资金达1亿美元的ICAM（集成计算机辅助制造）计划，计划于1984年完成既定目标。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前ICAM项目经理以及CAD/CAM系统主管丹尼斯·维斯诺斯基（Dennis Wisnosky）解释道，“现在的 ICAM计划是先前的数值控制计划的逻辑扩展。”工业界与科研界大约共有70位承包商参与了该计划，空军还提供了风险资本以推进这个项目，它的范围如此广泛，期限如此长以至于工业界自身无力承担。它堪称“工业界、大学以及政府资助的结合”。与数值控制计划一样，空军决定“推动该项目的技术发展”，包括技术的传播与交易。现在，“未来工厂”的原型将“设计美国工业的样板”。维斯诺斯基指出，“今天许多工厂似乎管理混乱，工人失去了控制，而成本则完全无法预期。”美国空军资助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将“疗救这些弊病”。[9]

正如其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样，ICAM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将车间自动化与管理自动化结合起来的努力，目的是削减由于减少人工成本并剥夺车间的权力与判断而大幅上升的间接成本。因此，ICAM计划可以视为是自动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除了机床自动化与机器人之外，它还包括研制并集成用于计划、进度安排、发布文件、存货控制、沟通、维修安排与设计等管理职能的各种计算机辅助功能，用以“实现更好的管理层控制”，并“将管理层从过多的事务性职能中解放出来，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车间自动化的主旨是尽可能降低工人的创造性、车间控制并实现操作的程式化，而这个计划的目的却恰恰相反。在ICAM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空军视察项目承包商时所得到的反馈是，工业界认为“在计算机辅助制造中，管理层控制获得了最大的回报”。空军系统司令部（Air Force SystemsCommands，AFSC）将54%的人工（蓝领工人）削减视为空军计算机辅助制造所获得的最主要的“成效”。但是，正如参与ICAM计划的戈登·迈耶(GordonMayer)所指出的，这种对削减人力的强调是有选择的：“我看不出有谁会认为，这种系统的目的是取代经理的地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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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诞生对于工程师与设计师来说具有双刃剑的效果。一方面，采用它可以将生产控制集中在技术人员而不是车间生产工人的手中，但另一方面，由于设计工作的程式化，它也降低工程师的技能并取而代之。自动化设计者们自己也被自动化了。关于这个主题，可参见本章的注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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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ICAM计划还包括“总体规划”的设计以及语言的标准化。该计划高度体现了“等级制制造结构”，目的是集成所有的制造工序。计划的承担者是软技公司，一家从麻省理工学院数值控制工程所分离出的公司，其总裁是自动程序设计工具的开发者道格拉斯·T·罗斯。新的语言叫IDEF(集成系统定义语言)，将成为空军与工业界就各种制造问题沟通时的共同平台。维斯诺斯基指出，“我们要让整个航天业，至少为了ICAM计划，采用这种标准的系统定义方式。”这样，空军再次通过标准程式与合同而强行推进这种最新语言的应用。空军最近的一份征求建议书提出了这一事业的目标，被送给潜在的合同商，并刊于1980年末的《商务日报》上。

诚征具备相关经验、技能和生产基础并能够参与建立生产部件的可调加工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FMS)的人士。可调加工系统的目的是建造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来制造航天业所需的批量产品。该系统必须能够自动调控，自动传送部件、夹具和刀具，自动检测部件的尺寸与刀具的质量。集成系统控制还包括加工数据分析、计算机辅助处理、计划、进度安排等能够实现计算机集成加工能力的功能。

征求建议书强调指出，“项目可望广泛分包给航天业与其他工业制造商、机床制造商、大学以及高科技公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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