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初看之下，ICAM的观念似乎“过于大胆，遥不可及”，维斯诺斯基承332认，但“现在它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正迈向未来工厂，它将是材料、设备、工人的最优配置，而加工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将能够反馈管理决策所需的信息。”美国空军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计算机与机器可以在一起工作，从而尽可能减少人工干预”，抱着这一目的，它在1977—1982年间与50家公司共签订了65份ICAM合同。1983年，仍有20份合同仍在执行，其中沃特公司承担着有关“未来工厂”的设计任务。空军系统司令部则承担起在1985—1990年间推广这种工厂模式的职责，与机器人一道，ICAM被视做美国CAD/CAM以来最为重要的创新。除此以外，ICAM计划还衍生出技模公司（TECHMOD)，空军耗资6700万美元用以改进通用动力公司的沃思堡工厂的产物，其职责是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专用部件。ICAM计划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军方部门对制造技术的改进。美国海军则有造船技术计划，陆军坦克司令部则有可调加工系统计划，海、陆、空三军还联合启动了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计划。[12]

军方，尤其是空军，大力推广新型制造技术。1981年，美国空军系统司令部开展了一个300万美元的制造科学项目，旨在“刺激科研界更多地参与制造技术”。ICAM的资助者还注重培养后备人才，致力于在工学院与大学里“提出各种新的教学课程”，并为“学生提供各种新的事业发展机会”，换句话说，“帮助学生了解现实世界”。然而，这个现实世界本身充满了梦想：“逐步走向自动化工厂。”《现代加工厂》的封面这样写道。这份似乎很务实的专业杂志把这个梦想描绘成这样的画面：一双澄亮的鞋蹬着金色的阶梯走入云端，阶梯的尽头就是自动化工厂。《财富》杂志在其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封面上宣称，“自动化工厂的竞赛”正在进行，让人回忆起该杂志在1946年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宣传。《商业周刊》描述了制造业有关无需人的机器、自动化工厂以及总体控制的梦想，认为按钮工人与执行人员虽然远离工厂，但已经成为计算机集成制造实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说工业界也回应了军方的梦想，那么作为军方一工业界一科研界三角联盟中的第三极，大学也不例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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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帕森斯认为ICAM计划对于小工厂来说是一场灾难，而对于大公司来说则是福音。主承包商将在其建议书中写明，如果更多采用ICAM方式来生产机身部件，那么将更有机会获得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小工厂由于不具备ICAM生产能力，将失去合同，而主承包商则有了将该合同放在自已工厂生产的绝妙理由。

帕森斯坚持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ICAM“对于高规格飞机的生产来说可有可无……有了记录一回放技术、微型芯片和计算机，制造业就能够实现任何加工任务，但是技术的可行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可行”。在这位很早就熟悉空军的数控技术观念的人看来，ICAM“必将成为一个庞大的技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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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弗吉尼亚工学院（VPI)，科研者与汉威公司联合承担了ICAM人力要素工程的子项目。弗吉尼亚工学院工业自动化试验室主任理查德·维斯基（RichardWysk）教授指出这一合同的主旨。“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自动化，你就必须采用比人更可靠的机制来执行命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各个工序实现自动化，并让人除了完全执行命令之外不必做任何事情。”既然数值控制设备的操作工现在不过是“装料工与卸料工，我们节约了他的劳动”，这样他就可以看管4～5部机器而不是一部机器。“现在系统真正意义上控制了人，而不是人控制了系统。”当然，相比较用机器人来取代人这一目标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头。但那时的问题就是，如果机器人失灵，操作工就必须在工地承担起相应的纠错责任。维斯基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已将人排除在加工过程之外。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人彻底排除在纠错的过程之外，也就是说，自动计算机集成系统也能够处理各种意外情况。”14]

这一“技术”目标近乎完美地补足了工业管理层的追求。正如维斯基的一名同事所承认的，“一旦实现了这个变化（自动化），他们将彻底改变此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消除工会）。”但是，这种变化打着科学的旗号，并得到了科研界的认可。通用电气公司就曾借用密歇根大学的莱斯特·V·科尔韦尔（Lester V.Colwell）教授的话来为其自动化辩护：“实施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头等目的就是将制造技术从基于经验的’技术转变成基于科学的’技术，并确认和整合其信息结构，从而让计算机执行产品设计与制造计划中的技术，并实现对车间的控制。”15

这个美妙的梦想是否会因不堪重负而破灭？对全知全能的执迷是否会被其内在的缺陷与短视而削弱？换言之，这些新技术是否在经济上与技术上可行？显然，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怀疑。

第7章指出，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假定，如果商人引进一种新技术，这种技术必定是经济的。因为根据其逻辑，如果这种技术不经济，那么精于计算的商人或者会拒绝这种技术，或者由于错误地采用这种技术而破产(市场自动纠正错误的经济判断)。在此，技术的经济价值不是通过举证与细致的计算而得到估价，而是根据表面的商业行为来作为先定的理由。但这种推理本身仍然存在着有关商人实际动机的历史疑问，它包括对实际而非预期的经济回报的考量，包括对所谓自我纠错（同时受到政府的严重影响）的市场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的审察。即使存在这些问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种逻辑充斥于人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理解，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仍然占据着观念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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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浸染了对于“美国制造体系”——比如机器大规模生产崛起的解释。它假定，降低竞争成本的动机与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促使富有经济头脑的制造商研制开发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专用设备、可互换零部件、标准化程序细致的劳动分工等)，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并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它还进一步假定，这种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将比传统制造方法更经济，从而也是美国制造业成功的关键。

正如尤金·弗格森（Eugene Ferguson）在最近的一篇史学评论中指出的，史学界开始对这一解释的事实与逻辑提出了质疑。[16]保罗·乌泽尔丁(Paul Uselding)是一位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史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绝不可以从理论的帽子中抓住一只历史事实的兔子。”学者证明，降低成本并不是南北战争前工业进步的动机，而且熟练工人的供需情形在各地也不相同。虽然一些地区在某个时期缺乏熟练工人，但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弗格森还认为，美国制造业的成功，与其归功于昂贵而精密的设备的采用，毋宁归功于发明了“设计简单、制造轻便且有助于提高技术”的各类设备，它们的发明目的是节约“机器辅助制造下的手工加工”的时间，而且“正是技术的存在，而不是缺乏，构成了美国制造体系崛起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学者们通过对资本密集、节约劳动、降低工人技能技术的实际设计与用途的考察，发现降低成本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动机，而且它也没有实现降低成本的作用。创造美国制造体系的主要动机并不是经济的，而是军事的；推动这种新型制造方法的主要推动者并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站在市场之外的美国陆军军械部。兵工厂对制造业可互换部件的研发被视为是“拥有无限资金的客户的昂贵爱好，而军方则不计成本地将它树立为规格统一与性能优越的标准”。兵工厂商带着军事上的热情，实现了对统一规格与自动化的目标，随后又将它推入民用品生产（农用器具、缝纫机、自行车)，而后者又反过来加强了工业界对于削减劳工来“完善”生产——安德鲁·尤尔语的热情。弗格森指出，研究美国工业，绝不可忽视“大量的事例，其中决策与趋势更多取决于参与者的态度与热情而不是严密的经济估算”。比如，约翰·理查德在其对19世纪末木工业的研究中指出，“在自动化设备的热潮中”，制造商在它们的机器中大量采用机械动力进给，尽管熟练工人的手动进给“在成本与质量上”都远远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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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并不必然是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主要动机，也不是它的后果。梅里特·罗伊·史密斯（Merritt Roe Smith）指出，在军工厂里，这种新制造方式并不经济，而是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设备昂贵而且需要投人更多的管理。弗格森认为，所谓削减成本的优势，只不过是一种“说辞”，目的是获取与维持政府的资助。弗格森估计，直到19世纪最后的10年，这种新技术才达到盈亏平衡点一此时距它的发明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史学家戴维·豪舍尔（David Hounshell）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证明，采用这种新型制造方法的企业——比如麦考密克公司与辛格公司——并非依靠这种新技术所带来的降低成本的优势而取得成功。相反，它们的成功应归功于组织管理尤其是市场营销，而不是低价与生产上的革新。弗格森在其史学评论中指出，一言以蔽之，近来学者们严重质疑了“资本密集型的美国制造方式所具有的经济重要性”。

然而，这种显然未经证实的技术创新观念已经扭曲了我们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认识，现在仍然误导着我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解。此外，对于19世纪工业的罗曼蒂克式的叙述往往被程式化地提出来，被用于为20世纪末所发生的事情辩护，证明历史它意味着经济进步——站在了当前提倡昂贵的、资本密集的、节约劳动的、降低工人技能的技术的人那边。我们再一次听到，各种克服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呼声，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削减生产成本的要求，而且再一次，他们提出的对策仍然是自动化。

正如人们传统上将熟练劳动力短缺当做“解释”采用节约劳动机器的原因，而今的制造商与销售商也将熟练劳动力的短缺视为自动化的终极根据。《加工与生产》（Tooling and Production）杂志指出，“许多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工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熟练技工的短缺，尤其是金属切削业。”《时代》杂志也附和此说，认为在冷战中，“美国工业受到熟练工人短缺的挤压。缺乏熟练工人，我们就无法制造数以千计的金属部件，它们本可以安装在战斗机、新型坦克、导弹与三叉戟潜艇上面。”全国机床制造商协会主席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也如出一辙地提出了警告，美国将面临“有史以来该国最大的一次熟练劳动力短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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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惊诧声，劳工统计局职业前景部的主管尼尔·H·罗森塔尔(Neal H.Rosenthal) 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一项细致的调查。[18]1982 年夏，他发布了对机械工短缺问题的评估报告。他将“短缺”定义为“在现存的工资水平下无法雇到足够多的工人”。“是否存在机械工短缺呢？”罗森塔尔提问道：“未来的机械工供应是否短缺？”罗森塔尔最后模棱两可地结束了其报告，“不同的研究提供了相互冲突的结论，根据现有的数据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他检验了机械工相对失业数据，认为，虽然机械工的失业率相对较低——这与熟练工人短缺不悖——但这一证据本身却不足以充分证明劳动力短缺。因此，他寻求其他的确证。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他假定，如果存在劳动力短缺，雇工将试图通过提高工资、增加培训或两者并用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但他发现，虽然厂商抱怨劳动力短缺，但它们并未提高机械工的工资。他指出，“1972—1980年间，机械行业工人的工资相比较所有的产业工人的工资而言，并没有变化或者略有降低。”“与失业的数据不同的是，”他得出结论道，“有关机械工人收入的证据并未显示出劳动力短缺理论上应表现出来的模式。”根据相同的逻辑，罗森塔尔发现，“在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预期短缺的时候，工人将愿意增加培训的机会……但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学徒数目减少了，这意味着短缺并不存在，或者短缺尚未严重到必须增加培训机会的程度。”他还指出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培训计划的地方，这往往也是那些“非备案”的课程，其中整个培训时间要低于培训新手所需的必要时间。虽然培训要求的降低也许是对付熟练劳动力短缺的短期措施，但对于长期而言，这并无助于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充足供给问题。

罗森塔尔还遇到自然减员中失业的老年熟练工人的普遍呼吁，他们认为现存的熟练劳动力根本无法取代他们。比如，《铁器时代》（IronAge）抱怨，“当一名工人退休，你就再也不可能雇到相同经验的工人。”[19]“机械工的平均年龄正在增加也值得深思，”罗森塔尔指出，“许多报告都提到，机械工的年龄分布正在向老年倾斜。但最近人口调查有关机械工、模具安装工的年龄分布的数据对这一结论提出了异议。比如，1972—1980年，55～64岁年龄段的工人所占的比例在下降，而20～24岁与25～34岁年龄段工人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

罗森塔尔的结论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或否定机械工短缺的判断。”并再次强调，“政府所收集的现有统计数据尚不足以提供证实劳动力短缺的必要信息。制造商协会所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的计量数据在统计上是不可靠的，并且很可能高估了短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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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统计局的研究对所谓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存在或严重性提出了质疑，但它并未抓住另外两个也许更重要的问题。第一，无论是否存在熟练劳动力短缺，不可否认的是产业领袖们都认定存在短缺；确实，他们的做法更像是希望发生了熟练劳动力短缺为什么？第二，如果真存在熟练劳动力短缺，为什么工业界不去采取一些增加供给的措施一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期它们会做的—比如，通过提高工资或增加培训？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工业界人士相信存在熟练劳动力短缺，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却与他们的信念相对立？我们能否找到一种逻辑一贯的解释从而充分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地区，雇主很难雇到他们所需的工人—在他们所提供的工资水平上。因此，他们认为存在短缺。无论如何——不管统计数据是什么—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短缺。根据这一逻辑，他们认为存在短缺，所短缺的不是熟练机械工，而是达到他们眼中的熟练机械工标准的熟练机械工。比如，专业杂志所登的广告通常都把熟练机械工描绘成一位穿格子衬衫的中年白人男子。广告提问道：如果他走了，你怎么办？答案是一部计算机控制的自动机器。另一个答案也许是雇佣一个年轻人、黑人或者女机械工，他们都是最近才进入美国工业的熟练工人行列。这种对熟练工人短缺的认知反映出一种微妙而不被承认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还有一种可能是，对熟练劳动力工人短缺的抱怨仅仅不过是为实施自动化而找的一个便捷的—也是传统的—借口。这样的解释与工业界的行为是一致的。工业界不提高工资，并有意削减培训要求与计划，但它在加强自动化方面却不曾懈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自动化更多地造成熟练劳动力的短缺，而不是熟练劳动力的增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动化也曾被当成一种降低工人技能并削减工资的手段)。

尽管不存在确切的证据证明，人们所理解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推动自动化的一种重要动机，但它确实一再被提出作为自动化的借口。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在19世纪就曾使用这个理由，洛厄尔·霍姆斯在1946年也把这个当成说辞。在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成为自动化的借口，“以自动化来补偿工人数量的下降。”《铁器时代》如此宣称。工业界不是研发足以扩大现存技术的机器另一种补偿劳动力短缺的策略，并且在19世纪取得了成功而是继续推进降低工人技能并从而取代工人的技术。“许多大型制造商一如既往地依赖各种CAD/CAM系统来缓解技能下降的压力。”《加工与生产》杂志指出。《纽约时报》报告了1980年的机床展览会，并发现由于经理认为存在熟练劳动力短缺，他们“乐意耗资数千万美元来购买高度自动化的数值控制系统”。《纽约时报》指出，“展览会中最吸引眼球的场景”是“没有人操作的制造中心”——据称其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并解除熟练机械工短缺的困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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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自动化浪潮就源自于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依赖，降低工人的必要技能，从而削减工资。当代的培训方式完全符合这个总趋势。在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布莱尔机床公司的总裁表达了对熟练机械工短缺的关切，并呼吁创建一个“机械工学院”来增加其未来的供给。其立论根据就是熟练劳动力对于工业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数值控制技术发明以来，“机床制造商宣称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将大大削减，从而可以起用半熟练工人。”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事实。“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工厂，”他对此表示异议，“但就我的公司过去15年来采用各种数值控制技术的经验而言，这种预言从未实现。我们最好的工作绩效都是由最好的工人所取得。”他进一步敦促道，建立一个机械工学院对于工业的复兴极其有益：“它将巩固美国的战略与经济地位，并给这个从未得到应有声誉的行业带来荣誉与尊严。这将是实现美国再度工业化的一项重大举措。”[21]

但没有人采取这一措施，建立机械工学院的呼吁被湮没无闻。相反，工业界根据自动化技术的要求，或者削减培训计划，或者重新安排培训方式以培训半熟练的工人。比如，在1978年，国家生产力中心考察了金属切削业管理层的需求，并建议对那些进入制造业工人大军的人削减培训要求。“除非是那些最复杂的数控设备，数控机床将削除对于高度熟练机器操作工的需求。”国家生产力中心的报告这么认为。报告对《纽约时报》所刊来信中表达的共同经验视而不顾，认为，“过去有些企业在引进数控机器时配备了最优秀的刀具工或机械工，这是因为它们错误地相信，像这类昂贵和生产能力高的设备应当配备最优秀的工人。某些设备可能仍然无法从数值控制技术中获利，而这些设备本可以使用不那么熟练的工人。”报告建议，培训应当反映出设备对技术的较低要求。[22]

美国国防部也关注人力资源问题，它一方面拒绝国际机械师协会参加其计划，并决定继续推进自动化，另一方面则贬低一些政府资助的职业培训计划这些计划没有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新手责任的内容。工业界则仿效军方的做法。1981年，在一份提交给美国空军的报告中，美国机床制造商协会培训部主任约翰·曼德尔（JohnMandl）建议将机械工学徒的时间削减一半，从而“在一个更为狭窄的范围内增加其内容，并降低操作或维护某些机床所需的技能水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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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虽然工业界并不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无论短缺是否存在一对自动化的强调仍然如故。与此相伴随的降低工人技能、削减工人职位并降低培训要求的做法，无疑实际上导致这样的短缺的发生一正如历史上的故事一样。这种人力资源的贫乏并非是自动化的原因，而是自动化的后果，但却被当成是进一步自动化的根据。这种循环论证主要依赖于其自身，此外还有社会的工业能力。

如果说自动化浪潮的熟练劳动力短缺解释充其量只是模棱两可的话，那么所谓降低制造成本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的说辞也不例外。这一假定也带来有关动机与实际回报等历史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数值控制研发过程中的主要动机与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制造体系崛起的表面原因相似一绝不仅仅是经济的。相反，它们综合反映了军方、管理层与技术狂的复杂冲动、利益、信念以及希冀，今天仍然如此。

军方不顾成本，对性能与命令的重视仍然是主要的推动力。再一次，广泛的军方影响以及丰厚的政府资助不仅仅激发了自动化浪潮，而且也抵消了所谓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功能。其结果是持续的自动化浪潮，人们根本不管其实际的生产成本或所蕴含的收益。空军材料试验室的制造技术部的主管加里·登曼（GaryDenman）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私人承包商“显然不可能”推进自动化，这一看法也得到了ICAM计划的主管戈登·迈耶的同意：“我们的承包商设立各个相关部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ICAM项目合同。我们让这些部门活下去。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自动地寻求自动化项目。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也不是一个好理由，事实上这也许相当有害。我们与公司的各个部门合作，它们的工作仅仅只是执行这些高端技术，只要它们能够从空军那里得到合同，它们就不计回报地把它做下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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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国机床与金属切削业的各种行为的累积效果的简要总结，参看我于1983年7月26日在第98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时在美国众议院银行、金融与市政委员会下辖的经济稳定子委员会所召开的有关产业政策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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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不是仅仅只有军方决定了自动化发展的趋势。在工业界，无论是在军事工业内还是军事工业外，传统的管理层意识形态和对技术的迷恋也刺激了这种不计成本与生产率的自动化浪潮。这种趋势现在甚至被商业媒体所认可。1982末，《商业周刊》与哈里斯调查公司联合开展了一项对美国工业管理人员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工业萧条的时候，对于自动化的追求也仍然没有减弱—此时他们对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关心。调查还显示，“对于各种节约劳动技术存在着大量的投资，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在不必增加产出的情况下（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译者注）提高盈利。”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一个潜在的节约成本的领域似乎在技术革新下仍然没有受到影响：管理层。”因此，撇开言辞上的争论不议，管理层的做法似乎已经抛弃了其所谓提高生产率的历史任务这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也是意识形态上将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基石。[25]

经济上合理的生产并不必然是自动化的主要动机（或甚至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主要动机\*)，但那种认为新型生产方式是提高生产率、加强竞争力和实现繁荣的关键的看法却仍然十分流行，不管是在工业界之内还是之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未加反思的信念促进了对自动化的追求。但我们不应将这种对经济回报的信念当成是经济回报存在的事实。新体系是否果真在经济上合理呢？通常而言，这类问题总是永远得不到答案——它有待于技术的进一步创新，还需要经验的积累，再加上最终的突破。如果必须给出答案的话—毕竟数值控制技术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其答案也总是模棱两可的。

1980年，空军退休将军亨利·米利（HenryMiley）对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说道，“我所关心的是，当我站起来用我的美国话发问，我能否走进某家工厂，抚摸某个部件，并询问由于采用了MANTECH技术（国防部的自动化计划)，它的生产成本是否比5年前更为便宜，我得到的回答总是让人含混不清……当我直截了当提问，导弹是否比两年前便宜，回答总是，哦，没有。”当委员会质问米利，成本的增加是否出于“通货膨胀因素”，米利一语中的：“通货膨胀以及生产的低效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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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盈利与经济合理生产之间的区别，参看 Seymour Melman，Profit without Production(New York: Knopf,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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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ICAM计划的戈登·迈耶也抱有同感。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休斯公司承包的空军资助项目中的一种自动处理计划辅助系统ICAM的决策支持系统（IDSS)，最后的结论是，这一项目虽然得到了工业界与军方的技术狂的支持，但最后仍然“浪费了金钱”，在“整个项目期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报。与此相似的是，德雷珀试验室的制造自动化计划的项目主管与空军FMS手册的主要作者布赖恩·莫里亚蒂（BrianMoriarty）不无尖锐地批评道，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界引进这种新技术完全“不切实际”，它们不计成本，而且事后也没有对其成果进行审计。\*[27」

这些新型自动化技术是否提高生产效率？其前提是它们降低了成本，从而提高生产率，增加了竞争力，而更强的工业竞争力则导致经济的繁荣兴盛。当然，即使这些新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力的提高（它与产品设计以及市场营销有关，而不仅仅是单位成本），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它不再与日益流动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直接相关)。但即使假定这些因果关系成立，这些新型自动化技术是否真的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提高了生产效率？\*\*[28」

英国经济学家巴里·威尔金森（BarryWilkinson）对新型自动化设备在制造业的应用进行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当时他在英国阿斯顿大学的技术政策系任教。在其1983年出版的著作中，威尔金森提醒他的读者，由于“管理者与工程师善于根据所谓‘客观依据’来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创新也披上了效率的意识形态外衣，而选择的真实理由也许因此被埋没不见。”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警告道，“正式的辩护可能只是一种‘事后的’技术合理化，倾向于贬低决策所涉及的社会与政治因素。”

结语 另一种进步观

\*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魏斯科普夫(ThomasWeiskopf)收集了一些有关投资与产出的汇总数据。他的结论至少对两者之间的对应性提出了质疑。他考察了1948一1978年间的变化(与本研究的时间框架大体重合）后发现，在制造业，资本对劳动的比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几乎提高了一倍（它反映出机械化与自动化加快了速度），但生产率（每人小时的产出）的平均年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多。他的结论与解释写人了劳动教育与研究协会的报告《美国经济哪里出错了？》(What's Wrong with the U. S. Econom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制造商普遍认为，自动化是竞争力与企业生存的根本。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唐纳德·K·格里尔森(DonaldK.Grierso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解释道，“世界竞争的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其他公司实现了自动化，而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很可能无法生存下去。”这一论点被许多公司所接受，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它们借此强迫工会接受自动化：要么自动化与更少的工作，要么就没有工厂，也没有工作。

但这一论点，虽然它迫使工会做出了让步，却值得深刻怀疑。事实上，在自动化与竞争之间的关联，正如自动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而且如果假定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自动化，这将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国家机床制造商协会派出一个研究小组前往日本研究其企业的竞争力，并得出了这个结论。它们发现，日本在技术上并不先进。相反，日本企业的优势并不仅源自于更多的设备投资，而更加是“严格的”长期管理、“进攻性”的营销策略以及日本人“每年花大量的时间来培训与激励（他们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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