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沃尔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写作与假肢联系起来的作家。在《假肢》(Prosthesis）中，大卫·韦尔斯（David Wills）探索了他父亲的木腿和儿子使用的语言之间的联系。儿子使用的语言就像自己的假肢。躯干与假肢，身体与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都与局限之外的事物有关系。“假肢是作为写作限制的自我写作”(Prosthesis is the writing of my self asa limit to writing)，韦尔斯解释为追问他的散文的身体与散文中他父亲的身体之间的界线与拼接。“对于一种与身体结成整体而不是从身体流出的话语/表述，这里没有简单的名字。与此同时意识到，这里没有另外的话语/表述意即没有另外的翻译、转移或者关系—没有另外关于它的概念，除了当它作为一种由身体进行的平衡行为，一种在身体与外在之间进行的转换或者转移”。[20]韦尔斯要在这个艰难而且微妙的文段中处理的异文合并/混为一谈（conflation）是散文的身体与在散文中构成的各种身体的相互叠加。这个段落指出了一种由文本身体与物质身体构成的双重纠缠。写作是将作者的身体延伸到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写作的功能就像一种技术性的辅助设备，与作者的思考和神经线路紧密连接在一起，其行为方式与假肢无异。与此同时，文本内部的写作就是努力搞清楚拥有假肢将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假肢是否应该被整合到主体的身份中（在哪种情况下，他成为一个电子人）或者应该保持在身份之外（在哪种情况下，假肢必须与本身相异，因此不是某一样东西可以使用“天生的”机敏)。对于沃尔夫来说，他不能截然分明或者毫不含糊地进行选择。他既不能接受变成文本的电子人将要面临的转变，也不能满足于一种运动范围有限的被删节的文本。因此，他替文本制作了精巧的假肢延伸，同时又禁止文本将假肢性延伸确认为自身。正由于假肢人/散文(Pros/e）动摇了自然的人类身体的概念，因此它也动摇了文本只包含和体现在印刷符号之内的概念。Pros/e意味着一个被拼接到控制论线路中的文本，超越了书籍的印刷符号，获得并且包括各种既被授权又遭拒绝的图表性的和符号性的假肢。

第五章 从连字符到拼接：《地狱边缘》中的控制论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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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怪的是，《地狱边缘》文集的假肢/文章(Pros/e）意味着一种分散的主体性。文本的躯体打上了马丁的烙印。但是，生产类似假肢的附属物的主体，以及由这种附属物生产的主体却难以辩认。是什么文本的身体说出了哪一种声音？沃尔夫的写作经历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为了增加收入，他有一段时间是在为比利·罗斯(BillyRose）的辛迪加专栏作代笔。在这里，他的语言（words）是从署着其他人名字的印刷物身体中流淌出来的。他也为一些包括《机械图解》(MechanixIllustrated)在内通俗科学杂志写作，经常对其他人署名发表的文章做贡献。另外，他还与人合作了几本低层次的通俗科学书籍。其中一本叫做《塑料，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Plastics,WhatEveryone Should Know)，署名是沃尔夫，但其实是别人写的。[21]由此，这种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成化学产品———沃尔夫设想为假肢选择物质，就成为他文集的某种假肢，将他的名字延伸到由其他人进行腹语/口技化处理（ventriloquized）的印刷品的身体中。

为了探索马丁的声音叙述与图画、无声线条和双关性新词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图画、线条和双关新词作为文本躯干的假肢)，我希望更加详细地考察其中一幅图画。图画显示一个裸体女人有三条假腿———无为（Immob）的标志———从她每一个乳头中伸出来。[22]她带着眼镜，拿着一个巨大的皮下注射针筒，脖子上绕着一连串连续不断的小圈圈。这些小圈圈可以用来代表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项链，即著名的颈链(chocker)。在她身体右边，是一个被丢弃的古怪的男性躯干、少量手臂和小腿。男子危险地栖息于倒地的马车上，马车安装的不是轮子而是无为人的假腿。男子张开嘴无声地尖叫，也许是因为这个女人正将针头对准他。在紧接着的文本中，提到了罗斯玛丽。尽管这个截断的文本不承认图画，并且似乎真的不知道它的存在，但罗斯玛丽的名字出现在近旁，暗示这幅画画的就是她，手里拿着注射针头，因为她曾经的职业就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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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幅图画描述的就是无为的女人。有声的叙述用腹语/口技的方式让她的身体说出她曾经对男人造成的不公，通过追溯的方式将她构想为一个哺育并且阉割赛博儿子的电子人。图画把她变得放肆，她手中挥舞的注射针筒以及从她乳头伸出来的假腿暗示她应该为情人/儿子的缺失负责。在这种极度厌恶女人的写作中，女人被强奸是因为她们希望被强奸，好像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女性的放纵被表现为刺激并且鼓励男性的暴力。当男人很小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遭受了女人的暴力。现在，强奸就成为一种诗意的报复。有声的叙述总是想努力搜寻/锁定男性身体内分裂与截断（肢体）的强劲的动力来源。根据这种文本躯干，对女人身体的拒绝，尊重自我与他者之间适当的边界，激起了向下进入截肢乃至大屠杀的螺旋。

与这些叙述构想相对的是在叙事连续性中得到图画、无声线条、双关语和失误认可/授权的其他阐释。从这些符号性空间——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曾经将它们与女性联系起来—中形成了对等级分类/范畴的倒转和破坏，叙述正是利用这些等级分类/范畴来建构雄性（maleness）和雌性（femaleness）的。[23]在文本的表现世界(represented world）中被写成自杀而消失的罗斯玛丽，回到了图画的假肢/弥补空间，并且要求被承认。在多种层面上，图画解构了叙述的性别分类/范畴。在表现世界中，不允许女人成为电子人，但是弥补空间里的女性形象附属的假肢比任何男人的都多。表现世界里的女人排在男人之后，但弥补空间里女人的身体在左边，可以“读解为”在男人前面。总之，表现世界里的男人和女人是分离的、不同的，而弥补空间里男人的器官/肢体却附属于女人。面对这种颠覆，叙述被迫承认它不能明确地控制文本空间。符号干涉对文本写作世界的总体化主张提出了质疑。

第五章 从连字符到拼接：《地狱边缘》中的控制论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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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之内的这种挑战是由文本内在的矛盾反映出来的，并且译入Pros/e符号分裂的暗示。由于有声的叙述试图控制这些矛盾，进一步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的等级范畴已经内爆到同一个空间。马丁采用的脑叶手术揭示了这种破坏的深度。为了消除颠覆性（女性）元素的精神(将男性编码到《地狱边缘》)，必须进行切除。有一段时间，截肢工作允许通过赐予新男性能力的假肢帮助增加男性性能。但最终，再次遇到女人（做爱）时，这些假肢又必须被去掉。无声的女性与假肢融合，没有激起新一轮的暴力和截肢。不管切入多深，他们都无法切除构成并且萦绕着这些后人类和后印刷（post-typographic）身体的矛盾性和歧义性。《地狱边缘》设想控制论作为一种写作技术，在传统的性别等级范畴之上书写电子人性别的不确定线路。

作为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写作的白人男性，沃尔夫知道性别关系的政治学正在开始转变。有好几次，叙述者提到“妇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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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要用引号和作者的蔑视进行隔离/审查。不过他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内在的女性。当他用一个巨大的“不”（NO）字（跨页地）结束第一个笔记本之后，叙述者在结束第二个笔记本时又用了一个同样激烈的“是”（YES）字，用它表示对人类的连字符本性(hyphenatednature）的确认。他母亲的本姓（婚前名/出生名）就叫诺耶斯(Noyes）由No和 Yes连字而成(No-yes)。并且，他依稀感觉到母系遗产与他追求的确定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连字符不同于拼接线(splice)。将Noyes写成No-yes，他努力画一条线，是为了让被连字符连接的每一半都保持为不同的实体。他口头上对性别政治的让步，仅限于认识到女人并不完全是怪物。对他而言，在性别歧视中至关重要的权力关系依然是不透明的，正如被连接到控制论线路所具有的深层含义一样。

但是《地狱边缘》知道的比它能够说的要多得多，一种由叙述者的“语言屏障”意象写入文本内部的悖论。语言屏障将某些东西藏起来了。自始至终，文本中都有灵感的闪现，但是那些灵感超越了他的表达，换言之，他的理论从未充分地阐释过那些灵感。最后的结果是另一种声音努力冲出来了。但是沃尔夫并不像他所能够想象的控制论线路那样认可这种声音。同样，他能够想象控制论的线路，但是不能对线路进行完整的描述/解释。正如马丁的第一个笔记本被赫尔德用口技进行改造一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叙述也被一种群集性力量改造了，让它谈论未来。将来，连字符的使用（hyphenation）要让位于拼接的Pros/e。Pros/e不但可以指称电子人，而且本身就是电子人。如果人体修复术/假肢术所指称的写作所有权/物主身份是不清楚的，那么含糊性应该是恰当的，因为它表明控制论线路中的控制不是一种被局部化的功能，而是一种新生的属性。既不彻底控制，也不超出控制，《地狱边缘》徘徊在一种重要认知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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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地狱边缘》的各种身体就是生活在无为哲学想象世界的电子人。在另一种更加字面性的意义上，《地狱边缘》的身体是由布满书页的字体构成的。正常情况下，读者重点关注的是表现的世界，并且只是附带地注意文本的身体(字体本身)。不过，当《地狱边缘》的假体/散文（Pros/e）本身变成了电子人时，拼接就开始起作用，将能指/符号（signifier）的想象世界与印刷品的物质身体结合起来。在文学中，文本的物理形态与它的表现世界之间的平行发展，具有很长久的历史，从17世纪乔治·赫伯特(GeorgeHerbert)的图像诗/宗教诗(iconographic poems)到堆满凯西·阿克(KathyAcker）当代小说页面的地图、图腾和身体写作。沃尔夫对相互关系(correlation）的使用，最独特的建设性意见是：文本中的身体和文本的身体，不仅表现/象征电子人，而且共同构成了电子人；在它们共同构成的电子人中，旧词新意的拼接（neologistic splice）发挥作用，将想象性的意义与文字的物质性结合起来。在这种一体化的线路中，文本的物理身体与文本中表现的身体一起向后人类、后印刷的将来演进。在后人类、后印刷的将来，人和智能机器一起被拼接到一体化的线路中，主体性就被分散了，发声不再被局部锁定，印刷品的身体被假肢（添字/修复）中断，许多物种之间的界线被打破/动摇。不只是通过一条渠道，控制论的概念/思想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地狱边缘》是电子人和文学身体之间复杂动态的一次表演。如此，它表明两种身体都不会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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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一切肇始于那只青蛙。在一篇题为《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的经典论文中，梅西小组的重要成员—沃伦·麦卡洛克、瓦尔特·匹茨以及杰瑞·莱特文对青蛙的视觉系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们非常得体地证明，与其说青蛙的视觉系统可以再现/反映世界，毋宁说是在建构/构造现实。[1]青蛙的视觉系统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因为没有理由相信人的视觉系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构造，可以真实地、如其所“是”地显示世界。在研究小组中，并非每一个人都对追寻这种研究潜在的激进的认识论内涵感兴趣。例如，麦卡洛克就固执地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一位年轻的智利神经生理学家，昂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Maturana）也参加了研究小组，但他把这项研究变成了进入未知领域的跳板。抛开传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他主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生命，以及观察者在描绘生命系统时所发挥的作用。与他所开创的认识论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是我们曾经追踪过的三段故事：对信息的具体化/物化；电子人的文化和技术建构；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作为马图拉纳及其合作者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Varela）研究的结果，这三个故事在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1960一1985）中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像青蛙一样，观察者并非只是客观地辨识预先存在的系统，而是通过观察行为创造新的系统。马图拉纳和瓦雷拉曾经深入探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本章也将循此路径展开。

在连接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一系列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麻烦而且多变的反身性概念。正如第三章所见，在梅西会议上执著于反身性的人，并无多少收获。情况的种种特殊性将反身性限定在心理分析的话语中，库别性格固执口碑不佳，反身性概念无法量化一都为反身性设置了障碍，并且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12]1968年的会议上，格雷戈里·贝特森表明，如果/且只有从根本上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进行返工，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贝特森在结论中得出直观的跳跃：主观/主体经验的内在世界乃是对外在世界的隐喻，这种隐喻是灵感闪现的残留，而不是沃伦·麦卡洛克等经验主义者所能赞同的可靠的推论。问题是如何将这个新的认识论与实验程序结合起来，用经验数据取代直觉，让认识论发挥作用。

在这一系列不断演变的事件中，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是信息的科技性概念、电子人和后人类。像诺伯特·维纳一样，马图拉纳强烈坚持自由人本主义。对他而言，最关键的是在将自由人本主义从笛卡尔和启蒙主义的框架中拽出来的同时，要保存自律性和个体性的重要特征。即使当他努力地去“谈新事物”时，也总是会重复第一波控制论的许多假设。事实上，这些假设已经被其他设想彻底修正了。3]在海因茨·冯·福斯特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的早期形态。福斯特这个和蔼可亲、人缘极好的奥地利流亡学者，扮演了一个联结第一波控制论和第二波控制论的过渡性角色。从此开始，我们将追溯由马图拉纳助长的认识论的演进，勾画它与前述三个故事的联系，最后探讨那些不同的假设。那些假设引导马图拉纳的合作者瓦雷拉开启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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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反身性

1948年，冯·福斯特离开奥地利。二战中，他曾经为德国研究过应用于雷达设备的微波电子（1949年的简历列举了他的很多“秘密”研究）[4]。1949年春天，冯·福斯特给麦卡洛克写信，希望能够帮他在北美找一份工作。[5]麦卡洛克以慷慨帮助年轻人而闻名，为奥地利人在伊利诺伊大学谋到一个职位，并且将他介绍给梅西研究小组。之后不久，麦卡洛克和米德问冯·福斯特是否愿意担任梅西会议副本的主编。由于自己的母语不是英语，冯·福斯特颇有些疑虑，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在封面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福斯特就与其他人一样，与梅西会议的副本不可分隔了。

然而，直到梅西会议转变了方向，冯·福斯特才开始更全面地发展将观察者视为系统之一部分的认识论本质。语义双关的论文集《观察系统》，将反身性定为核心主题。一方面，“观察”是（人）系统的行为；另一方面，（人）系统也可被观察。最早的一篇论文《论自我组织系统及其环境》（来自1960年的一次报告）表明，冯·福斯特将反身性思考为可以用来解决唯我论的环形运动。他问，他怎么知道别人的存在。因为他在自已的想象中“见识”过他们。他的“见识”让他相信别人也会在自己的想象中“见识”他。“如果我假设我是唯一的现实，但事实上我还是其他人的想象。同样，其他人也会以为自己是唯一的现实。”[6]在唯我论相互交叉的圆环中，我用我的想象力来想象其他人，在我想象的那个其他人的想象中，我发现了自己。[7]因此，我不禁重新确认了别人的存在，而且确认了自己的存在。尽管表达很迷人，但是这种说法（论证）在逻辑上却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在想象别人时别人的想象也在想象我。也许，我正在思考的不是冯·福斯特，而是别的巨无霸(BigMac)。甚至最幼稚的哲学家都能把这个论证推翻。冯·福斯特自己似乎发现这个哲学方程就像从帽子里抓兔子的魔术。因为他通过声明自己只是想要证明现实的存在，最终“解决”了唯我论想象之间的矛盾循环。

第六章 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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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论证很不严谨，但它所揭示的思想线索却非常有趣。它的内涵/本质，通过一幅卡通画（戈登·帕斯克（GordonPask）按照福斯特的要求所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个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他的帽子上画着另一个人戴着圆顶礼帽，那个人的帽子上画着再有一个人戴着圆顶礼帽，……8以此无限可能的类推，不仅描绘出通过观察别人来观察自己的观察者形象，而且形象地区分了更大的组织系统中的具体系统。在梅西会议的疑案中，有关反身性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该怎样谈论反身性而不陷入唯我论或者回到心理分析。来自梅西会议的信息非常明确：如果反身性要变得可信，那么它必须与主体性/主观性绝缘，并且被置于严格的语境，即反身性必须在特定的语境（最好是数学）中经过严格的阐释。正如诺伯特·维纳后来所主张的，“控制论如果不是数学的，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一无是处)”。[9]将观察者作为一个系统与更大的系统组织区别开来，是让反身性更便于操作的途径之一，因为它将有关观察者的问题，还原为在系统之内传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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