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1280768" library_document_id: "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 source_sha256: "c28d851955ac0d39fdf9e1f8133c50eafb084814f1899d10db3e8544f4eac76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7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2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start=12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md?start=12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md?start=11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md?start=130&limit=10" --- #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0 | PRINTED_PAGE=107 她负责将这些男人（以及两个女人）的讲话变成打字稿。是她在听先前会议的磁带录音，并且坚持不懈地辨析听不清楚的话语。当她把第二次梅西会议记录的打字稿交给麦卡洛克时，她痛苦地写道，她知道其中有“很多很多空白”，但是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博士命令她和她的工作人员只能听两次录音，并且要打出她们听到的一切。[56]显然，用文字誊写磁带录音的内容，要花费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不想这样浪费自己的资源—他的资源，她的时间。 由于记忆或者书写畸变，布兰德把弗雷德写成了弗洛伊德。但这种“误会”似乎非常贴切，因为这个女人（弗雷德）真的就像一个弗洛伊德的病人，尽管通过她的努力，副本（当我们阅读副本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副本中却没有她自己的声音。她主管表意能指/符号（signifiers）的物理转换—从磁带录音到打字誉本，从打字誉本再到修订本，从修订本到印刷校样直至成书的过程。其他人—编辑者托伊贝尔、米德和冯·福斯特，组织者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和会议主席麦卡洛克——关心的是内容。但她关注的重点是过程的物质性—这个过程将声音变成文字，把符号变成书本。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副本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并且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当她被告知不要再花时间了，但誉本上的省略/空白却比文字还多时，她的感觉非常糟糕。该怎么办？她建议费雷蒙一史密斯和麦卡洛克应该坚持要求发言人事先提交讲话稿的草稿。[57]那么，她就没必要费劲地听磁带录音，按今天的标准，那些录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她也没有必要去猜测那些不熟悉的文字(誉本的手稿到处都是拼写错误)。她学习速记打字（或者雇佣会速记打字的人），以便把那些讲话直接输入机器。由此，将发言人的草稿合在一起，她就可以同步拿出关于发言和讨论内容的文稿，而不至于把自已逼疯。在一次编辑会议上，当其他人认为发言人的事情太多了，不应该要求他们事先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发言草稿时，她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发言草稿至关重要。她既要捍卫自己，也要捍卫她手下的工作人员—那些在等级序列中地位比她低的女性。不能指望她们付出太多。尽管她没有这样说，但她心里肯定这么想过。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10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1 | PRINTED_PAGE=108 1949年编辑会议的副本轻描淡写地提到了珍妮特·弗雷德在梅西小组中的作用。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必须靠她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他决定为梅西会议的主席们准备一份小册子，向他们提供指导原则。他说，“这个东西（小册子）摆在我们面前了，实际上，它是弗雷德女士的建议………”在其他地方，当他意识到自己“思维跳跃”并且偏离轨道时，他会参考弗雷德女士为他提供的话题目录。[58]当其中一个人发言说现在已经有十三个梅西小组，并且追问梅西会议办公室是否能够照顾得过来时，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肯定看了看弗雷德，因为他在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专业性会议上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写并且得到甜美的微笑(You write and get a lovely smile)。对于这个问题，你还有其他事情想要说吗？”“没有”，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据我说知在梅西会议副本的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这样简洁地说“不”或者“没有”。也许因为她觉得窘迫。也许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地位（特殊)，说多了不合适。 转写技术忠实地保存了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话，珍妮特·弗雷德自己都疏忽了这一点。我感到困惑的是，这句话的措辞有点奇怪。她写并且得到微笑，似乎她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把微笑取回来，似乎微笑是在其他地方生产并且送回到她脸上的。我不知道她的微笑来自何处，因为珍妮特·弗雷德隐藏了自己。我们很难直接看到她；我们只能通过她对其他发言人的反应来窥探她。她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外部观察者，她在纸上制造标记，她通过标记建造了系统。她观察自己建造的系统，尽管系统本身还有很多麻烦，将她列入那些有权发言和制造意义的人的名字之中。 108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2 | PRINTED_PAGE=109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JanetF.(珍妮特·F.）这个被压制的符号？一个女性弗洛伊德式的过失（Slip）？她只是在“U”（桌子摆成的U字形）中一闪而过，是从弗雷德（Freed）到弗洛伊德（Freud)，还是从弗洛伊德（Freud）到弗雷德（Freed)？思考她，让我想起了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观点：特定阶级的男人倾向于去语境化和具体化，因为他们处于指挥别人劳动的位置。[59]“写一封信，弗雷德女士”，他说。弗雷德女士进来了，得到了甜美的微笑。男人讲话，她在自己的速记本上写字（或者用速记打字机打字)。男人离开了。他要赶飞机去参加一次会议。当他回来时，信已经摆在他的桌子上，等待他的签名。从他的眼光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讲话，发出指令或者支配语言，要做某件事。一个女人进来了，文字已经落到纸上，信已经写好了，会议已经安排了，书已经出版。跳出语境(Taken out of context)，他的话是自己飞到书中去的。对他而言，促使这些事情发生背后繁重的劳动仅仅只是一种抽象，一种从其他可能用途转移来的资源，因为他并不是那个承担劳动的人。 弗雷德女士没有这种幻觉。身处语境之中(Embedded in Con-text)，她知道话语(words）从来不会让事情自动发生。换句话说，话语唯一能够激发的事情就是其他抽象，比如准备结婚或者举办会议。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10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3 | PRINTED_PAGE=110 语言本身不能把文字写在纸上，不能邮递信件，不能把二十五个人召集到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语言本身也不能让纽约比克曼酒店白色的桌布和写字的黑板等着他们去使用。为了这些，必须利用物质的、有形的程序这些程序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扎根具体语境的。在语境中，相关的界线是渗透的、流转的、具体的、有形的。 在语言层次之外，超越理论和方程，在她的身体、双臂、手指和疼痛的背上，珍妮特·弗雷德知道信息从来都不是无形的(disembodied)，消息不会自己流动，认识论不是一个在稀薄的空气中流动的字词，直到它与实践连接起来。 110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4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第四章 第一波控制论浪潮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其中最令人困扰、最具革命性的后果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人类主体的各种界线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构的。将控制、传播以及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进行概念化处理，控制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界线的看法。格雷戈里·贝特森正是通过对学生提出的一个质朴的心智问题一盲人拄的拐杖是否是他身体的一部分1将人类身体界线的观念引入我们的视野。这个问题旨在激发思维转换的火花。大部分学生认为，人类的界线是由外在的各种表面天然决定的。然而，从二战期间直至二战之后，对控制论的认识日渐成型，认为控制论的系统是由各种信息流所构成。从这种观点看来，拐杖和人同处于一个简单的系统，拐杖向人传达他身体周围的基本信息。助听器之于聋哑人，声音合成器之于有语言障碍的人，具有语音激活火力控制功能的头盔之于战斗机飞行员，都是同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5 | PRINTED_PAGE=112 样的道理。 上列清单的确有点诱人，通过微乎其微的空间，就可以从弥补缺陷的辅助工具，发展到提高常规功能的介入装置。一旦这种拼接获得通过，再对这个过程设置概念上的限制就变得相当困难。在“赛博宣言”中，唐娜·哈洛维谈到了电子人打破传统物种分类界线的潜力。2]将控制论装置和生物组织融合在一起，电子人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用神经系统的反馈代替认知，它挑战了人与动物的差异；利用反馈、等级结构和控制等理论解释恒温器和人的行为，它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在带来焦虑的同时，电子人甚至能够激起情欲的幻想：看看《银翼杀手》里的女电子人形象。在电子人颠覆人类界线的另一面，是哈洛维所谓的“令人愉快的紧密链接”，即对原本认为不得触碰的各部位进行链接。将饱蘸情欲的颠覆与强烈的熔合交织起来，电子人成了一种舞台，展示着各种有关身体界线的争论。不同的身体界线，通常标志着阶级、种族以及文化差异。尤其是在想象的领域，而不是通过实际的身体行为（相当于对赛博主义幻想的现实检验）发生作用时，控制论暗示：身体的界线是可供争夺的。 正如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他们关于各种身体隐喻的研究中证明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图像，其限制性与可能性，能言善辩的与沉默寡言的，让我们明白了自己想象自我警戒与控制智能领域的方式。[3]一旦身体被视为某种建构物，遭遇彻底改变和重新定义，那么，知识的主体也相应地会被视为建构物，显现知识主体的有机形式更是不可避免。在控制论将身体重构为信息系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呈现为一门重新描绘智能图谱的信息科学。它不断深入到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电子工程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成为一种通用溶剂，要消解传统学科的各种界线。[4]应该承认，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对这种帝国主义式的野心是认可的。但是，当他深入思考控制论对社会和人本主义等领域的渗透时，发现自已遇到了一些令人困扰不安的问题。控制论对于界线的消解应当止于何处？这种消解所带来的焦虑将在何种程度超过它带来的狂喜？维纳的著作表明，当控制论的界线消融滑向失去控制的危险境地时，它所引起的激动和不安同时应运而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即电子人观念建构的初创时期，各种思想动向的交锋，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112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6 | PRINTED_PAGE=113 从上述简要归纳可知，投身维纳的工作，必然会遭受矛盾的打击。在展望种种新奇的、有力的、将人和机器相提并论的方式时，他也极力为各种自由人本主义价值观念辩护。1954年，维纳与内科医生听众的一次面对面谈话，显示了他深深的焦虑和矛盾情绪[5]。他预测了全自动工厂的存在，认为电子计算机是可以思考的机器，有能力代替许多人类决策过程，并警告人类不能让机器变成他们的主人。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自由人本主义的观念统一、理性的自我，自我的自主、自由权利，以及与启发自我价值的信念相联系的认知机构—深深影响着维纳的思维。通常，这些观念对维纳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在劳伦斯·古博等许多人在鼓吹脑叶切断术的时候，维纳却拒绝这种实践。二战期间，维纳疯狂地沉浸于军方支持的研究，但是战争结束后就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并从此拒绝做军事实验6]。在维纳的著作中，人本主义观念和控制论观点之间的对峙随处可见。一方面，他将控制论运用到雷达噪声滤波、防空火力控制、鱼雷以及导弹上面，创造了更有效的杀人机器（如彼得·盖里森所说）[7]。另一方面，他又努力为控制论机器设想人本主义自我的面貌。控制论机器人应该这样来设计，让它们站在人类兄弟（姐妹很少出现在这个画面上）的身旁，就不会威胁到拥有自主权、自我控制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相反的，人却可以使自我扩展进机器领域。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1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7 | PRINTED_PAGE=114 但是，控制论与自由人本主义的合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奥托·迈尔在《现代欧洲初期的权力、自由和自动机器》中所描述的，自我调节的机械与自由人本主义平行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8]。迈尔认为，有关自我调节的理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促进了16、17世纪期间以集权专制为特征的欧洲政治思想体系（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向民主、分散控制和自由的自我调节等启蒙哲学转变。启蒙哲学被想象成一种自我调节体系，可以按照自身规律运行—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到启蒙的利已主义政治哲学，莫不如此。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体系能够自我调节的洞见，催生了另一个颇受欢迎的观念，即自由的自我，也是一种自律的、自我调节的主体。到了20世纪中期，自由人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和占有性个人主义，形成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同盟。这种同盟一旦帮助创造了电子人，必然会在同时瓦解自由主体性的各种根基。菲利普·K迪克发掘了这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他利用自己的小说提出质询：如果一个控制论的机器，在它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力量，并且变得十足的自觉与理性，是否应该允许它独立自主，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9如果个体对自我的占有是自由人本主义的一个构成性前提，那么电子人则通过它对理性主体的形塑/体现，使这个前提变得复杂化。事实上，这种理性的主体总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形成的。 迪克的小说揭示的自由哲学中存在的这些前后矛盾，在维纳的文本中也非常明显。维纳的著述沉迷于很多给自由主义在文化批评家中间带来坏名声的做法：假定为每个人说话，而实际上只是借大家的名义替少数有特权的人发言；给予一部分人选举权而把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掩饰其深层的结构性的不平等；资本帝国主义中发言人的同谋，其花言巧语是为了掩饰或者掩盖事实真相。维纳与这些共谋的批判走得最近的是一个由他建构的与他的控制论机器完全相反的僵硬、死板的机器。这种怪异的、与人格格不入的机器带有他想从控制论中清除的各种性质，包括僵化、压迫、对思想和行动军国主义式的管理、将人降格成蚂蚁一样的要素、操纵、背叛和死亡等等。批判的范围是受限的，因为它让负面的价值远离他的计划，而不是承认与它们有某种同谋。例如，当他宣讲自动化工厂时，他预知它将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置换和迁移(对于工人阶级其全部含义就是作为自主的独立的机构)，但是他没有提出补救和改正的措施，而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人一定不能让机器取代。[10] 114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8 | PRINTED_PAGE=115 讽刺的是，控制论将会危及自由人本主义主体，而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起源恰好与自我控制的机器紧密相关。对此，维纳并非没有意识到。纵观他深思熟虑的著作，他总在试图协调自由主义传统和他正在创建的全新控制论范式。每当想起维纳，我总会想象他在非常卖力地构建电子人的镜子。他自豪地站在自己的映像产品面前，热切地规劝我们朝里面看，以便让我们明白自己就是一种控制一通讯的装置，与我们的机器兄弟姐妹相差无几。然后，他偶然从自己的肩膀上面看过去，发现自己变成了电子人，接着，惊恐地转身撤离。是什么样的假说造成了这种激烈的矛盾？是什么线索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观？这些矛盾如何协调？它们在什么时候演化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以至于唯一可解决的途径便是撤退？关于即将取代自由人本主义自我的后人类主体所带来的愉悦和危险，这些复杂的协调过程会告诉我们什么？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1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9 | PRINTED_PAGE=116 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维纳关于概率的早期著作开始谈起。在他看来，由于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概然性的，未来事件的路线不能被精确地预测，所以控制是必需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控制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或者集中控制的，因为如果这样就不能应对意料之外的发展状况。迫切需要一种以来自系统本身的反馈为基础的灵活的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而这种必要性恰好始于系统对牛顿学说可预测性的蔑视。由此，我们将会关注一个由各种粘连性联系构成的网络：关于稳态平衡理论的重写；从维纳对概然性宇宙的深切信念中衍生出来的信息建构；将噪声与熵、退化和死亡联系起来的关于噪声的阐释；重中之重是类比性的思考模式，它能够轻松地突破界线，在完全不同种类的结构之间识别（或者建）模式相似性。正是这些类比运动帮助建构了恰如维纳所想象的电子人。所有这些都源于这样一个人，他对使用自己的身体感到很不舒服，甚至不能把马蹄铁扔到大致差不多的方向，他太笨拙了，根本无法做实验工作，所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物学事业。我努力证明，这些身体方面的特点对于维纳提出控制论观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分子和人类：控制论和概率 像金星一样，控制论产生于混沌世界的泡沫。维纳的早期工作是研究布朗运动，分子的无序运动使它们相互碰撞、反弹、然后再次碰撞，就像它们是疯狂的碰碰车一样。[1]鉴于这种混乱状态，根本无法充分细致地了解微观状态，以便根据运动规则来预测单个分子将会怎样活动。因此，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就派上用场了。(限定如何才能准确地知道位置和动量，这种测不准原理带来了另外的关于深刻性质的难题。）如果假设这种杂乱运动是由同种物质组成的，也就是忽略这一体系是如何被分割开来进行分析的，那么概率计算是很便利的。这就引出了著名的各态历经假说(ergodichypothesis)：“在一定时间内，一个集成的动态系统以某种方式追踪一种参量分布，而在既定的时间内，这种参量分布与整个系统的参量分布是一致的。”[12]继乔治·大卫·伯克霍夫(George David Birkhoff)之后，维纳使这一假说变得比韦拉德·吉布斯（WillardGibbs）第一次提出时更加具体、精确，更具数学上的严谨性。 116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770e87a-1162-4f3c-b374-e88b5e736a68.md?start=13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