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但是这一建议与金属切削业的主流趋势恰恰对立，后者一方面既减少了对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工人提升技能的机会。早在1947年，劳工统计局就曾警告全能机械工—即能够操作各种类型的机器，适应各种工作，比如装配、设计和修理等的工人的数目越来越少。统计局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老练工人的退休、战争期间学徒计划的削减以及“通过采用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而导致机床操作的简化”，这使得非熟练工无法在岗位上实现技能提升。统计局解释道，“半熟练的操作工通常很少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技能”，他们只限于并不重要的常规操作，而且通常只会照看一种机器。该报告估计，下一个10年将需要另外4万名全能机械工，但又说明，无法确知这些人将来自何处。[76]

该报告还指出金属切削业中存在的另一个明显趋势，这是工人技能消失的反面：工程专业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增加。“许多雇主愿意接受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报告这样写道，“通常让他们在制造车间工作1～2年，然后如果此人属可造之材，则分派他一个工程设计、销售或主管的职位。”“这一行业中许多人认为，将工程学的教育与车间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使得此人最有望在金属加工业中提升到经理职位。”但这份报告也指出，不管工程师的受教育程度如何高，也不能弥补缺少熟练工人的损失，因为生产过程就是由他们来执行的。报告的结论十分清晰：必须设法提高熟练工人的供给，以满足未来20年的需求。[77]

该行业还有许多生产部门的主管也担心迫在眉睫的熟练工人短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竞相从这个日渐萎缩的熟练工人市场41 中招募雇员。但是没有人遵从劳工统计局的劝告来扩大这个市场。机床工业是熟练机械工的主要使用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1930年，建立手工艺传统基础之上的旧学徒体制已经日趋没落（也存在着例外，比如在布朗和夏普公司的学徒计划)。哈利斯·瓦戈纳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机床制造公司“不愿意为培训费用出钱”，而宁愿从各类技校或职业院校中招募它们的熟练工人。“全国机床制造商协会的公告和一些机床制造商经常强调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招聘、培训和挽留工人方面与其他行业进行竞争时所面临的困难。但没有证据能够说明，”瓦戈纳指出，“它们采取了实际和有效的措施来使招工更为容易，培训更为充分，或者使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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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更有竞争力。”[78]

机床制造业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无法被满足，以及它们愿意采用自动化生产方法从而加剧这一短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各行各业，管理层的需求总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追求自动化的动机有：时尚的制造哲学，这种哲学更青睐机器而不是人；试图满足军方对性能的要求以获得津贴；自动化鼓吹者和实施者对技术的迷恋；管理层试图获得对生产更多控制并削弱工会的持久斗争；试图使桀骜不驯的工人接受更低工资、更严格的纪律以及经常失业的现实。但这些动机也许与该行业被视为压倒一切的目的与原则相冲突。由于掏空了熟练工人的资源，它们往往无法做到用最少的成本生产优质产品并获得最大的利润。

但从一种狭隘的观点来看，短期中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经理们执著于谁统治工厂的问题，继续抱怨熟练工人的短缺，但他们仍然继续推进自动化。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通过一种让自己心安理得的逻辑来解决这一矛盾。既然缺乏足够的熟练工人来做事，那么就必须推行自动化。这确实是一种社会的必然。这样，熟练工人的短缺本来部分是自动化的产物，现在却成为更多自动化的最高理由。没过多久，这种颠倒的逻辑就成为整个行业中管理层的福音。它也在科学家和工程师那里站住脚跟，使他们按照管理层的要求，忙于研制各种自动化技术。他们也因此坚信，自己是整个社会的恩人，而不仅仅是美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时其中一方的代理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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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们在追随他们的缪斯的时候，总是声称他们在为整个社会服务\*。他们通常都是自然真理的虔诚信仰者，拒绝任何政治以证明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蔑视，而其唯一的目标则是发展他们的学科。“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一位19世纪的科学家如是写道；“我们必须忘却自我。”一位20世纪的工程师教育家这样宣称。他们仅仅要求自主，要求在执行工作时不被干预的特权，要求社会给予支持，从社会剩余中拿出一部分来为他们的开销付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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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代科学与工程学密不可分，本书在两者之间不做任何区分。参见Noble，America byDesign, Knopf,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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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他们的地位辩护，证明这种花费合理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坚信，他们的认知与对事物的理解将会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减轻人类的劳作和痛苦，令生活更为便利，从而扩展了人类自由。这样，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或者说，他们的公共关系—成功地孕育和促进了技术进步的神话，这一神话的核心观念是科技进步是社会的福音，因此人们应当毫无保留地、尽可能迅速地推进科技的发展。他们鼓吹道，不管科技短期内会造成什么结果，最终而言，对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利。“抽象来说，”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注意到：“人类社会完全有可能会是这样，她并不关心增加机器以及它的生产能量，而是确保每一个人过上体面生活的最低要求都能被满足。”[2]然而在20世纪的美国，技术进步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人们坚信这样一条公理，即人类社会依赖技术而进步是确定无疑的、最安全的道路。当代，根本不必证明这一命题的真假，人们把它视为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

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科学家和工程师并非空洞进步观念的自主代理人。他们的姿态只不过是为了把他们及其科研活动与政治审查隔离开来，从而确保公众对他们的支持（此外还包括确保“客观性”、洞见的主体间有效性以及价值中立)。但事实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重要，有些细微，有些属于其事业的性质，有些是社会成员共同所具有的—他们与社会中其他人一样，也属于社会的成员。比如说，他们也受大的社会潮流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处具体地位的影响，这就是说，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他们的赞助方的利益。此外，他们还受科学界的潮流的影响，而他们的职业生涯全都融入了这个圈子。而在这两种潮流之中，最关键的仍属那种社会大众与科学界最近对科学和技术进步所抱有的认识与热情。[3]

社会大众的关注无一例外地与科学界的关注融合一起，相辅相成，最终共同绘出一幅单一的进步图景。因此，进步并非一种自发的过程，它反映了这两股相互交叉的关怀与热情。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两者都同属于人类的事务，但要明了它究竟如何发生却非易事。

首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任务是探索物质和能源的性质，运用他们的知识服务于现实，并对他们的新技术的设计乃至用途做出决定，这一事务意味着他们与社会权力相当接近。他们与社会权力的联系使得他们能够获得科研所必需的社会资源：资本、时间、材料和人。因此技术人员往往与资本所有者和政府机构结盟并非偶然。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这种联系已经成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技术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揣测和迎合那些权势人物所设立的准则，这样他们才能够从事他们的事业。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往往以各种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发自肺腑地认同或有意识地采纳了其恩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然后通过教育、资助、回报结构和同行评议最终转换成一种职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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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这种职业习惯又经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科技工作本身，不仅左右了技术人员的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对何者可能的认识。比如说，一位工程师设计出一种新型的技术系统，该系统要良好运行就必须对试验室里其他的工程师实施大量的控制。人们会认为这一设计是相当荒谬的，不管它是如何一流与先进。但如果该工程师将同一技术系统献给产业经理或美国空军，该系统的成功运行要求对产业工人或士兵（或者他们所雇佣的工程师）的行为加以控制，这一设计将被视为可行的，即使它本身还相当不完善。这两种情形的区别就在于，经理或军方对工人或士兵（以及工程师）拥有权力，而该工程师对其同事并不拥有这种权力。社会的权力关系以及设计者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可能范围。绝大多数工业和军事系统的设计都蕴含着这样一种期望，即存在这样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由此决定了技术人员作为“可行的”系统的设计者的地位。技术人员依赖于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给他们带来了权力和资源，从而使他们可以梦想。他们认定，这种权力可以大大扩展他们的梦想，并最终实现他们的梦想。

如果说技术人员与社会中的权势人物的关系渗透进了他们的设计以及他们对何者可能的认知的话，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与“系统内”打交道的人的关系同样发挥着影响。再举一个例子，设想一个工程师为他的好友设计一部机器以庆贺她的生日。完成之后，他把它交给她，充满了职业的自豪感：“生日快乐！我为你建造了一部设计最为精良的机器。它的设计如此之佳，以至于连白痴也能够操作。”他的朋友当然不会把自己视同白痴，因而对此感到极其惊讶，甚至会怀疑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而工程师不得不为了这位并非白痴的朋友而重新设计。他会发现这相当困难，因为根据其专业知识所具有的天然倾向，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当然，他可以假定，他在为自己设计。）无论如何，如果他把同一部机器献给制造商，并同样声称，白痴都可以操作这部机器，他根本就不会遇到这种困境。制造商脑子里充满了工作简化和摒弃技术的想法，他急需减低劳动成本并尽可能免除“劳工问题”。而作为一名雇主，他有权力强迫他的工人去做白痴也能做的工作。因此该制造商很可能对这部机器极其满意。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他的准则，这种准则深深地蕴含在工程师的“手艺”之中，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设计路线—工程师本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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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实际的设计结果来看，这种关系相当重要，不管设计者与使用者是否是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否彼此相识，不管他们是否彼此平等相待，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具有权力关系，也不管他们是否是朋友。总体而言，技术人员通常与握有权柄的人而不是权力对象具有相同的观念，他们与经理、军官走在一起，而不是工人和士兵。即使不考虑其他原因，单单由于技术人员几乎只为前者工作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们是处于同一个世界。而技术人员与另一部分人即使存在着联系，那也是微乎其微，这使得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些人。

这并不是一种有意的选择，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倾向。技术人员很少意识到，他专业上对不确定性的警觉，集中控制和减少“人类失误”—这是对那些无权无势者的所有判断和决定所给出的术语的教育目标，这些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与权力之间已经形成习惯的关系。这种制度化倾向由来已久，但在美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结束后的初期那样突出。这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圈与科学界的相互融合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且也起因于新的世界霸权国家的要求与技术可能性之间存在着非比寻常的互补关系，这种技术可能性起源于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无间的融合，它的基础是新出现的信息理论、通讯理论以及最贴身的控制理论。这些思想的权力与某些人的权力共同作用，使得他们不仅能够维持其权力，而且扩大了这种权力。

前面已经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开动了一部军事与工业机器。美国空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驻扎军队，这使得军事命令遇到了巨大的通讯和控制难题。军事战略家深谙现代武器的空前速度和毁灭性力量，他们寻求各种办法警惕敌军空军攻击，确保军队时刻处于备战状态，并努力提高自身武器的性能。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利用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极力推进多元化和国际化。它们的计划者也面临着管理规模庞大的公司的问题，力图将各种迅速扩展的运营部门置于集权控制之下。最后，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新近崛起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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