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从这些推测中得出的图景显示，控制论的机体——人类或者机械—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灵活反应，从过去的经历取得经验，自由地调节自身行为以便适应新的环境，即使是在彻底改变了的环境中也能成功地保持自动平衡的稳定性。在这场战斗中，灵活敏捷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因为无意识的机械重复不可避免地会让噪音获胜。噪音具有对抗死板重复的绝好机会——在工作的时候引入随机性。但是，已经按照不可预测的方式活动的系统是很难被颠覆的。如果吉布斯式的宇宙意味着最终的信息衰竭，那么它也同时意味着另一种宇宙，其中的制胜一击在于灵活而且盖然性的行为。控制论（Cybernetic）一词的希腊语词根，“操舵员”(Steersman)，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控制论的人机装置：动作迅捷，敏于变化，一种既作为（信息）流又知道如何跟随流动的存在(生物)。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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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工作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和控制论机器吸收到同一个特权化空间。强化这种界线工作的是维纳在好（善）机器和坏（恶）机器之间做出的区分。在《人有人的作用》中，当机器被认为极为有害的时候，通常是因为它们太死板、太僵化、不灵活。相反，控制论机器被安排在人类身边，作为人类的同胞和伙伴，紧紧围绕死板机器的隐喻通过控制和吞噬的修辞来描述它。对于死板的机器，终极恐怖是吸收人类，吸取作为人类与生俱来之权利的灵活性。“当人体原子被编织到利用它们的机体组织中时，它们的全部权利不是作为负有责任的人类，而是作为钝齿、杠杆以及拉杆等零件，与它们的原材料是血肉并无多大关系。在机器中，被用作元件的东西，实际上是机器中的元件”(HU，p.185)。在这里，人与机器之间的类比映射变得十分险恶，使人类陷入困境，在坚固的障壁之下被剥夺了自主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维纳建构控制论机器的界线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保证加强主体的自主权而不使其受威胁。当这些界线变得刻板或者为了不失去自身的地位而吞噬人类的时候，这样的机器便不再是控制论意义上的而变成了简单的压制性的机械。

上演压制性机器和控制论系统之间的战争的宇宙论舞台是并不令人惊讶——概率在其中占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的吉布斯式的宇宙。“机器的致命缺陷——挽救我们人类不至于被机器控制的缺陷—在于，它不能顾及人类世界变幻莫测的概率。”在这里，使交流/通讯得以实现的概率微分被吸收到人类和好机器中，而留下坏机器在概率中瞎折腾，因为概率各式各样、变化多端，坏机器根本无法评估。竞争法则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制定的，它留有一定余地，控制论的人机装置可以在其中运作，因为它仍然在启动已经报废的发动机。“机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处于熵值上升的最后阶段，在这里概率变得无关紧要，个体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已经为零。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HU，p.181）最后，当宇宙不再显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变得一成不变时，那么控制、交流/通讯、控制论——更别说生命——都会终结。与此同时，人类和控制论机器将会并肩建设堤防，暂时性地阻挡熵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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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纳对奥古斯丁主义的(Augustinian）对手与摩尼主义的(Manichean）对手之间做出的区分中，连接控制论机器和人类的界线的工作，也许进入了它最复杂的关节。这种区分中，仍然存在争议的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差别。其中一个对手扮演“值得尊敬的”角色，换句话说，信守不变的规则；而另一个对手则试图通过操纵规则来取胜。对于维纳而言，奥古斯丁主义对手的典型就是自然。自然—包括噪音在内—有时候可能会挫败科学家们试图控制自然的努力，但是自然绝不会有意识地操控它的对手。摩尼主义的对手的典型是棋手，包括下棋的机器。与自然不同，棋手的行动（的意图）比较隐蔽，并且要尽可能地巧妙。将棋手和科学家进行对照时，棋手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在指出自然界不会努力智胜科学家的时候，维纳观察到，拥有一个奥古斯丁主义的对手，意味着科学家有时间去反思和纠正他（她自己的应对策略，因为没有人会利用科学家的错误来做文章。因此科学家处于他们最好的状态，而下棋者却恰恰相反(HU，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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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和控制论视野》（“TheOntologyof the Enemy: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一文中，彼得·盖里森（PeterGalison）指出，控制论（以及博弈论和控制研究）应该被称作“摩尼主义科学”。[48]通过精密分析维纳和朱利安·毕格罗在二战期间合作研究的防空武器，盖里森出色地证明，维纳对于“敌人”的建构迥异于战争宣传或者其他技术报告中对敌人的描述。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人”（或者就宣传而言，类似于人类）的角度看待敌人，维纳将敌人—例如，试图躲避防空武器的歼灭机飞行员模拟成可以运用控制论模型进行有效反击的概率系统。不像其他拥有从概率模型中发展出来的固定规则的射击系统，维纳想象的射击机器可以在事先观察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规则也就是说，它有学习能力。因此，这种射击系统可以进化得像它所面对的摩尼主义敌人一样。盖里森认为这种策略促成了一系列替换和认同，而这种替换和认同将敌方飞行员映射到伺服控制器上，并最终映射到伺服控制器背后的盟军作战人员。在《论证报告摘要》中，维纳和毕格罗写道：“我们认识到飞机飞行路线的不确定性’或者不规则现象是由飞行员决定的；在试图运用他的动力学飞行器制造一个有用的控制机制的过程中……飞行员发挥着伺服机制的作用”(引自盖里森，p.236)。因此，本身是通过类比构成的控制论，再次通过将人拼接到机器、将德国拼接到美国的理论与人工制品，进一步创造了类比系统。通过这种接力系统，敌人变得像我们，我们也变得像敌人：敌人的我们/我们的敌人(enemymine)。如果这些类比的映射能够使敌人避免被妖魔化，它们同样可以使控制论机器（并且可以延伸到控制论本身）参加血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摩尼主义的策略被战争双方使用来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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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方对控制论的收编行为的反应，维纳在战争结束五年之后写出了标题意味深长的著作《人有人的作用》。[49]虽然维纳在战争期间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来使控制论成为一门“摩尼主义科学”，但他在战后所写的这本书表明了他对摩尼主义战略所涉及的关于控制的内容感到深刻的厌恶。从他的自传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于被操纵非常敏感，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当他最初开始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学家时，他的父亲试图让他利用他的关系网来推进他父亲的哲学理念—使维纳更加焦虑的操纵行为中的一个例子，维纳担心其他人可能会试图利用他的智慧以及影响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将用手控制的下棋机与军事计划联系起来并非偶然，在原子弹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平民之后，这种军事计划是他坚决反对的。在评论申农的观点—下棋机具有军事潜力时，他写道：“当申农在谈论军事战略的发展时，他并非空口白话，而是在谈论近在咫尺的极危险的东西”(HU，p.198)。当然，问题是控制论早已做好准备将一切事物运动到摩尼主义战略中去，这使得这些致命游戏更加容易生效。

维纳的战争研究以及他在战后的反军事态度，异常清晰地阐明了控制论正是让他既骄傲又头痛的根源。这种矛盾的情绪经常表现为一种焦虑的渴望，他希望能够限制控制论发挥作用的范围，当他在考虑身体界线这个饱受指责的问题时，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形式。当人类形式的物理界线很安全的时候，他通过有机体来颂扬信息流。然而，当界线既不通过控制也不通过吞并的方式来定义自主的自我时，一切都变了。在下一小节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焦虑怎样在关键时刻进入他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使他从自己创立的这门学科可能引起的颠覆性后果中退出来。性隐喻被用来传达这种主张的冲击力，其实并非偶然。如同控制论一样，性与身体界线的问题紧密相关，性高潮被称作“小死亡”也不无道理。从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到J.G. 巴拉德(J.G. Ballard)，很多作家都执迷地将性冲动与穿透和打开身体联系起来。在充满情欲的话语中，维纳考虑到原本认为不应接触的部分相互耦合所带来的快乐和危险，主体的身体可能广泛地被控制论作为知识的身体穿透甚至消解。在这里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维纳对于保持自由主体的关注与他同样希望推动控制论事业的强烈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退让，如此一来，在未来的世界中，控制论的主体就不会被限定在自由人本主义的设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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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其身的主张：保持主体的界线

在《控制论》的《人有人的作用》这个曾经采用过的技术性文本中，维纳深入地考察了电子人的镜像，但马上又转身离开了。[50]他建构出来制定和调整这种撤退行为的方案，发人深省地指出情欲焦虑在控制论叙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按照我的分析，我会集中关注标题为“信息、语言和社会”(“Information，Language，and Society”）的章节。在这一章中，维纳考虑了这种可能性：控制论已经提供了一种非常富有创意的思考方式，以至于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成了一个巨大的探索领域。但是他最后对这个明显可知的欲望对象犹豫不决。考虑到他同其他认为自已开启了一种新范式的科学家一样专制，他为什么宁愿让自己的发现在知识领域里独善其身呢？我将会证明，对他这个决定至关重要的，乃是通过重建界线的方式表达和控制焦虑的一个幻想场景。这种幻象产生了一系列以色情方式编码的隐喻，一旦焦虑变得尖锐时，色情隐喻就会出现。这些隐喻同样具有文字含义，揭示如何将物理的与概念的以及色情的与控制论的混合在一起。随着分离的姿势令人窘迫地转变为耦合，主体的控制论和控制论的主体相互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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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机体，它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更小的机体。维纳通过指出这种现象来逐步发展他的幻想。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是一种由人类组成的人一政(Man-State)；葡萄牙人的战船是由以缩影方式反映它的珊瑚虫组成的；人是一种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细胞在某些方面也像机体一样发挥作用。这条思想路线引导维纳追问这些“国家/政体”(bodies politic）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很明显，秘密在于成员间的相互通讯。”由此，信息流就被引进来作为一种解释机体如何出现在多种等级层面上的原则。为了说明，他援引“两性相吸的物质”为例，即各种使得两性能被吸引到一起的生物分泌物(HU，p.156)。例如，影响昆虫繁殖的信息素是普遍性的、全方位的，在这方面就像秘藏在身体内的荷尔蒙一样发挥作用。这种类比表明，体外的荷尔蒙组织体内的荷尔蒙，因此人类机体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荷尔蒙信息可以在其中流通的可渗透性膜片。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他的第一次异议。“我对于这一问题不发表任何意见”，在介绍完这个问题之后，他相当自负地宣称，宁可“让它作为一个有趣的想法”(HU，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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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观点之所以被搁置一边，是因为它既令人不安又玄妙投机。它暗示个人的身份和自主的意志可能仅仅只是蒙在控制论现实面上的假象和错觉。如果我们的身体表面只是信息可以流通的渗透膜，那么我们是谁？我们是对刺激做出反应的细胞？我们是更大的集体？集体的行为是个人成员合力的结果？或者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后来利用控制论主张宣称的，我们是一种寄助物(host organism）？之所以忙于做爱是因为我们被内部的自私基因所控制？[51]例证的选择凸显了性欲，但这是一种没有性别的性。暗示自主的自我作为情欲快感焦点被解构，它避免赞同、反对、强化、拖延和完成等构成性欲游戏的行为。当维纳面对无性之性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冲动/念头）就是撤退：性交中断/体外射精（coitus interruptus)。

他的第二个念头就是通过一种伪装的色情幻想将自己重新设想为自由的主体，因为色情幻想使他可以控制信息流而不是被信息流控制。在美国文学中，从纳蒂·班波(NattyBumppo）和钦加谷(Chingachgook)到伊什玛丽（Ishmael）和魁魁格（Queequeg），相似的幻想到处都是。它们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们关乎男性自主性和控制力的美国价值，关乎在一个同性恋恐惧症的、种族偏见的、厌恶女性的社会中男人之间延缓的亲密关系。这种幻想是什么？这些美国男人除了想象自己在丛林中和一个“聪明的野蛮人”全副身心地渴望别人追随，还有其他幻想吗(HU，p.157)?

这个幻想的表面目的是要证明，即使不接触甚至没有共同语言，维纳及其野蛮的同伴也可以获得亲密关系。维纳想象自己“对[野蛮人1表现情绪和兴趣符号/信号的时机非常警觉和敏感”，时刻留心他看到的这些契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挑选我特别注意的契机”野蛮人也学会了互换和回报，由此在他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其可能性的变化范围与我们两个人可以完成的表情范围大致相当的语言”(HU，p.157)。一起孤单地生活在丛林里，这两个男人通过目光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一个客体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将自己重新建构成自主的主体，通过窥阴癖的方式分享彼此的情绪和“特别的、积极的关心”，并且由此获得一种亲密关系。当然，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种必要的差别。维纳可以离开这个幻想，进入自己的其他主张。但是，“聪明的野蛮人”只有在维纳觉得便于想起他的时候，才会再次出现在自己的论述中。这段经历以缩微的方式表明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复数用法是怎样占用低贱的他者的声音的。如果低贱的他者可以为自己说话，他们要说的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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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重新保证自己的亲密、自主和控制之后，维纳返回到关于“国家/政体”的问题，集中关注它在自动平衡方面令人担心的缺失。在维纳和他的野蛮人朋友之间，存在一种规范的、有序的交换和交流。相比之下，国家/政体是由恶棍和傻子之间的交易控制的，充满了对社会风尚的“背叛、变节和欺诈”(HU，p.59)。社会的经济/秩序是轮廓鲜明的：傻子渴望；恶棍操纵傻子们的渴望。社会的经济/秩序又被统计人员、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强他们把自己变成婊子，为恶棍精确地计算出怎样才能将傻子们的渴望运算最大化。从这种持续不断的狠心的操纵中，唯一的缓解来自少数自主性的人口。在少数自主的人口中，自动平衡依然在发挥作用，无论是在“文化程度很高的社群”，还是在原始的野蛮人的村庄(HU，p.160)。在这里，野蛮人的再次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于傻子的渴望被操纵的焦虑正在接近顶点。毫无疑问，这种重现对维纳的想象具有镇静作用，因为它提醒他根本不需要被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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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到了争议的十字路口。根据维纳的观点，控制论的危险在于它具有彻底消灭作为控制核心之自由主体的潜在可能性。在微观的尺度上，个人仅仅是容纳更小个体的容器，而更小的个体则控制或者支配个人的行动和欲望；在宏观的范围内，这些欲望将个人变成被恶棍操纵的傻子。在控制论的范式下，这两种尺度的机体要相互结合。那么，对于在丛林中单独与聪明的野蛮人亲密交流，还有什么把握呢？绝无！尽管有“一些朋友为社会效果建立新思考方式的希望”，维纳发现自己“不能把太多的价值归因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思考”(HU，p.162)。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跨越学科界线太远，这种关于控制的科学可能抢夺它前辈的控制，对他而言，毫无疑问是最具魅力的特点之一。

已经得到这种结论后，维纳再次展现了引起这个结论的焦虑。通过一系列将他的幻想和焦虑连接起来的互动的隐喻，他宣称，假定“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所有科学成就之本质的一种误解(HU，p.162)。它们必须保持分离，因为它们允许科学家和自己的兴趣对象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耦合。精确/精密科学“获得一种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足够松散的耦合，以便允许我们对这种耦合进行大量的说明”。色情兴趣并非完全缺乏，因为“耦合对于我们可能不够松散，所以不能完全忽视它”(HU，p.163)。尽管如此，维纳实践的受节制的科学还是不同于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中，耦合要更紧密、更强烈一些。这种对比表明自主性自我的概念对于维纳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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