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这些新技术和新理论在形式上具有决定论的特征，并且蕴含内在的强迫性力量。它混合了科学研究者长期以来就抱有的冲动与热情，同时也反映出那些社会权势阶层的需要，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控制权力，让他们继续自以为全能的妄想。由此，科学界与权力阶层，在精神和行为上都走到一起，共同维持一种总体控制的世界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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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关计算机的论述吸纳了下列材料的内容：Thomas M. Smith，“Origins of the Computer," in Melvin Kranzberg and Carroll Pursell, eds. , Techn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II; Redmond and Smith, Project Whirlwind; Herman Goldstine, 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Nancy Stern, From ENIAC to UNIVA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Publishing Services, 1982); Heims, 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 Weizenbaum,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Hanson, The New Alchemists; Willis H. Ware, "Digital Computers," in Grabbe, Automation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

[10] Electronics, April 17, 1980, p. 180。

[11]有关程序设计的论述吸纳了下列材料的内容：Weizenbaum，ComputerPower and Human Reason; Hanson, The New Alchemists: Joan Greenbaum, In the Name of Ef ficienc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hilip Kraft, Programmers and Managers (Springer Verlag, 1977); Philip Kraf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omputer Programmers," in Andrew Zimbalist, ed. , Case Studies on the Labor Process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

[12]美国空军上校，引自Weizenbaum，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p. 30。

[13]该叙述主要取材于 Weizenbaum，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Heims,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 以及 Hanson, The New Alchemists。

[14] Ellis A. Johnson, “The Executive,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in Joseph F. McCloskey and Florence Trefethen, Operations Research for Managemen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4)，p. xii。更多有关运筹学史和系统分析的信 息，可参见：Florence Trefethen，“A History of Operations Research,”in McCloskey and Trefethen, Operations Research for Management; P. M. S. Blackett, "Operational Research," Advancement Of Science 5 (April 1948); Sir Robert Watson-Watt, Three Steps to Victory (Odhams Press, Ltd. , 1957); Philip Morse, In at the Beginnings (MIT Press, 1977); John McDonald, "The War of Wits," Fortune (March 1951); H. H. Happ, Gabriel Kron and Systems Theory (Union College Press, 1973); E. S. Quade, eds, Analysis for Military Decisions (Rand McNally, 1967); Bernard Crick,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Robert Boguslaw, The New Utopians (Prentice-Hall, 1965); Bruce L. R. Smith, The RAND Corp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Ida R. Hoos, Systems Analysis in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Simon Ramo,"The New Pervasiveness Engineering,"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53 (October 1962), pp. 65 — 73; Herman E. Koenig and Thomas J. Manetsch, "From Physical to Socio-Economic Systems," Engineering Education (June 1967), p. 704。

第3章 权力与观念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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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关于自动化工厂的争议

这种新式的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总体控制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而这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它自身逻辑所具有的诱惑力。除了在军方内部之外，它还在工业界—尤其是那些与军方或军方资助的科技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工业企业—扎下根来。众多的技术迷鼓吹着这种新观念，那些兜售这类战争工具的人则到处散播它，军方则打着提高性能、控制力以及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它给予资助，它们强调技术上的必要性，使它名正言顺，并誉之为人类的进步。工业界的管理层也很快就激起了热情，与这种浪潮相伴而来的是时尚、声誉、爱国热情以及获利丰厚的合同。这种新观念不仅契合那种高效率就要求工作简化、资本替代劳动、管理层集中控制生产等传统信念，而且也与二战后管理层要捍卫和扩大管理层权利从而将控制劳动本身视为目的这一当务之急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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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战后对自动化控制的热情中所隐含的冲动并不全是新事物。除了意识形态、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种心理因素，那就是人类对自动化和遥控的原始崇拜。正如历史学家西尔沃·贝迪尼（SilvoBedini)所说的，“人类最早制造出来的复杂机器就是自动机，人类通过它来模仿自然并驯服各种自然力。”这类自动机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在17世纪，它的制造就极其灵巧，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它们是“人类实现像鸟一样飞翔、像鱼一样游戏并成为自然的主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这种对权力的欲望，这种像上帝一般“用机械工具来模拟生命”的追求，这种使用自动化来扩展人类控制能力的喜悦，最终都导致各种机械原理和设备的发现与发明，而它们则随后用来削减或简化人类的劳动。[1]

此外，这种由来已久的自动化崇拜最终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融会在一起，并赋予“劳动”一种衍生的特殊附加含义。除了工作或劳作这种传统的内涵之外，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人民大众一律被视做被名为“劳动”的商品，这种商品通过“劳动力市场”这种机制而标上价格，为人雇佣或者解雇。这一双重含义以及它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的结果是，通过所谓节省劳动的设备来削减劳动，这不仅意味着减轻工人的劳作（一种致力于解放、提高并尊重人类的传统高尚追求)，而且也意味着对工人本身的削减，这是雇主为了借着提高人类境况的名义而实现其狭隘的经济利益的实质。总之，一旦工人被仅仅看做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作为社会成员，所谓的进步就必然牺牲他们的利益，压制他们的需求和抗议。这种削减人类劳动的力量在道德上是盲目的，但在社会中却大行其道，它不仅摧毁了工人的生活手段，甚至连他们的社会身份也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精神就这样强占了人类对自动化的原始崇拜，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金钱目的，现在它的梦想已不再是那种自动飞行的小鸟或自行演奏的乐师，而是形形色色的自动化工厂。

自动化工厂之类的梦想很久以来就是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内容，早期工业理论家就把它视为尊严与权威的手段，比如查尔斯·巴贝奇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1825）将这种工厂描述为数学原理的物质实体，安德鲁·尤尔（AndrewUre)的《制造业的哲学》（Philosophyof Manufactures，1830）则描述了一部巨大的自动运行的机器。因此，原始的自动化崇拜与资本主义的逐利野心都接受技术必要性的逻辑表象。一个世纪以后，二战后总体控制的意识形态取得了支配地位，这些欲望都披了科学的外衣，给人以一种理性的假象。现在，美国工业界的统治者们打着理性的旗号，凭着自利的嗅觉，借助于庞大的财富与权力以及大量的自动化研究的成就，为了扩充他们的权力与控制而匆匆奔向那因技术而久已延搁的自动化工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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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工厂最先在能够连续作业的产业中实现，而不是传统的分批作业的行业。在这里，新型的自动化测量、监视和控制设备第一次作为人工监视和人力操作的替代物出现在世人面前。自动化生产工艺不仅要求在每个生产环节上都实现自动化，而且也要求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工作地点的转移也实现自动化。如果产品本身是一种液体或者气体，如此更容易转移，因为它可以通过管道或者膜片实现转移。出于这种原因，生产过程的整体自动化控制最初出现在可以实施连续作业的行业，使它们摒弃间歇式的批量操作而采用连续性的操作。

在烟草、罐头、染料、橡胶和造纸业中，批量生产工艺早已采纳了测量和调整像温度、压力、流量等变量的自动化工业控制机构，其主要结构有流管隔膜自动调节阀和各种气压设备、液压设备以及后来的电子机械设备。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自动化工业控制的进展表现在，许多行业开始采取连续作业生产以及系统控制方法在电力领域的出现。所有连续生产工艺都使用了各种新型设备传感器和操纵装置（传动装置）——用以监控和调整那些对于人工监视和控制而言过于复杂的操作过程。布朗仪器公司、泰勒仪器公司（Taylor Instrument）和福克斯波罗公司（Foxboro）等持续不断地改进这些设备。乳品业第一个采用连续生产工艺。该行业发明了多种精微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温度的方法，以满足20年代联邦政府颁布的灭菌规定。在接下来的10年中，随着将牛奶温度迅速升至规定的华氏160度并迅速冷却的速调技术的发明，该行业又发明了更先进的连续流控制技术，它可以自动分离和重新循环那些未达到规定温度的牛奶。1925年，碳制品化工公司进行天然气的分解试验，得到了乙醇、乙二醇等化合物。由于工作对象是气体，它比液体更不稳定，因此必须采用迅速的连续流生产工艺，而这必然要求使用可以监控操作过程的自动化设备。其他化工企业也很快跟上。炼油企业从燃气裂化炉的间歇裂化生产转为裂化炉的连续裂化生产，后来改造为连续的催化裂化生产，同时也研制出一整套自动化控制体系。电力行业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生产，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加布里埃尔·克朗（GabrielKron）等开创者的作品中，电网分析采用了网络动态分析或其他复杂系统等数学模型。在20世纪30年代，以各种回路和电流波节方程与“窗口一网格”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电网理论开始让位于电子学以及分析最优化复杂系统的“状态一空间”理论通信和自动控制理论中分析与控制的基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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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的三个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工业控制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合成橡胶的生产，它以“纯品分馏”法从酒精中提取丁二烯，这要求温度的严格控制；大批量的高辛烷航油生产（产量从1940年每天3万桶增加到1945年的每天50万桶)；原子弹计划，它建有庞大的气体扩散工厂，技术要求极其严格，共建有长达11英里的控制面板，每英里平均装备有1万台仪器。二战期间工业控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更快且更稳定的电子监控设备、可以迅速调节阀门的电子机械伺服系统以及“围绕着仪器”来设计生产工艺的各种方法。1946年，《财富》杂志大肆宣扬这些新型设备的优点以及它们的应用前景。但该文作者也指出，这些令人兴奋的进步也存在着黑暗的一面，一个小小的错误将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控制面板“对于操作者来说，无法理解，甚至对于工程师来说也极其困难，外行更是无从明白”。“设备24个小时连续不断地记录有关温度或者压力的数据，这些记录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财富》杂志总结道，并指出两个彼此依存的危险，一个是工人对于工艺的困惑与疏离，另一个是工人现在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并且“加入工会”。[3]

工业控制的进展孕育了一批经验老到而充满热情的工程师，他们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设法为他们的发明找到新的应用途径，孜孜以求地拓展他们的事业。在这里，军方再一次证明它们是最大且最热心的主顾，将通信、制导和控制系统的各种技术融合起来。除了电子、橡胶、化工行业之外，工业控制技术还渗透到食品加工、纺织、钢铁、印刷和汽车制造等行业。至20世纪50年代，模拟计算机控制率先应用在电力业和炼油业。计算机被用来监控操作、记录数据并对操作者发出指示。得克萨斯石油公司（Texaco）设在阿瑟港的炼油厂在1959年全部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计算机控制。一年以后，孟山都公司（Monsanto）在其设在路易斯安那的氮肥厂采用数字计算机控制，古特里奇公司（B.F.Goodrich）在肯塔基州的卡尔弗特市所设的乙烯塑料厂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术。不久，全国各地的轧钢厂和使用鼓风炉、各种化工设备的工厂都纷纷采用计算机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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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厂和化工厂的经验很能说明采用大规模的自动化连续生产工艺的社会后果。[4]1949—1951年，IBM组织了工业计算机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新型控制设备在工业中的应用。许多工厂随后就安装了小型的模拟计算机。1955年，大型模拟计算机第一次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当时是化工蒸馏，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应用计划得到了俄亥俄州的莱特训练基地的空军的资助。（几年以后，集装箱运输—码头作业的机械化也同样得到军方的支持，这次资助者是美国海军。[5]）20世纪50年代末期，飞机制造业开始引进数字计算机。1959年3月，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专门为生产控制设计了一台数字计算机，安装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设在阿瑟港的炼油厂。至1964年，炼油厂共安装了100台左右的数字计算机。石油化工业的计算机主要用于控制氮肥、乙烯、合成橡胶、丙烯腈的生产以及碳氢化合物的氧化过程。

开环控制系统最先开始应用计算机。将计算机与工厂所有的测量和监控设备相连接，它就能够监控所有的生产过程，执行计算，并输出“操作指令”。计算机实际上并未执行操作，而是操作工按照计算机输出的指令执行规定的调节。20世纪60年代，炼油厂开始采用闭环反馈控制系统。这里，计算机不仅与监控设备和测量设备相连接，而且与伺服控制阀门相连，它们可以监控生产过程，执行数据的计算，并且自动做出调整。至60年代末，一座“现代化”的工厂的生产过程中，70%～80%的操作都是由这种闭环控制系统来执行的。但这类系统并不灵活，很难根据工厂的变化做出更改。因此，为了更好地应用计算机，人们在70年代开始对工厂重新进行设计，从而更进一步推进了二战时提取浓缩铀的工厂“围绕着仪器”生产的创新。

推动自动化的因素相当复杂，包括了各种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目的。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系统工程师的热情，它反映了人类对自动化和遥控的崇拜。“数字计算机未来按钮炼油厂的钥匙”，1959年的一期《石油和天然气杂志》(Oil and Gas Journal）推出这样的标题。1964 年，在计算机控制热潮的影响下，该杂志回顾了工业应用自动化的历史，并更为大胆地预测了未来的发展前景。计算机将从一个操作单位的控制发展到整个炼油厂的“水平控制”。作者宣称，“发展到后来，我们可以用一部中央计算机来控制几座炼油厂。”像这种对于计算机控制的热情在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那里极其流行，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计算机控制的迅速引进牺牲了经济效益与实用性。两个流程工程师在《烃制造》（Hydrocar-bonProcessing）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他们对该行业中的计算机革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由于数字计算机的通用性质，它可以执行各种计算和职能它仅仅受工程师的智慧以及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和运算速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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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往往倾向于给计算机分派越来越多的任务，有时没有考虑到这种任务导致程序设计极其复杂、增加额外的硬件，以及它的经济收益。计算机还承担已有职能之外的其他某些职能（记录数据、工厂会计的材料平衡等)。计算机销售商竭力说服人们相信执行这些新增加的职能的成本非常小。但由于程序的复杂性以及系统的可操作性要求必须增加额外的硬件，比如要求更多的内存，这些成本往往出乎意料地高昂，与新职能所增加的收益往往不成比例。

他们建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计算机控制“应当对生产过程及其经济环境有着彻底的认识与理解”，并强调“计算机硬件与程序应当尽可能简单，从而可以与当前的工作性质相配套”。[6]

并不是所有的设计者都听得进这一忠告。系统设计日趋复杂，而崩溃的潜在可能性也在增加。为避免事故发生，设计者安装警报装置以提醒操作者存在着危险，但这些措施也不得不屈服于对复杂系统的追求。用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应用工程师的话来说，“警报装置如此之多，报警如此之频繁，以至于操作者很快就置它们不顾了。而这样做，他们很容易忽略真正重要的信息。”—这正是核电厂控制所面临的问题。《财富》杂志在1946年就注意到，系统复杂性和自动控制本身将导致操作者的困惑与疏离，从而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石油和天然气杂志》通常对计算机控制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但在一篇关于亚特兰大公司在费城的催化炼油厂采用IBM制造的计算机控制的文章中，也承认这种危险。“根据单位算子来操作从而使得喷水、燃烧油、低再生温度和多余氧气等等操作自由（无效）不复存在，”该杂志指出，“提供稳定而安全的操作这一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一个微小的故障将使整个单位的生产变得无效；而一个重大的故障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7]

用计算机控制炼油厂的另一面是消除所谓的无效工人的生产控制并实际上消除了工人本身。《石油和天然气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关于炼油仪器和控制的专门报告》的文章得出结论说，“削减劳动并没有什么好处，至少现在没有。”该文章的几位作者承认闭环控制系统中操作者的重要性：“事实上，计算机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去掉操作者，而是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操作者。”“优秀的操作者应当展现出合乎实情的判断、常识以及敏锐的感觉，”他们主张，“操作者必须对某些紧急状态具有控制能力，从而可以修正计算机所要求的行为。”无论如何，操作工的控制能力必须给予限制。“让操作者具有控制能力又带来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确保不发生失误。”毕竟技术知识并不掌握在操作工手里，而是在“工艺工程师和数学家那里，工程师将工艺知识还原为数学描述，而数学家则在这些数学描述中找到最优的操作方法”。结果，操作者从外面的人工监控和操作转向里面的中央计算机室和自动控制，“计算机系统中建立起一个详尽的制约平衡程序”，用以自动监督并更改操作者的决定。“操作者所做的更改……必须接受检验，”他们指出，“这种检验程序事先由工厂的监督管理决定，并存入电脑的内存。”监督程序现在扩展到计算机上，它不仅可以监控化工工艺，也可以监控操作工的人为活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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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厌恶并抵制这种对他们控制工作权力的侵犯。一位控制工程师后来回忆道，“最初，在完成某些闭环控制的目标任务上，操作工与计算机展开了竞争，他们不久就发现，只要他们集中注意力，谨慎操作，他们也能够做得像计算机一样好。”但他们很快明白，他们无法持续这样做下去，或者即使做到了，却带来了疲劳与伤痛。因此，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向计算机屈服，并试图利用它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维修工人也受到了影响。《石油和天然气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设备的定期维修现在已被理性的计算机决策所取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此前工人虽然也曾在不依靠理性的情况下成功地控制炼油过程，但在计算机革命以后，管理层却不再指望工人的这种老套路，也没有这个必要。

管理层极力说服工人接受新的现实。在某些工厂里，“许多操作工的思想也被糅合到控制的逻辑中”—但对究竟有什么补偿或者对谁有利却并未做出说明。“小心应对工人，”炼油厂的管理人员警告道，“他能够让这个计划（安装计算机控制系统）成功运行，也能够让它失败。”“计算机控制并不大可能减少工作岗位，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如此，”他们以一种辩护姿态说，“操作工必须知道这一点，他们应当努力应对挑战，才能够实现这一计划。”[9]

但绝大多数工人仍然失去了工作。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资料，由于生产的急剧扩张，炼油业的总就业人数从1947—1957年仅仅略有增加，从145800人扩张到153900人，此后便稳步下降，至1964年降到113900人。对于生产工人来说，就业岗位一直在减少，最开始比较缓慢，但后来就加快速度。1947年，生产工人共有113800人，1957年为112500人，而在196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81900人。同一时期，生产工人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78%下降到72%，而非工会会员的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比例则相应地增长。《石油和天然气杂志》得出结论说，“原来将削减人力作为采用数字计算机控制的理由几乎肯定是错误的，操作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必须增加额外的技术人员。”根据一项调查研究报告，采用新技术之后，该行业的生产率从1947—1966年增加了大约250%。采用该技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同一时期的操作工人就业人数下降了31%。该报告指出，“在某一年份的高资本支出，两年后生产工人的就业机会就发生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每四例就有三例是这样。”而冲击最大的工种是木工、电工、机械工、油漆工、管道安装工、装配工、焊工、操作工以及非熟练工人。劳工统计局也注意到，“熟练的维修工也受到工艺设计、自动化焊接以及新式制造技术中计算机应用的严重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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