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在他的辩驳中，泰勒错失良机，没有指出维纳与罗森布鲁斯的分析焦点在行为与结构之间交替。[28]相反，他选择了去寻求一条类似于他初期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线索，他再一次试图证明假使一个人仅仅依靠对行为的外在观察，那么“目的”便不能与机缘巧合或偶然事件区分开来。在为被视为“目的”的事物进行争辩的过程中，他试图否定行为主义对于形成他们的系统至关重要的区分(有目的的行为与偶然行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行为被定义，就是为允许意图和意愿被强加于机器之上。但是他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行为主义的假说有意无意之中被用来以范畴被建构的方式制定政治议程表。对于维纳而言，这类议程表包括创建一种包含控制论机器和人类的范畴，这两个范畴之所以被放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使用概率方法控制随机性的能力，还包括另一种容纳非控制论机械系统的范畴。这些界线标志涉及大量的假说—有关宇宙本质的(概然性的而非决定论的)，应对这个宇宙的有效策略（通过潜意识控制概率），以及等级分明的既有道德含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体系（运用潜意识理论的有弹性的体系优越于不使用反馈机制的机械装置)。不仅仅是对目的的定义，正是这些大量的铭写使得《行为、目的和目的论》成为控制论的奠基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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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在这一时期受到的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是，它并不是一门真正的新科学而只不过是一种延伸的类比（人类似于机器)。维纳常常听到这样的指责，他感觉已经到了勇敢直面控制论困境的时刻。在《类比的本质》（“the nature of analogy”）这篇日期为1950年的手稿片段中，他为类比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将论点置于全新的更加雄辩的基础之上。[29]尽管言简意赅，《类比的本质》依然是对类比在科学、数学、语言和观念中的意义问题的广泛的深思。它指出那些反对维纳的类比理论的人坚持现实主义假说而不去进行谨慎的考察。正如维纳所设想的，控制论是关于关系的科学，而非本质。因此它建构的类比关系不仅仅是修辞数据而是系统，作为没有机会接触无媒介现实的有洞察力的受限主体，这些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含义。

维纳开始就指出，语言总是类比性的。在此意义上，推出一个命题：听者必须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对语言进行领悟和阐释。由于听者的经验与说话者的经验不同，所以对语言的领悟与说话者的意图也不完全一致。这种观察预示了迈克尔·阿比布(MichaelArbib）和玛丽·海瑟(MarryHesse）的主张：意义是通过范畴的建构而不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式本质的传播而产生的。[30如他们一样，维纳同样否认语言传播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这两种主张的融合指出了他关于信息的定义与费迪南德·索绪尔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作为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传播是通过对概然性选择的取舍进行的，而并非通过内在关联的直接表达。正如索绪尔的语言学与揭示了指称的不确定性和揭露语言不能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的解构理论密切相关一样，因此维纳的控制论将传播视为概然性宇宙中的一种概然性行为，在概然性宇宙中，初始状态永远不可能被精确了解，消息只有通过自身与其他可能被传播的消息之间的联系来表达。对维纳而言，他持着与索绪尔所差无几的观点，含义是与关系相关的，而非关于这个世界本身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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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信息（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相联系的模式变得至关重要。维纳对于感觉的观点将这一点阐释得很清楚。知觉/观念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依赖保护跨越多种感觉形态和神经界面的转化形式。表现/陈述通过这些转化形式与刺激源之间的类比关系显现出来。在这方面，感官知觉就像数学和逻辑学，它们都“卓越地处理与内容分离的模式”[32]。行为主义的方法非常适合于这种相关性的认识论，因为它专心致志于模式的传输而非本质的传播。考虑一下二战期间维纳与朱利安·毕格罗合作发明的防空预报器。[33]预报器的输入程序接收跟踪数据（例如，追踪飞机的雷达），然后输出程序给出关于这架飞机将要往何处去的预测。统计分析是为了发现这些数据中的模式，这些数据本身被视为与这个世界上的事件具有类比关联的模式。因此，知觉、数学以及信息都致力于对形式而非内容的研究。正如数据跨越各种各样的界面一样，类比关系也是允许从一种程序到另一种程序的形式得以保存的纽带。因此类比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交换系统，使数据可以跨越界线。它是通过联系而非对本质的把握建构起来的世界的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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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类比实现的跨界包括：肉体与世界（感官知觉）之间的区隔，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过渡（例如，从研究生命有机体的生理学到研究控制论机械的电子工程学)，从具身化的经验和有误差的噪声到数学模式的纯粹抽象的转变。甚至由维纳设计的假体也可以被理解为是通过类比运转的，因为它们把信息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34]例如，“hearing glove”就是一种将声音（听觉信号）转换为触觉（触觉信号）的装置，它通过对声音进行频繁类比转换的电磁振动器来刺激聋哑人的手指。在维纳看来，类比即传播，传播即类比。对他来说，反对控制论“仅仅是一个类比”，无异于说控制论“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一方法存在的间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存在于维纳在生命体和机械系统之间建构的类比联系，而是他倾向于抹去具体物质实体之间的现实区分，这种区分在类比理论中是找不到的。面对两种情形，他情愿轻松便捷地进入抽象层次，在抽象的层面上，模式之间的相似性被突出，而不去关注使得每一种现象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他自己很少参与实验室的基本工作。毫无疑问，这是导致对具体物质实体采取忽略态度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他自己对于生物实验室中的精确步骤的不耐烦。“这种不耐烦很大程度上源于我的思想上的迅速性而行动上的滞后性。我可以预见到早在我费力前行到达目的地之前，我的生命便已终结。”[35]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足以迫使他放弃去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愿望。之后在与罗森布鲁斯等人进行专业合作时，他就把实验室的工作留给他们来做。同事们回忆说，当一项试验正在进行时，维纳溜达进罗森布鲁斯的实验室，记了几条笔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返回办公室，很快就计算出这一物理现象在数学上的类比表达。正如马萨尼在关于维纳出类拔萃的传记中所写的那样，当维纳和自己的合作者写下“我们切除了肌肉上的附属物”这样的句子时，复数的“我们”纯粹是一种荣誉。[36]其他同事指出，维纳在实验方面的欠缺使得他较少关注实际的神经生理结构的特质。维纳故去之后，瓦尔特·罗森比利斯和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在赞词中写道，“相比工程学而言，维纳在某些领域的敏锐的洞察力是天生的，他经常对于实验中的细节感到不耐烦；例如，他有时候似乎不愿意去了解，大脑不能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式去工作”[37。对于维纳来说，对于类比理论的重视是和对于物质实体的疏离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他和麦卡洛克的对照是非常鲜明的。作为一个热忱的实验主义者，麦卡洛克对于充足的物质实体与稀缺的抽象现象之间的张力关系非常敏感，而维纳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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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维纳想把控制论铭写到一出规模更大的“戏剧”中，以便加强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考虑到他倾向于吉布斯宇宙，这出戏剧的焦点在于概率。除了控制亚原子粒子和控制论线路的微观领域以外，概率同样控制着有关宇宙的耗散与衰退的宇宙哲学。把概率与信息联系起来，这使得维纳可以将控制论主体描绘为一种有关无序性和有序性的宇宙哲学。正是在宇宙哲学的层面上，他在善的控制论系统（可以加强自主的自由主体）与恶的机械装置（削弱或破坏了主体的自主性）之间做出了道德区分。在这种善恶机器的大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熵，熵是具有丰富复杂历史背景的多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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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接力的熵：从热力发动机到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塞尔泽(Mark Seltzer)在《身体与机器》(Bodies and Machines)中追溯的一系列转变开始我们对于熵的研究。致力于研究19世纪晚期自然主义理论的社会形态的塞尔泽发现，在自然主义的核心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双重的看似矛盾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坚持人、表现以及行为的实体性或物质性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坚持人类、身体与情绪相对于模型、数字、地图、图表以及轮廓表征的一种抽象观念”。将源于这种双重驱动力的意识形态称为“去物质形态的唯物主义”，塞尔泽援引这种现象作为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表征的出现以及再次关注人类身体的人体工程学的例证。[3]其中一个聚焦于被抽象为数据的统计性整体的行为，另一个则把重点放在能量消费与耗散的物质过程。他们阐明了既作为物质客体又是概率存在的身体的建构。

赛尔泽提出的双重性理论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随着统计热力学与信息理论的融合而再度兴盛。对于这种融合，控制论就是主要的场所之一。对于模式的强调将身体建构为非物质的信息的流；对于结构的强调发现了这些“黑箱”充满了物质性。这两个部分的复杂耦合导致建立起生物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一系列交换。为了弄清楚这些耦合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先来研究热力学建立起来的交换机制以及接踵而至的控制论。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坚持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会损耗，它指向一个能量无流失的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熵在封闭的系统中总是趋向增加，预示一个持续减少的宇宙。第一定律与第二定律之间、稳定性与衰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个穿越世纪之交文化形态的主旨。根据赛尔泽的观点，这种紧张关系本身如同一个热力学转换器，允许相互矛盾的事物相互连接在一起，比如生产与再生产，机器与身体。人体之所以像热力发动机，因为它将能量不断转换为不同形式并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将其消解；人体又不像热力发动机，因为它可以利用能量来自我修复和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照建构了人体与机器之间的区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扮演着转换器的角色，将人体与热力发动机连接在一起。塞尔泽认为，通过这种对照，“得到详尽说明的，是相互‘对立’或者矛盾的记录（registers）之间或多或少具有实际效用的一种转换和中继系统”。这些模棱两可的联系得到加强，因为热力学本身被理解为永恒不灭与耗散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事物。因此，他的结论认为，热力学，在科学权威的旗帜下同时裹挟着保守稳定和耗散衰减，“为机械学和生物力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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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德维希·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将熵定义为一种概率功能，并赋予它一种更普遍的形态的时候，热力学作为一种已经在文化中发挥作用的交换系统，也发展为“去物质化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去物质化”的建构中，熵被阐释为对随机性的一种衡量。然后，第二定律被重新表述为一种状态，即封闭系统倾向于从有序向无序的过渡。在包含关于熵的早期定义的同时，玻耳兹曼的定义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它允许将熵与和热力发动机毫无关联的系统连接起来。

把熵与信息连接起来以后，这种去物质化建构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早在1929年，就通过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对于“麦克斯韦尔魔”(Maxwell'sDemon）的阐释实现了这种连接。[40]所谓“麦克斯韦尔魔”，乃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Maxwell)1871年在一次思维实验中虚构出来的一种神秘生物(小精灵)。小精灵通过对分子进行排序获得能量。其中，齐拉特和里昂·布里渊指出要想对分子进行排序，小精灵必须知道有关它们的信息。[41]小精灵所处的容器被设想为“黑体”（一个专门术语，意指辐射物被一致地散布)，因此小精灵没办法“看见”分子。布里渊计算出小精灵在取得分子信息时所耗费的能量远高于它在这一过程中所能获得的能量。这个直接结果是为了挽救第二定律。在任何情况下，第二定律都因为太完善而无法被怀疑。更为重要的涵义是熵和信息之间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信息越多，熵值越小；熵值越大，信息越少。因此布里渊提出信息可以被看做消极熵，或者负熵。麦克斯韦尔魔是诸多继电匹点(relaypoints）中的一个，通过这些继电匹点，熵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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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布里渊以及其他同时代科学家一样，维纳接受了熵是信息的对立面的观点。这种对立关系之所以被他接受，是因为他认为信息与结构紧密相连而熵和随意性、耗散、消亡相关。“随着熵值的增加”，他写道，“这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所有封闭系统，自然地开始衰退、失去它们的可区别性，由稳定状态向不稳定状态偏移，从一种拥有自身特质和形式的有条理可区分的状态过渡到无秩序的无差异的状态。在吉布斯的宇宙观中，秩序是稳定不变的，而无序状态是不稳定的、易变的”。根据这一观点，生命是被混乱无秩序的海洋所环绕的负熵岛屿。“存在与宇宙整体意图相悖的局部飞地，其覆盖之下的有机体呈现有限的暂时上升趋势。生命体在某些飞地之中找到了归宿”(HU，p.12)。在相关的隐喻中，他将生命有机体视为逆流而上与熵波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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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系统。

放在19世纪热力学的语境中来看，关于熵的这种观点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它并非信息的必然结果，因为信息是从技术层面上被定义的。克劳德·申农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信息和熵是一致的而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42]由于对符号的选择是约定俗成的，所以这种公式化表达也是一种可能性。申农的观点可以这样解释，预料之外（或者说不确定）的信息比重越大，它所涵盖的信息便越多。[43]这一变化并未影响熵所经历的去物质化作用，但是它彻底改变了熵的价值，这是远远超越了数学意义上的改变。事后看来，认为信息等同于熵值的想法，可以被视为一个关键的关口，因为这使得熵重新被概念化地理解为驱动系统走向自我组织的热力学动力，而不是驱动世界走向普遍性热力衰竭的热力发动机。篇幅不允许我在此讲述这个反转的故事，并且无论如何，它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被记录的。[44]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结果，混乱最先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意义上的放荡生活与肆无忌惮中与放任紧密相关，而现在变成在增加复杂性和新生活的积极意义上与放任有关。

维纳几乎成功地做出这种跨越。在他令人惊异的类比性飞跃中，有一次，他发现了小精灵对分子进行排序所需要的“光”和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所利用的光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在光合作用中，植物在起作用时，它的叶子仿佛赋上了麦克斯韦精灵，对分子进行筛选排序以便保障植物向上增加复杂性，而不是向下走向死亡。[45]但是，由于他不能超越这种孤立的见解，所以没有获得更大的发现：大量熵的生产可以促使系统增加复杂性。最终，他停留在这种划分的消极面上，视生命和自动平衡为与众不同的岛屿，尽管它们可以维持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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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会被熵的潮流所吞没。

维纳非常坚定地扎根于这种观点，以至于有几次都差点儿说熵衰变是极坏的。在维纳看来，当他发现熵与信息转换所依赖的差异性概率分布相对抗时，熵在道德上就走向了反面。回想一下葛雷格里·贝特森的观点，他将信息定义为一种可以制造差异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自然也就不存在信息了。由于熵总是倾向于增加，所以它最终会导致这样一种宇宙：宇宙中所有的频率分布都处于它们最可能的状态，并且由宇宙的同质性统摄一切。设想日瓦戈医生（Dr.Zhivago）正在一间寒冷的房间内，坐在椅子上准备给他亲爱的劳拉（Laura）发一份电报。同时，背景中劳拉的主题发挥作用，熵值持续不断地上升。冰凌悬挂于他的指尖及键盘之上；他想要敲击出“我爱你”的字样，但是他遇到了麻烦。他不仅由于热寂被冻僵而且语言枯竭。不论他在键盘上敲击什么，打出来的信息都一样，是一连串的俄语字母eeeeeee(或者俄语字母表中最常见的字母)。这一怪诞的情节表明维纳为什么会把熵与沉闷、刻板以及死亡联系起来。正如他所指出的，交流/通讯可以被视为两个人（或机器）之间对抗噪音的游戏。[46]太过刻板则意味着必然会输掉这场游戏，由于刻板会把参与游戏的人消息的机械式重复，这只能像噪音介入一样销蚀时间。有创造力的游戏方式才是可取的，面对持续的熵衰变所带来的压力，如果机械装置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信息进行自由地调节，自动平衡便可以得以维持，哪怕只是暂时性的。

在生命与熵和噪音对抗的战场上，在这种战场的“去物质化的唯物主义”中，身体不再从根本上被看做物质客体，而是被视为一种信息模式。这是战略家与噪音反对派（或者作为反对派的噪音）之间的斗争。战略家试图保持信息模式的完整性，而噪音反对派的希望打破了它。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众多根据这些条件描述控制论机制和噪音之间这场宇宙论的戏剧的声音中，维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在《人有人的作用》中，维纳认为，与其说人类是骨骼和血肉，是神经和神经健，倒不如说是机体的各种模式。他指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构成人类的细胞要经历多次变化。因此，身份（一致性）不可能存在于物理延续中。“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物组织要发生变化：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及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变成了我们的肌肉和骨骼，构成我们肌肉和骨骼的这些暂时性元素每天随着我们的排泄物被排出体外。我们是永不停息的生命长河中的涡流。我们并非使其得以持续不息的原料，而只是一种使自身存在的模式”(HU，p.96)。因此，想要了解人类，必须先要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信息模式是如何被创造、组织、保存以及更新的。这些机制一旦被了解，便可以被用来创造控制论机器。如果人类的记忆是从环境到大脑的信息模式的转换器，我们便可以创造出机器来完成类似的转换。如果感觉不是被视为“仅仅作为神经行为的伴随现象”，而是被看作引导认知的控制机制，那么对于机器而言，甚至情感也是可以期待的(HU，p.72)。[47]被视为信息模式，控制论机器和人可以共同对抗噪音和熵支配下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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