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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乘这个机会,归到人口理论。
“虽然贫穷是结婚的警戒,但不会使结婚成为不可能。贫穷好像还会促进生殖。……贵妇人频频发生的现象,不妊症,就下等阶级妇女说,是极少极少的。……不过,贫穷虽不妨碍儿女的生育,但会使儿女的养育极感到困难。柔嫩的植物生出了,但是生长在一个这样寒冷的土地,一个这样荒凉的气候内,以致不久就会归于枯萎死灭。……每一种动物,都自然会比例于现有的生活资料量而增加,没有一种动物能超过这个限界增加的。但在文明社会内,只有下级人民会因生活资料缺乏,而在人口增加上,受到限制。……所以,人口是像任何别种商品一样;对人口的需要,必然会限制人口的生产。在人口增加迟缓时,把它加速;在它增加迅速时,予以阻碍。”
工资最低额和不同诸种社会状态的关联,是这样:
“社会对于这各种手工人和佣人的需要或是增大,或是减少,或是不增不减。平均说,人们支付给各种手工人和佣人的工资,必须比例于这种需要所必要的程度,来使这各种人繁殖。”
这里,社会应说是资本!
其次,他又说明了,奴隶要比自由劳动者“更昂贵”,因为后者的磨损,会由他自己注意,在前者,这种磨损却要由“一个更少注意的主人或散漫的监工人”去注意。修理这种磨损的“基金”,在自由劳动者的场合,将会用得更节俭,反之,在奴隶的场合,这种基金将被滥费,被滥用。
“这所谓决定用来代置或修理奴隶磨损的基金,普通是由一个更少注意的主人或散漫的监工人去管理。反之,为同一目的的基金,在自由劳动者手里,将由自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大抵说来,富人的经济总是乱七八糟的。这种情形,当然在前一种基金的管理上,也可以见到。但贫民的严格的节制和严密的节约,也当然会在后一种基金的管理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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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自然价格在自由劳动者的场合会比在奴隶的场合更低廉这一层,也属于工资最低限或劳动自然价格如何决定这样一种研究的范围内。斯密是这样说:
“自由人的劳动,结局要比奴隶的劳动更便宜。……劳动的丰裕给付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诉说工价增高,就是对于最大的一般幸福状态之必然的结果和原因,抱着忧虑。”
斯密还这样辩护高工资:
“高工资不只会引起人口增加,并且会奖励一般民众的勤勉心。工资是对于勤勉的鼓舞,这种勤勉心,是像人的别种性情一样,愈受奖励,愈见发展的。丰富的营养可以强健劳动者的身体,增进他谋改善谋上进的希望,……使劳动者极度把自己的力量紧张起来。所以,大凡在工资高昂的地方,和在工资低微的地方比较,我们总看见,劳动者是更活动,更勤勉,更灵活的。”
但更高的工资也会刺激劳动者,使他们过度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并使它过早破坏掉。
“领受高率计件工资的劳动者,极易陷于过度的劳动,以致在少数几年之内,就把健康破坏。……假如雇主常常听受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命令,他就不会常常激励劳动者勤勉,却会常常让他们的勉力,得到缓和。”
“对于比较幸福的状态会使劳动者怠惰”这一种论调,他提出了异论。
其次,他研究了,劳动者在丰年会比在凶年更为怠惰的话是否正确;又研究了,工资和生活资料价格间的关系是怎样。在这里,又显出了矛盾:
“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要由两件事情决定:对劳动的需要,和生活资料享受资料的价格。……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是由购买此量(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所必要的货币额决定。”
其次,他又研究,为什么从劳动需要方面说工资会在丰年提高,凶年下落;并指出了〔涨落〕的诸原因,会在丰年和凶年互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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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年的缺乏,会减少对劳动的需要,所以有一种趋势,减低劳动的价格,虽然生活资料的高价格,会把劳动的价格提高。反之,在低廉的年度,则丰裕的情形,因为会增加对劳动的需要,所以有一种趋势,要把劳动的价格提高;虽然生活资料的低廉有把它减低的作用。这两种互相反对的原因,在生活资料的价格只发生普通变动的时候,似乎会互相平衡。劳动工资所以到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更少变动,更为经久不变,这也许就是一部分的原因。”
最后,在这一切杂谈之后,他又在他自己原来的更深刻的见解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一面前,再把工资当做商品价值的源泉。不过,如果在丰年或资本增加时,劳动者受得的商品增加了,他生产的商品也会更多得多;那就是,个个的商品将只包含更小量的劳动。所以,他会受得较大量的价值较小的商品。这已经包含这样的结论:绝对工资尽管提高了,利润还是能够增大。
“劳动工资的提高,因为会增大商品价格中那分解为工资的成分,必然会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依比例,限制这些商品在国内和国外的消费。但是,使工资提高的原因—资本的增加,又有一种趋势,会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以致一个较小量的劳动,已经能够提供较大的生产物。”这是由于分工,机械的采用,发明等等。赖有这诸般改良,现在,有许多商品,已经可以比以前用更小得多的劳动来生产了。所以,劳动量的减少,不只可以补偿劳动价格的提高,并且有余。
劳动受得了较良的给付,但个个商品内包含的劳动既然更小了,所以,就个个商品而言,他的给付其实是更小了。这样,他的错误的理论,就由他的正确的理论抵消了,均衡了,补救了。依照他的错误的理论,工资会当做价值的构成要素,决定商品的价值。但依照他的正确的理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
第九章讨论资本利润。这是决定并构成商品自然价格或价值的第二个原素。在那里,要讨论这第二个原素的自然率是怎样决定的。但斯密关于利润率下落原因所说的话,是要到后来再考察的。
这里,斯密陷在非常的困惑中了。他说,平均工资是这样决定的:平均工资是“通常的工资”,是事实上支付的工资。“但这种决定方法,就资本利润说,是极难成就的。”“除了企业家有幸与不幸”,这种利润还依存于商品价格的变动—虽然我们应当由利润(当做“价值”的构成要素)的自然率,来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这在个别的职业上,对于个别的资本家,已经是不易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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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一大国内各种职业的平均利润,一定是更困难的。”
但关于“资本的平均利润”,我们能够依照“货币的利息水准”,造成一个概念。
“使用货币能够获得大利润的地方,通例对于货币使用权,会支给多额的报酬;在只能获得小利润的地方,对于货币使用权,也只支给更小的利息。这很可说是一个根本原则。”
斯密没有说,利息率决定利润率。他所说的,显著是相反的意思。但关于不同诸时期等等的利息率,我们有一个年表;对于利润率,却是没有的。所以,利息率是一个征象,凭此,我们可以判断利润率的大概的情形。但问题不是比较所与的不同诸利润率的状态,而是决定利润率的自然水准。斯密是以一种次要的研究;关于不同诸时期利息率的状况的研究,为逃避之所;这种研究,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全无关系的。他考察了英格兰不同诸时期,然后拿这个来比较苏格兰,法兰西,荷兰,并且发觉“高的劳动工资和高的资本利润,是很少在一起出现的事情;如有例外,那就是新殖民地的特殊情形了”。
在这里,斯密已经差不多和里嘉图一样(但在一定程度内更好)说明了高的利润。
“与大多数别的国家比较,新殖民地必定常常有一个时期,其所有资本,与领土范围比例而言,显得过少;其所有人口,与资本比例而言,也显得过少。他们所有的土地,比他们现有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是更多。他们所有的资本,会只用来开垦那丰度最大地位最宜的土地,即投在沿海或可通航运的沿河地带。购买这种土地所付的价格,往往比它上面自然生长的生产物的价值更低®。为购买并改良这种土地而使用的资本,必须提供一个极高的利润,从而能够支付一个极高的利息。在一个这样有利的生产部门,资本的蓄积是极迅速的。这种迅速的蓄积,使殖民家能够雇用的工人数,可以迅速增加,以致新殖民地无法把这种人数供应。对于找到的工人,当然要给予以丰裕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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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以,那其实是不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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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越是进步,资本利润就会越是变得小。最丰沃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已经被占有了,于是,丰度或位置比较次一等的土地的耕作,就只能提供较小的利润,而对于所使用的资本,也只能支付更小的利息了。所以……我们殖民地大部分的利息率,在现世纪的行程中,都显著下落了。”
这里,虽然说明的方法不同,但关于利润率下落的里嘉图的说明,已经在这里有了一个基础。大体说来,斯密在这里是由资本的竞争,说明一切;他说,资本增加时,利润就会下落,资本减少时,利润就会上涨,依此,劳动工资也会相反的,上涨或者下落。
“社会的资本储蓄或决定用来维持生产的基金减少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会落下来,但别方面资本利润将会增进,从而,资本利息也会增进,因为工资下落了,残留在社会内的资本的所有者,就能比以前以更小的费用,把他们的商品运到市场上去;并且,因为只有更少的资本,被用来满足市场的需要,所以他们的商品能卖到好价钱。”
然后,斯密说到尽可能高的利润率和尽可能低的利润率。
“资本之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补偿每一个资本有时会蒙受的损失之处,常常要有一个剩余。只有这以上的剩余,形成纯利润或净利润。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却是这样的利润率,它会在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吸去一切应当归做地租的部分,而仅余下一个必要额,俾对于生产商品及运商品上市场的劳动,得依照该处的最低工资率来支付。这种最低工资率,就是恰好够把劳动者维持的工资率。”
斯密关于利润自然率所说的话,有如下的特征。
“在英国,人们通常以为,商人是把利息的二倍,叫做相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据我所见,这里所说,不外就是通常的普通的利润。”
实际,斯密并没有把这个普通的利润,叫做适度的,相当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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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草稿上面是:“大体说来,斯密在这里是由资本的竞争说明一切:他说,资本增加时,利润就会上涨;资本减少时,利润就会下落。”这显明是一个笔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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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它叫做“自然利润率”。没有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是怎样决定的;
虽然我们应当凭这个“自然利润率”,来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
“财富迅速增进的国度,常在多数商品的价格中,以低率利润,补偿高率工资;从而,这种国家也能够和繁荣程度较低但工资也较低的邻国一样便宜的售卖。”
【低的〕利润和〔高的〕工资,在这里,不是当做交互作用对立的;它们二者是由同一个原因资本之迅速的增加或蓄积一引起的。二者都会加入价格内,并构成价格。所以,如果一个高昂,别一个低廉,价格就会照旧不变等等。
在这里,斯密只把利润当做价格的追加;他说道:
“实际上,高利润,比高工资,还更有提高价格的趋势。例如,如果麻布制造业上使用的各种劳动者的日工资,……上涨2便士,一匹麻布的价格,要涨多少倍的2便士,就看生产这匹麻布曾经使用多少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曾在这匹麻布上面劳动多少日数。商品价格中那分解为工资的部分,经过这一切制造阶段,不过会由工资增进而依算术级数递次增加起来。但一切使用劳动者的人的利润,如果都涨5%,则商品价格中那分解为利润的部分,由一个生产阶段到别一个生产阶段,将会跟着利润率的增进,依几何级数,递次增加起来。……工资提高增进商品价格,是像单利法累积债务一样。利润的提高,却有复利法的作用。”
在这一章末尾,斯密还告诉我们说,他这全部见解—商品价格或其价值是由工资和利润的价值构成是从何发生的。那其实是为了“商业之友”,即实际的竞争信仰者。
“我们的商人和工业企业家,对于高率工资提高价格从而阻碍商品在国内外销售的有害作用,常发不平之鸣。对于高率利润的有害作用,他们却三缄其口。关于因自己利得而生的有害作用,他们是保持缄默。关于因他人利得而生的有害作用,他们才大鸣不平。”
在第十章,斯密研究劳动和资本不同诸职业部门的工资和利润。里面只包含一些细目。所以,〔要属于〕研究竞争的一章。就他的方法说,那是非常妥当的。但完全是外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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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他还说到自由职业(例如律师)是否成功颇无把握的话。
“法律学的彩票,在奖金的分配上,是不十分公平的。这种职业,像其他许多自由的名誉的职业一样,从钱的立场说,是决定要受不良的报酬。”
他还说到兵士:
“他们的给养,比日佣劳动者的工资要小。而在现役中,他们的努力却遥较为大。”
关于船员:
“他们的熟练和机敏,虽然比普通手工劳动者更大,他们的全部生涯虽然要安放在辛苦与危险的不绝的锁链中……他们的工资并不比…港口的日佣劳动者的更高。是这种日佣劳动者的工资,决定船员的工资。”
他讽刺地说:
“我们把牧师或副牧师和日佣劳动者比较,毫无疑问是不恭敬的。但我们有完全的权利,认牧师或副牧师的俸禄,和日佣劳动者的工资,有相同的性质。”
他曾明白举出,因为文人的数目过众之故,所得报酬是过分低薄了。他还想起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学者与乞者”是同意义的字眼。他以为,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也适用于文人。
这一章,充满着敏锐的观察和重要的注意。
“在同一社会,或同一地带,不同诸投资部门的平均普通利润率,比不同诸种劳动的货币工资,是遥较为接近于一个相等的水准。”……
“使较大资本取得用途的市场大扩张,会减低表面的利润,但因这种扩张,会使较远的供给成为必要,所以又会增加生产成本。一方面的减少和另一方面的增加,似乎在通例的场合,会互相抵消。”(面包,肉之类的商品就会如此。)
“在小市镇和农村里面,因市场狭隘,不能常常比例于资本的增加,而把营业扩大。在那些地方,特殊个人的利润率可以甚高,利润总额却不会大,从而,他们的年蓄积额也不会大。反之,在大都市内,企业却可比例于资本的增加而扩大。并且,就一个节俭的向上的人说,他的信用,还比他的资本增加得更迅速。他的企业,会比例于资本和信用二者的增加,来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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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错误的统计的工资说明(例如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斯密非常正确的说到了,那种工资,比方说,只是小屋农民的工资。这种小屋农民的时间的一部分,是用在他们的小屋上的,或者说,是为主人劳动的。他们的主人曾给他们一所小屋,一块小菜园,一块能够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地,也许还要加上一两英亩下等耕地,但主人使用他们时也只给予极劣的工资。
“他们很高兴,为了些微的报酬,把他们的余暇时间,给予别人。他们情愿为一种较其他劳动者所得工资为低的工资而工作。……许多著作家,会探究以前各时代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好像要把这种日工资和周工资,视为是这种小屋农民的收入全部,并特别喜欢把这两者说得惊人的低微。”
他的注意,一般说是正确的。
“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会在利害的总体上显出均等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只能在那些职业部门发生,即在那些当做从事者唯一职业或主要职业的职业部门内发生。
关于这点,尤其是关于农业工资在时间也值钱的时候斯杜亚已经完善的说明了。
关于中世纪都市资本的蓄积,斯密也曾在这一章,提出极正确的注解:这种蓄积主要似应归因于商业和手工业对于农村的榨取。此外,还有高利贷者,金融贵族,简言之,货币经营业者。
“每一个阶级(基尔特都市内的每一个阶级)都要受这种规约(基尔特的规约)的强制,不得不以略较为高于无此种规约时的价格,向都市其他阶级,购买商品。但由此,他们也能以同样更高的价格,售卖他们自己的商品。所以,衡比起来,对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分别。同市内任何一个阶级,相互间都不致由此种规约,蒙受何等损失。但在他们与农村交换时,他们却将受到极大的利益。维持各都市,并使各都市益臻富裕的,也就赖有这种交易。
“每一个都市,都由农村,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工业原料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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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都市主要是由下述二法实行支付:其一,是把这种原料的一部分加工以后,送还农村去;在这场合,其价格将比例于劳动者的工资及其雇主(或直接的使用者)的利润,增加起来。其次,是把由外国输入或由国内其他远隔处所输入都市的原料或制造品一部分送往农村;在这场合,商品的原来供给,也会比例于水陆运输工人的工资和使用他们的商人的利润,增加起来。都市由这两种商业中第一种商业赚到的利润,即是都市由工业赚到的利益。由别一种方法赚到的利润,即是国内外贸易的利益。劳动者的工资,及其不同诸使用者的利润,构成由这两种商业赚到的利润全部。所以,不论何种规定,如其目的在提高这种工资和利润,使其增加到异此的情形以上,其结果便是使都市能够以较小量的劳动购买一个较大量的农村劳动的生产物。这种规约,既然给都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一种较大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比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租地农业家,和工资劳动者,处更优的位置,所以在都市与农村的交易上本来应该发生的自然均等,就被破坏了。劳动逐年的总生产物,是逐年分配在这两种人民之间。但因有这种(都市的)规约,都市的居民,就可以拿到比原来更大的部分,农村就只能分到比原来更小的部分了。
“都市逐年输进生活资料和原料,它也会逐年输出制造品和其他商品。都市为生活资料和原料支付的价格,就是由它逐年输出的制造品等等的量构成。后者越是卖得贵,前者就越是买得便宜。都市的产业总是更有利的,农村的产业总是更不利的。”
斯密说都市是用更小量的劳动,购买农村较大量劳动的生产物时,他〔回〕到了正确的价值决定法则,即价值由劳动量决定。他说明剩余价值时,曾把这个当做例子举出来。如果都市和农村所交换的商品的价格是这样决定的,以致他们会交换等量的劳动,它们的价格就等于它们的价值了。在两方面,利润和工资都不能决定价值,而是价值的分割决定利润和工资。所以,斯密也发觉了,以较小量劳动交换农村较大量劳动的都市,与农村相比较,会〔取〕得一种超过利润和超过工资。只要都市不在价值以上售卖商品给农村,情形就不会这样的。如果利润和工资不增加到“异此的情形以上”,那就是,如果利润和工资和【没有人为干涉的场合〕一样,它们就不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是由价值决定了。利润和工资只能由一定的当做前提的商品价值之分割发生;这个价值不能由那以价值为前提的利润和工资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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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往下说:
“都市的居民,密集在一个小的空间内,彼此间是更容易结合的。就连那在都市上经营的极不足道的职业,也常常有基尔特的组合。…
“农村的居民却是散居在极广漠的面积内,彼此间是不易有结合的。他们不但从来没有基尔特,且也缺乏基尔特的精神。人们并不觉得,从事农业,即农村的主要生产部门,也须有学习时间。”
就这个机会,斯密说到了分工的不利。农民和分工的制造业劳动者比较,是经营一种更理智的职业。
“因为要适应气候及其他许多偶然事件的变化,这种劳动的实行,和那种常常以同一的或差不多同一的方法复演下去的劳动相比较,必须有遥较为多的判断力和细心。”
分工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但这种发展,是以劳动者的一般生产能力为牺牲的。所以,社会生产力的这样的增进,不会当做他的劳动的生产力的增进,却当做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的生产力的增进,来和他对立。如果都市劳动者比农村劳动者更发展了,那只能由于这样的原因:都市劳动者的劳动方法,使他生活在社会内;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方法,却使他直接与自然共生存。
“在欧洲各处,都市产业都比农村产业更为优越。这种优越并不只由于基尔特及其规约。其他许多规定,也曾予以支持。对外国制造品及一切由外国商人输入的外国商品的高率关税,也是为相同的目的的。”
“这些制度,在外国的竞争之前保护它(都市)。”不过,这已经不是都市的市民的作为,而是那已经当做国民本体,当做国会第三阶级,或当做众议院而执国法制定权的市民的作为了。都市的市民(与农村相对立)所特有的办法,是入市税,城门税,及各种间接税。这种间接税,是由都市起源的(参看胡尔曼),直接税则是起源于农村。看起来,好像入市税只是一种间接课加在都市自身的赋税。农民必须把它垫支,但会在生产物的价格内,把它收回。但在中世纪,情形不是这样。如果农民要把他的生产物转化为商品和货币,他的生产物的需要,没有办法,只有以都市的领域为限制。所以,他要把他的生产物的价格,依照市税全额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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