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学说史 《资本论》第4卷 2

马尔萨斯所引出的唯一的应用，是辩护地主们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这是阿谀地侍奉贵族，而对于财富生产者的穷困，提供一种新的辩解，并为劳动的榨取者，提供一种新的辩护。〔从这方面看，他的应用，也是一种〕对于产业资本家的阿谀的奉承。

意见的彻头彻尾的庸俗性，标示了马尔萨斯的为人。这种庸俗，是只有一个僧侣能够忍耐的。他在人类的贫穷中，看见了人类堕落所受的刑罚，并承认“一个世间的泪谷”是必要的，但同时想到他所得的僧俸，借助于恩宠的选择的教义，又发觉在支配阶级之前，以滞留泪谷为快乐，也全然是有利的。

这种意见的庸俗，还在科学方面指示了：第一，是表示在他的无耻的职业的剽窃手腕上面；第二，是表示在他由科学前提引伸出来的有所顾虑但不是无所顾虑的结论上面。里嘉图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做生产一般的最有利的方法，当做财富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这种看法，对于他的时代，是正确的。他冀求为生产的生产。这是正当的。如果我们像里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我们就忘记了，所谓为生产的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不外是指示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类天性之富之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Sismondi）一样认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目的相反，我们就会主张，全体的发展必须被压制，由此来保障个人的幸福，比方说，不应有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当中，一定有个人会被毁灭。只有和那些想隐蔽这种对立性，否定这种对立性的经济学家相对来说，西斯蒙第才是对的。他没有理解（且不说这种考察的没有实效了）人类的能力的发展，虽然在当初要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并且个人的高度发展，也只有由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来购买，因为种属的利益，在人类界，是和在动物界植物界一样，要由个体的利益的牺牲来贯彻。所以，里嘉图的无顾虑性（Rücksichtslosigkeit）不只是科学上尊贵的，从他的立场说，还是科学上必要的。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把土地所有权消灭还是把劳动者打杀，在他看来，都是一点关系没有的。如果这种进步会把产业资本家的资本的价值减低，那在他看来，也是一样适合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现有的固定资本在价值上减落一半，里嘉图就会说，这算什么呢？人类劳动的生产性已经倍加了。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了科学的诚恳性。如果里嘉图的见解大体上合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只因为（并以此为限）他们的利益，和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相一致。只要二者成为对立的，他就会毫不姑息的反对资产阶级，像他现在反对无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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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段话，对于里嘉图的特征，是重要的，适切的：

“如果为顾虑某一个特殊的阶级，便去阻碍国家财富和人口的进步，我觉得那是极可悲的。”（里嘉图《论谷物低价格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伦敦1815年，第49页)

在谷物输入自由时“土地会被放弃”（前书）。〔但工业的生产会被促进，土地所有权会为生产的发展而被牺牲。

但在谷物自由输入之际：

“不可否认的会有一些资本损失掉。但所有资本或保持资本，是目的呢，还是手段呢？没有疑问是手段。我们所要的是财货的剩余①。所以，如果证明了牺牲我们的资本一部分就可以扩大有益于我们的享乐和幸福的财货的年生产，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本一部分遭损失，就不应喃喃不平了。”(《论农业的保护》第四版伦敦1822年，第60页)

里嘉图把那种不属于我们或他，但已经由资本家们固定在土地内的资本，叫做“我们的资本”。但我们（！）是指国民的平均。“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本身就是目的，和这种财富由谁分享的问题是毫无关系的。

“对于一个使用20，000镑资本每年可获利润2000镑的人，这个资本是雇用100人，还是雇用1000人，所生产的生产物是卖10,000镑，还是卖20，000镑，是一点关系没有的，只要我们假定，在任何场合，他的利润都不在2000镑以下，国民的现实利益，不是一样的么？只要国民的现实的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是相同的，这一国是由1000万人构成还是由1200万人构成，又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原理》第三版第416页)

在这里，是“无产阶级”为财富而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毫无关系的限度内，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的。单有大众—人民大众是不值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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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财富一般。

在这里，里嘉图的无顾虑性，在三个例上都指示了。

但马尔萨斯这个可怜汉，由那由科学给与但不断由他剽窃的前提，只推出了那种结论，那不过对于与资产阶级相对的贵族，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二者，是快适的，有用的。他不欲有为生产的生产，除非这种生产可以保持或完成即适于支配阶极的利益。他的第一部著作，已经是文献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例，说明它是一个牺牲原著，剽窃成功的一种东西，其实际目的是为当时英国统治者和地主贵族的利益，“从经济方面”，把法国革命和英国附和者的完成人类社会的倾向，斥为空想。那就是，这个本子，根本只是一个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要维持现状，而反对历史的发展，其目的，在辩护反法国革命的战争。他在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所发表的诸种著作，一部分，要确认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贫乏提出辩护的见解，尤其是在“启蒙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之前，为反动的土地所有权辩护，并对于英国立法界为贵族利益而反对工业资产阶级所策划的退步工作，予以辩护。最后，他的《经济学原理》，反对里嘉图的，在本质上，就有这种目的，即：为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属的教会），政府官吏，和赋税消费者的利益，而把产业资本的绝对要求，和资本生产力依以发展的法律，压回到这个限界，使其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并且“适合”于他们的利益。一个人，如果他不要使科学适合于一个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也常常可以是错误的)，却要使它适合于一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的利益引出的立场，我就把他称做庸俗的。里嘉图把无产者和机械或代劳家畜或商品并列时，他决不是庸俗的，因为从他的立场来说，“生产”是只把他们当做机械或代劳家畜，或者说，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内，他们实际只是商品。这是斯多亚式的，客观的，科学的。只要不对科学犯罪，里嘉图常常是博爱家，在实际上，他也是博爱家。反之，马尔萨斯牧师，〔当然也〕为生产的缘故，使劳动者成为代劳家畜，要他们陷在饿死和独身的生活中。〔但〕在生产的要求，要求把地主的“地租”减低，或危及国家教会的“什一税”或赋税消费者的利益，或为那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资产阶级，而牺牲这一部分以阻碍进步为利益的产业资产阶级时，从而在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对立保守的停滞的资产阶级与进步的资产阶级对立时，马尔萨斯“牧师”总不会为生产而牺牲特殊的利益，总是想尽可能牺牲生产的要求，来为那当时支配的阶级或党派谋利益。为这个目的，他把他的科学结论弄入邪路上了。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庸俗性，他对科学所犯的罪过，且不说他的无耻的职业的剽窃手腕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对于支配阶级一般，特别对于支配阶级中那些反动的分子是姑息的；那就是，他为他们的利益而把科学歪曲了。但反过来，对于服从的阶级，他的结论却是不姑息的。还不但是不姑息的。他张大了这种不姑息性，昔尼克式的，恣纵于其中。他的结论，在针对着那些在贫乏中生活的人们说话时，无疑是过分夸大了，就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也已经逾越科学上正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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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稿上写着“ausbauscht”。K.

英国劳动阶级对于马尔萨斯—歌伯特（Cobbet）曾粗鲁的，骂他是“卖假膏药的牧师”—会如此憎恶，是全然正当的；在这场合，民众是凭正确的本能，觉得了他并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被人收买的辩护者，是他们的敌人的辩护者，是支配阶级一个无耻的阿谀者。

一个思想的发现者，会诚恳的把这个思想夸大；把这种思想夸大的剽窃者，却常常以这种夸大当做职业。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一版，因其中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用语，所以要当做一个特出的甲布金派僧徒的说教，当做是汤生德，斯杜亚，沃拉斯（Wallace)，赫尔伯特（Herbert）诸人学说的阿布拉汉式的抄录来看，因为这个著作实际只有它的通俗的形式令人叹服，它会遭一般人厌恶，乃是当然的。

马尔萨斯的唯一贡献，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贫弱的调和学说之前，尖锐的强调了不调和。对于这种不调和，他没有在任何处发现它，却不过以牧师的恣纵精神，固执着铺张出来，宣扬出来。

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的著作《物种原始论》（第二版伦敦1860年）序言中，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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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篇，我们将论到全世界有机体间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的，会由高度的几何级数的增殖能力引起。这是马尔萨斯的学说在全动植物界的应用。”

达尔文在他的优秀的著作内没有看到，他在动植物界发现“几何”级数时，他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是以下述一点为基础，即：他是用沃拉斯的人类的几何级数和幻想的动植物界的“算术”级数相对立。除根本的原则不说，达尔文的著作（比方说，在论述物种消灭的地方）还曾在细目上，从自然史方面，否认马尔萨斯的理论。而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以安特生的地租学说为根据的限度内，他的理论又为安特生自己所否定了。比方说，里嘉图，由他的理论，断定工资提高到最低限度以上的事情，不会把商品的价值提高时，他说的就正好是这一层。马尔萨斯却要工资常在低微中，想由此给资产阶级以利益。

安特生附带说到地租学说的第一部著作，是一种实际的论战书，所论述的，不是地租，而是保护关税。那出版于1777年，由他的题名，第一，指示了它是讨论一个实际的目的，第二，表示了它是讨论一种直接的立法行为，在这种立法上，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是相反的。(《研究谷物法的性质并论述为苏格兰而提议的新谷物法》爱丁堡1777年）1773年，英格兰的(可参看麦克洛克关于这个问题所举的著作书目)法律，要于1777年在苏格兰施行。安特生说：“1773年的法律，是由这种明白的意图出发的；那就是，为我们的工业家，压低谷物的价格，俾由外国输入的奖励，使本国人民，能有更便宜的食物。”(《英国目前谷物稀少的原因之冷静的考察》伦敦1801年，第50页）所以，安特生的著作，是一部为农民（土地所有者包括在内）利益的论战书，是赞成保护关税，而反对工业家的利益的。他出版这部书时，也“公然”使它以这个资格出现。在这本书内，地租理论不过附带说到。在他以后的著作—多少还是和这种利害斗争有关系—里，他也只偶然一两次提到它，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种科学的主张来看，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论述对象来看。这样，我们对于那一位分明不知有安特生著作的罗雪尔（Wilhelm Thucydides Roscher） 如下一段话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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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就可以判断了。

“值得注意一下，在1777年几乎还没有人注意的一种学说，到1815年以后，就这样关心的被人拥护，被人攻击了，因为它触到了金融利益和土地利益间这样尖锐形成的对立。”(《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三版1858年，第297页，298页)

在这句话里，错误是和字数一样多的。第一，安特生并没有像卫斯特，马尔萨斯，里嘉图一样，把他的见解当做一种“学说”看。第二，不是“几乎”而是全然不被人注意。第三，起初它不过偶然在一个著作内说到，这个著作是专门以1777年新发展的产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对立为中心问题，只“触到”这种实际的利害关系，但“没有触到”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第四，这个理论在1815年由它的一个复制者，马尔萨斯，为谷物法的利益而说教，和安特生所做的是全然一样。这个学说，在他的发现者和马尔萨斯手里是拥护土地所有权的，在里嘉图手里，是反对土地所有权的。所以，我们至多只能够说，树立这种学说的一方面的人，是辩护土地所有权的利益，而树立这种学说的另一方面的人，却是攻击这种利益，但决不能说，这种学说已经在1815年受到土地所有权拥护者的攻击，因为马尔萨斯曾在里嘉图以前拥护这种理论；也不能说它为土地所有权攻击者所辩护，因为里嘉图并没有和马尔萨斯反对，来拥护这种学说，他自己曾把马尔萨斯当做这个理论的发现者的一人，并把他看做是他自已的先驱者。他所“攻击”的，只是这种理论在马尔萨斯手里的应用。第五，那由罗雪尔“触到”的金融利益和土地利益的对立，直到这时候，还绝对与安特生的地租学说，与它的复制，辩护，和攻击无关。英国人所谓“金融利益”，罗雪尔可由约输·穆勒的著作(《经济学上若干未决的问题论》伦敦1844年，第109页至110页）知道，是指货币贷放者，他们〔或〕是靠利息生活，或是职业的贷放业者，例如银行业者，汇票经纪人等等。一切这一类的人，以“金融阶级”的资格，都像穆勒所说，是和“生产阶级”相对立，至少是和他们相区别，而这所谓生产阶级，依照穆勒，除了劳动者，便是指工业资本家。所以，罗雪尔应当知道，生产阶级，从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和金融阶级的利益，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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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级也是不同的阶级。罗雪尔应当已经知道，产业资本家和地主间的斗争，并不是“金融利益”与“土地利益”间的斗争。如果罗雪尔认识了1815年谷物法的历史以及关于这种法律的斗争，他就应当已经由歌伯特知道，土地利益和金融利益是携着手，和工业利益相反对的。但歌伯特是“粗鲁”的。由1815年至1847年的历史，罗雪尔又应当已经知道，金融利益最大部分甚至商业利益也有一部分（例如利物浦）在谷物法的斗争中，与土地利益结成同盟，而与制造业利益相反对。

罗雪尔君将会极其惊异地觉得，同一个“学说”在1777年是拥护土地利益的，在1815年是反对土地利益的，但也到1815年才被人注目。

罗雪尔在他的文献史的注解内，犯了种种伪造历史的错误。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切类似的伪造历史的事情详细开列出来，我们就必须写一部像他的《原理》一样厚的书了。但这样一个著作，实际是浪费笔墨纸张的。罗雪尔之流的博学的无知，对于别一些科学的研究者，能够发生怎样有害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巴斯蒂安君(Herr A. Bastian)为例。巴斯蒂安著《历史中的人类》一书（1860年第一卷第374页注)，曾把罗雪尔上面一段话，当做他的“心理的”考察的证明。附带说一说，对于巴斯蒂安，我们不能说“工作是把材料克服”。在这里，工作是不够应付它自己的材料的。并且，就我所“认识”的几种科学来说，我又发现了，认识“一切”科学的巴斯蒂安君，是屡屡信赖罗雪尔之流的权威。这对于一个万能的学者一般是不可免的。

人们也许会责备我，说对于罗雪尔不能“不留情”。这个小学生曾用怎样“不留情”的态度，来考察这种科学啊！当他以得意的谦逊，指斥里嘉图的“半真理”时，我当然有同样的权利，指斥他的完全的“伪讹”。并且，罗雪尔对于目录研究是一点也不“诚实的”。凡是他不“尊敬”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比方说，因为洛贝尔图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不是地租问题的理论家。并且，对于他所“尊敬”的著作家，他的见解也是不正确的。比方说，在麦克洛克看来，培利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家。但在罗雪尔看来培利却是没有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要在德国进步并且通俗化，一定要有洛贝尔图那样的人，创办一个杂志，摆在一切研究者（不是迂儒，小学生，和俗学者）面前，其主要目的，是在这种科学上面和它的历史上面，证明那些专门博学家的不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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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歌伯特（Cobbet）是这世纪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锡大学教授的修养，对于“学者式的”文辞，他是直接反对的。

② 这个字也可读为“Behauptung”（主张)。—K.

人们在研究安特生的地租学说和经济学体系的关系时，不会想到安特生，是无足怪的。他的第一册著作是斯密《国富论》出版一年后出版的，那时候，经济学体系方才稳定，因为斯杜亚的体系也是几年以前才出现的。但安特生在特殊对象内所考察的材料，是无条件比里嘉图的更广泛。当里嘉图的货币学说，是休谟学说的再生产，只把1797年至1809年的事情放在眼里时，他的地租学说又是安特生理论的再生产，不外把1880年至1815年谷物价格上涨的经济现象放在眼里。

B. 绝对地租和价值学说

在地租率保持不变甚至减低时，地租从而土地价值可以提高。这一点，里嘉图虽然屡次忘记，但不是不知道。无论如何，安特生是知道这点的；配第和达芬南也已经知道这点。问题并不在这里。

〔里嘉图丢开了〕绝对地租的问题。他为他的理论而否定了绝对地租，因为他是由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当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时，商品的生产价格也须等于它的价值。由此，他又推出了错误的实际的结论：更丰沃的土地的竞争，必定会把更不丰沃的土地排在耕作之外，就令〔这更不丰沃的土地】以前是提供地租的。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一的，则绝对地租—一最劣耕地的地租或最初被耕作的土地的地租一—就二者说都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格呢？即投在生产上的总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包含在平均利润内的劳动时间。所以，如果资本在一个要素上生产的价值，竟因为这个要素是一个特别的自然要素，比方说，是土地，就比生产价格更高，商品的价值就好像会高在它的价值之上，它的剩余价值就好像会与价值等于一定量劳动时间的概念相冲突了。一个与社会劳动时间异质的自然要素，也好像会创造价值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投在土地自身内的资本，不会生出地租。最劣的土地就是土地自身。如果较良的土地会提供地租，那不过证明，个别必要的劳动和社会必要的劳动之差别，将会在农业上固定，因为这种差别在农业上面有一个自然基础，在工业上面，这种差别却会不断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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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草稿上写着“增加”。—K.

所以，不会有绝对地租存在，只会有差额地租存在。承认绝对地租，就是承认同量劳动对象化的，投在不变资本上的，和用工资购买的会视它于以加工的要素，或它所加工的材料不同，创造出不同的价值。但若我们承认虽然有同一劳动时间在每个生产部门体现在生产物内，但价值仍会有差别不等，我们也就承认不是劳动时间，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决定价值了。价值量的差别，会废弃价值概念，并且把这个法则废止了：这个法则是，价值的实体是社会的劳动时间，价值的差别只能是量的差别，并且这种量的差别，只能等于所使用的社会劳动时间的量的差别。

所以，价值—不仅价值量由不同的劳动时间的量决定，并且价值的实体也由社会劳动决定的维持，是以绝对地租的否定为必要条件了。但绝对地租的否定，是能够两重表现的。

第一，最劣等土地不提供地租。就较优等地说，地租要由市场价格说明，因为较有利的土地所生产的生产物，和较不利的土地所生产的生产物，有同一的市场价格。但最劣的土地是土地自身。就它自身说，那是没有差额的。它不过当做特殊的投资部门，来和工业的投资相区别。如果它会提供地租，这种地租就只能由这样生出了，即：同量劳动，投于不同诸生产部门时，将会表现成为不同的价值，从而不是劳动量决定价值，包含同量劳动的诸生产物也不会互相等了。

第二，最初耕作的土地不提供地租。但什么是最初耕作的土地呢？“最初”被耕作的，不是较优的土地，也不是较劣的土地。那是土地自身。不是有差额的土地。最初，农业的投资和工业的投资，只能由这诸种资本依以投下的部门，来互相区别。但因为等量劳动会表现为相等的价值，所以，如果投在土地内的资本还会在利润之外提供一个地租，那只有因为在这个部门投下的同一劳动量，会生产一个更高的价值，以致这个价值在工业所生产的价值以上的超过额，会生产一个剩余利润，一个地租。但这就是说土地本身会创造价值，等于废弃价值的概念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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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价值理论全部放弃，最初耕作的土地，最初是不会生出地租的。此际，人们当然极容易发生这样的联想（虽然不是必然的，如安特生所说)，以为人们最初天然不会选择最劣的土地耕作，而只选择最优的土地。并以为，原来不生出地租的土地后来会生出地租，是因为人将被迫去采用更劣的土地，从而，在耕作地的性质益益变劣，文明益益进步，人口益益增加的进程中，最初耕作的最丰沃的土地的地租，依次下去，各种土地的地租，都会升涨起来，同时，最劣的土地，即常常代表土地自身的土地—特别的投资部门——却无论如何不会生出地租来。这一切是有一个相当的逻辑联系的。

反之，如果我们知道，生产价格和价值不是同一的，生产价格可以和价值一样大，或者更大，或者更小，疑问，问题本身，就消灭了。跟着，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的假定，也消灭了。于是，只剩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农业上面，商品的价值或它的价格，不会在它的价值以上，但会在它的生产价格以上呢？但这最后的问题，和理论的基础，即价值的决定自身，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

确实的，里嘉图知道，诸商品的“相对价值”，会因固定资本和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以不同比例加在诸商品的生产上，而至于发生变动。但同时他又知道，这种相对价值会由竞争归于均衡。他导入这种差异，不过因为要使不同诸种投资提供相同的平均利润。那就是，他所说的相对价值，只是生产价格。他并没有想到，价值和生产价格是不同的。他只想到它们的同一性。但因为在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同的比例时，这种同一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把这种同一性，当做是直接由竞争引起的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农业生产物的价值，不会均衡为生产价格？他是承认这种均衡作用的，并就由这个立场，把问题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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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这并不是对立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才是对立的。并且，后者不仅包括工资，并且包括原料和补助材料。譬如，开矿业者捕鱼业者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二者间的比例，和裁缝业者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资本二者间的比例，就能够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