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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直接的失业之外，还有一种“沉默的解雇”——公司停止招募新的雇员以补充那些因正常减员而离开的工人。这是引进新技术所造成的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影响深远的后果。那些直接失业的人们丢掉了他们的工龄、工资以及福利。其中一些人只是暂时的失业，后来被重新录用或者能够幸运地找到另一份工作。但对于不那么幸运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永久的失业。当时一份名为《工作削减的分析》（The Anatomy of a Work-force Reduction）的研究论文指出，在汉贝尔石油公司（Humble Oil）设在贝敦市的大型炼油厂所解雇的工人中，38%都属于社会学家称之为“长期失业”的那一类。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黑人、妇女、青年（低于22岁）、老人（超过45岁）以及其他少数族裔。[11]

这家贝敦工厂雇佣的工人从1948年的6725人剧减至1962年的3816人，减少比例为43.5%（是同期美国炼油业工人就业人数下降比例的两倍)。“在总就业人数中就业机会的失去都集中在生产工人这一部分，”该研究指出，“该炼油厂在1948—1962年期间，生产工人的就业机会的下降占总就业人数下降的80%。”并且，“当炼油业的就业机会削减的时候，”作者们指出，“该行业正在大规模地应用高新技术，尤其是自动化控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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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型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引入炼油业的是工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工人丧失对生产的控制，代表该行业大多数工人的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人协会（OCAW）对这一事实感到极其震惊。工人失业，其位置由可以不加入工会的技术人员所取代，这对工会来说意味着其成员的地位更低，更少可供利用的资源与缩水的权力。公司试图利用新技术来获得对工作内容和任务的控制，这对于工会用以保护其成员的传统工作规范构成了冲击。工会强烈抵制管理层对工会权利的侵犯正如此前管理层抵制工会对它们“管理权利”的侵蚀—主张炼油业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担不应全部落在生产工人这一特殊的群体上。一个研究产业关系的学者注意到，“工会并没有蓄意阻止技术进步”；工会承认它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与更多的社会利益。它仅仅坚持认为，不应单独让工人来承担这种社会收益的成本，因此工厂应极力维持尽可能多的工人就业机会。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会协会不得已准备与管理层妥协，最终放弃艰难赢得的各种工作纪律，接受永不罢工的誓约。工会现在只有招架的份，工人完全明白这一点。但它仍然要求更高的工资与福利，并尽可能地维持某些职位，或者尽量使失业的后果不那么严重：签约期更长的合同、更高的解雇费、安装新设备时的预先通知、减少加班、限制工作外包、提供新的培训计划以及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不减低工资情况下的缩短每周工时。它们实现了某些目的，但并不是全部。成员的流失与处于不利位置，严重削弱了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作用。也许最严重的是，它的主要武器—罢工——已经不那么有效。自动化不仅激起了工人罢工，而且也使他们的罢工不那么有效。[13]

20世纪60年代初期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人协会举行的一次罢工使他们痛苦地明白了这一点。这次罢工的对象是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罢工的焦点集中在工会“要求控制工作纪律、工作任务的分配以及用以削减成本提高效率的减员计划”。1959年，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人协会针对美国石油公司举行了一次关于“职业安全问题”的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半年，但“工会最终失败，因为它无法使工厂关闭，从而施加足够的压力来赢得它的要求”。这次针对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的罢工也遭到同样的失败，原因也相同：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公司发现只要有了监管人员就能够使工厂运转起来”。1962年8月壳牌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会彻底失败，因为公司在休斯敦的炼油厂在罢工期间依然能够利用几乎全部的生产能力来生产”。工会不得不接受公司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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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名工人这一现实。在海湾石油公司设在阿瑟港的炼油厂，“面对高度自动化的炼油设备，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工会的传统武器—罢工—已经失效”。[14]

更让工会难堪的是这一事实，罢工给了主管人员和技术人员采用更多自动化设备的机会，从而免去了与工人或工会打交道的需要。1964年，《石油和天然气杂志》信心十足地报道：“自动化使得主管人员在无需工会会员的操作工的情况下有效地运转工厂，它打败了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人协会。数年来工会从未赢得过一次罢工，其中有三次大的罢工使它既损了钱，又丢了面子。”这种做法也招致了批评。政策制定者把工人的流动性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一位工会的观察者最近对此评论道：“我们不是吉卜赛人。”[15]

自动化工业控制最先出现在连续作业的产业中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复杂、高速的操作需要施以细致而连续的控制，而大规模生产又足以抵消购买各种固定的自动化设备的高昂成本。金属切削业中绝大多数加工作业仍然是采用通用设备的劳动密集型的批量生产方式，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取得巨大进步的工业控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进展。所谓自动化的试验中心，它局限于那些对固定的特种设备投入巨额资金来大量生产制品且可以连续作业的行业，尤其是汽车制造行业。

福特公司的技术总监德尔·哈德（Del Harder）在1947年提出了“自动化”（automation）这一概念，但当时他使用这个概念并不是用来指称那种在二战期间研制出来的高度精密的电子通讯和伺服系统，更不是计算机控制，而是仅仅指称更多地采用各种专用部件且零件可以更换的电子机械设备、水压设备及气压设备，这些设备早已出现一段时间了。随着机械制动器、凸轮和水压的—后来改为电子的—传动装置的采用，金属切削业的生产设备就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事实上，19世纪的美国制造系统—一个英国的委员会1854年如此称呼———部分就建立在这种半自动的专用设备之上，如此就可以实现重复使用，而这对于零件互换的制造工艺来说至关重要。当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螺钉机、六角车床等机器早已设计成包括根据预先规定的步骤来操作的机械运动。华生表业公司（WalthamWatch Company）在1888年最先开创性地使用传送装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传送装置在汽车工业里已经相当普遍。半自动设备和传送装置使得在工厂运转中实现整体控制成为可能。在金属切削业中，1920年A.O. 史密斯在密尔沃基的汽车车身厂最先实现了整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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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哈德要求在发动机组的大规模生产线上，更多地采用这类自动操作设备和平衡各种操作的序列控制机制。福特公司的自动化部门负责实现工厂设备尽可能高速地运转。至1948年10月，自动化部门成立了18个月之后，工程师们耗费了300万美元实现了500台设备的自动化，预期将生产效率提高了20%，并削减了1000份工作。这一计划与福特公司在克利夫兰的新设工厂一样，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通用汽车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被禁止使用自动化这一语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引起主要竞争对手的批评，而且也因为这一语词已经被赋有“恶劣的”含义。[16]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金属切削业，人们的愤怒都集中在自动化上，但该行业的自动化控制程度远远不及连续作业的产业。自动化控制仅仅限于固定的或专用的特种设备，如重型冲床、制造发动机的联合机床以及传送带。这里几乎不使用电子设备，几乎不存在任何反馈控制或计算机应用。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人们并没有这种对自动化控制的不同程度和类型加以明确辨析的观念。那时的人们对科学进步的任何奇迹都抱有强烈的兴奋，但却很少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反思。公众对于自动化的热情与争论往往都忽略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技术人员面对这类奇妙的幻想也不能免俗。尽管他们的情绪倾向通常比较严肃，而且其职业训练也要求实际的可操作性，但他们毕竟也生活在这个往往将未来远景与现实处境相混淆的世界里，其中，现实不仅仅受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各种世俗约束的界定，而且也受到技术发展水平的最前沿所施加的影响。

1946年11月的《财富》杂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自动化工厂”。“无需劳动者的机器给我们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与期望。”该杂志如此宣称，“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这是两个年轻的加拿大人在那篇《无需人的机器》(Machines Without Men)文章中精心论证的观点，它在工业界中的技术人员那里获得广泛的回响。两位作者，一位名叫J.J. 布朗（J.J. Brown)，是一名31 岁的物理学家，另一位叫E. W. 利弗（E. W.Leaver)，是一名 30岁的发明家，他们都曾参与加拿大在二战时期的雷达研制。《财富》杂志指出连续作业控制在二战期间的进展（尤其是合成橡胶、航空燃料和浓缩铀的生产）对于自动化工厂的意义，并热情地向美国读者介绍这两位加拿大专家，说他们“建议把工厂和装配线的制造工艺改造成化工厂的那种自动化程度”。(意味深长的是，紧接下来的一篇文章探讨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的“劳工和平”。）根据《财富》杂志编辑的看法，这两位作者提出了一种以20世纪的电子学为基础的新型机器设计理论，其中设计者的关注焦点从产品转移到机器的职能，从而将专业化生产技术改造为灵活的整体制造技术。根据《财富》的看法，正是技术的进展才使得这种设计理论的变化成为可能，并将导致“又一次工业革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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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这些技术革命家建议道，“一座像水力发电厂那样干净、宽敞并且连续作业的工厂。”车间里几乎没有人，控制室安装主控制面板，面前坐着几个技术极其高超的技术人员。[18]“精确的”和“永不疲倦的”电子元件使得机器具有灵活性而且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具有很高的效率，远远超过任何人工劳动，而且“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根据布朗和利弗的论述，这种新型的工业系统由三类“机器单元”组成。第一类是发送、接收并处理信息的机器，包括获得信息的监视器、传送信息的通道、记录和储存信息的介质以及计算或者处理这些信息的计算机。这些包括传声器、热电偶、光电管、振动传感器、温度计、打孔卡与纸带、磁带、钢丝录音机和电影，以及像电子积分计算机之类的“电子管计算器”。

其次是机器控制单元，它用来接收从计算机发出的经过处理的信息，将它转换成命令信号，通过桥接电路、闸流管和伺服电动机来控制制造机器的运转。为确保控制的精确性与连续性，这些机器单元还安装了比较仪、监视器和传感器，与伺服电动机共同构成一个闭环反馈系统。最后是制造设备本身：诸如传送机器、送料管等传递零部件的传送装置；进行各种复杂操作的机床；用来监控和操作工作对象的“手臂机器”或工业机器人。布朗和利弗描述了这种未来工厂的主要特征之后，还讨论了将这种设计付诸现实所要遵循的路径。跟其他工厂一样，在建设之前也需要规划出蓝图，但是工艺图纸是交付给计算机的，因此必须详细描述各个规定的操作过程。计算机处理这些信息，然后自动地将它们送往机器，后者自动地采取各种操作，然后就是检测、传送、装配和包装。作者解释道：“在这样的工厂里，人力仅限于管理层和工程技术人员，前者决定哪些产品该生产多少，后者执行前者的决策。”这就是“新工业秩序”的蓝图。

与《财富》的编辑一样，布朗和利弗也深知他们的建议可能会遇到工业界的怀疑和劳工界的抵制。为此，他们花了很长的篇幅，以极具吸引力并尽可能不带威胁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所看到的远景。受到技术狂热的推动，他们还试图从经济意义、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必要性等方面证明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并辩称他们的主张不仅可以立即付诸实践，而且对社会也大有裨益。他们宣称这一新工业秩序意味着高的生产率，从而产品也将更便宜；它在制造方面更为精确，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可靠性与互换性；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重组设备生产新产品（这将产生一个可以“立刻转产”的工业)，从而构建一个更具有回应性并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的供给体系；它在技术上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不那么依赖于中心城市里大量的不熟练劳动力，这将导致工业的分散化；它将减少固定设备上的资本支出，这使得投资决策的风险大大降低，并使得工业界不必过多地依赖金融机构。除了令经济体系更为灵活、分散、高效、回应迅速、独立自主和具有竞争力之外，这一未来的新型工业秩序还将有助于军事体系提高多样化作战与迅捷备战能力，建立更为稳固的防卫系统，从而确保国家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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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旧工业体系转换为新工业体系，其中要遇到一些困难与障碍，两位作者也承认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将旧有的工厂和设备，连同旧的思想都一股脑儿端掉，而这必然会遭到那些习惯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人们的不满与抵制。其次，需要在新设备上面投入一笔相当大的初始资本，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会感觉无法驾驭这些复杂的而且在短期内并不稳定的新型精密设备。但这个耗资不菲的不稳定的调试阶段最终总会得以渡过，人们将获得丰富的经验，并在其各个组成部分上削减成本，使产品的价格具有竞争力（两位作者注意到，单单在美国就有1万多制造商使用这类新型设备)。在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无疑是劳工失业。布朗和利弗承认，“自动化工厂将会引发临时失业的浪潮。”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进步主义者的传统：对未来抱有信心，把劳工因传统的生活手段而导致的失业描述为人类从多余的无益劳作摆脱出来的解放。

他们建议，首先在“落后的”行业中实施自动化，比如金属切削业，这些行业工资菲薄，工作条件恶劣，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还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其次，现代自动化工艺将工人从日益递降的工作序列中解放出来。两位作者指出，“当前自动化控制手段和设备的应用的整体趋势是将工人降为一种没有技能和力量的若有若无的存在物。”这种新技术则有可能“提升”人的技能，将生产工人移至技术人员的岗位上，从而扭转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破坏性和贬损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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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和利弗明白，这种新工业秩序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社会，而不是技术。如果社会试图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获益，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就必须对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予以变革。他们认识到维持就业的重要性，如此这种新秩序才具有社会稳定性和经济可行性。“绝不可以对劳工规模进行大规模的削减，”他们呼吁道，“因为这类机器只有在有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时才可能存在。因此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具有支付能力的工薪群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建议，在采用了这种取代劳工的新技术之后，应该开展各种广泛的技术培训项目，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一周工作两到三天完全是可行的”)，通过减少浪费和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工资。他们总的观点与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和 20 世纪 30年代的著名进步主义者德克斯·S·金贝尔（DexterS.Kimball）的看法相似，更不用提爱德华·贝兰米（Edward Bellamy）、索斯汀·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专家治国论者的观点。这两位年轻的技术革命者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新体系“必然将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从未曾有过的水平。”因此，他们敦促公司的管理层——这是他们预期的听众采纳这一新型的机器设计观点，去建构新型的工业秩序。[19]

用人工来看管机器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现在正开始制造各种先进的设备，它们在制造、控制、保证安全和监测方面都远远优于人力。这方面的进展现在还刚刚起步，但这类机器已经存在，它们比人眼看得更清楚，比人脑的计算更可靠，比声音传播得更快更远，比我们的记忆力记录得更准确，比人手操作得更快更好。这些设备不受任何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它们并不在意长时间的工作。它们从未感觉到饥饿与疲惫。它们对工作条件从不抱怨，永远不会根据公司的支付能力来要求提高工资（作者在此极其微妙地影射1946年的罢工浪潮中工人和工会的要求)。在做同样的工作时，它们不仅比工人更少出问题，而且即使一旦它们的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它们也会用中央控制室的警铃来通知我们。

“在每一个无需带着情感的思考、计划和执行的部门，”两位作者不无情绪色彩地解释道，“我们都能够建造在同类工作上优于人力的机器。为什么不使用它们呢？”这一问题很快就在技术界和其他群体那里获得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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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有如此乐观的态度。比如，诺贝特·维纳就不这样看，他是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伟大数学家，是研制计算机和伺服系统的先驱之一，是将人与机器联系起来研究的控制论之父。虽然维纳的成就对二战后的整体控制论观点的发展起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他本人并不接受这套看法。他不为他的同事所抱有的那种原始的技术狂热与复杂的理论辩护所动，也没有沾染上当时军方和企业管理层常见的冲动。虽然在描述人机互动系统时，他在自动跟踪系统的控制理论中寻求譬喻，但他从未接受同仁所抱有的那种形式决定论。这一点使他不同于约翰·冯·诺依曼，后者的公理数学观反映出与军事权威和权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维纳坚持各种系统非决定性，对并它们的运行抱有一种概率论的认识。他的观点是有机的、生态的并且是人性的，显示出长期以来他对基于意识自主的生物学和道德理论的兴趣。他还特意强调，生命系统是开放的、偶然的，而不是封闭的、决定性的，因为社会系统的“掌舵人”亦即自我纠错机制—本质上是人性的，它的动力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技术、经验和目的。他着重指出，任何这类系统的技术部分都应设计成辅助人类，符合人性，从而维持和提升人类生活。他指出，那种极端决定性的系统以牺牲或蔑视人类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可能性，最终都会失败。

极端决定性的系统否认了人类的充分潜能以及经验、技能和隐含知识的积累，这必然严重损害人类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动力。此外，由于限制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充分发展，该系统也可能会诱发不稳定，甚至崩溃，因为它仅仅局限于负反馈：自我调节和自我纠错。最后，由于忽略了适宜人类的时间标度，这些仅仅在技术上相容的系统削弱了人类对机器的控制（维纳认为，电子计算机的速度使得相对比较慢的人类纠错的努力无济于事)。但维纳并未将整体控制误解为技术对人类的疯狂攻击。他完全明白，它也反映了人类的目的，那些权势人物的目的。[20]

维纳将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对权力和利润的追求视为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而不是自我纠错的力量。他认为这类现存社会制度下的驱动力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工业家如何看待新近出现的生产潜能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维纳写道，“工业界到处都是那种新型工具，人们采用这些工具只是为了追逐眼前的利润，而无视它们所可能带来的长期的危害。”[21]

因此，与他的多数同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纳认识到二战后对控制论和控制技术的迷恋所隐含的各种危险，他还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努力以改变现状。首先，他坚信通过个人行为来树立道德模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自二战结束以后他就有意识地一以贯之地采取不合作的做法，这使得他被排斥在权力圈之外。（他很早就从声望极高的美国科学院中退出来，以抗议“它的正式权力所具有的排他性以及内在的压制独立研究的倾向”。[22]）其次，他向人们宣扬控制论和控制技术所具有的危害，并试图将技术进步引向一个更具人性化的方向。维纳在各种公共演讲、期刊文章和著作中批评那种流行的进步崇拜观，提醒人们警惕通讯和控制技术的不可避免的扩张，并预测，未来社会中自然资源将耗竭，社会则出现对“普通人的有系统的剥夺”。23]他写道，“自我们不幸发明原子弹之后，我们各种论文已经表明，美国人拥有大量的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有一件比懂得如何做’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美国人无论知道多少也不为过。它就是‘懂得为什么’，”他谨慎地说，“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确定如何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且也决定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维纳要求：“那些自动化工具的使用者应当好好反思他们的真实目的。”[24]维纳经常提及“猴爪”的故事（其中父亲苦苦希望获得金钱，这一愿望完全得到实现，但可怕的是，它是儿子死亡的抚恤金)，并倡议建立“一个经常的反馈机制，其中个人可以对已经启动的流程进行干预并紧急叫停，从而重新思考以回应各种出乎意料的后果并有机会重新表达其愿望”。维纳的目标是建构一种实用的技术哲学，以应对20世纪后半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并克服二战后流行的整体控制观所蕴含的内在危险。为此，他要求其读者停下来深刻反思这种新技术：“当前所面临的选择是，你希望它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你希望与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之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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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许多同事一样，维纳在二战期间也参与过有关战争的研究计划。但他对军事在科技上的影响总是抱着怀疑与鄙夷的眼光，最反感那些试图通过公共部门尤其是军方来追求其私人目的的科学家。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以及科学家在研制原子弹中所发挥的作用令他震惊不已。\*他认为，正是曼哈顿计划的巨额研制费用促使军方使用原子弹以证明该投资的正确性。但这并不仅仅如此，爱国主义也不是唯一的理由。“虽然明知它拥有巨大的杀伤力却仍然使用原子弹，”他后来写道，“不仅仅可以归之于爱国主义，而且也归之于那些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的个人前途。”他认为，将原子弹投放在东方的日本人身上，其中大有深意。“我与许多应用科学界的大牌人物有过交往，我非常清楚他们鄙视所有异族人物，尤其是那些非欧洲族裔。”他那些具有军方倾向的同事自私自利，相信种族主义并且乐意为权力执掌者服务，维纳对此表达了深刻的忧虑，除此以外，他还对他们在自动化问题上所表示出来的原始的技术狂热、幼稚的激情和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而感到不安。维纳回忆道，在这种精密技术的背后，“我感觉到制造者的那种不惜试水的欲望”。“那种用摁按钮的方式来进行战争的想法，”他继续写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们坚信自己发明的力量，并对人类抱有深深的怀疑。这样的人我见过许多，我深知是什么促使他们固执已见。”曼哈顿计划的成功说明了这一事实，即“一群政府领导的制造家……深知现在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已经多了一件应急的法宝。”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极其不幸的是，战争及其随后的不安定的和平把他们推向了前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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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维纳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乔治·德桑蒂利亚纳(Giorgio de Santillana）的信中谈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无意让我的研究陷入到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中。我已严肃地考虑放弃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因为我无法确保发表的发明成果不被他人错误地利用。”这个月他还撰写了一封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信函，表明他有意退出该校，并“完全彻底地放弃科学工作”，但第二封信并没有发出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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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以后，维纳对控制论所具有的军事应用前景感到极其不安，尤其是此时军方人员前来向他请教相关问题并征求建议。一次，他的一个同事打听他的工作，维纳知道他正在参与军方的项目，因此拒绝回答。他还向其他科学界同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取消了他在两个与军方有关的学术会议上的日程。他还要确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将要发表的一篇论文必须保持其“极其抽象”的性质。[28]

维纳的信发表在1947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标题是《一个叛逆的科学家》（A Scientist Rebels)。这封信写给一位在飞机和导弹公司任职的没有具名的科学家，它公开表达了他的反军国主义立场以及对各种军事科研保密的鄙夷态度。“战争期间，各类军方机构为了限制参与相关科研项目乃至同一科研项目的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而采用各种措施，”维纳写道，“这些措施仍然如故。很明显，如果它们在和平时期继续下去，这一政策将使得科学家持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它将导致科学的死亡。”维纳的呼吁，与其说提倡信息的自由交流，毋宁说是要求科学家担当责任，这种责任本身将要求科学家在某些场合下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尤其是原子弹投放在广岛和长崎之后，这样做更有必要。“思想的交流是科学的一个伟大传统，”维纳指出，“但是当科学家成为一位生死的判官时，就必须对它施加某些限制。”当看到几乎没有科学家愿意承担生产控制的责任，并使它按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时，维纳决意扮演一位针对自身的检查员。维纳宣称：“我将不再发表那些若落入不负责任的军人手里将产生危害的作品。”“我当然知道，”他解释道，“这样做我就是在扮演审查自己思想的检查员，而且可能会失于武断，但我绝不会接受一个我自己没有参与其中的审查行为。”“制导导弹的实际用途只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外国公民。如果我不想参与轰炸和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我当然无意这样做，那么我必须郑重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跟那些我向他披露科学思想的人一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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