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整个60年代，冯·福斯特一直对反身性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且尝试用各种方式来阐释它。突破出现在1969年，当时，他邀请马图拉纳为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次会议讲学。马图拉纳揭开了自己“将认知处理为生物现象”的想法。[10]马图拉纳理论的力量一定深刻地影响了冯·福斯特，因为自此之后，他关于反身性的思考在复杂性方面产生了量的飞跃。其思考/思想的成熟度也通过1970年的论文《分子行为学：关于语义澄清的大胆提案》体现出来。在这篇论文中，他将焦点从观察转回到观察者，并且通过这种自反性举措批评了行为主义。他争辩说，行为主义没有证明动物是黑匣子，可以对“输入”的东西给予可预知的“输出”。相反，行为主义在让动物这样“行为”的时候，只是证明了实验者的聪明和力量。“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环境中将有机组织转变为具体机器的机制，而是必须发现有机组织中帮助有机组织将环境变成具体机器的机制”。[11]这里，反身性从戴圆顶礼帽的男子，转移到对主体性/主观性认识论的强烈批评上来。到了1972年，冯·福斯特已经对马图拉纳的理论深信不疑。以至于在《观察系统》收录的最近一篇论文《关于生物认识论的笔记》中，用一组带有编号的准数学的命题，以循环的形式重铸了马图拉纳的理论，即最后一个命题重复第一个命题。

现在，为了追溯马图拉纳认识论的演变，我们来看看那篇极具生命力的论文《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马图拉纳与合作者证明，青蛙的感官受体以经过高级处理的、物种特有的语言向大脑“说话”。为了得到这个结论，他们在青蛙的视觉皮层植入微电极，以便测量对于各种刺激的神经反应力量。此时，青蛙的已经变成控制论回路的一部分，一个被改造的、用来生产科学知识的生物装置。严格地讲，青蛙的大脑已经不再完全属于青蛙。因此，我也将放弃所有权，跟随作者的思路，将青蛙的大脑说成“这个大脑”（这个词语和第五章讨论的诺伯特·维纳的小故事，有一种奇怪的呼应)。从这个“有线的”大脑，研究者发现，快速、不稳定运动的小物件引出最大的反应，相反，运动缓慢的大物件引起的反应很小甚至没有反应。由此可见，从青蛙的视角来看，这种感知机制是具有自适应性的，因为它能够让青蛙感知飞虫而忽视与其兴趣无关的现象。这个结果意味着青蛙的感知系统对现实的记录远不及它对现实的“建构”。正如作者指出的，他们的工作“表明（青蛙的）眼睛以经过高度组织处理与翻译的语言向（青蛙的）大脑说话，而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并传达光线在视觉受体上分布”。[12]这个工作让马图拉纳发现了自已认识论的座右铭“Everything is said by an observer”。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奉为经典，但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它把曾经完整无缺、铁板一块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打开了一个像青蛙大小的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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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篇文章的内容具有潜在的激进的内涵/本质，但它的形式还是沿袭了科学话语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假设。实验结果要用客观主义的修辞来报告，以掩饰它们要通过研究者的感觉与认知界面来翻译阐释的事实。至少，研究者的知觉与青蛙的直觉一样是变形的。多年以后，马图拉纳回忆起他和莱特汶继续在客观主义的框架下工作，即使他们的研究已经发现这个框架存在问题。在《自生与认知：生命的实现》的序言中，马图拉纳回忆道：“当杰里·Y.莱特汶和我写出几篇有关青蛙的视觉的论文……我们隐含的设想是，我们正在解决一个有明确界定的认知情况：存在一种可观的（绝对的）现实，它外在于动物，独立于动物，不由动物决定，但可以被动物感知（认知）……，但即使这样，指导我们写作与思考的认识论依然是—客观现实独立于观察者。”面对这种矛盾，马图拉纳有一种选择。他要么继续在科学客观性的各种普遍假设中工作，要么自已设计一种新的认识论，通过新的认识论建构一种与他对实验结果的思考相一致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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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图拉纳在对其他动物（包括鸟类和灵长类）的色彩感觉（视觉）进行研究时，取得了突破。他与自己的合作者（这回不再是梅西小组成员）发现，他们不能将可见的色彩世界描绘到神经系统的活动中去。[13]感觉与世界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是，他们能将动物视网膜的活动与它们的色彩经验（experience）对应起来。如果我们认为感受体构成了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边界，那就意味着视网膜对应/匹配的是内在组织，而不是外在世界。根据这些研究，马图拉纳得出结论：感觉在本质上不是再现的。他论证道：说世界客观地存在，是一种误导，因为正是世界这个概念暗示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先在于观察者对它的建构。确实，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于是把它们称为“现实”。但是，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我们，为了所有的生物；它们的存在，必须通过由生物组织的自我组织决定的互动过程。“关于绝对现实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他和瓦雷拉在《自生与认知》中写道，因为这种描述“要求与被表述的绝对互动，但是源于这种互动的表达必须由观察者的自我平衡或者自我组织来决定……，因此，它将生成的认知现实不可避免地与观察者有关”。因此，他被引向自已理论的最根本前提：生命系统在有机组织的边界之内运行，同时，有机组织的边界将自已包含在系统之内，把世界排除在系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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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瓦雷拉一起，马图拉纳在《自生与认知》中发展了这个观点的内涵。他在导言中解释说，通过“将神经系统的活动处理为神经系统本身决定的、而不是外部世界决定的活动；在神经系统内在决定的活动的释放过程中，外部世界只具有出发作用”，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他最重要的洞察是了解，神经系统的活动如果是由它的组织决定的，那么结果将是一种循环的、自我反射的运动/动态。生物系统的组织引起某种产物被生产，比如，核酸。产物反过来生产生物系统的特性组织。为了描述这种循环，他创造了“自创”(autopoiesis）或者“自生”这个术语。“正是这种组织的循环，让生命系统形成一个互动的单位/整体”，他和瓦雷拉在《自生与认知》中写道，“为了维持生命系统，为了通过不同的互动维持系统的身份/特性，就必须坚持这种循环”。在这个自创生的闭合前提的基础上，马图拉纳对“如何认识世界”建立了新的、令人惊讶的不同学说。[14]

这个学说是什么呢？进入这个学说的一条道路是，将这种学说当做一种尝试，通过明确区分两种领域的描述来抵制拟人化投影(anthropomorphic projection)的尝试。一方面，人们可以就学说本身来谈论自创生过程的循环，除了其自身所展示的，小心不要把别的东西归咎于它们。另一方面，观察者在将自创生系统置于某种环境的情况下，对其他有所参考。在一段时期内，将系统和媒介放在一起来看，观察者得到了原因和结果、过去与将来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都是观察者的推论；它们本身并不是内在于自创生过程的。比如说，我看见一只蓝色的松鸦在树林中一闪而过，后来停在了水盆边。我可能想，“哦，它要喝水了”。但是其他物种，比如缺少色彩感觉的生物，可能会对这个触发性的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一只青蛙可能注意到迅捷、变化的飞行，但却看不到在休息的蓝鸦。因此，每一种生物通过“互动的领域”建构自身的环境，生物的自创生组织让“互动的领域”成为可能。领域之外的东西不为系统而存在。现实主义的假设，深深地扎根在日常语言之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挑战现实主义传统的过程中，马图拉纳发展了一个精挑细选的词汇，以防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悄悄地潜回。发现一种新语言，用新语言表述自已的理论。这种必要性发生在1968年5月智利学生运动期间。当时，马图拉纳在《自生与认知》中写道，他发现“语言是陷阱，但整个经验是一所绝妙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你会发现人们是多么地口笨、目盲、耳聋……。人只有开始倾听，他的语言才会开始改变；只有语言改变，新的事物才能被言说”(《自生与认知》，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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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马图拉纳的处境。就像梅西会议的参与者一样，他似乎也无法逃出反身性语言的泥潭。然而此刻，我们先探讨他努力想说的“新事物”。毫无疑问，他的语言的累赘性（很多人甚至毫不犹豫地说是“折磨”）将会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15但是，在严厉地评判之前，我们应当记得马图拉纳尝试要做的事情，是要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提供完全不同的解释。语言是人类自身世界存在的根源。由于必须通过语言，他陷入了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拎着自己的鞋带，绝不可能把自已提得起来。同样，利用唯一可用的语言来阐明一种新语言，也是不可能的。可用的语言（linguafranca）的意义已经定型很久了，与他努力设想的新语言之意义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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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观察者”这个疑问重重的观念/建构开始。从马图拉纳的视点，“观察者行使的基本认知行为，是分辨行为”(《自生与认知》，p.xxii)。受斯宾塞—布朗(G.Spencer-Brown）的影响，马图拉纳[瓦雷拉在《生物自律原则》(Principles of Biological Autonomy）所受影响或许更甚][16]将分辨行为看作标志性空间，并以此将无差别的大众区分成内部的和外部的，或者用马图拉纳的术语，区分成单元和媒介，单元存在于媒介之中。由观察者区分出来的单元包括两种：简单的单元与综合的单元。简单的单元“只具有分辨行为赋予的特性。根据这种特性，可以将它和背景区别开来”。相反，综合的单元具有“结构和组织”(《自生与认知》，p.xx)。结构和组织这两个术语，马图拉纳有特殊用法，需要进一步解释。

综合单元的组织，是由各种可能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当那些关系相互作用时，组织的功能就可以通过自创生过程实现。马图拉纳在谈论系统的组织时，他并不是指可能用来描述这种关系网络的抽象形式。实际上，他更倾向于用“组织”来表示由自创生单元的循环过程实际体现的各种关系。相反，结构是由综合单元在特定时刻激活的特殊表现。例如，一个女性出生时，她具有某种结构；当她进入青春期，具有另一种结构；如果她生病了，又是一种不同的结构。但是，在她整个生命中，她的组织始终不会变：还是标志人的生命那个组织。只有死亡降临，人的组织才会改变。根据马图拉纳的观点，生命组织保存自身的自创生组织的能力，是它们作为生命系统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的生命系统都是自创生的。所有的物理系统，如果是自创生的，那么也可以说是有生命的(《自生与认知》，p.82)。因此，生命与自生是相互共存的。马图拉纳的术语体现了他的主张。“生命组织是一种循环组织，它保证了生命成分的生产或者维持。成分以特定的方式限定组织。组织功能的产物正是生产它的同一个组织。”(《自生与认知》，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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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系统在某个环境中的嵌入性(embededness)，马图拉纳采用了结构耦合的概念。为了继续生命，所有的生命组织都必须在结构上耦合于它的环境；例如，人类必须呼吸空气、喝水、吃食物（《自生与认知》，pp.x一xi)。另外，系统之间也必须结构性地相互耦合。例如，身体里的细胞本身可以视为一个系统，但是细胞要存活必须依赖身体其他细胞构成的整体。这里，观察者的角色再次变得重要，因为马图拉纳非常小心地区分了触发性效果与因果关系。触发性效果是媒介对系统的影响，媒介和系统在结构上也是耦合的；因果关系是观察者在感知系统与环境互动时的思维建构/观念。当我的狗狗看见一只鸽子，我可能会想，“哦，它正在瞄准，因为它想看见这只鸟儿”。但是，根据马图拉纳的理论，这只是我站在人类观察者“描述领域”的位置得出的推论(《自生与认知》，p.121)。从自创生过程的观点，只有在自创生不断实现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循环，这种循环总是正在进行的，不断生产它的组织。因此，时间和因果关系并不是自创生过程本身的内在属性，而是观察者推论的观念。“此刻，是进行互动所必要的时间间隔”，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写道，“过去、将来和时间都只为观察者存在”(《自生与认知》，p.18)。

类似地，信息、编码和目的论也是观察者的推论，不是自创生过程的内在特性。在自创生的学说中，没有流通于反馈回路的信号(messages)，甚至也不存在什么基因编码。这些都是观察者为了解释他所见到的情况而创造的抽象(abstractions)；它们存在于观察者的“互动领域”(domain of interactions)，而不存在于自创生本身。“说基因系统和神经系统对环境信息进行编码，或者在它们的功能组织中表现环境信息，都是站不住脚的”，马图拉纳和瓦雷拉指出，“基因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编码从初始状态描述一系列转变的过程，这种编码只能通过实际的措施才能解码；基因系统和神经系统不是观察者对环境的描述，环境不在观察者的认知领域之内”(《自生与认知》，p.53)。相似地，“信息的概念与观察者对自己在由自己界定的替代性领域内的行为的不确定性程度有关。因此信息概念只能应用于他的认知领域(《自生与认知》，pp.54)。目的论的情况也差不多。“生命系统并不是一个由目标导向的系统；就像神经系统一样，它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决定的、有严格确定性的、自我闭合的系统；它接受互动的调制，而不受操作限制。但是这些调制，显然只是对观察者而言的。观察者只是从外部关注有机组织或者神经系统，从他自已的观念性（描述的）视角，将调制置于某种环境，或者视为互动领域的元素”(《自生与认知》，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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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因果关系的一个重要内涵在于：系统总是按照自己应有的方式运行，也即是说，系统的运行是与其结构相一致的，而不管其结构怎样。在马图拉纳的世界，轿车总是在工作，不管它启动还是没启动，因为它的运行总是且只是与它当前的结构一致。正是我，作为一个观察者，认为车没有工作，因为它没有启动。正如马图拉纳和瓦雷拉所称的，这种“中断”（punctuations）属于“观察者的领域”(《自生与认知》，pp.55一56)。因为它们外在于自创生过程，因此也外在于马图拉纳用来探讨生命与认知的生物学描述。在《生物学语言》这篇重要论文中，马图拉纳谈到，“由结构决定的系统，其运行必然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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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说，它仅遵守在结构中仅由相邻关系决定的程序，而不受其他影响。只有在参照性领域，比如行为领域，观察者才可以在自己的预期没有实现时，说系统出了错误”[17]。

为了评估自创生观点带来的变化，我们现在将自创生生命系统学说与第一波控制论的生命理论进行比较。为了比较这两种理论，一个方便的焦点就是自由人本主义。通过自由人本主义，它们关于主体性观念/建构的内涵/本质，将会变得非常分明。梳理了这些内涵之后，我们再来考虑下列相互缠绕的故事带来的影响：信息的具体化，电子人的建构/观念，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

重构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诺伯特·维纳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关系复杂。作为把人与机器放在同一个范畴的理论之父，他毕竟还是承诺创造一种能够保护自主性与个性的控制论。他的噩梦是人类退化为僵硬的机器上的齿轮，失去灵活性和自主功能。维纳将灵活性和自主功能当做控制论组织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这种控制论传统的回声萦绕在马图拉纳将综合单元（composite unities）比作“自创生机器”(autopoietic machines)的描述中。完全明白将自创生系统称为“机器”的内涵，马图拉纳表明：他的理论绝不阻止人造的机器变成自创生的系统。“如果生命系统是机器，它们可以是由人制造的”，他和瓦雷拉指出。他们蔑视生命不能或不该由人制造的观念。“似乎有一种隐秘的恐惧，担心如果生命系统不仅可以被复制，甚至可以由人来设计，那么对人和生命的敬畏就会消失。这完全是扯淡。生命之美给予我们的礼物，一定是能够理解的”(《自生与认知》，p.83)。当马图拉纳反对第一波控制论将生物特性赋予机器的计划时，他的批评所表明的是界定生命的方式，而绝不是机器也可以有生命的理念。例如，他批评约翰·冯·纽曼想要创造一种能够自我生产的机器的提案，认为冯·纽曼只是模拟了生物学家的描述，而非自创生的程序本身。冯·纽曼模拟了关于“依据信息内容、程序和编码，细胞中将会发生的情况。通过模拟这些描述表达的程序，他制造了一个可以制造另一个机器的机器，但是他没有模拟在生命系统中发生的细胞复制、遗传和基因现象”的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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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指向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即，马图拉纳的立场与维纳及其合作者在控制论宣言中宣告立场之间的改变。后者认为是机器的“行为”。相反，马图拉纳认为是自创生程序激发行为。如我们所见，第一波控制论研究者集中精力研制可以按照控制论原理运行的人工制品：约翰·冯·纽曼的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克劳德·申农的电子鼠；罗斯·阿什比的稳态平衡器(homeostat)。相反，在第二波浪潮中，马图拉纳和其他人指望系统体现自创生的程序。例如，稳态平衡器可以按照控制论的方式行动，但是它不能算作自创生的机器，因为它不生产用来生产其组织的零件。也许因为对这个程序的强调，证明自创生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系统。在自创生理论中，利益机器比机械战警(Robocop）或者终结者(Terminator） 更像这种状态。[19]

在第一波控制论中，有关信息边界的问题对于主体性的观念/建构至关重要。边界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也很重要。维纳的焦虑再次循环在有关“当一个自创生单元被封闭在一个更大的自创生单元的边界之内时会怎么样”的讨论中。例如，细胞作为更大机体的一部分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实体运行？或者，它的运行必须服从于更大的单元？为了区分这两种情况，马图拉纳引入了他创生(allopoietic)概念。一方面，自创生单元唯一的目标是继续自己的自创生生产；他创生单元还有生产自我组织之外的其他目标。当我开车，车的功能服从于我赋予它的目标。例如，活塞不是用自己的能量来修复自身，而是驱动车前行，以使我到达商店。我是自创生行为，汽车发挥他的创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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