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的控制论是多么重要。

在维纳焦虑地思考科学家怎样才能在不丧失自己客观性的情况下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紧密耦合时，野蛮人最后一次露面了。为了说明紧密耦合的危险，维纳观察到，原始社会经常被观察它们的人类学家改变。他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表达了这个观点：“很多宣传者/传教士已经将自己对于原始语言的误解设定为一种在（将原始语言）简化为写作的过程中不变的法则”(HU，p.63)。与这种亵渎进行含蓄对照的，是维纳与野蛮人朋友建立的淳朴的亲密关系，没有任何误解破坏他们通过注视获得的完美投契。

在得出“我们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太协调一致了，以至于不能好好地探查”这个结论时，维纳忠告说，控制论最好是留在物理科学中，因为将它带到人文科学中只会产生“被夸大的期望”(HU，p.164)。在这个结论背后，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前景。这种渗透非常彻底，以至于它会把小个体连接到更大的社会性单位中，而不至于因此将个人简化为一种既无法控制欲望又不能从欲望中获得快乐的结缔组织膜。不仅仅是性，甚至性器官本身都消失在这种建构中了。因此，尽管穿透其他学科界线这种诱人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但维纳还是认定控制论最好独善其身。

在维纳的文本中，色情焦虑与智力思索相结合，暗示控制论不能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信息理论在理论和科技方面的延伸。对维纳的思想至关重要的类比，不仅通过抽象形式（比如概率和统计分析）之间的相似性构成，而且通过复杂的生命世界具体的物理现实构成。生命世界具体的物理性是自然语言通过隐喻性的共鸣表现和激发出来的。正如他的数学传记作者佩西·马萨尼在将数学的无形抽象与[自然语言冗长的赘言、将官僚诡计的特点与假冒的劳动进行对比时暗示的，自然语言不是与理解维纳思考的全部复杂性无关的。[52]正好相反，语言的具身化隐喻对于理解维纳的建构方式至关重要。在维纳的构想中，控制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控制论共同为自主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赋予了特权，同时也使自由人本主义主体面临危机。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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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维纳并没有成功地将控制论限定在自由人本主义设想的圈子内。仅仅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这段相对短暂的时期内，控制论和自由主体之间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紧张关系—令人不安的、焦虑的关系，维纳常常要出面调节。到了60年代，自由人本主义与自我调节之间的连结线—18世纪形成的一种连接物—已经被拉伸的很细很细；到了80年代，它就大规模地断裂了。值得称赞的是，维纳总是努力地精心打造另一种版本的、可以增加而不是颠覆人类自由的控制论。但是，当控制论被各种混杂的耦合方式传播、渗透到文化中的时候，没任何人——甚至控制论学科之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控制控制论所预示的内容。甚至当控制论失去成为普遍科学的动力的时候，它的启动性前提也正在其他地方发生突变或者进行再生。谈论电子人的声音不是同一种声音。他们讲述的故事与维纳奋力保证的叙事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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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字符到拼接：《地狱边缘》中的控制论句法

第五章

伯纳德·沃尔夫(Bernard Wolfe)1952年发表的小说《地狱边缘》(Limbo)，今天已经成为埋没地下的经典。在小说中，对边界的焦虑显得格外剧烈和敏锐。诺伯特·维纳对沃尔夫的影响很深。与维纳一样，沃尔夫深刻意识到控制论重新组织身体的革命性潜力。他也像维纳一样，试图包容这种潜力，但并不成功。因为他们都担心，如果控制论的边界拓得太宽，很可能会威胁到（男性）自由主体的自主权。折磨，残暴，越轨，令人挫败的厌女症，偶尔闪现的聪明，《地狱边缘》几乎没有给它的读者留下什么中性的感受。大卫·萨缪尔森(David Samuelson)将《地狱边缘》与《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World)和《1984》列为本世纪三部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1在光谱的另一端是读者(包括我自己的某些学生)，他们认为最出色的乃是小说中令人震惊的性别歧视和有失公允的争论。显然，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地狱边缘》的文学价值，它都有力地见证了二战后信息和模拟经济的控制论转向。

《地狱边缘》诞生的年代，处于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当时，社会变化日趋激烈，冷战的阴影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通讯和传播日益发展，不断推进各种控制技术的重组，最终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控制论开始改变“人”的要素。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看到的，控制论把“人”建构成各种信息处理系统，系统的边界须由信息的流动来决定。正当文化界普遍担心共产主义对身体政治的渗透时，控制论却将身体的边界变得疑问重重。在这个时代，有一种文本生逢其时，即用经过控制论重构的人类身体，去覆盖美国人的地缘政治身体，以及（考虑到沃尔夫厌恶女人的观念）饱受争议的性别身体领域。《地狱边缘》创造了那种想象的地理，并且使它充满了噩梦的催眠作用。作为一种小说观念，《地狱边缘》展示了一些通道，借助这些通道，控制论的概念传遍了整个美国文化，并且与当代的政治焦虑挂起钩来。作为一部观念小说，它也不啻为一份重要的文学档案，因为它给文学形式与文本所呈现的身体提供了遭遇的舞台。这些文本材料，不亚于它们所表现的世界，承载了控制论思维范式留在它们身上的印痕。

不管是公开承认还是欲盖弥彰，战争是被压制的创伤，预示着要在《地狱边缘》完全爆发。但是这种变形的战争与新皮层侵略(neocortical forays) 以及控制论改装(cybernetic refashioning)深度化合，甚至将神经节和神经线路列入战场的边界和检查站。尽管小说的背景设定为1990年，沃尔夫在后记中声明：“任何人说描摹将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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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开玩笑。他只是在幻想过去或者现在的某种情况，而不是在勾画，未来的蓝图。所有的这种写作，在本质上都是讽刺的（以今天为中心)，不是乌托邦的(以明天为中心)。”[2]他对小说的讽刺意图的强调，对我们是个有益的提醒：冷战造成了全国性的焦虑和近乎歇斯底里的相互指责，《地狱边缘》通过这些焦虑与指责折射出它对控制论的关注。在《纯粹的战争》(Pure War）中，保罗·维内里奥(Paul Virilio)指出，后现代的各种技术，特别是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和超音速的交通，已经改变了军事机构定义敌人的方式。[3]一个国家的边界，曾经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不再以相同的方式来体现。军队不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身体政治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相反，军事资源被用来对付一个国家自己的国民，就像在拉丁美洲的敢死队一样。维内里奥声称，这种军事行动不是反常的，而是贯穿后现代文化从外部殖民向内部殖民深度转换的预兆。尽管维内里奥的论点说得有些过分，但它确实对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提供了敏锐的观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关于无法分辨本国人与外国人、无法区分“忠诚的”美国人与共产党间谍，这样的妄想症/偏执狂达到了高潮。根据维内里奥的说法，在我所谓的内部殖民剧本中，《地狱边缘》将政治和地理的重构连同控制论的爆炸一起嵌入了身体内部。

正如唐娜·哈洛维曾经指出的，电子人既是实体又是隐喻，既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叙事性的观念/建构。[4]科技与话语（technologyand discourse）的接头至关重要。[5如果电子人仅仅只是话语的产物，它也许就不会受到科幻小说的重视，成为科幻小说爱好者关注的对象，而不是文化关注的焦点。如果它只是一种科技实践，那么它将局限在仿生学、医学修复术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性领域。同时将自身显示为技术对象和话语形式，电子人分享了想象与技术实在性的双重力量。电子人实实在在地存在。就技术性意义而言，现在估计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口堪称电子人，包括使用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药物注射系统、植入角膜晶体和人造皮肤的人。从隐喻的角度讲，有更多的人参与了电子人的职业，包括将控制论电路与屏幕连接起来的计算机操作员、手术时接受光纤显微术引导的神经外科医生，以及各地游戏厅年轻的游戏玩家。斯科特·布卡曼(Scott Bukatman）将这种情况命名为“终极身份”(Terminal identity)，称之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双重连接”，不仅标志传统身份概念的结束，而且指向了生成新型主体性的控制论回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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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边缘》令人忧虑地向着这种主体性移动，仅仅保留了一些重要的限制。放弃环形的线路(circuit)，它设想各种由连字符(hyphen）交接的反向性形式(polarities)：人类一机器、男性一女性、文本一旁注。连字符与环路连线的区别在于耦合(想到维纳关于松散耦合优点的主张）的紧密性以及被连接主体在变成控制论实体之后被变形的程度。连字符以转喻性的张力关系连接相反/相对的成分，相对性成分各自保持自己的身份，体现转喻性的张力关系。相反，连线构成的回路（circuit）意味着一种更具反身性和变革性的联合(union)。当身体被连接到控制论的线路，对线路的改造必然也会改造意识。通过多重反馈回路连接到它自己设计的对象，思维/智力(mind）也成为设计的对象。在《地狱边缘》中，连字符的思想遭到控制论拼接(splice）更加激进涵义的威胁。像诺伯特·维纳一样，《地狱边缘》的守护神沃尔夫对这种威胁感到焦虑。为了了解这种焦虑生成文本的方式，以及它不能容纳控制论的颠覆性涵义的原因，我们现在开始考察这个幽灵般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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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边缘》作为马丁博士的笔记本出现。马丁博士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医学岗位，逃到了一座无名的太平洋小岛上。他找到岛上的居民曼顿吉部落(Mandunjitribe)，利用原始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平息反社会人群的“紧张性痉挛”(tomus)。[7由此，小说文本重新确认了梅西会议期间自我平衡的优势地位，并且回顾了维纳在1948年的《控制论》（Cybernetics）和1950 年的《人有人的作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中对前脑叶摘除术毁灭性的批评。18]维纳对脑叶摘除术的影响体现在一篇名为《大脑》(TheBrain）的小故事中，沃尔夫可能对此非常熟悉。故事发表在1950年的一本科幻小说集中，落款的“W.Norbert”显然是假托维纳之名，但编辑明确地将它归功于诺伯特·维纳的手笔。

在故事中，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主治医师带病人到“一小群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晚餐俱乐部做客。19晚餐的谈话是对梅西会议讨论话题的回忆。晚餐期间，患健忘症的病人突然晕倒了。在药物的帮助下，他渐渐苏醒过来，并且开始回忆起给他造成健忘症的创伤经历。他记得他自已本来是一位医师，一个名叫“大脑”(The Gangster)的歹徒像恶魔般聪明，歹徒制造了一场严重事故，然后逃得无影无踪。在事故中，医生的妻子受到致命的创伤，孩子也变成了植物人。后来，命运将歹徒交到了医生手中：一颗子弹打进了歹徒的脑袋，要求医生给他做紧急手术。在手术中，医生悄悄地摘除了歹徒的脑叶。后来，歹徒被抓住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了傻瓜。

就像《大脑》的主人公一样，《地狱边缘》中的马丁博士为了社会利益(socialgood)而实施脑叶手术，理由是宁愿给人们做适当的手术，也不愿让他们死于感染和繁重的劳动。他利用手术进行关于大脑功能分布的神经研究。他发现不管他的手术刀切得多深，确定的特征都是成对的。切除其中一个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当攻击性的（特征）被切除了，性欲的（特征）也就没有了。暴力性的挨了手术刀，创造性的也会跟着消失。马丁将他的观察扩展到人的本性理论。他声称人类本质上是复合的生物(Hyphenated creatures，用连字号连接的)，比如，创造一破坏、和平一侵略。岛上出现了“奇怪的肢体”(Queerlimbs)，男人砍掉了自己的手脚，代之以原子能的塑料假体，将马丁的连字符哲学(Philosophy of the hyphen）与拼接(splice） 并置起来。旧词新意的砍切、再接、重组行为将 cyb/erneticorg/anism 合成 cyborg(电子人/电子人)。就故事情节而言，电子人的闯入，成为马丁离开他在岛上的家庭和探寻战后世界格局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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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大陆(island/mainland)二分法是不断增殖的一系列分裂的开始，它们是一种典型结构的产物。首先，叙事表现的是将要呈现为整体的东西(岛屿环境，人类心灵），整体最终被要一分为二(大陆的人来到岛屿；两种冲动被定位于心灵）。这种分裂引起了焦虑，文本的表达又通过变形手段——切断或者截肢(truncation oramputation）——来努力获得整体（马丁和叙述者离开了岛屿，集中到作为整体的大陆上；岛民则通过脑叶手术使自己成为“整体”的人）。这种逻辑表明，如果（身体的）部分要将自身重塑为整体，那么截肢就是必要的。最好将分解（split）形式化并且使之不可逆转，以便生命可以根据构成整体的新定义继续下去。(尽管可能很痛苦)没有截肢，肢体就注定只是一种残余物。但最后总是证明，截肢是徒劳的，因为被砍断的肢体又可以一分为二，并且以此无限地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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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疯狂而野蛮的双关语，小说文本呈现出想象中的地理变化。美国被轰炸成内陆地带，它的沿海区域现在是根本无法居住的荒地。一个国家被截肢的意象，它的外部敌人被摧毁了，统治性的政治思想是“无为/不动”(Immob)。无为政治采纳的口号是“没有固定就不会复原”(No Demobilization without Immobilization) 和“被动就是和平”(Pacifism Means Passivity)。引用拿破仑的话，保罗·维内里奥写道，“战争能力就是运动能力”[10]。无为重新标定了命题并且逆转了它的含义，推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运动能力。真正的信仰者变成了“愿一截肢人”(vol-amps)，自愿截掉四肢的人。社会机动性(social mobility)反常地转译成身体静止(immobility)。往上爬的执行部门具有变成方截肢人(quadro-amps）的完整措施；看门人(Janitors)甘于成为整一截肢人(uni-amps)；妇女和黑人被驱逐到未经修改的身体的地狱边缘。但就像前述的建构一样，无为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多数派发现他们的追随者坐卧不安地躺着无所事事，赞成用强有力的假体替代被截掉的肢体，安装假体（prostheses或者“pros”）增加了运动性，并且能让安装假体的人像自然人一样从事体育活动。这些电子人（用一种试图将电子人包含在连字符下的双关语）被称为“赞成一假体人”(Pro-pros)。连字符逻辑表明，赞成—截肢人的对立面是“反对一假体人”(Anti-pros)。反对一假体人相信电子人主义(cyborgism)是对无为哲学的误用。反对一假体人把时间用来让愿一截肢者改变信仰，直接将宣传的话筒挂在婴儿的摇篮上，因为摇篮的尺寸刚好适合没有四肢的人类躯干，一个后来变得重要的细节。

整体、分裂、截肢、进一步分裂……这些都是《地狱边缘》中表现的地缘政治和控制论内部殖民的反射物/反面。在努力制止双重扩散时采用的截肢手段，仅仅将情节推进到循环的下一阶段，因为它们是一种旨在恢复从未存在的整体性的怀旧性企图。沃尔夫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不太清楚的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应该怎样重新装配身体的器官/部位？利用连字符？还是利用线路？我先前已经指出，电子人颠覆了马丁（和沃尔夫）的连字符理论，因为它意味着被连接的反向极性（polarities）不能保持他们的身份不变。这种可能性，尽管没有得到叙述者的明确承认，但是已经被编码到文本之中，因为截肢（术）打算证明和平主义是不可废除的，而不是证明人和机器之间的分界面是不可废除的。尽管赞成的假体人为使用假体进行辩护（指出假体是可以被分离的），但是很多变化（为了嵌入假体而永久性安装的生物性腔/槽/窝）已经成为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改装已经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变化，不可能回到前控制论的状态。无论是作为被截肢者还是安装假体的运动员，《地狱边缘》里的公民都被拼接到了控制论的线路中。控制论的线路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将他们的身体连接到军事工业的地狱边缘。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在由电子人建立的隐喻交流线路中，叙事者发现越来越难以保持用连字符连接的分离(separations)。只用通过这种分离，沃尔夫才能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性别歧视和技术假设。当连字符不再足以保持身体、性别和政治范畴的相互分隔时，就会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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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这种故障时，我将深入沃尔夫的背景以及他与控制论的关系。不是一个隐瞒资源的人，沃尔夫加了一段后记，列举了对他产生影响的著作。以防有人错过了他对诺伯特·维纳频繁的引用，他特意表明维纳是一个启发性的人物。沃尔夫引用的著作是维纳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我在前面指出，电子人既是一种技术实体又是一种话语观念/建构。维纳的著作清晰地说明了话语和技术联合创造电子人的方式。维纳设想的转变（transformations）是比人类简单得多的机体。但是他的解释作为修辞性软件（理查德·多伊尔的说法）11]，将他的结论延伸到了复杂的人类行为。我们在梅西会议的讨论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位移，它是怎样典型地体现于维纳的文本呢？首先是指出一种行为一次意识震颤、一次肌肉收缩、一种对刺激的憎恶的反应。其次是提出一个能够产生相同行为的电子模型或者数学模型。有时，这种模型被用来建构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试的控制论装置。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实际建构/观念，还是处于思想实验中的想法，这个主张表明：人类的机理尽管是未知的，但很可能与模型所体现的机理是一样的。由此推论，实验室/“白箱子”可以等价于人类/“黑箱子”，结果人类也就成为“白箱子”，即，一种已经知道工作原理的伺服机构/随动系统。一旦确定这种相互关系，控制论不仅可以用来纠正机能故障，而且可以用来提升正常功能。结果，电子人所指代的东西就不仅限于式样翻新的人类，它指向一种得到改进的杂交物种，有可能成为人类进化的继承者。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维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约束控制论的这种革命性潜力，以防它威胁到深入自己思想的自由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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