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威尔金森展开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力图揭示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他指出，“案例研究”有助于“说明新技术在技术与效率方面所发挥的真实作用，因为人们通常把它们视为技术变迁中的主要因素，如果不算是唯一因素的话”。他的发现是，新技术的经济现实往往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效率”、“产品质量”、“生产率”等有关技术成功的指标，通常并未受到质疑，但很难对任何某种程度的准确性做出评估，而且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某种技术必然对另一种具有确定无疑的经济优势。当然，正式的（成文的）投资计划书都会对不同新型机器之间的生产率、资本成本、回报期限等做出详细的比较。根据财会规则，这些比较将用做案例研究中企业在选择技术时的决策依据。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不能证明，在现实的运作中，该新技术必然符合为该技术辩护的生产工程师的预期，或者必然符合推广该技术的机器供应商的预期。此外，新工艺的经济回报的衡量数据毫不例外地采用类似“人均产出提高了两三倍之多”，或“大约两年内将收回投资”的模糊说法，而不是在执行前做出严格到英镑、便士与小时、分钟的程度。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严格的有关生产率或比较效率改进的评价标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根据相对于传统的（非自动化的）技术来对一般意义上的新技术或批量生产的电子控制技术的效率做出评价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几个被研究的企业中，一些工人与低层管理人员对某些工艺的自动化提出了质疑，通常很难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还是错。有时候，管理者与工程师以暗示工人使用人工借用装置的方式而实际上默认了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承认，至少对于某些产品的批量生产来说，传统生产方式更为适当。）相反，关键就在于，绩效评估的模糊不准确的性质意味着，针对在现有的不同设计方式以及用途（工作的组织方式）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其评价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技术与经济优势。在工程师与管理者采用这种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寻求其他的动机解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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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动化的经济理由——无论是作为动机还是收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此外，既然自动化并不是所谓劳动力短缺的唯一解决方案，也不是提高日见下降的生产率的充分措施，而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它能否有效运转——它更不是必然可行的方案。1983年，《华尔街日报》（1983年4月11日刊）探讨了制造业自动化的现实，指出“其结果难以判断”，比如“技术很快提升，而用户则疲于对付技术变化以及问题频出的机器：计算机控制的设备往往不能按照其性能来运转……新设备要比传统的工业设备更不稳定……用于操纵设备的软件更是频频出错”。“自动化加工：为什么要耗这么长的时间？”一位备感失望的支持者大声追问。对它的解释并不简单，解释也不能够仅限于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它必然涉及自动化企业本身所蕴含的某些不足。确实，新型设备的高昂成本（虽然计算机硬件的采购成本在逐步降低）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而随时出现的停机与维护成本——这反映出系统的不稳定以及全天候保持新设备运转的必要——更是让人头痛。运营费用仍然相当高，完全抵消了削减直接人工成本所带来的收益。（甚至ICAM计划也承认，通过自动化来节约成本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间接的计划、进度安排、监控等费用则占到生产成本的60%～70%，而“手动工作”—陆军的装备研制部的副主管的用语则萎缩到10%的比例。)[30]

此外，自动化方法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弊端。计算机制造要求所有的行为都必须转换成机器可读取的术语。形式化的描述、标准化的程序、代数式的整齐必须取代生产的人工与社会过程。虽然理论上美妙无比，但在现实中，这种宏大的抱负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每个人都认为可调加工方式是唯一的出路，”空军FMS项目的一名官员这样对《铁器时代》杂志说，“但美国并不只是有了可调加工方式就万事大吉了。”布朗和夏普公司的亨利·夏普也指出了相类似的问题：“理论上，数值控制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但我们遇到了某些实际上的困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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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运营本来似乎非常有规则，但你要用计算机程序来描述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财富》杂志的吉恩·比林斯基（GeneBylinsky）指出，“这时这些运营开始显出它的不规则性来。”[32]这种问题在加工过程中无处不在，构成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一个拦路虎，而金属切削业中有限的形式知识则使这个问题尤其突出，虽然自弗雷德里克·泰勒以来，工程师们在这个方面已经探索了近一个世纪。现在尚不存在确定“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充分预测刀具磨损、各类材料的“可加工性”，实际的机器性能以及经常改变的工作条件。当然，机械工与机器操作工每天都要遇到并处理这类意外情况，对付这些情况，他们所依赖的是他们积累的技能与经验。克服这些生产问题的最可靠办法就必须有赖于工人的合作。一名大型飞机制造工厂的熟练数控设备机械工详细地解释，他们是怎么遇到这些问题以及又如何在车间里处理这些问题的：[33]

毫无疑问，控制带类设备的理念是保持产品规格的绝对统一。尤其是设备设计者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程序与操作工的关联装置。但程序首先的定位就是错的，他们让操作工难以介入程序带，并发现他处在程序带的哪个位置。如果程序带不能按其预期的工作，他们所设计程序带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做出任何改动。他们锁住了机器的控制系统，这样操作工就不能编辑程序带或者找出问题所在。

工程师们都一门心思放在编程上。他们认为，操作工只需在机器上夹住部件，摁下按钮，启动机器就行了。它所隐含的观念是操作工是最笨的人。这样如果你让操作工也参与一些事情的话，他将搅得一团糟。

事实上，在程序带类设备的问题上你总遇到这样的官僚。你有一大群人调试夹具，开动机器加工，然后你又叫另一个人来编制生产部件的程序。加工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机器，但他们对生产设备一无所知。那些设计夹具的工程师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在车间工作过。而程序员则通常是那些在计算机方面经验丰富的人，而不是曾经在车间里工作过的人。即使程序员曾经在车间里工作过，他们通常也只是在开动程序带设备，这样他们实际上对于加工并不拥有多少知识。如此，加工、编程与生产部门往往配合不力。每次要转产的时候，总有人因为生产中的问题而受到批评，或者让某个人承担起责任，填写全部的文书工作。本质上就不可能将它们完全协调好。通常的做法是花很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程序带，调试好之后再根据进度来生产部件。而部件的生产进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操作工摸清楚生产出优质部件的方式。此时，程序带已经完全确定。而一旦确定好程序带，就实际上不可能对它做出任何变动。因为只要美国空军认可了这些程序带，而你却回过头说我们必须做出改动，这会让他们大费周章。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想做出微小的改动或者变动位置，这将影响程序带的其他内容；于是你必须通过一连串很长的程序去做出更改。将由监督人员检查工序，并反复检测部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通过人工移动机器、换下夹具或其他零件来做出微调，如此就不必重新编辑程序。需要花许多时间来调整夹具或垫隙部件，而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据规定，安装好的刀具是不可以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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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操作工通常都承担起找出加工、编程中存在问题的责任，并最终生产出合格的部件。以前在绝大多数加工车间里只有几个在加工完成后清理毛刺的人员（清理部件的毛刺），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大部门，专门修理机器生产出来的成品。他们需花很多时间在机器上生产一个部件；然后车间外还有人打磨、锉平部件等一切必要的工序，或者干脆再将它放在一个传统的铣床上以达到合乎规格的尺寸，而这本来在一开始就应做到这一点。

很难判断程序是好是坏。我以为，更有可能的是，编程背后所依据的原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你是一个时间研究工程师并走入车间，你将只会发现两件事情：机械工做出计算——他坐下、察看设计图、做出计算；然后他们将部件送入机器——定位、从部件A移动至部件B，或者移动切削刀具。表面来看，这仅仅是加工所蕴含的内容，你应该也能够复制这些内容。计算机确实能够计算。而且你也可以使用伺服马达与逻辑电路来固定机床，这样机械部件就能按照程序带所规定的计算机指令来做出相应的移动。

问题是加工过程还涉及许多相当精妙之处。如果你没有木工的经验，你看他人用刳刨机制作榫头，似乎非常简单。但如果由你来做，你将发现错漏百出。工人的技能并非一目了然。你观察他人制作陶器，陶器只是一个简单的弧形，你只需一个用脚踏板转动的陶轮就能生产出来。如果你雇佣一些工程师与程序员来制作陶器，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当然能够制造出一部生产陶器的机器。但你会发现，这将是一部极其复杂的机器。而你生产的陶器也绝非上品。这并不是说程序非常糟糕。这是因为不可能让某个人闭门造车，写下一组指令与二进制编码，然后让机器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即使是钻一个孔也包含了许多精微之处。所有你能告诉机器去做的就只是在这个点上启动钻机，然后钻进去再抽出来。但你无法告诉机器，如果材料比较硬就必须用力推进，或者如果钻头温度过高就必须抽回。你只能根据平均值来做出这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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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一样，有一些职能让机器来做显然能够做得更好。但这也有限度，因为这将使得你的机器过于复杂。最明显不过的事例就是刀具转换装置。你也许会认为这是让机器去做的最理想的事情。变换一把刀具，本质上不过将一根圆棒插入一个圆孔罢了——这似乎是刀具转换装置所做的唯一事情，你自己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会觉得它确实是一件简单的任务。但如果你真正去分析你的肌肉与神经末梢的工作，你将发现那是极其复杂的。如果你想让机器来承担这个任务，你就必须具备一台液压水泵、一部蓄电池以及各式各样的阀门、伺服马达、开关，而这些设备都经常失灵。一天之内你的手臂通常只需转换刀具15次，你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复杂。在使用相同的圆棒插入相同的圆孔以及机器的不同零件上时，你可以做得相当完美。而如果让机器来做，任何温度或振动的变化都有可能超出规定的范围，从而让机器不能有效工作。一旦轴承、操作轴与齿轮出现了磨损，你就必须停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车间都不再购买安装刀具转移装置的机器，因为人们认识到，让一个操作工来转换刀具更为迅捷。你让一部刀具转换装置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可以节约几秒钟。但如果刀具转换装置出了差错，你将受到损失，而且操作工根本就无法对程序带的问题做出任何改动。一旦刀具转换装置失灵，这部价值达50万美元或100万美元的机器就只能停机等待维修。

还有一个缺陷是，机器出错的时候，它自己并不知情。如果一名操作工在机器上安错了刀具，这很可能是因为这把刀具与正确的刀具极其相似——这可能会导致0.001的误差或者不同的转角。但如果你让机器来安装一把端铣刀，而机器出错的话，它很有可能将一把3英尺长的拱铣刀插入只有4英寸长的圆孔。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机器将受到严重破坏，你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那也意味着机器就报废了。每个车间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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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不是依靠工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乞灵于所谓的自适应控制装置所谓全面自动化的关键。“自适应控制”是一种通过使用精密的传感器、反馈装置甚至“人工智能”来让机器实现充分的自我纠错的做法。管理层希望采用这类自适应控制装置来自动对工作中的各种参数的变化做出补偿，从而使加工成为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自足的过程，仅仅接受远程的管理层控制。但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机床有了更多的诊断数据事实上更不稳定，”一个机床研究小组最近指出，“在机器上安装多少传感器、监视器、计算器、警报器或者自动维修装置，事实上有个限度……人们越想通过引进附加装置来避免出错，就越容易出现更多的差错。”针对不稳定性而增加的复杂装置更加使得设备不稳定，而自适应控制也绝非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剂万用灵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适应控制能够克服各类加工问题，”研究小组得出结论道，但“在加工系统上增加部件与控制系统通常并不是一个取代初始设计与处理分析不足—或者为了实现控制与纪律—的良好途径”。[34]

很显然，追求“尽可能少的人工干预的做法是有极限的。”一名军工试验室研究自动化的学生指出。比如，在德雷珀试验室FMS手册中承认这一限度：“可调加工系统只有在优良的硬件再加上热情且熟练的人员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符合相关性能规格。”空军“人力要素影响ICAM执行”这一课题的报告在描述通用动力公司的自动化时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通用动力公司的机器人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35]

这样，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即让传统的管理层不安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有了这种经验，系统设计者与生产责任人终将认识到，他们那些脱离现实的举措必将失败，并从而走上较为实际且更为确定的道路？至少在目前，我们没有理由抱着这样乐观的看法，因为人们认定，现在做出决策的人们在真诚地关心生产，并且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从事。现实完全相反。如果这一宏大的抱负陷入了自身泥潭，它的支持者们将想方设法来掩盖事实，并且他们还找到其他方法来扩大他们的权力，延续他们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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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成功的高科技故事，”1983年4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说，“还有许多失败的故事：精密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昂贵的新系统用非得法，从未实现节约成本的目标。”“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或制造系统问题上，”阿瑟·D·利特尔公司的托马斯·G·冈恩（Thomas G.Gunn）指出，公司往往要“花上比它们预期多出两三倍的金钱与时间”才适应它的工作。可见，如果说追求自动化背后的动机是令人费解的，那么自动化的经济收益与技术可行性也是如此。对于这种新型自动化技术来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广泛的、没有节制的应用包含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这种新技术的误用与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36]

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库特·冯内古特就预测会有结构性失业这一挥之不去的幽灵，现在每个人都看到这一点。最近几年，对于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官方的通行口径是乞灵于技术推进的经济增长。人们被告知，技术性失业仅仅只是一种幻象，因为技术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比它毁灭的多；具体来说，那些失去某型机器上的工作的人将会在该型机器的制造上找到工作。二战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经济扩张、战争推动的间歇性工业“繁荣”以及政府大规模扩大对“服务部门”的资助，所有这些掩盖了就业错位的现象，吸收了大批失业者，同时也赢得了人们对于“增长”的认同。但现在这一招已经失灵了。

当经济处于收缩的时候，工业强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节节高涨的反帝国主义以及持续而且日益强化的自动化趋势，所有这些使得官方对于传统的补救措施也不敢抱乐观的态度。“长期而言，还不能肯定自动化是否造成失业。”1982年，总审计局这样说，明显失去了以往的乐观。第二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至1990年，“基础工业中自动化与生产能力的削减将共同削减300万加工岗位。”新闻媒体也开始认识到制造业中失业的严重性，而且也看不到服务部门或自动化设备制造部门它们本身也在进行一场自动化——有能力改变这种萧条的背景。[37]

1983年3月，《商业周刊》承认，“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高科技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远远低于制造业所失去的就业机会。”比如，机器人制造业“预期创造3000\~5000个就业机会，”而这些机器人本身“将导致50000名汽车工人失业。”\*杂志预测道，“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新产业的就业将只占到美国整个就业中的极小一部分。”此外，新产业规模较小，而且“高技术职位的增长与推进自动化的产业一样缓慢”“未来将出现大量的无人工厂。”《商业周刊》警告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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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新创造的职位还可能流入外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国家强迫执行工作纪律，而且工会是不合法的。比如，“高科技行业中的非熟练工作将遇到低成本外国劳动力的持续竞争。”《商业周刊》指出，制造商们由此越来越将它们的工厂设在外国的土地上。雅达利公司(Atari) ——高科技乐观主义的政治象征—宣布将1700个职位搬到外国，这对它的支持者来说称得上是当头一棒，而惠普公司“预测其海外工人的增长速度将高于美国国内工人的增长速度”。[39]

对自动化的无歇止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工人的失业与错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美国工业基础的普遍削弱，具体而言，技术的永久性流失。正如威廉·莫里斯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所论以及刘易斯·芒福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再次重复该论断所表明的，在这个方面，社会所失去的远比它所得到的更多。它所蕴含的成本绝不限于生产，而且也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芒福德警告道，无歇止的自动化将逐步削弱小规模的、分散化的、以技术见长的、多样性的永久工业基础—这至少是民主的一个基石，是知识积累最可靠的载体，人类社会弹性与连续性的枢纽。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成的、大规模的、复杂的权威结构—既令人生畏同时也岌岌可危。芒福德宣称，在每个文明中，这两种工业结构都是同时并存的，如果说“权威”结构在生产物品与荣誉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那么“民主”结构则具备另一个优点：它长期生存。[40]

自动化制造体系的推广者对他们的宏大工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们能够利用公共经费尽情追求他们的梦想，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他们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与权力，他们就会继续忽略这种灾难性的前景，或者对此仍然一无所知。但是，工人从未抱有这种奢想。只有当他们的生存、组织、车间权力以及尊严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对自动化的危险发出警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绝大部分工会仅仅只能采取防御性措施一比如在谈判期间保持那些将交给计算机去做的工作，维持现存的工作与收入，转移工作时提前通知，对失业者再培训其他人则试图让最新技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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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报道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估计，汽车工人得到制造机器人工作的机会就跟马匹得到制造汽车工作的机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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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欧洲工会（尤其是挪威的钢铁工人工会与英国的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实现对计算机制造系统的设计与配置的某些控制的鼓舞，一些美国地方工会（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红河工厂的联合汽车工会地方600工会中的刀具与模具工人，通用电气公司林登河工厂的通讯国际工会地方201工会的“新技术委员会”成员）也有组织地抗议管理层对新技术的控制。正如欧洲工会团结了抱着同情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设计偏向于劳工的技术，出于相同的目标，美国工会也与大学里的技术工人结成了前所未有的联系。[41]

国际机械师协会正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一个科学家与工程师小组，与工会成员一道研究技术的可能性与革新策略。所有这些初步的努力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工人与工会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政治，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力，他们必须直接挑战此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管理层特权。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举措之外，他们还要求对所有与生产有关的信息享有知情权，有权参与有关新技术的设计与引进方面的决策。国际机械师协会甚至还提出一个“技术的权利法案”，对新技术的采纳设置条件，不仅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为了整个美国工业的基础，以确保美国经济的稳定。最后，工人与工会的这些举措也获得了一些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同情，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职业中的管理层倾向，并开始设想“以人为本”的技术，考虑如何让计算机系统为工人提供对于生产的更多控制。[42]

如果管理层不管其内在的矛盾与社会后果，一意孤行去追求总体控制，这些来自外部的挑战能否带来一个不同的前景？显然，至关重要的是，工人——包括工程师与科学家—开始将技术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同样重要的是，影响广泛的产业工会重整旗鼓，不仅挑战管理层有关车间生产的权力，而且也要求参与社会应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决策——也就是说，质疑了工业领袖的合法性与领导能力。夸大这种倾向是不切实际的，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强大。计算机监控系统、远程控制与卫星连接工厂、CAD/CAM系统、用机器人来生产所有这些设计都是服务于管理层的目的，削弱工人与工会的权力，并确保它们对末端作业的控制。公司权力的集中化，企业的跨国化，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用一个国家的工人来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史无前例的资本流动，对美国工人组织的直接攻击，所有这些使得管理层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一个优势地位。此外，工会内部也遇到了挑战，工会领袖不被更富战斗精神的工人所信任，而且，许多工人继续对技术前景抱着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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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的技术前景，只有人类前景，社会进步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技术发展，它与技术发展并非一物。当然，在指明与实现人类前景的政治、道德与知识斗争中，技术进步——尤其是当前的技术进展也许更多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帮助。可以肯定的是，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意识到，还存在另一种技术前景，一种不同的未来。但这种解放想象绝不可以遮蔽或者转移我们对当前挑战的认识。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一种遗留下来的资源，一种具有解放潜力的事物，技术仅仅是一种社会变量，可以根据我们的选择而做出改变。出于同样的原因，鉴于技术具有政治性，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下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技术仍然将构成权力与控制的扩展。因此，我们不仅应怀疑与质问它们，而且必须抵抗与拒绝。我们还应追求另一种不同的前景，坚持对更为人道的未来世界的渴望，同时我们也深信，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下，指望技术服务于人道的目的将是危险的幻想。设想以这种方式来提出并实现新的技术途径，从而来削弱当前的权力阶级是荒谬的。

再重复一遍，技术并非症结所在，也不是解决之道。真正的问题是政治的、道德的与文化的，解决之道也是如此：对化装成进步的统治体系予以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必须反对现存形式下的技术—争取时间，回击当前的攻击。此外它还需要政治动员与宣传，文化创新与复兴，并且重振人们的道德信心。我们还要永远超越非理性的和幼稚的技术进步意识形态，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长期困扰了西方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掩盖了社会的权力现实，为那些掌控权力的人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证与文化上的认可，并麻痹了所有的抵抗。

必须对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技术进步永远有利于社会，甚至等同于社会与人类进步。由于它在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它定义了何种言论与行为才够得上尊敬。这样，那些对

结语 另一种进步观

\*有关劳工组织策略的批语，参见我在《民主》杂志上于1983年4月、7月和10月连续发表的《当前的技术》。这些文章以《持续的自动化狂热》为名于1984年7月出版（Singlejack Books，San Pedr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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