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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领导人抱有一种把海外苏联与美国国内劳工视为假想敌的偏执想法，这更加深了他们对控制问题的迷恋。[5]

部分是受了这些军事和工业问题的影响，技术界也正在研制新的控制工具。它们的理论和技术不仅迎合军方领导人和工业领袖的欲望，同时也是对它们自已欲望的满足。技术人员的首要动机仍然是技术原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大部分都具有一种控制的因素。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物质和能源的属性及关系有着充分的了解，他们试图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干预和操纵自然过程，并建造出各种可以扩大人类对事物控制的能力的工具。此外，技术人员真诚地喜爱并投身于发现和发明，他们有着强烈的动力去探索未知事物，完善他们的发明，从而充实知识，检验他们发明的各种新奇玩意，看它们能否“有效”。他们的形式逻辑分析和系统的研究探索程序孕育了这种控制的冲动，而热情和权力欲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世纪中期，这种倾向导致了影响巨大的结果。原子弹成功地被用于攻击，它的能量被用于人类的—如果不是人道的话—目的。原子能科学家和工程师对它的投入部分是出于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他们而言，他们对其试验的后果也存在着部分利益，因为这可以检验他们称之为“玩意”的东西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如果真正有效，那么这就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并确立他们自身的权力和控制。[6]

在20世纪中期，科技的这种由来已久的基本倾向日益显现，甚至一时极其恐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极其明晰和正式，各种关于通讯和信息控制的理论对它给予了理论和数学上的阐释，并把它用于各种工具之中。此前，控制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头脑中还只是一种隐含的、未加反思的习惯，现在则成为一种自我明确意识到的事物，并为一种新的技术观念提供了基础。

所有技术成就都是在以往积累的成就之上取得的。任何时期，现存的全部技术都已包含了新技术发展的潜力，它界定了技术发展的可能与限度，这种可能与限度得到了技术界的认可与支持，它反映了更广范围内世界的需求。不存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技术飞跃。新的技术集成虽然看上去与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但事实上仍然是根植于传统，它追寻了历史上各种通常不被人注意的线索。当我们回顾历史时，这些线索似乎沿着彼此毫无关联的路径发展。但当这些路径彼此会聚时，技术集成就得以实现，并促进思想上的革命。技术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喜悦，它们发现它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革命当中，这种革命的深远影响仍然有待充分展开。47这一革命的基本元素就是二战时发展起来的电子学、自动跟踪系统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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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于20世纪30年代末诞生。[7]在理论层面，哈罗德·S·布莱克(Harold S. Black）和埃德温·H·阿姆斯特朗（Edwin H. Armstrong）各自阐明了像负反馈和正反馈之类的关键概念。哈里·尼奎斯特（HarryNyquist)、R.H. 里夫斯（R. H.Reaves)和克劳德·E·香农（Claude E.Shannon）等人的开创性作品则提出相位控制（所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基础）、脉冲编码调制（雷达和数字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础）、信息论（用于像计算机之类复杂交换电路的数学分析）等思想。此外，许多基本电子元件现在已经相当稳定而且成本低廉，可以大规模推广。早在二战之前就已出现了许多新的设备，其中包括光电传动装置（用于打开舱门或其他发动机）的光电管放大器、像伏特表与示波器之类的检测设备、脉冲发射机、电子显微镜，以及收音机、有声电影和早期电视机之类的消费产品。前面已经说明，二战期间，电子工业在迅速发展，并诞生了许多彼此类似的系统研制计划，比如“雷达”（无线电检测与测距）、“声呐”（声音导航测距）和“洛伦”（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这些计划都集中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试验室等地，极大地推进了脉冲技术（它属数字电子技术的核心）和微波检测技术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关于锗、硅等半导体物质属性的基本知识。

其他计划则进一步推动了电子学的发展：研制雷达制导的炮火控制系统的项目集中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控制试验室，并最终产生了大量的用于位置测量和精确移动控制的远程控制装置；研制迫击炮炮弹的近炸引管的计划产生了微型接收器、早期集成电路以及各种稳定耐用的标准化电子元件。最后，当二战结束时，国家标准局和德国的试验室研制出用于有声电影的磁带、录音磁头（磁带播放机）、磁带录音机，以及信息存储和可程序化机器控制。总而言之，战争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元件和设备，增进了人们对电子技术的认识，并培养出一支热爱电子学的队伍。

二战后的重大技术突破之一是贝尔试验室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它是二战期间对半导体研究的成果。晶体管体积小，耗电低，最开始非常昂贵，并且不稳定。它的制造与使用需要全新的制造工艺与系统设计，这本身就对当时电子管占统治地位的电子产业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但通过军方的持续的巨额资助，人们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而军方则需要将这些设备用于飞机和导弹控制、制导和通讯系统，以及构成防务网络核心的以数字来命令和控制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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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军方仍然是电子产业的最大客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中，电子产业主要有飞兆公司（Fairchild）、得州仪器公司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等新创办的企业以及像通用电气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西屋公司、雷神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试验室以及西部电气公司等大型企业，它们很早就把为军方研制和试验的成果用于商业。

自动跟踪系统[8]是一种根据负反馈原理而研制成功的控制设备，其中输出信号根据一个持续自我纠正的控制“环”来影响输入信号。比如说，将一个自动调温装置与一个加热器连结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控制系统，该调温装置是调整温度的控制装置，它本身也被对象的温度激活。因此，当温度低于某一个点时，该调温装置就会自动打开加热器。调温装置的输出由此导致温度的升高，当温度达到给定的某点时也就是说，控制装置此前的输出通过加热器导致了一个新的输入信号该调温装置关闭加热器。这类反馈控制装置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安德鲁·米克（AndrewMeikle）在1750年发明了自动旋转装置，从而增加风车的效能；詹姆斯·瓦特（JamesWatt）则发明了飞球调速器来控制蒸汽机的速度。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自动控制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停留在机械水平上。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于1868年第一次对调节器给出数学上的证明，半个世纪以后，尼古拉·米诺尔斯基(Nikolai Minorsky)用该理论来解释轮船舵机的工作原理。

随着电子技术的出现和用于制动的电子发动机的广泛应用，机械理论现在让位于电子理论和电子自动控制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军方急需研制以雷达制导的炮火控制系统，电子自动控制系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二战时的研究沿着早期哈罗德·黑曾(Harold Hazen)、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等人的数学成就继续发展，集中关注像针对飞机的炮火射击问题。但这些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在数学模型之上用于电子控制系统的设计程序。战争结束时，已经产生了一种可以广泛应用且易于操作的自动控制理论。此外，人们还掌握了成熟的自动控制技术，其中包括用于制动的精确控制系统，用于传送电子信息的脉冲装置，用于将距离、热量、速度等类似数据转换为电子信号的传感器，以及许多相关的启动、控制和传感设备。最后，二战时的研究计划还培养了一大批熟悉最新的自动控制理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能够熟练地实际应用这类系统，并热切地将这类成果向全世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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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算机史的学者[9]通常将数字计算机的起源追溯到算盘，将模拟计算机的起源追溯到纳皮尔（Napier）的杆和滑尺。至17世纪，帕斯卡和莱布尼兹对计算机做出了贡献，19世纪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发明了差分机。显然，每一种技术都有它遥远的先驱，不论它是何等模糊与沉寂，计算机也不例外。但真正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计算机，还只是最近几十年的发明。现代模拟计算机主要是根据数字与距离、角度、电压、位移等之间的关系来工作，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数字计算机能够极其迅速地对信息单位进行加减，从而能够描述复杂的逻辑过程，它是战争的产物。

在1930年，万尼瓦尔·布什在麻省理工学院组装成他的微分分析器。它是一个机械模拟装置，它可以用于解公共事业网络中电量传输过程中所涉及的微分方程，后来用于军事上的弹道计算和电路分析。布什的分析器规模庞大，占了一整座房间。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让许多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但是，由于部件是由机械制造的，计算机出现了部件磨损、机构连接部件的速度等问题，导致了其精确性有限。这些机械连接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得出适当的“模拟”，必须对它们做出改进。布什认识到了这一点，与他的同事塞缪尔·考德威尔（SamuelCald-well）共同合作，用电子元件取代了机械部件，从而提高了这部机器将机械测量转换成电子信号过程中模拟的速度与准确性。后来，他们又加进必要的打孔纸带来重新改装机器，从而消除了改变机械连接的必要性。最终的成果是一部可程序化的电子机械模拟计算机，可以让工程师做各种设计方面的试验，而不必接触真实的世界。这部机器是20世纪50年代用于模拟工业过程的电子机械和电子模拟计算机的前驱。模拟计算机很快就被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比如炼油厂和化工厂。

虽然现代数字计算机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查尔斯·巴贝奇和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工作，但它的诞生仍应归功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工程师和哥伦比亚大学在J.B. 沃森（J. B. Watson）航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的军事科技实践，阿兰·图林（AlanTuring）和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数学洞见以及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哈佛大学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受到巴贝奇思想的启发，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军方的协助下，于1937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部自动化的通用数字计算机。艾肯的这部计算机名叫标志1号自动序列控制计算器，它是一部电子机械设备（电气驱动，机械传动），使用十进制系统而不是二进制系统，可以在3秒钟之内计算出两个10位数字的乘积。它长达50英尺，高8英尺，与布什的微分计算机一样，也用于弹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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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乔治·斯蒂比兹（George Stibbitz）在贝尔试验室建造了贝尔继电计算机，它使用了电子加法回路和废弃的电话系统继电器。贝尔继电计算机194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展出，这是美国第一次使用建立在布尔代数基础之上的二进制计算机。（在英国，英国工程师在图林的帮助下建立他们自已的用于密码破译的数字计算机，它叫巨人（Collosus)，使用二进制，这是第一部使用电子管而不是继电器的计算机。此时在柏林，康拉德·楚泽（Conrad Zuse）正在沿着相同路线研制他的 Z—3 计算机。）在同一时期，艾奥瓦州立大学的约翰·V·阿塔纳索夫（John V. Altanasoff）创建了一种专用的计算机，它使用真空管来执行数字计算。在1974年，一个美国的法庭宣布阿塔纳索夫为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真正创始人。

“虽然用于商业以及科研的计算器也刺激了美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电子学》杂志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正是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研制才真正成为电子数字计算机诞生的契机。”[10]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为陆军研制的埃尼阿克（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这是一部高速的通用计算机，主要用于弹道计算，其制造工程师是J·普雷斯波·埃克特（J. Presper Echert）和J. W. 莫奇利(J. W. Mauchly)。埃尼阿克集中体现了脉冲电路和一般电子学说在战争时期的进展。该计算机采用十进制，安装了18000个电子管和1500个继电器，共40英尺长，20英尺高。由于它使用电子信息操作而不是机械操作，因此可以仅需0.003秒就能够运算10位数的数字。除了弹道运算外，它还用于原子弹计划和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给莫尔学院带来的问题。冯·诺依曼曾参与埃尼阿克计划，深知“存储程序”的重要性，它可以令后来的计算机运算速度更快，具有更为通用的目的，并可以大幅减少设计程序的繁重任务。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冯·诺依曼获得了美国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支持，在高级研究所主持了另一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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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速电子数字通用计算机。

埃尼阿克的研制者埃克特和莫奇利在二战后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推出了商用的电子计算机。后来他们把公司卖给了雷明顿·兰德公司，后者生产犹尼万卡计算机(UNIVAC)，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商用计算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统计局1951年购进了一台犹尼万卡计算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3年购进一台，通用电气公司1954年购进一台。第一代计算机仅仅用于替代机械计算器来进行数据处理，随着IBM360计算机的问世，许多公司和政府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电子数据处理中心。

晶体管以及后来集成电路的诞生推动人们去研制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而且更稳定的计算机，而程序设计方法的进展则令新技术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早期的程序设计[11]主要是通过机器语言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的每一步都完全反映在计算机的物理部件之中。阿黛尔·戈德斯坦(Adele Goldstine)是早期的程序设计先驱之一，她为埃尼阿克设计了第一部程序。格雷斯·霍珀（GraceHopper）则为标志1号计算机设计程序，并对后来商业通用算法语言（COBOL）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机器语言的设计要求设计者不仅熟悉他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要熟悉计算机的构造本身。设计要求对总体运算的各个方面所涉及的分散的算法指令做出详尽的规定。冯·诺依曼引人了“存储程序”这一概念，大大减轻了这一工作。设计者可以预先把某些标准的运算写入计算机的存储器，这样免除了使用者再次输入这部分程序相关的算法指令这一极其繁重的工作。现在使用者只需从计算机的存储器中调出相关的指令，它就能够自动地运行所需的计算。存储程序的概念很快为所有的计算机语言所采纳，这使得计算机在向易操作性方面跨出了一大步。各种计算机语言的进展都蕴含了在存储器中加入“汇编语言”从而令一部通用机器转换成专用机器的过程。所谓汇编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主程序，它能够将简写的具体程序转换成机器能够理解的机器语言。当汇编语言发明以后，计算机使用者就可以在无需了解机器语言或者机器的工作原理的情况下，自由地使用简写的语言来对计算机下指令。格雷斯·霍珀发明了犹尼万卡算法简码，随后IBM发明了A-O编译程序，为该公司的高速编码系统打下了基础。最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发明了得到更为广泛运用的公式翻译程序语言（FORTRAN）和商业通用算法语言。虽然计算机硬件和语言软件系统的进展使得计算机的用途有了更广的前景，但在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主要用户仍然是政府机构，确切地说，主要是军队。比如说，单单美国空军的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SAGE）就雇佣了美国的大部分程序员，并促进了这一新领域中的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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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主要是围绕着一部可以实施“命令与控制”的高速电子数字计算机而运转的，它的制造商是迈特公司（MITRE Corpo-ration)，它是麻省理工学院所创建的并在二战后初期抽资后留下的公司之一。该计算机的原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飓风计算机，后者是第一个使用磁芯存储器（而不是速度更慢且更不稳定的真空管存储器）的电子计算机。飓风计算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控制试验室为海军研制飞行培训模拟器而研制出来的产物。在电子工程师杰伊·福雷斯特（JayForrester）的指导以及美国空军随后的资助下，这个打算用于模拟器的电子机械模拟控制装置最终改为数字计算机，因为它能够保证足够快的速度从而可以充当极其复杂的持续反馈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飓风计算机已不仅仅是一部解决科学问题的计算工具。虽然它在处理信息方面还不是特别快，但它已经能够用于“实时”（也就是说，计算上不存在明显的延迟）持续监视和控制许多自动化设备。这种多功能的“命令与控制”计算机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是应用于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正如一个美国空军上校所说的那样，“作为自动跟踪装置，它可以覆盖与整个美洲大陆一样大小的区域。”最终的发展表明，这种计算机对于工业自动化的未来发展极其关键。[12]

电子学、自动控制系统和计算机方面与战争相关的进展在二战后都会聚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全新技术与控制理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弹道计算、炮火控制、近炸引管、雷达、潜艇测距、核武器和飞机制导系统等军事方面的工作研制出大量的自动化装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就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战争结束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师克劳德·香农指出了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的通用二进制方法与开关电路的操作之间的联系，这不仅为用数学描述复杂电路提供了一个基础，而且也阐明了逻辑过程与机器过程之间的关联。英国数学家阿兰·图林在理论上证明了建造一部电子数字“思想机”的可能性，并通过为破译密码而建造的巨人计算机将该理论变为现实。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哈罗德·黑曾、戈登·布朗（GordonBrown）等人致力于改进自动雷达制导的防空炮火控制系统，他们在自动控制理论上的成就澄清了自动纠错系统的数学形式和一般理论基础。诺伯特·维纳拥有类似的炮火控制系统的工作经验，他提出了根据信息而不是物质或能量的反馈系统的一般原理。维纳将生物系统与机械系统相类比，将它们的运作还原为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信息交换，并把他的这种宏伟想法命名为“控制论”（cybernetics，源出希腊语，意为舵手或管理者，指任何自我纠错系统中的控制机构)。与此相似，约翰·冯·诺依曼也从战争期间有关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工作经验中得出一套自动装置或思想机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将人类思想简化为类似的通用形式过程，并建立了决策的数学理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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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英国和美国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通过对雷达系统、潜艇、舰艇、飞机侦测等军事系统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运筹学（operationsresearch，OR）领域。按照运筹学先驱埃利斯·约翰逊（Ellis Johnson）的说法，运筹学为“针对一组涉及人机系统的备选行动方案的价值、有效性以及成本的预测或比较”提供了量化的手段，从而可以分析“其中人与机器的全部因素”。运筹学在二战后得到了计算机的帮助，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在军方以及二战时的研究者的努力下，运筹学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美国海军通过海军研究局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了运筹评估小组，专门从事导弹、雷达、反潜艇武器和原子能武器的研制评估。美国空军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作，在1946年创建了兰德计划，该计划由兰德公司资助，两年后由福特基金会接管。由工业界和学术界热衷于运筹学的人在全国科学委员会下创建了运筹学委员会，它极大地促进了运筹学技术的进展。在军方、全国科学委员会以及大学的各分支机构的推动下，解决各类问题的运筹学方法现在普遍为产业界所熟悉，尤其受到飞机制造业的欢迎。[14]

运筹学家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数学模型技术限于军事方面的用途，还把它们扩展到交通流量控制、警察及火力资源配置、炼油工厂管理以及图书馆管理等问题。他们坚持运筹学的基本原理，广泛应用运筹学的各种技术。菲利普·摩尔斯（PhilipMorse）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的技术指导，他认为运筹学的基础“是唯一科学且能够取得成效的模拟方法，即量化模拟”。埃利斯·约翰逊主张“运筹学不可以接受任何直接的权威，也不对任何行动负责。它在各方面都必须与行动本身分开，并且不偏不倚地和科学地得出结论”。运筹学家们对世事不感兴趣，相当冷淡，并极其推崇他们的“科学”方法相对于各个领域中的“操作行为”的优越性。他们还强调了他们对于追求控制所做出的贡献。“运筹学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为执行部门就其控制下的各种程序做出决策提供了一个定量的基础，”摩尔斯解释道，“与其他学科一样，它致力于揭示各种现象中所存在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与其他知识联系起来，从而人们可以对这些现象给予修正或控制。运筹学所研究的不是电子、金属、燃气发动机、昆虫或个人的行动，而是关注应如何给一个团队或一组设备分派任务。”对象包括如“一支部队，一个飞机战斗群，或一个工厂等”。摩尔斯在1953年指出：“现在我们正努力跨出第一步，即从各种浅显的观察中抽象出简单理论，因此数学模型是我们的关注所在。但此后，我们必须将这些模型做得更为精致……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有控制的运筹试验，通过使用除具体工具之外的所有人力与机器部件，建立模拟实际运筹的机制。我们还必须控制试验从而使得它可以在各个重要的方面完全能够复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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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界，运筹学的进展与系统工程、科学管理一道，共同促成了包罗万象的“系统分析”方法的产生。其中数学模型、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机编程、逻辑模拟、不确定性理论、线性规划以及武器系统分析等技术与来自电路理论、控制理论、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甚至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与方法任意组合。它们共同引发了一种庞杂的新型“元理论”，一些利用计算机来操作的实用技术，一个将各种形式技术、概念和范畴混杂一起的大杂烩以及许多相当模糊、抽象并且似乎具有普遍性的术语。在该理论看来，每件事情和每个人都可以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系统”）中与其他部分相联合的组成部分（“成分”)，因此都可以应用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荣耀。

就在这个时候，这种基于计算机的技术不仅在军事和工业决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在政府事务中占据关键的地位。1961年，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任命智囊集团兰德公司的查尔斯·希契（Charles Hitch）为部长助理，通过系统分析对国防部的工作进行流程再造。不久，国防部的人员和工作方法就从五角大楼流出，进入到政府的各个社会公共事务部门。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联邦政府层面，在州政府以及市政府中也普遍存在。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特·布朗（PatBrown）呼吁该州的航天公司使用这种新方法来研究运输、废弃物管理、贫穷、犯罪以及加州航天工程师的失业等问题。系统分析家们热烈地响应了这一要求，他们坚信在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帮助下，能够解决任何地球上的问题。系统分析家们坚信他们的形式方法要优于那些“传统的”经验更为丰富的知名专家所提出的各种方案——批评家艾达·霍斯（IdaHoos）指出，他们把自己的无知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客观性并将所有的现实世界都视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管是社会生活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电子工程师杰伊·福雷斯特以发明用于电子高速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而著称，他后来又开创了“系统动态分析”这个新的领域，并继续将它应用于工业、城市、国家乃至全球“系统”。也许没有人能够比他的话更为准确表达这种新的对于“系统”的信仰。“人脑模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中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后果，”他解释道，“但是电脑模型完全根除了这种不确定性。”无论“系统”是一种生产工艺、一个制造厂、一座城市还是整个地球，它的运转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组“比率方程”，它“陈述了系统的政策”。“完全存在一种更好的行为模式，”福雷斯特坚持认为，“只要我们对动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按照该行为模式而承受自我约束以及各种外在的压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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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筹学家和系统分析家们看来，社会分析与物质世界的分析一样，需要将现实世界分解成各种分立的成分，确定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全新的数学建构的整体—这是一个现在似乎能够发挥逻辑必然性力量，并因此适合于形式控制的“系统”。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些新理论与它们所反映的新技术一样，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地”出现，因为此时工业、军事以及政府的运转日益复杂，难于管理。“为什么说是适逢其时呢？”30多年后计算机历史研究专家约瑟夫·魏岑鲍姆追问道。他指出，“因为它及时地拯救了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是完完全全的拯救，甚至是使它更加根深蒂固。否则的话，这些政治与社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或者至少在各种力量所施加的要求中摇摇欲坠。”这些基于计算机的新技术“被用于维护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面对巨大的要求变迁的压力，它至少是暂时支撑起这些制度，使它们免于崩溃。”[17]这些新技术、新手段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要求之间之所以能够无间配合绝非偶然，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军事研究工作与他们的发明、试验以及理论，不仅仅源于他们的智力和想象，而且也出于他们的资助者的权力。正是现存制度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才使得他们各种奇妙的想法得以实现，让他们各种耗资巨大的复杂发明得以用于实践。正是这类社会权力引导着技术人员的工作，给他们下达各种必须满足的指令，同时也赋予他们实现梦想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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