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在另一篇比《地狱边缘》早几个月发表的关注相似主题的小说《自画像》(SelfPortrait)中，沃尔夫表示他既理解维纳方法富含的潜力，也明白它的局限。“控制论就是以我们知道的动物中有关通信/传播和控制的系统为基础，建造可以复制和提高动物的器官和功能的机器的科学”，小说的叙事者说。但是他承认“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你希望复制多少功能以及你想替换多少器官”[12]。负责管理一间控制论实验室，他决定将动觉的功能活动与神经的功能活动分开。他肯定可以创造一种能像真正的四肢一样活动的人造肢体，但是将人造肢体连接到身体的感觉一神经路线上则是另一码事。[13]他的顾虑清楚地表明维纳的很多主张是多么玄妙。不止是一种技术，他们也具有意识形态功能。道格拉斯·D.诺贝尔(DouglasD.Nobel)在《精神物质：美国教育中学习与知识的军事化》(Mental Material: The Militarization of Learningand Intelligence in U. S. Education）中表示，控制论范式实际上给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没有提到沃尔夫，但他的判断与沃尔夫预言的差不多。[14]在他看来，这些变化主要是被美国军方推动的。没有人坚持认为电子人只是科学小说的幻想而不是现代美国军人—包括与“智能化驾驶舱”紧密连线的飞行员，与计算机导航系统连接的火炮炮手，以及地面攻击行为与全球电视同步的步兵—的实际形象。与“新皮层战争”的军事战略以及克里斯·格雷（Chris Gray）在电子人中描绘的军事利益图景相一致[15]，他的分析表明维纳的反军事化立场不足以阻止战争与控制论的联姻。事实上，他既担心又促进了控制论和战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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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自画像》抵制的飞跃步伐，《地狱边缘》想象，在战争的刺激下，机器构件不再局限于模仿有机的肢体，而是直接连接到人类的神经系统，形成完整的控制论线路。在《地狱边缘》中，这种走向拼接（Splice）的运动（movements）是通过运动的隐喻（tropes ofmotion）来体现的。沃尔夫在此紧跟维纳的指引，因为维纳的大部分例子都集中在运动的机能故障。意向性震颤（intention tremor）给维纳带来了最初的实验性的成功。通过一个复制意向性震颤行为的装置，维纳将问题诊断为对反馈不恰当的积极的放大，并且显示了矫正的方式。其他类型的运动机能故障，也在1948年的《控制论》中得到了相似的诊断。甚至与马达技术没有非常明显联系的现象，也被描述为各种各样的运动。例如，思考（thinking）被描述为跨越神经节/键的运动，精神分裂症被表现为认知神经回路中的反馈问题。维纳对运动的强调暗示，可以通过矫正运动的机能障碍，治愈任何机能障碍造成的病痛，不管是肌肉的、神经的或者心理的。鉴于这种语境，除了将战争建构为运动的机能障碍，控制论还能意味着更多吗？在此意义上，《地狱边缘》循着维纳在《控制论》中描绘的思想路线，进入沃尔夫挪用的特定表述。由于沃尔夫在很多方面都与维纳跟得太紧，所以他所进行的区别在于，坚持活版印刷式的连字/连接比控制论式的拼接更重要。不过在最后，他对拼接的抵制已经无法限制控制论的惊人内涵，正如维纳对控制论穿越界线的行为的抵制也无法阻止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瓦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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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预料，当连字符不足以控制电子人释放的暴力（如此神秘地，文本的运作似乎是沃尔夫在无意识地重新激活维纳关于防空装置的战争作品，描述自身蕴含的敌人）时，沃尔夫的“连字符”理论一定会出现故障。在《地狱边缘》的世界里，战争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内陆带（Inland Strip）与共产主义的东方联盟（East Union）之间的超级奥运会(Superpower Olympics）——这种将致命暴力升华为健康竞争的活动所取代。但是，在1990年的奥运会上，似乎是对维纳无法阻止控制论与军事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疯狂地耦合这一事实的确认，电子人的竞赛不可救药地滑向了战争，而不是转喻性地取代了战争。来自双方的运动员都是志愿的截肢者，他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为他们设计假肢赋予他们体育能力的技术人员。传统而言，具有超级技术的内陆带主宰了历次奥运会。但是，东方联盟的首领维希奴（Vishinu）宣称，今年肯定与往年不同。他的人民已经对内陆带帝国主义的自鸣得意感到厌烦，并且一定会证明他们不是低人一等的殖民者而是超级的电子人。结果，东方联盟的电子人开始席卷竞赛，并且赢得了所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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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几周之前，维希奴曾经凶狠地暗示两个国家已经日益分裂。稀有金属铌是双方制造假体所必须的材料。东方联盟指控内陆带试图囤积世界上所有的铌。在最后的仪式上，没有确认东方联盟的电子人将会与内陆带共享他们的技术（按照惯例），维希奴指挥东方联盟的运动员显示他们最新创造的假体：终端是枪的人造假肢。根据西方的逻辑，维希奴讽刺地说，东方联盟在控制论中的胜利意味着已经赢得了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铌的权力。马丁在遥远的大山里的后方基地怀疑地看着自己的电视，东方联盟的电子人向内陆带官员就坐的观众席开火。战争机器爆发了，血肉横飞。作为控制论拼接的结果，战争从身体区域向外辐射。

在最后的战争中，当EMSIAC计算机盲目地努力将马丁的飞机返回基地时几乎就是将他送回死亡马丁扯断线路光缆并且破坏了通信一控制箱。但是现在内部殖民化已经深入到人类和政治的身体，单凭扯断光缆已经无法破坏线路。他不是逃往边界，而是冲向中央，回到首都并且要求与维希奴在西方的线人赫尔德（Helder）通话。他用自己的电话卡神秘地暗示只有他和赫尔德知道的事件——焦虑的网络已经通过电子人的线路被激活了。这些曾经被压抑的焦虑回来了，以拒绝被埋葬的尸体的形式萦绕着叙事。贯穿马丁的笔记本，焦虑不断以双关语和模糊记忆的闪回出现。最后，由于战争爆发，被压抑的记忆涌现为完全清晰的阐述。尸体的名字叫罗斯玛丽(Rosemary)，是赫尔德带到大学和平集会的一名护士。赫尔德在集会上发表了疯狂的演讲。当他和罗斯玛丽回到她的公寓，他想和她做爱，但遭到拒绝，于是他粗暴地强奸了她。赫尔德走后，罗斯玛丽就割腕自杀了。在这件事情中，马丁的角色是为他的同屋赫尔德提供不情愿的托辞，使之免受强奸杀人的指控。马丁对事件的回忆，以及他在应付政治危机时对事件的利用，都暗示政治体(body politic）和身体政治（politics ofthebody)，就像假肢和躯干一样，都被拼接成一体化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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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整个文本，叙述者（以及他身后的作者）对女性显示出深刻的矛盾(情绪)。这种矛盾，与沃尔夫另外的控制论小说中的情况一样，是通过关于运动的比喻（tropes ofmotion）来体现的。来到内陆带之后不久，马丁看着公寓下面的阳台，发现一个方形的截肢人(quadroamp，没有四肢，只有躯干）躺在客厅里看书。一个年轻的女子想法勾引他，并且准备卸掉他的假肢。截肢人对女子不感兴趣，先把她推开，然后继续读书。这个事件揭示了“无为”背后的性政治。由于被禁止成为志愿的截肢者，女性只好把创造力转向性伙伴。她们拒绝与安装假肢的男子做爱，因为机体（organism）和装置(mechanism)之间的界面/结合并不完美，并且在紧张和有压力的时候，假肢很容易失控而将周围的一切摔得粉碎。与截肢后不能运动的男子做爱，女性可以扮演主动者的角色，获得满足并且完善性爱的技巧。当来自东方联盟的艺术家尼恩（Neen）勾引他时，马丁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展示。对马丁而言，男子应该在性交时保持不动的想法是下流的，因为他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唯一正常的性体验是通过男性主动带来的“阴道”性高潮。就像他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一样，马丁严格地监察女性在性交时采取正确的运动，并且采取必要的暴力来保证。为了报复尼恩并且保证自己在尼恩的“阴蒂”性高潮之后没有被阉割，马丁强奸了她并且强制她获得“阴道”性高潮。文本告诉我们，尼恩的确获得了这种高潮。在此，强奸出现在沃尔夫控制动态的语境，反映出作者对女性深刻的厌恶观念。不过，叙述者继续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直到另一次强奸被记起以及电子人的线路将作者的控制力削弱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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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面，文本通过建构男人和女人之间绝对的等级差别，努力维持男性身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男人具有真正的阴茎，女人只有隐晦的代用品，叙述者称之为“错觉的阴茎”；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男人具有唯一的不容置疑的性高潮，女人的性高潮是双重的并且表里不一的。男人对性侵犯进行回击，但（叙述者坚持）激起性暴力的却是女人，甚至当女人被强奸时也不例外。这篇小说读起来就像一本性别歧视信仰的魔鬼词典，即使以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来看，也非常陈旧而且顽固(Neolithic)。不过与此同时，小说也努力形成一种无法明确表达的认识。像人和机器一样，男性和女性也被拼接起来，形成一个彼此相互决定的反馈线路。不亚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性别意识形态也被控制论范式颠覆和重构了。

沃尔夫疯狂的性别歧视观念与心理分析师埃德蒙·伯格勒(EdmundBergler）的观点同声相应。伯格勒对沃尔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伯格勒承认，当男性居于主导地位时，很多女性很难达到性高潮，但他依然坚持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只有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和“阴道”性高潮才是正常的。这种观点被照搬到了《地狱边缘》。在小说中，女人的平常状态（有别于正常）是性冷淡（frigidity)。马丁松散地使用这个标签，用它来描述每一个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女人，但他在岛上的妻子奥达（oda）除外。性冷淡概念既用于过度侵略性的女人（比如尼恩)，又用于与马丁做爱得不到满足的女人(比如他的第一个妻子艾琳(Irene)，艾琳与尼恩的联系是通过连接她们的名字的韵脚来表现的)。由于令人震惊的盲目性，他从未考虑过，功能障碍很可能源于他自己或者他对于女性的看法。小说全力支持叙述者的盲目性。不过小说也造成了超越叙述者甚至沃尔夫本人的控制范围的歧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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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设想的这种电子人将控制论的拼接（cybernetic splice）定位于附属性肢体与身体躯干的连接。正如拼接安装所揭示的，小说围绕象征性阉割恐惧和实际阉割恐惧展开的性别政治，表现为对操纵和统治的极端焦虑。在传记作者的描述中，沃尔夫是一个留着大胡子、叼着粗雪茄的小个子男人，他在无为思想（Immob）中创造了一种幻想，即通过对男性身体进行技术性延伸，给男性（身体）带来超自然的力量。[7不过在性交过程中，这种延伸的身体（假肢）被弃置不用，只留下被截肢的身体。如果人造的假肢爆发了非自然的效力，其隐含的代价就是美国俚语所谓的第三只脚或者短手臂（即阴茎）要萎缩。当马丁发现自己二十年未见面的儿子汤姆（Tom）已经成为反一假体人（Anti-pro）事业的积极分子时，这种关联变得非常明确。汤姆是一个方形截肢者，成天躺在刚好装下自己没有四肢的躯干的摇篮里传话。战争爆发后，他已经截肢的躯体又被爆炸的玻璃碎片损坏。马丁在街上发现他，揭开他盖在身上的毯子，看见他被阉割的痕迹以及再次受伤的躯干。马丁用枪打死儿子，表面上是为了让他摆脱痛苦，实际上也许是为了驱逐他所代表的阉割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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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地狱边缘》是一种通过映射结构/原理将女人关联起来的男性幻想。同时，它也是一种沉迷于男性青春期的幻想。将婴儿的依赖性与成年人的性能力相互交织，男人每一次做爱都必须先取下自己的假肢，无为哲学重新创造了男性青春期的典型动力。装上假肢，志愿的截肢者就拥有了甚至○.J.辛普森(Simpson）和麦克·泰森（MikeTyson）都会嫉妒的强大的武力。取下假肢，他就还原成婴儿，时刻离不开女人。在成为志愿截肢者时寻求的整体性，通过他在自己身上体会作为一个超人与一个被象征性地阉割的婴儿之间的分裂来获得。相应地，女人也按照矛盾的方式被构想成一个男性暴力心甘情愿的牺牲品，一位将儿子当做婴儿来哺育的母亲，甚至是在男人的象征性阉割中称王称霸的性伙伴。女人主体地位中的不确定性与男性青春期的矛盾性特征是一致的。叙述者过度的松散行文、对双关语的嗜好、对女人的敌意，都让人想起永远处于青春期的男性，学会了使用马丁所谓的“语言屏障”(screen of words）与其他男人竞争，并且让自己与女人的感情纠葛隔离开来。

如果这就是《地狱边缘》的全部内涵，那么它除了令人失望将别无可取之处。实际上，考虑到马丁对无为思想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小说令人注目的恰好是它表现并且评价自身局限的能力。作者在无为思想之追随者/实践者使用的摇篮中留下了广泛的暗示。根据从伯格勒论述自恋狂的著作中引用的理论，沃尔夫让他的叙述者表明，导致截肢的自恋性创伤是男性婴儿与母亲的分离，他愤怒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与世界共存的。[18截肢（术）帮助男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前俄狄浦斯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人的需求将得到女人无微不至的哺育与呵护。将创伤的契机/时机定位在俄狄浦斯三角之前，沃尔夫重新规定了拉康在对弗洛伊德进行修正时的同一种行动。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儿童对阉割的恐惧与他看见女性的生殖器并且将他们想象为缺失的契机是一致的。在婴儿与他最初的爱恋对象（母亲）进行“分裂”和分离的序列中，沃尔夫（采用伯格勒的理论）将焦虑的契机/时机大大提前了。[19]根据这个方案，焦虑的催化剂不是女人的缺失，而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界线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因为两个矛盾而悖论地强化的原因，母亲成为被投射的愤怒的对象。当她从婴儿身边退出，她就会伤害他；当她不退出，她又吞没了他。谁应该为自恋性创伤及其后果负责的问题，正是《地狱边缘》急于思考的问题一预先假设对界线的违反是形成男性主体性的关键。在表现“分裂”的创伤性契机时，小说文本对于问题的答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有时候，似乎是女人将男性婴儿挪进了她的身体；在另外的时候，似乎是被截肢的男人故意强迫女人担任自已并不情愿的哺育角色。实际上，一旦男性和女性被置入一个控制论的线路，关于起源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线路中的）每一个元件都构成了另一个。为了达到这种认识，小说在谨慎地摸索电子人的主体性时，超越了性别政治这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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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文本身体（textual body）中的各种变换（trans-formations)，这些变换重新制定并且重新呈现了无为思想的文本动态动力。小说文本性身体的开始，将自己塑造为马丁的笔记本“标志ii”(markii)，笔记是用现在时的叙述写成的。在这个笔记本中，马丁发现无为的口号中有一种熟悉得令人不安的回响，特别是一个即将被压路机碾过的男人的图像（原本打算象征无为之前的技术，尽管对于叙述者和读者，它准确地刻画了无为的特点)。只有当战争爆发后，马丁才意识到对压路机形象意外熟悉的原因。在二十年前写作用的笔记本“标志i”(marki）中，他将压路机用作讽刺战争机器的象征。在同一个笔记本中，采用相似的讽刺性的风格，他书写了一段针对社会的讽刺性幻想。在幻想中，人们通过自愿砍掉四肢的方式来抵制战争的暴行。当马丁擅离职守并且飞到太平洋上的小岛之后，赫尔德在马丁的工具中发现了笔记本，并且决定将这篇讽刺作品当做战后现实社会的蓝图。用自己的坚决而且利己的评注/注释包围马丁笔记本中尖刻的玩笑，赫尔德用口技改造了马丁的文字，让这些文字说出他希望传递的消息，而不是马丁原来的意思。这样，马丁笔记本的功能，就像一个被他抛弃的孤儿(正如他在逃跑时抛弃的自己的儿子)，而且被变成了马丁最害怕的事情(正如他的儿子汤姆)。现在时的叙述被记录在笔记本“标志ii”中。这里揭露的事实—无为思想的圣经实际上就是马丁被挪用的笔记本“标志i”表明文本的身体也遭遇到相同的分裂(劈开）、截断，以及进一步的分裂，这些砍切与分裂标记了文本内部表现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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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丁试图恢复分裂的叙述，抛弃第一个笔记本或者破坏第二个笔记本，但是叙述还是继续裂变。这种裂变所采取的形式意味深长，因为它是按照无为思想的地理学进行的。文本分裂成主干和枝节，主干包括主要的叙述，枝节主要是由插图和线条构成的假肢性的延伸。插图中断了文本，线条就划在文本结束的地方。（文本身体的）假肢和躯干通过双关语连接起来。双关语的作用就像电子人的线路一样，将写作的有机身体与延伸的假肢连接起来。延伸的假肢在边缘默默地起作用。由此通过双关的方式，假肢不仅与连字符型（hyphenated）的赞同一假肢人（Pro-pros）连接，而且与更加危险的线路型（circuitous）的电子人“假肢人”（“pros/e”）连接。“pros/e’这个截断/拼接（truncated/spliced）的名词，既是文本的身体的名字(prose)，也是附属于它并且再现于它的假肢人(prostheses）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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