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在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信中，海因茨·冯·福斯特将列入观察者视为控制论的重要议题。[46]他指出，在世纪之初，由于相对性理论(relativity theory）和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s）的出现，“一种最神秘的对象（object）被发现了，但它直至现在依然被谨慎地排除在所有的科学话语之外，即观察者’。‘他是谁？’这既是那些赞成酸葡萄策略的人愤怒的追问，也是那些认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必须包括科学活动主体的人严肃的追问，科学主体将观察放在第一位。”将观察者列入科学是没有先例的，他继续说。“列入观察者后，整个科学的方法论必须从零开始”。他很有雅量地声称，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聚在一起的是研究科学的人而不是不同学科，所以能将关系放在讨论的中心(尽管会议副本很少承认这些关系)。他还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很清楚列入观察者必然会成为一项跨学科的任务。在将“通信/传播问题”确定为重点时，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希望梅西小组能够明白这个要求“对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话题。由此，科学将会通过一个总体性的框架统一起来，在研究“人”的同时研究正在研究“人”的人。控制论就是这个总体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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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即梅西会议结束20年后，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坐在贝特森家的餐桌旁，罕见地联合接受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Brand）采访。布兰德向他们询问梅西会议的情况。他们一致承认列入观察者是控制论范式引起的重要问题之一。拿起一张废纸，贝特森画了一张关于传播/通信系统的草图（已经收入布兰德发表的访谈)。草图素描了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黑箱子，以及箱子中的反馈回路，箱子外面的空间标记为“工程师”。另一幅草图代表贝特森后来对控制论的理解。第一个黑箱子上面标着“维纳、贝特森、米德”的名字，被封装在一个更大的箱子里。在这张草图中，观察者已经被列入系统之内而不是站在系统之外。采访转向关于主导梅西会议动力时，米德说，“在这方面，库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补充道：“麦卡洛克的脑子里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他把人家找来开会，但又不让说话”。贝特森接着说，“是的，他对长达五年的对话形态进行了设计—什么东西必须先说，然后再可以说别的”。布兰德问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贝特森回答说，“谁知道呢？”但米德认为这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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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多或少实现过”。[47]

布兰德希望知道控制论失势的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反复地问。会议副本编辑者—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汉斯·托伊贝尔——在1953年第十次会议之后的通信证实了他对局势的理解。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和麦卡洛克希望出版会议副本，就像先前四次会议的副本一样。但托伊贝尔不同意，他认为会议的讨论太散漫、混乱了；如果出版了，结果肯定是一团糟。尽管只是编委会的晚辈，但他的立场很坚定。他在写给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并且抄送麦卡洛克的信中说，如果其他人不顾他的反对并且决定出版的话，那么他希望将自己的名字从编者名单中排除。[48]作为小字辈成员，他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为其他人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名望。麦卡洛克的回信肯定非常强硬，因为托伊贝尔的回答更加斩钉截铁。他坚称问题本身不是关于他自己的名声，而是关于出版副本的质量。“从您的便签知道，您和瓦尔特显然认为我不通情理。请您转告他，我想从编辑者中除名，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名声，而仅仅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副本理出任何头绪。最后一次会议的汇报贬抑前面的会议，但事实上并没有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什么。即使有一点火花，也不足以和前面的相提并论。我有责任向您和弗兰克·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说明我的想法。”[49]米德作出了妥协。这三位发言人将以正式论文的形式出版自己的谈话，并且将用麦卡洛克关于会议的总结作为序言。大家都不想对会议或者会议副本说的太多。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梅西会议终结了，但反身性并没有结束。尽管控制论的反身性意见没有在梅西会议期间凝聚成统一的理论，但贝特森并不想放弃这个观念，他决定继续前进。1968年7月，贝特森组织了一次会议探索控制论的反身性涵义如何才能作为新认识论的基础。他邀请了一组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包括沃伦·麦卡洛克和戈登·帕斯克(GordonPask）这两位重要的控制论干将以及玛丽·凯瑟琳·贝特森（顶着她父亲的“帽子”）—一位专门研究比较宗教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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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一周时间的会议，结果就是凯瑟琳1972年出版的著作《我们自身的隐喻》(Our OwnMetaphor，以下略写为OOM。)。[50]在某些方面，她对会议的说明可以作为关于梅西会议的反思，与梅西会议的副本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对这种差异最好的解释应该是认识论的。凯瑟琳假定，观察者当然会影响他看见的对象，因此她特意告诉读者她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和情境。例如，她详细叙述在会议之前几个月发现自己怀孕的情况；生命令她多么敬畏，参加会议还是放弃，她一直在犹豫；婴儿早产了，只活了一个下午就天折了，她感到多么绝望；参加会议时，她还是无法摆脱悲伤；她觉得悲伤肯定影响了她对观察对象的解释。

凯瑟琳关于会议的记述与梅西会议副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一个是学术性的，另一个是轶闻性的。显然，对凯瑟琳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每一个发言人所讲的内容，并且熟练地带领读者穿过那些与梅西会议副本一样艰深复杂、琐细详尽的学术化陈述。相反，差别在于她对待材料的态度以及她尽可能呈现相关语境的决心。她特意告诉读者的，不仅是相互交流的观点本身，而且是人们对交流（行为）的看法以及她对与会者的感受的传达。除了交流的语言，会议的记述还包括了与会者的外貌、身体语言和情绪氛围。关于梅西会议，她的母亲玛格丽特·米德已经反复告诫，会议副本仅仅是纯粹的口述记录，因此只代表交流发生时的片断。米德希望一种更完整的记录，能够包括“姿态、手势和腔调”。[51]二十年后，凯瑟琳用精确的描述满足了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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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凯瑟琳关于沃伦·麦卡洛克的描述：“沃伦有一双明亮、严厉的眼睛，头埋在瘦削的双肩上。白头发，白胡子，欢乐与悲伤，争强好胜与彬彬有礼，奇怪地融合在他身上”(OOM，Pp.23—24)。当麦卡洛克发言时，凯瑟琳竭尽全力去领会他的观点，并且发现他并不在意听众的需求和反应。“相比其他任何人的发言，沃伦更喜欢使用毫不妥协的学术词汇，涉及我一无所知的科学家或者非常陌生的数学和神经生理学。在听讲时，我一直忙于反省自己是否正在分类整理他所列举的每一个例子，是否明白他的例子代表什么，或者他想在这个学科语境里说明什么。也许不到两三个人能够理解他所举例子的大部分涵义。”(OOM，p.65)。在凯瑟琳语境化的记述中，麦卡洛克对“经验认识论”的尖刻批评显然付出了代价——去语境化的倾向让他与听众的交流很不成功。

凯瑟琳·贝特森在前言中收录了格雷戈里·贝特森确定会议日程和研究事项的文献。正如在梅西会议期间的发展演变一样，控制论的影响显然贯穿始终。同样明显的情况是格雷戈里对那些概念的修正、批评和转化。会议议程表明，他希望与会者考虑“三种控制论或者自我平衡系统”：个人、社会以及个人和社会置身其中的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尽管意识将会被当做“这些系统耦合（coupling）中的一个重要部件”(OOM，p.13)，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的作用还是受到了限制。从“精神活动非常重要的过剩物(plethora)”中，它选择其中一些作为重点(OOM，p.16)。格雷戈里假定，指导这种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目的”(purpose)。当意向性的选择被接纳为整体时，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意识已经反馈到思维的剩余物，并且如果意识仅仅处理整体思维活动被扭曲的样本，那么自我的有意识观察和世界之间、自我的真实本质与世界之间必定存在一种系统性的（非混乱的）差异”(OOM，p.16)。由此，梅西会议强调得特别重要的“目的”，在这里不是变成了假定的倾向性，而是变成了一组呈现意识并且扭曲所见现象的透镜。透镜遮蔽了“自我和世界的控制论本质”，“使意识不可辨识”(OOM，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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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对梅西会议的改造，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他对世界和自我的“控制论本性”的思考。在他看来，控制论已经不再是梅西会议的自我稳定模型(尽管这种语言的回声依然在延宕）。相反，它已经变成了格雷戈里十年后在自己家的餐桌上画的那个大箱子的反身性。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将系统与环境分离开来的意义/重要性也已经发生改变。在贝特森看来，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不是一个必然的科学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畸变。将有意识的思维（mind）向目的（purpose）倾斜，使之聚焦通向可见目标的因果相关事件/活动形成的拱弧。被删除或者被遗忘的是这些拱弧扎根的基础。在贝特森眼里，真正的控制论方法，应该集中在将部分连结成相互作用的整体的耦合(couplings）。

在接受斯图亚特·布兰德采访之后一年，1977年6月，格雷戈里写给凯瑟琳的一封信，明显透出了格雷戈里控制论观念的修正主义批评。在信件的开头，格雷戈里评价重读《我们自身的隐喻》是如何生动地让他回忆起会议的情形。然后，格雷戈里陈述了他自己的新“控制论”认识论的要点。他从“我们从不知道世界本身”这个前提条件开始。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感觉/观念为我们建构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根本不了解世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些东西，并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建构内心世界的内在程序的最后结果。因此我们知道自身作为复杂的存在，包括让我们延伸到意识之下以及超出自身进入世界的程序，也包括让我们深入内心世界的程序。内心世界对意识是有效的，意识仅仅因为那些程序而存在。格雷戈里的说法是，“我们是自己的认识论”。[52]凯瑟琳的措辞非常相似：“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重要的隐喻”(OOM，p.285)。按照这种说法，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两重性/二元论（dualism）消失了，因为作为客体的事物本身并不是为我们而存在。只存在主观性和内心世界。正如这种控制论所建构的，世界是一种一元论(monism)。不过，它不是唯我论的，因为格雷戈里相信，内心世界的微观宇宙在更大的生态系统内起作用，仅仅因为它是宏观世界（大宇宙）专属的隐喻。在她的结尾的章节中，凯瑟琳引申了这种观点，设想我们可以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仅仅因为我们建构内部世界的代码同样地复杂多样。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是自身的隐喻，也是更大系统的隐喻。我们就生活在更大的系统之内。这种引申促使她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耦合进行微妙的分析，包括“因为世界是耦合的，所以关于世界的分析最终必须将它视为单个系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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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戈里看来，麦卡洛克代表了一个摩西式的形象，他可以将其他人领到新认识论的边缘，但自己却进不去。“如果你认真去读，并且体会讲话的语境的话，他最后的演讲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格雷戈里指出。[53]凯瑟琳用麦卡洛克的话来结束她对会议的记述。这次讲话值得详细引述。“我生来就是一位战士，但战争并不意味着一切”，麦卡洛克说(OOM，p.311)。这句话一点不假。我想起他在总结梅西会议时的声明：“我们最重要的约定是学会更好地相互理解，坦诚而且公平地战斗。”[4]对他而言，科学争论是论战冲突的一种形式。他在演讲中继续回顾自己实验工作的事实和细节，那些困难重重却又不失欢乐的时时刻刻。然后，他的思想转向了人类必死的命运/性质(mortality)。他是一位老人；尽管他当时不知道自己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去世。在会议初期，他突然厉声说：“我特别不喜欢人类。从来都不喜欢。在我看来，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卑劣最有害的。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如果人能够发展比人类自己更有趣的机器，那机器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愉快地奴役人类呢？它们可能有很多乐趣，发明更好的游戏，远远超过我们”(OOM，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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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会议倒数第二个关头，也即凯瑟琳的书中向他和他的生命致敬的时候，麦卡洛克承认临终的感情。“困难在于，我们不是单细胞机体，不能简单地分开并且传递给程序。我们必须耦合。后面还有别的要求’，沃伦开始叹息，‘我们了解……人必有一死，因为……世界不断变化，我们跟不上变化。如果我有任何追随者，你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都为自已着想’”(OOM，p.311)。

如果格雷戈里·贝特森认为自己是麦卡洛克的门徒，那么麦卡洛克自己想要的墓志铭当然也符合贝特森的情况，因为他们都向自己的导师学习并且超越了导师。采用麦卡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控制论范式，并且将它用进“自身的隐喻”，贝特森重新引入了反身性维度。麦卡洛克曾经极力反对的反身性与心理分析相联系。不过，贝特森的重新阐释，成功地表达了一种反身性观点。这种观点并不依靠意识意义和无意识意义在科学表述中的心理分析纠缠。另外，他的认识论赋予客观约束/强制力非常重要的地位，坚持认为只有那些与现实相互兼容的观念才有助于长期存在。这种存在正是对凯瑟琳和贝特森游戏的命名。他们希望在会议上探讨更大的问题，比如，日益堕落/退化的环境。在寻找一种源于世界的复杂性的认识论时，他们确实放弃了某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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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预测贝特森的道路与后面章节追溯的道路有什么联系。在为新概念打基础时，格雷戈里利用了研究青蛙视觉皮层的著名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参加梅西会议的人合作的，包括沃伦·麦卡洛克、瓦尔特·皮茨和杰罗姆·雷特温(JeromeLettvin)，以及一位不曾参加梅西会议的新人昂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55]在用这篇文章发展“我们自身的隐喻”时，贝特森走到了实验主义者无法轻易到达的地步，因为他的思考发生了跳跃，需要数十年的实验工作来证实。他进入了内部世界，并且将内部世界翻了出来，以便对内部世界进行言说，以便让内部世界变成外部世界的隐喻。马图拉纳必定会走一条相似而又不同的道路。他进入了内部世界并且坚持认为内部世界不能从里到外翻出来，也即是说，与其说它是什么的隐喻，不如说它是自身作为系统的自我创造。这就是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自创生理论/自生系统论(autopoiesis)。马图拉纳并不像贝特森一样认同控制论，他没有从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自己的工作。不过，他的理论处理了梅西会议结束后遗留的某些问题。像贝特森一样，马图拉纳发现反身性比自我平衡更有前途。同样，像贝特森，他既从梅西会议的语境中挪用很多概念，又对概念进行深刻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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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弗洛伊德/弗雷德

就像贝特森、米德和布兰德1976年3月的某个早晨坐在餐桌旁的情况一样，1996年3月，我也正坐在自家的餐桌旁阅读他们发表的访谈。特别令我好奇的是布兰德收录的一张照片。很显然，照片肯定是贝特森或者米德给他的。这张照片非常大，一个页面装不下，所以印在两页上。照片下面的文字标明是1952年梅西会议的情形——第九次会议，真正出版会议副本的最后一次会议。第十卷不是真正的副本而是书面的文字。第十次会议是库别进行最后反击的会议。照片显示一大群男人和一个女人（玛格丽特·米德）围坐在呈U字形拼排的桌子旁边，所有的桌子都盖着桌布。发言者站在U字形缺口的中间；照片上的文字表明发言者是耶霍舒亚·巴—希勒尔(Yehoshua Bar-Hillel)。稍等一下，这里的日期肯定不对头，因为巴一希勒尔的发言是在第十次会议上，他没有出席第九次会议。那么这张照片肯定是1953年拍摄的，1953年那次会议的对话非常散漫和拖沓以至于无法出版正式的副本。我想知道照片上的文字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以想象：贝特森翻出了这张照片并且将它交给了布兰德，然后他和米德坐在餐桌旁向布兰德指点照片上谁是谁，最后由布兰德匆匆地写下名字的情形。

现在，我发现照片上不止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坐在背对摄影师的位置，她的双臂伸开，双手正在接近一台机器(看不太清楚)。照片的文字说她叫“珍妮特·弗洛伊德”(JanetFreud)，但我觉得这也不对头。她肯定是珍妮特·弗雷德(JanetFreed)，在已经出版的会议副本中，她的身份是“会议助理”。我曾经在后一次会议的编委会打印稿中见过她的名字，并且或多或少知道她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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