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反过来人可以继续保证船的平衡。通过论证自动平衡是“无生命体和有生命体的统一”的要求，艾什比将自动稳定奉为一种值得普遍追求的状态（p.73)。

对于梅西会议，战后的语境在系统地阐述“什么可以当做自动平衡”这个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带来的激变，只有将环境考虑在内，自动平衡才具有意义，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艾什比设想的自动稳定机是一种既包括机体又包括环境的装置。“我们的问题是机体如何与它的环境作斗争”，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要得到有效的处理，我们必须假定某种特定的环境”(pp.73—74)。这种具体性/独特性（specificity）通过自动平衡机的四个构件来表达，这些构件可以通过不同的配置来模拟环境一机体。例如：可以指定一个构件为“机体”，其余三个构件为“环境”；在另一种配置中，其中三个构件作为“机体”，剩余的一个构件作为“环境”。从普遍的方式表达，自动稳定机所关注的问题时：由于环境的某种功能E，机体能够找到一种反向的功能E，以使二者的产物产生稳定的状态吗？当艾什比问梅西会议的与会者，这种解决方案是否可以用于更高级的非线性系统，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回答说，“一般不可能”(p.75)。不过，正如瓦尔特·皮茨的观察，机体继续生存这一事实意味着肯定存在解决方案。更准确地讲，问题在于解决方案是否可以用数学的传统来表达。反过来，这些限制通过模型的具体性构成了抽象问题和具体问题之间的翻译。因此，强调的重点就从寻找解决方案转移到表述问题的本身来了。

整个梅西会议期间，这样的动态反复出现。与会者渐渐将准确地界定想要什么的能力理解为建造能够行使人类功能的机器的决定性要素。换句话说，能不能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关键在于能不能准确地告诉机器你想要它做什么。纽曼（VonNeumann）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这个论点，会议要结束（第九次会议）时，瓦尔特·皮茨又强调了一次。“就在会议的开头”，皮茨回忆说，“是否可以建造一种机器？用它来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问题常常被讨论。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答案是，只要你确切地界定你希望机器做什么，原则上，你就可以生产一种机器来做”(p.107)。梅西会议结束以后，麦卡洛克在《思维的具体表现》一书中重复了这种动态，回应20多年来对语言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张。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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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准确陈述的事情可以由机器来做，人类独特的（相对持久影响人类行为并多表现于感情或心智而非逻辑辩证的）残留物就变成与语言学性质(linguistic qualities）共生的了。语言特性干扰准确的界定，比如：模糊性，隐喻作用，多样性编码，一个符号系统和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间接变化。人类行为的唯一性就被语言的不可言说性(ineffability）吸收/同化了，人类和机器共享的基础等价于工具语言的单义性(uniocality）了，语言的单义性禁止词汇有歧义。通过这种“板结”(chunking）过程，自动平衡和反身性的观念丛吸收了其他元素。自动平衡这边是工具性语言，反身性一边是模糊性、典故和隐喻。

按照今天的标准，艾什比的自动平衡机只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但是它在其中编织了复杂的假设网络。悖论是，模型的简单性(simplicity)正好促使各种假设叠加到人工制品之上。因为缺乏复杂的细节限制，所以模型比制品意味着更多。在讨论中，艾什比承认自动平衡机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并且声称他“愿意继续研究更困难的案例有很多神经系统、更加聪明，并且最终达到自身稳定的动物”(p.97)。模型的简单性与现象的复杂性之间的滑动不是没有人提及。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解剖学系的理论家杨（J.Z.Young）尖锐地回应，“实际上，（这种假设）在实验上是相当危险的。你们全都在谈论皮质(cortex)，你们都是在思维中进行。更简单的系统只有有限的几种可能性”(p.100)。不过“更简单的系统”帮助加强了几个概念：人类是通过努力维持自我平衡来回应环境的机体/组织；科学语言的功能是进行精确的说明/规定；对于创造智能机器人，瓶颈在于准确地描述/表达问题；强调准确性更甚于意义的信息观念比其他信息观念更适合模型建构。艾什比的自动平衡机、申农的信息理论以及电子鼠在建立由关于语言、目的论和人类行为的各种假设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时，成了亲密的合作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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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设也遭到了质疑。最成问题的概念是反身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梅西会议期间，反身性就像没有正式命名的模糊不清的星团。为了给既激发了反身性的可能性又没能形成一致的相关理论的讨论增添风趣，我们可以考虑人夹在中间的情形/图景(image of theman-in-the-middle)。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程技术让这种情形得以流通。工程技术旨在将人与机器的反馈回路结合起来以便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在第六次会议上，当约翰·斯特劳（John Stroud）在分析一个夹在雷达追踪装置和防空高炮之间的操作员时，这种情形登上了舞台中央。斯特劳观察说，“高炮操作员的两边都是非常熟悉的装置，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我们放在中间的是一种什么机器？””[31]正如斯特劳所分析的，这种情形将人建构成一种输入/输出装置。来自雷达的信息输入人，然后穿过人，最后通过高炮输出。意味深长的是，人被置于线路的中间。在这个线路的中间，人的输入和输出已经被链接到一个回路中。如果他在最后，可能还必须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比如，他如何与开放的、不可预见的环境互动。斯特劳陈述的焦点是：当信息通过处于中间的人时，它是如何转换的。至于电子鼠和自动平衡机，它们的重点在于可预见性和自动平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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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弗兰克·弗里蒙特一史密斯(FrankFremont-Smith）坚持观察者在建构“中间人”(man-in-the-middle）情形时的作用。“也许人永远不只是在两个机器之间”，他指出：“当你研究他时，他肯定就不只是在两个机器之间，因为你就是那个正在向他制造输入信息的他者。由于你在研究他的事实，你正在研究并且正在改变他与机器的关系。”斯特劳通过一个启示性的图景来应付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对观察者的采用/推广。这个图景努力将观察者转化为“中间人”。“人类是最神奇的仪器/仪表组合”，斯特劳观察道，“但是就像所有可移动的仪器/仪表设备一样，人类观察者的工作/运行是嘈杂的、不稳定的。不过，如果这些就是你的所有仪器/工具，你就不得不用它们来工作，直到有更好的东西”[32]。在斯特劳的评价中，人类从一个开放式的系统转换为可移动的仪器/仪表装置。这个图景暗示，仪器/仪表可以不和两个机械终端进行物理链接。这种紧密的物理链接的缺失，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连接。它并不否认缝合，缝合将人建构为信息处理机器，信息处理机器被连接到封闭的线路。封闭线路理想的工作状态是自动平衡，但在实践中是嘈杂的、不稳定的。

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回应道：“斯特劳博士，你不能排除人类。因此我现在说的以及努力强调的是，由于这些限制，它可能在普遍的层面上对于科学研究者是恰当的。科学研究者我们必须与人打交道，尽可能多地运用有关‘人类像什么’以及人类怎样工作/运行’之类的观察”。[33]正如他转向形式策略所暗示的，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对自己的观点重新回到客观主义思想感到沮丧。他的意见切入与反身性相对的客观性。正如麦凯伊的结构信息模型一样，反身性将“中间人”向心理学的复杂性敞开，以便他不再被建构成像输入/输出装置一样工作的黑匣子。有人害怕在这些条件下，可靠的量化变成无从捉摸的或者不可能的，科学也滑进了主观性，对于很多与会者来说，主观性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在确认传统观点，科学应该怎么做，在战后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的战后语境中，自动平衡暗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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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观察当然会挑明另一层涵义：心理的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其他与会者的反应表明，这层涵义恰好就是他们最急于抵制的东西。他们特别讨厌反身性问题，以个人形式表示这些声明不是关于世界的主张而是自身内心状态的宣泄。最先为这种不和谐的可能性发言的是劳伦斯·库别，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精神病医院（YaleUniversity Psychiatric Clinic)的心理分析家。库别的回应激怒了其他与会者，因为他将与会者对他（的理论）的批评解释为与会者的无意识抵制而不是科学争论。在报告中，他的措辞更加得体，但观点的反身性锋芒依然清晰。在出版的会议副本中，他的陈述占据了比其他与会者更多的空间，大概占总体的六分之一。尽管不断遭到物理学家的怀疑，他始终捍卫自己的立场。在他的阐释的中心，是语言多重编码的本质，既作为说话者用来交流的工具，又作为一面自我反照的镜子，镜子揭示的比说话者知道的多。就像麦凯伊的信息理论，库别的心理分析方法将反身性建成一种模型。同样像麦凯伊的理论，库别的主张也遭到了强烈的（有意识的）抵制，要求可靠的量化。

库别的观点将会作为跳板，藉此考查反身性在梅西会议期间的作用，以及梅西会议结束后反身性对某些与会者生活的影响，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和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将梅西会议与凯瑟琳·贝特森对1968年的一场类似的会议的说明进行对比，将会揭示梅西会议期间反身性的全部涵义很难被承认的原因。一旦观察者被包括在内，图景结构的裂痕就会四处扩散，直到控制语境的各种观点分崩离析，就像被巨石砸中的挡风玻璃一样不可恢复。梅西会议参与者应该对反身性保持警惕，因为它的每一分潜力都像他们所怀疑的那样具有爆炸性/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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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别的最后一战

劳伦斯·库别曾经是一位神经生理学家。因为1930年的一篇论文他赢得了麦卡洛克的尊敬。他在文中指出，神经感动（neurosis）是由震荡环引起的，与麦卡洛克后来在神经网中模拟的情形非常相似。[34中途，库别转向了心理分析。到梅西会议召开时，他强烈坚持纽约心理分析学会(New York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弗洛伊德学说。在第六次会议的陈述中，他摆明了自己主张的基本原理。神经过程是由无意识动机主导的。作为目标追逐行为(goal-seeking)，这些过程是无效的，因为无意识通过象征形式追寻它的目标。一个人想要安全感，并且他认为金钱象征着安全。当他获得了金钱，但他还是感到不安全。他获得了象征（形式），但是缺乏象征形式所代表的内涵。由于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他在接近自己假定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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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不仅是更少的焦虑。

尽管麦卡洛克将库别视为实验主义者，但库别从梅西会议伊始就抵制堪称麦卡洛克工作特色的简化方法。在第一次会议上，库别表达了他对将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化为机械模型（将人等价于自动机器）的焦虑；在第六次会议上，他还是坚持抵制。在《神经潜力与人类适应》中，他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考虑反馈机制/机理的原因：“我想弄清楚神经过程在医学中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没有这一步，如果只是为了对它进行数学处理，我们很容易陷入过度简化的危险。”[35]库别强调的不是数学模式而是心理过程的反身性。第七次会议上，在《语言形式与神经元中象征功能的关系》中，他坚持“人类组织/机体具有两种象征功能，一种是语言，另一种是神经感动”。并且，两种功能聚合在相同的言辞（utterance）中。弗里蒙特一史密斯阐明了这种观点，“库别真正想要说的是，语言是一种双重编码：既是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也是关于内心世界的陈述。正是这种双重性给语言带来了意识/无意识性质”[36]。

根据这种观点，预期作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的陈述(statement)贯穿了对说话者内心状态（包括无意识的神经过程）的反映。如果一个科学家否认这种情况，坚持认为他/她只是在言说外部现实，那么这些反对意见本身就可以作为无意识动机的证明/证据。对麦卡洛克这些一心希望对精神过程（mental processes）给予客观解释的实验主义者而言，心理分析无异于魔鬼的把戏，因为它颠覆了说话者与语言之间的距离，将原本属于科学争论的东西变成了柏油娃娃(tar baby)，身上沾染/缠绕了太多无法摆脱的东西。

反身性言辞观念给科学客观性造成的破坏，被麦卡洛克1953年在芝加哥文化俱乐部（ChicagoliteraryClub）的一次演讲中毫无保留地抖落出来。演讲的题目叫做《谬论的终结》，疯狂地指责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37]麦卡洛克感到，如果所有的科学语言都染上主观性，那么科学理论必然无法摆脱人类的弱点和过失(foibles and frailties)，很可能沦为为主观的存在。为了显示这种紧密耦合(close coupling)可能对科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麦卡洛克采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作为研究案例。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既助长了紧密耦合的观念，又不知不觉地体现了紧密耦合观念。麦卡洛克猛烈攻击弗洛伊德，指责弗洛伊德转向心理分析是因为想挣比当一个犹太医生更多的钱。麦卡洛克详细描述弗洛伊德的性生活，暗示弗洛伊德将“性”作为理论核心是因为他自已在“性”方面遭遇了挫折。麦卡洛克将心理分析家贬斥为假充内行的骗子/庸医，动机贪婪，只要病人有钱就骗。麦卡洛克还嘲弄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家使用的经验证据。在讽刺性的结论中，麦卡洛克告诫他的听众不要去和心理分析家争论。他预言，（如果去找心理分析家）人们得到的关于自己病情的心理分析都会成为自身无意识敌对行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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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别从听过演讲的同事那里了解到情况。[38]尽管麦卡洛克将库别排除在大面积挖苦讽刺的心理分析家之外（在1950年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我所知的心理分析家中，[库别]具有最清晰的理论头脑”)，[39]但他的攻击实在太刻薄了，注定要遭到[库别1的回击。正如麦卡洛克曾经预料的一模一样，库别将麦卡洛克的演讲解释为麦卡洛克自己心理苦闷/焦虑的表征。库别对一位同事说，麦卡洛克的“刻薄话可能是个人挫折的积累移置到理论分析的表现”[40]。后来，当他听到麦卡洛克在耶鲁大学演讲时的反常行为，他给麦卡洛克的领导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写了一封信：“我为关于沃伦的消息感到伤心。对他而言，生病与健康的界线总是那么窄”(p.137)。库别其至努力安排波士顿地区的心理分析家，“如果有必要，找个社会性的理由”，去见见麦卡洛克，送上库别认为他（麦卡洛克）应该需要的帮助(p.137)。正如史蒂夫·海姆斯对这件事情的观察，当麦卡洛克知道库别准备干预的企图后，肯定非常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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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克的《谬论的终结》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试图调和心理分析家和物理科学家之间的矛盾的努力没有成功。库别非常清楚实验主义者的态度，他曾经多次努力争取实验主义者的理解。第九次会议上，他克制自己的愤怒，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将别人假定为“麻烦制造者”的精神病医生比喻为“根据自己的观察报告人类事实的自然主义者”。他通过对比指出，物理科学家忽视复杂的心理现象，偏爱简化的抽象模型。“实验主义者和数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解释。同时，自然主义者提出了另外的观察，这种观察是关于自然现象更加复杂的说法，所以冒犯了实验主义者和数学家”。随着循环继续，“这些新的复杂性渐渐被接受，同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怀疑”[41]。通过这些话语，库别表达了他在梅西会议上陈述的观点。他只陈述事实，但其他人提供的阐释并不完善、甚至有些机械。当然，这种概括忽略了他用来解释同事行为的弗洛伊德学说架构。这种架构在它的观察以及麦卡洛克提及的事物中至少是一种理论负担(theory-laden)。[42]

我认为这种克制愤怒的陈述是库别的最后一击，似乎可以对应(inpoint/counterpoint)麦卡洛克在下一年的演讲中夸张的愤怒表现。它所描述和铭刻(describes and inscribes）的抵抗是双向的：从心理分析家到实验主义者，从实验主义者到心理分析家。对于实验主义者，心理分析加强了连接反身性与主观性的相关性链条，因为它给已经令人气馁的量化问题增加了无法证伪的无意识观念。很多与会者将反身性视为正常科学探究的死结，也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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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某一种反身性观点像烟火一样熄灭时，其他反身性观点正在不断建构，甚至更具有生命力，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观点避免将反身性与无意识挂钩。坦普尔·柏林(Temple Burling）读了1954年出版的副本后向麦卡洛克写信：“我对梅西小组这么晚才关注无意识问题感到吃惊。对我而言，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令人困惑的不是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而是意识。无意识是一个大谜团。”[43]柏林的观点指出了另一条研究反身性的途径。多数与会者都采用这条途径，包括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他们都没有必要反对心理分析的阐释，因为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希望演奏曲目的音阶/范围超过了意识/无意识的键盘上。他们希望创造另外的模型，可以解释观察者在建构系统时的作用的模型。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二分法是观察者/系统，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系统之内定位观察者和在观察者内定位系统。

循环的观察者

1969年临近退休的时候，弗里蒙特一史密斯（或者他的秘书）向历次参加梅西会议的人们写信说，他已经组织了三十多年，希望大家能够评价一下（梅西会议的）跨学科项目和讨论模式。显然，这种调查是一种生涯总结性质的行动；他在寻找对毕生工作价值的确认。一些回答毫无保留的坦率。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谈到一个年轻人被允许“与众多杰出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同场交谈”的感受。他说他常常发现自己在思考没穿衣服的皇帝，并且想知道他是否能够相信自己的感受。他承认“对他而言，控制论本身几乎是胡扯”[44]。杰拉德(R.W.Gerard)表达了相似的不满情绪，“会议期间没完没了漫无边际的话题给人造成深刻的挫折感，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知识性结论或者完整的思想/论证路线”。他还说，“你可能记得这种挫败感有多么强烈，以至于不想参加后面的会议”[45]。这些人的回答之所以有趣，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让人们了解了梅西会议，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坦率地谈论自己的感受。“热情高涨”，萨维奇回忆说。相反，在梅西会议的副本中，情感（emotions）只有作为科学模拟活动的对象时才会被讨论，并且几乎从未被表达成与会者所体验的东西。与会者的信件与梅西会议副本之间的强烈反差，说明了主导会议的科学思潮。情感不在梅西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也许有很多原因，但归根结底可能是同一个理由：科学探索架构的建立要求忽略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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