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改进吉布斯的方法和观点，维纳把吉布斯视为一位不仅对他个人的研究而且对整个20世纪科学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应当把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首先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归功于爱因斯坦(Einstein)、海森堡(Heisenberg）或普朗克(Plank)”，维纳在《人有人的作用》(The Human Use ofHuman Beings)中这样写道。[13]维纳深信，这是吉布斯当之无愧的荣誉，因为他意识到概率论中更深层的复杂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解释是，测不准原理对知识的限制。除了反映我们对于微观状态的无知，不确定性也源于我们自身作为人类的限制性。在这成为噪声理论的重要因素之前的三十年，维纳敏锐地意识到初始状态永远不能被精确知晓，因为物理学测量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精确的。“我们应当期望的实际上并不是在给定完全精确（这永远也不可能办到）的初始位置和初始动量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结果，而只是在这些初始状态以所能达到的精确度给出之后所得到的结果。”(HU，p.8)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17

与这些认识论问题相联系的，是吉布斯的方法中隐含的方向转换。不用概率性方法来处理大量的粒子(像碰碰车一样)，吉布斯用概率来考虑不同的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可能会怎样引起一个系统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演变。因此，他考虑的不是在一个世界中的很多子集，而是从一个集合中可以衍生出的许多世界，或者用维纳自己的话来说，是“所有可能回答我们关于环境的问题（这个有限的集合）的世界”。维纳意识到他提出的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正是从根本上利用这个观点，控制论这一崭新的学科开始了它的发展”(HU，p.12)。要明白维纳为何如此看重这一创新的深刻价值，我们只需要把它和拉普拉斯（Laplace）的著名论断相比较，拉普拉斯认为在既定初始状态下，拥有足够的数据处理能力的主体可以预测一个体系未来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观点看来，宇宙是完全决定论的，世界是可以被预知的，其精确度和可预测性就好比上帝制造的时钟换句话说，拉普拉斯的观点和牛顿的运动定律所表达的论点是一回事。相反的，吉布斯和维纳倡导的概然性世界，其运作过程就像是一条宽松的裤子，组合在一起，一切正常但是又在不断地重新组合。

已经沉浸到概率论中，并且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从一系列可能性世界中实现的某种进化，维纳按照同样的方式考虑信息。基本独立于里昂·布里渊（LeonBrillouin）和克劳德·申农进行研究，维纳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4]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维纳将信息定义为一种概率机制，反映了从一系列可能的信息中做出选择的一个信息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他采纳吉布斯的观点，并且用语词代替世界。与其说是从纷繁复杂的可能性世界中产生了一个世界，不如说是从无数嘈杂的可能性消息中产生了一个消息。当这个理论发挥作用时，维纳把它当做进一步的证明：吉布斯的方法表达了一些关于现实的根本事实；语词和世界在本质上都是概率性的。这种解释，是了解维纳对于信息和物质现实之间联系的观点的窗口，虽然令人惊讶，但是深刻揭示了信息理论的建设性层面。远非一种消极证明，信息理论是对概然性世界观的一种积极延伸，将它延伸到全新的权威的传播理论的领域。现在我们对维纳的控制论这一普遍使用的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层的理解。维纳认为，这一普适的观点将会取得成功，因为它反映了我们作为受限的、非完美的生物—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统计学和量子力学用来处理微观领域的不确定性；传播在微观领域将其反映和体现出来。将微观领域的联系视为传播行为无异于将概率理论延伸到代理人和行为者的世界。

118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对我们来说，在信息时代后期，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传播应该被理解为需要控制，并且控制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播形式。然而，在这一建构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因其本身涉及工程问题、材料形式以及繁杂结构的序列化历史——对于这一历史，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在其著作《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Information Society）中做了很好的描述。[15]简而言之，控制的形式从机械领域（控制机械杆沿某一路线运动的凸轮）进入了热力学领域（控制热力发动机的控制机器）和信息领域（所有形式的控制论机制，从计算机到控制学意义上的下丘脑)。在机械交换中，决定论和可断定性尤为突出。当兴趣的中心转向熔炉，由于其布朗运动火热的设定，概率理论必然进入视野。[16]当信息崭露头角之后，概率从对微观状态的无知变成传播行为的一种基本属性。每一种新的交换形式涌现出来，但旧的那一个并没有消失。一辆汽车本质上说就是热力发动机，但是它毕竟在继续使用从古典时期就为人知晓的操纵杆。同样的，一台计算机就是一台信息机器，但是它也运用了热力学定律控制下的分子机理。新形式并不由旧形式的消失来识别，而是通过它们的控制机制在本质上的转变来确认，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机器的交换方式。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19

推动这种控制论的控制理论向前发展的动力，就是理论和制品、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反馈回路。设想不同类型的交换，要求不同类型的控制装置；建构新的控制装置，促进了在那种模式下更多交换的建构。[17实验者、控制装置以及系统界面之间的循环是我所要讲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不仅包括控制论系统的机械装置，还包括实验者在控制论模式下构建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装置的思维倾向。正如我们所见，维纳的假说，植根于概然性世界观。他意识到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一个微妙的结果是，消息不是被当做事物本身而是作为这一领域各元素之间的不同关系而被构成、测量以及传播。传播关乎关系，而非本质。

纵观维纳的著作，被重点突出的修辞方式就是类比。把传播理解为关系，暗示对这种修辞的一种深层读解。类比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品，而是通过关系建构意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概念模式。这样看来，从维纳的数学模式到他所提出的“黑箱”工程以及行为哲学，类比在各个方面都可谓是一名严格的操控员。的确，如果没有类比，控制论就无法被建构成为一门学科。当类比被用来在控制论话语中选择代理时，它关于本质的问题，认为客体是通过和其他客体之间的关系被构建的。在二战前后几年时间的著作中，维纳预见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他质疑人类、动物和机器，除了作为在话语和传播领域建构他们的关系网之外，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本质性”特征。“无论我们对于在我们的自省和经验以及机械事实背后的现实’持何种观点，这都是次要的；任何不能被转换成关于可观察物的陈述的命题都是无价值的”，他1936年在《观察者的作用》(TheRole ofthe Observer)一文中写道。[18]维纳认为感觉也是通过类比工作的。在他关于这个问题最极端的宣言中，他说道，“物理学本身仅仅只描述物理器械的表现的一种相干方式”(这个说法令他的数学传记作者佩西·马萨尼深感遗憾)。[19]在他世界即类比的观点中的构想是一种隐喻，用数学覆盖情感、用感觉覆盖传播、用机器覆盖生物机体。这些构想使我们对于调和控制论和自由人本主义的努力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如果意义是通过关系建构的，那么把人与机器并列起来的构想就超越了给两个现实存在的客体带来融洽的关系。当然，这种类比关系通过明确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同时构建了两方主体。为了在进程中理解这种意义建构，现在让我们先考虑一下维纳在文本和实践中的类比。

120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跨越界线：万物皆类比，包括此陈述

在他的自传《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维纳谈及一次他与两个著名的哈佛数学家争吵之后，来到家庭农场度过周末的经历。返回家中时又湿又冷，他生病了，陷入胡言乱语的状态。“在整个患肺炎的过程中”，他写道，“我的胡言乱语传达出我异常的沮丧和担忧[关于这次争吵以及]……对于我的数学著作逻辑状态的焦虑。对于我来说，已经难以分辨出自己痛苦而且苦难的呼吸声，窗帘的摆动声，当然还有我正在研究的「数学]潜在问题的未解决的部分”。回顾性地思考自己的痛苦如何将外界刺激和精神抽象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与数学的关系，形成了一种非常关键的领悟。“我不能简简单单地说这种痛苦将它自已展示为一种数学压力，也不能说数学压力象征着一种痛苦：因为这两者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于不能作这种分割。”他意识到“存在这种可能性，几乎任何经验都可以充当某种还没有被条理化和解释的数学情境的临时象征符号”。将一个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与情绪冲突和身体痛苦等同/联系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清醒”：对他而言，数学可以用来“减少这种与非永久性与可识别性条件之间的纷争”。一旦解决了概念上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个人冲突也便得到了解决，允许他“放开它并继续解决其他问题。”[20将数学问题影射到情感冲突，在这里就是维纳使用类比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在比雅各布·布伦诺斯基（JacobBronowski）推断的更为复杂的基础上，他热情地支持布伦诺斯基认为数学是一种隐喻的观点。维纳在《人类对人力的使用》中写道，数学“被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看作所有科学中最真实的，构成了最庞大的隐喻想象，并且应该根据这个隐喻的成功来进行审美判断和智力的判断”(HU，p.95)。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21

他对于身体冲突和概念问题的认定是如此强烈，甚至将它视为“驱使”他面对数学问题的动力，仿佛这是违背他原本意志的事。[21]这种胁迫意象是意义重大的。他有一位专横的父亲，想要将他培植成二个奇才。一旦脱离了父亲的监护，他常常发现想要激励自己非常困难。在他关于维纳的传记中，史蒂夫·海姆斯(SteveHeims）注意到维纳显然是在利用情感问题和数学难题之间的密切关联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22]面对艰涩的问题，他会陷入沮丧，他会故意加剧这种情绪以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工作。依靠他在数学和情绪之间建立起来的类比等量，他预期解决智能问题可以使他重获心理上的平衡。

122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描绘类比的另一方面是建构界线，类比作为一种模式，其威力来自它越过的界线。如果没有界线，类比所创建的连结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影响。对维纳来说，类比和界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起作用的。在他的专业研究和私人生活中，他认识到界线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的第一本自传《昔日神童：我的童年与少年》(Ex-Prodigy: MyChildhoodandYouth）中收入了这样的记述：他母亲是反犹太主义者；十来岁的时候，当他发现父亲这边的家庭成员是犹太人时，就有一种自己不受母亲欢迎甚至格格不入的感觉。[23]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决定性格的成长经验，内/外标记的建构象征着他对于许多人生处境的回应。在他的自传中，他经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外人”，远远地站在特权阶层的界线之外。他坚持这种立场，谢绝科学荣誉并辞去享有声望的专业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即使他不认同他们的目标他也能被赋予成员资格。

界线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像它们通常在电气工程中的那样)。在他陷入疾病并感觉到摆动的窗帘飘进数学领域时，困扰他的问题就是界线问题，与具有明显的物理上的不间断性特征的电力领域有关。在他关于控制论的后期研究中，界线构造和类比联系通力合作创建了一种宽松的领域，在这中间，动物、人类以及机器被当做平等的控制论系统对待。反映这一相互影响关系的重要文本，是维纳与朱利安·毕格罗（JulianBigelow）和奥图罗·罗森布卢斯(Arturo Rosenblueth) 1943年合作撰写的影响深远的控制论宣言《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24]为控制论的新生领域提供了研究议程，宣言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其分析对象的离散性论述风格。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23

《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的开篇就将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进行对照。功能主义（在作者看来）将内部结构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不重视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相反，行为主义却集中关注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不重视内部结构。在实验室中，行为主义的研究进路导向“黑箱”工程学，假定有机体是一个“黑箱”，它的内容是未知的。这样，“黑箱”中产生相当的行为就等于产生一个相当的系统。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即使对内部结构一无所知，还是可以总结出有关行为的有意义的结论。然而，将内部结构悬置起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还得出了这样的论断，因为人类和机器有时候行为相似，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像的。注意这段对生命有机体与机器进行比较的文字中有着一种滑动。“目前对于这两种族类的研究方法是相似的。他们是否相同也许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或更多的性质差异，独特的个性在一个族类中显现而另一族却没有。到目前为止这种性质差别还没有出现”(p.22)。“出现”是我们在动词中所做的一个恰当选择，因为行为主义的观点在被构建时省略了有机体与机器之间在内部结构中的确存在的差异。类比是通过建构注意力焦点的方式产生的。当作者们对他们认为有趣的值得关注的行为种类进行成功区分时，他们对有目的性的行为而非偶然行为进行了相似的研究。这一系列界线的形成，他们声称，“揭示出统一的行为主义分析对于机器和生命有机体同样适用，而不用考虑行为的复杂性”(p.22)。而被忽略的是这样一种事实，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等式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是将这一构想置于可行的角度出发考虑的。

124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另一种修辞行动是对两个重要术语的重新书写：目的和目的论。每一种都被精心设计以便适用于控制论情境。目的涉及旨在达到某种目标的行为(p.18)；目的论涉及通过负反馈所达到的目标。根据既定的定义，目的论行为简单地意味着“被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控制的行为”(p.24)。但是对像目的论一类的有意味的术语进行研究并非无意义的阐释。它将有意义的目标引入寻求这一目标的体系，因此说明意义可以在机器中找到。它还说明行为主义主体具有宇宙学的尺度适用于目的论通常涉及的包罗万象的时空范围。

作者们加强了这些结论，他们指出目的论在科学上陷入了坏名声，这是因为目的论认定存在一种产生于它所呈现的影响之后的“目的因”。他们的目的论观点回避了这个问题；它不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任何形式的因果律，只依赖于追寻某一自标的有目的的行为。他们认为目的论的反面不是因果决定论而是非目的论，这就是说，偶然行为是没有目标引导的。因此他们将上个世纪牛顿因果律与基督教目的论之间的争论转入了新视野。现在矛盾的重点不在于科学和上帝之争，而存在于目的和随意之间。通过负反馈获得的目的是目标寻求机制处理概然性宇宙的方式。换言之，目的论机械运作的合适的宇宙学背景既不是基督教所设想的上帝的意志对宇宙的影响，也不是拉普拉斯所构想的可无限预见的世界，而是吉布斯式的可能性关系和熵衰变的世界。通过这些重塑以及类比性联系，控制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门哲学。

一位年轻的哲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捡起了扔在控制论宣言里面的挑战书。七年之后，在同一本杂志《科学哲学》中发表一篇评论，他想努力证明，“目的”要么已经延伸到非常深远的范围，以至可以适用于任何行为；要么被用来“走私”归因于机器行为但恰恰起源于人类观察者之中的各种推论。[25]他打算证明“黑箱”工程的修辞已暗中打开了这个箱子，并放进了一些在黑箱未打开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所产生的特征。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25

在他们的反驳中，维纳和罗森布鲁斯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寻求比哲学家更有说服力的科学家的话语共同体。他们通过在被他们称为“琐碎和没有价值”的口头分析与他们受“科学的”关注激发的分析之间进行区分来建构这个共同体。[26可能会引起哲学家兴趣的语言歧义与“科学”的重大关注之间的含蓄对比，在泰勒的“信仰”与他们重复使用“科学”和“科学性的”来描述他们的课题（在一篇短小的文章中就使用了多达十一次）的对比中显而易见。如他们所定义的，泰勒曾使用几个例子来解释“目的”可以适用于非目的论机械装置(在新年前夕坏掉的钟表，被缆绳拴缚在一艘船上的潜艇)。作为回应维纳和罗森布鲁斯认为这些例子可以使用负反馈从现实的伺服机械中轻易辨别出来。然而，为了阐明要点，他们需要就机械装置的内部结构展开讨论—这确实是他们所不情愿在他们为行为主义方法论辩的最初的文章中提及的。他们的反驳是有效的，仅就用这一分析来补充严密的行为主义方法而言，这种分析反对行为主义原则，利用内部结构中的差异将行为分为不同种类。

这种将关注点置于行为和内部结构上的选择与杰夫·鲍克(GeofBowker）在展示控制论作为一门宇宙科学如何构建它自身的文章中分析的策略相似。[2鲍克指出控制论将自己定位为一门元科学，还将自已定位为其他任何科学都可使用的工具。它提供跨学科的词汇以便适合于一系列学科的目的，用这种形式将自己呈现为无内容的学科，它同时还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在实践中，控制论的机械装置被分析、塑模，甚至偶尔被建造。在这两种不同层面上操作，控制论话语不但能够进入其他学科而且能保持自己作为一门学科范式的本色。在维纳和罗森布鲁斯对泰勒的反驳中，无结构控制论与丰富结构控制论之间的选择产生了相似的修辞效果。在无结构的表现形式下，控制论忽略内部结构而将人机连结在一起；在丰富结构的形式下，它将信息流通和负反馈视为重要的结构元素。如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沃伦·麦卡洛克在与汉斯·托伊贝尔的争辩中使用了类似的修辞策略绝非偶然。正如在无内容控制论与丰富内容控制论之间的取舍使得其更深入地进入学科场域，因此在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取舍使控制论话语得以同时将生物有机体和机器同时吸纳进同一类别并且把它们与普通机械系统区分开来。

126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