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追溯“天生的自我”与“控制论的后人类”之间存在的连续与断裂，并非是为恢复自由的主体而努力。尽管我认为应该严肃地思考，如何在后人类的语境中有效地阐明那些与自由主体、特别是与机构(agency）和选择（choice）密切相关的特征，但我不会为失去一个与统治和压迫行为相互纠缠的概念而挂怀。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可以采取干预行动，以免这种“分离”（dieombodiment）再次被改写进各种强势的主体性概念。我把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视为一种机会，藉此重新考查在当代关于控制论主体的讨论中将继续被抹灭的肉体。我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信息是如何失去载体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创造亚瑟·克罗克（Arthur Crocker）所谓的“食肉的90年代”非常重要。[1]如果我的噩梦是后人类植入的一种文化—他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时尚的饰品(fashion accessories)，而非自我存在的基础。那么，我梦想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后人类，他们尽可能地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或者无形的永恒；承认并且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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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

现在也许比较清楚了：本书的标题“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暗含调侃与反讽，但并不妨碍其严肃性。说白了，这个标题指出了另一些与自由主体迥然不同的主体性形态。如果把自由主体称为“人/人类”，那么他的继任者/替代者可以叫做“后人类”。本书记录了一些有关这种转变的历史进程，因此标题与内容是吻合的。但是，我的论述将反复地表明，这些变化绝不是彻底的转化或者突变/剧变；毫无例外，当他们在阐述新事物时，总是会借助传统的理念或者设想。因此，标题所宣告的变化，要远比“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复杂得多。其实，“人类”与“后人类”共存/共生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中。这种结构总是随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改变。鉴于这些复杂的原因，在标题中采用过去时态—“变成了”一方面是想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震撼，另一方面也想借鉴一些反讽的分析性观点，比如莫拉维克关于人类的后生物学下场的预言。

对过去时态的模糊性进行放大的，是复数形式的模糊性。一方面，“我们”指本书的读者一—他们通过了解这种新型的主体性（如果之前不熟悉)，也许会开始按照后人类的、而不是人类的方式思考自己的行为。以自己为例，我发现自己现在像这样说话，“好啦，我的睡眠机制想要休息，但是我的食物机制却说我应该去商店”。每一个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人，开始把自己或他人想象成了后人类集体中的一员，“我”就变成了“我们”，通过协作的自动机制来形成自我。这种思考方式的感染力，给予“我们”一种执行的维度。人之所以变成后人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后人类。另一方面，与“变成”一样，“我们”意味着反讽，将自身摆在了各种杂志中常见的技术迷狂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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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世界残酷奇谈》(Mondo2000)，言必称后人类的转变，似乎这种转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境。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只限于少部分人。以后，我还将回顾这个问题。

本书有个更大的叙述轨迹，从控制论被规划为一门学科的原始契机开始，经过被重新设计为众所周知的“二阶控制论”，直到当代围绕新兴学科“虚拟生命”展开的各种争论。尽管这种叙述是沿时渐进的，但本书无意成为控制论的历史记录。书中讨论的很多人物，在控制论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不打算详述他们的贡献。相反，我对理论和研究者的选择，听命于自己展示“体现主体性的具体形式与主张取消形式的论证之间，相互作用并贯穿始终的复杂影响”的愿望。这些相互作用，出现在三次完全不同的浪潮中，大致轮廓如下：第一波，从1945年到1960年，以动态平衡作为核心概念；第二波，从1960年到1980年，围绕反身性展开；第三波，从1980年至今，强调虚拟性。现在对这三个时期稍作简述。

在控制论的奠基阶段，诺伯特·维纳、约翰·冯·纽曼、克劳德·申农、沃伦·麦卡洛克(WarrenMcCulloch)，以及其他十几位杰出的研究者，每年在约西亚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Foundation）资助的会议上碰头，以便构想一些重要的概念。他们期望将这些概念融合到通讯与控制理论，同时应用于动物、人类和机器。回头看来，有关控制论的梅西会议，即从1943年到1954年之间召开的会议，对形成新的范式至关重要。[12要想成功，他们需要一种信息理论（申农的领域），一种证明神经像信息处理系统一样工作的神经功能模式（麦卡洛克的事业)，能够处理二进制代码、能够自我复制、可与生物系统相提并论的计算机/电脑（纽曼的专长），以及一位能够挖掘控制论范式的内涵并阐明其巨大意义的梦想家(维纳的贡献)。这项冒险事业的惊人结局，不是别的，恰是一种看待人类的新方式。自此，人类首先会被当做信息处理实体，本质上类似于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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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范式的涵义是革命性的，但维纳并不愿意放弃自由人本主义主体。他对将人视为机器的观点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将人和机器一视同仁地当做自主、自律的个体。把控制论与自由人本主义相提并论时，他所遵循的思路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争论表明，人类值得委以信任，因为人类以及人类设计的社会结构，都是按照自我规范的机制运行的。[3]在维纳眼里，控制论应该作为扩展自由人本主义的手段，而不是要颠覆人本主义。控制论的价值不在于证明人是一种机器，而是要证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工作。

然而，控制论的视野具有某种特定的残酷逻辑，特别是当它浸满了战争时代的歇斯底里时，就会被用来颠覆维纳希望保存的自由主体性。在梅西会议期间，通过强调动态平衡，这种矛盾得到了部分地控制。[14]传统而言，动态平衡被理解为生命组织在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冲击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比如，气温升高，人体流汗，因此体温保持相对稳定。在梅西会议期间，自我平衡的理念延伸到机器设备。像动物一样，机器可以利用反馈回路维持自我平衡。长期以来，反馈回路被用来增加机械系统的稳定性，并且，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蒸汽机技术及其相应的控制设施—比如节速器——的不断完善，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但是，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理论家才将反馈回路明确地界定为信息流。控制论诞生于控制理论与新生的信息理论相结合的19世纪。[15]语源希腊词汇“steersman”，控制论（Cybernetics）明确昭示：信息、控制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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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息的反馈回路一开始就被引入动态平衡，但是，它很快就发展成更具威胁性和颠覆性的反身性概念。几年前，我同一个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讲授一门有关反身性的课程。当我们讨论亚理斯多德费希特、克尔凯郭尔、哥德尔、图灵、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著作中的反身性时，得益于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和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er）的精妙分析，我被这个概念异常丰富的历史及其所内含的突变性倾向震惊了在本质上，任何信息都必然会遗漏一些相关的事例。受教于这段经验，我提出了下面这个试探性的定义：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个概念能够胜任我们的目标。当库尔特·哥德尔发明一种编码方法，让数论的声明像关于数论的声明那样发挥作用时，他就把生成系统的东西与系统本身绞在一起了。当埃舍尔(M.C.Escher）用两只手相互素描时，他就把用来生成图像东西一正在素描的手，变成了他正在绘制的图像的一部分。当《环形废墟》中的博尔赫斯（JorgeLuis Borges）想象一个叙述者通过做梦创造了一个学生——仅仅是为了发现他自已正在别人的梦中时，这个创造现实的系统被证明是它所创造的现实的一部分。这些例子表明，反身性具有颠覆性效果，因为它混淆并且紊乱纠结了我们为了认识世界而加诸世界的各种界线。众所周知，反身性趋向于无限退步。一个做梦的人创造了学生，但他反过来被另一个人梦到，另一个人又被再一个人梦到，如此往复，以至无限。

反身性的这个定义，与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等领域中某些最具影响力和挑战性的作品有很多共通之处。典型地，这些作品利用反身性运动表明：原先被认为源于一系列先在条件的某种属性，实际上被用来生成条件。例如，在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Armstrong）的《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中，资产阶级的女性气质是通过家庭小说建构的，而小说却将女性气质当做事先存在的东西来表现；[16]迈克尔·华纳(MichaelWarner)的《共和国的通信：十八世纪美国的出版与公共领域》表明，美国的立国文件宪法，被“生产”人民，人民是为宪法而存在的；17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的《行动中的科学：如何紧跟科学家与工程师经历社会》表明，科学实验被用来生产本质，科学家们将本质的存在，预见为某些条件内涵的可能性。[18]略微夸张地说，当代批评理论也是反身性的产物。当然，批评理论生产反身性（当然，观察也是反身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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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反身性是通过关于观察者的讨论进入控制论的。从全体来看，第一波控制论遵循了传统的科学规约，认为观察者外在于他所观察的系统。但是，控制论也具有颠覆这种前提的潜质。客观主义者的观点看到信息从系统流向观察者，但是反馈回路也可能回溯到观察者，将他们变成被观察的系统之一部分。尽管参与者对控制论这方面问题的评论充斥着梅西会议的档案，但他们都缺乏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据我的了解，“反身性”一词并没有出现在会议的抄本中。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抓住这个滑溜溜的概念，没有一个能指，能够帮助建构并且描述这个由反身性带来的变换不定的视角。对这个观念的讨论漫无边际。大多数参与者都无法超越，只是一再地重复讨论观察者与系统之间不断变换的边界。由于某些意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阐述，没有在梅西会议期间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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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个最著名的意外，几乎有害无益。劳伦斯·库别，一个坚定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家，他在论证“每一句话都是双重编码的，既是对外部世界的陈述，也像镜子一样反应说话人的心理”时，引进了反身性的视角。如果反身性已经是一个颠覆性概念，那么库别的阐释就是双重反动，因为它具有取消科学客观性前提的危险。科学客观性是梅西会议的物理学家共同坚守的前提。对于库别的论述，物理学家们的反应是避开反身性，将话题转移到另外的较为舒服的基础上。由于这种想法悬而未决，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Foerster）——在梅西会议解体以后，决定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

第二波控制论源于试图从根本上将反身性纳入控制论范式的各种努力。核心议题是怎样构成这样的系统。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界定自我平衡，以便将观察者纳入系统之内。在第二波控制论的发起者/推动者之中，海因茨这个奥地利流亡者，后来成了梅西会议副本的合作编辑者。起始阶段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福斯特撰写了他那本影响深远的论文集《观察系统》中的第一批论文。[19]正如福斯特一语双关的题目所揭示的，系统的观察者本身可以构成一个被观察的系统。福斯特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那些模式称为“二阶控制论”，因为他将控制论的原则延伸到了控制论学者自己身上。昂贝托·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自生与认知：生命的实现》出版之后，第二波控制论进入成熟阶段。[20]马图拉纳思考感觉处理的反身性，瓦雷拉解决自主生物系统的动力学，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将反身性转向扩展到一种被充分阐释的认识论，将世界看成一套信息性的封闭系统。有机组织对环境的反应方式，取决于他们内在的自我组织。他们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断地生产并且复制将他们定义为系统的那个自我组织。因此，他们不仅是在自我组织的，而且是自我创生的或者自我生成的。通过马图拉纳、瓦雷拉以及其他著名理论家——比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的著作[21]，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控制论已经冲破了反身性反馈回路的理念，成为一种具有横扫一切的认识论本质的自我创生理论，即自生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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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自生系统论彻底转变了控制论范式。自生系统论的重要前提从信息的角度，系统是封闭的—彻底改变了信息反馈回路理念，因为回路不再具有连接系统与环境的作用。根据自生系统论的观点，信息不会跨越区隔系统与环境的界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世界不是与我们分离的存在。相反，我们只能看见我们的系统组织允许我们看到。环境仅仅只是“触发”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是由系统自身的结构属性决定的。因此，自创生系统的核心价值在于，从被观察世界的控制论转移到观察者的控制论。自生理论也改变了对于“流通内容使之作为系统工作”的解释。现在强调的，是系统成分之间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讯息、信号或者信息。的确，人们可以说信息并不存在于这种范式中，也可以说它深沉于系统，以至于无法将它们与界定系统本身的组织属性区别开来。

当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不仅仅被当做内部组织的生产/再生产，而开始被理解为诞生新事物的跳板时，第三波控制论就涌现了。在急速发展的虚拟生命领域，计算机程序被设计出来，允许那些“生物”（具体的计算机数据/编码包）自发地向着程序设计员从未预想过的方向进化。目的就是要进化“进化能力”。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这种自我进化的程序，不仅只是生命的模型，它们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是什么设想让这种主张变得貌似合理呢？如果你认为，宇宙在本质上是由信息构成的，那就意味着，这些电脑程序中的“生物”是“生命”，因为它们具有生命的“形态”，即信息编码。结果，用来划分所有生命类型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正如我们将在第九、十章看到的，人类（Homo sapiens）的概念和宗旨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以至于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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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信息一物质实体的后人类的出现，与对物理世界深度结构的重新解释是遥相呼应、并行不悖的。一些著名的理论家，比如爱德华·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和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Wolfram)，宣称现实就是在宇宙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22]根据这种观点，在物质、能量和时空下面，存在一种宇宙的信息编码。体现这种编码的实例就是细胞自动模型(cellular automata)，一种可以占据“在或不在”(on or off)两种状态的基本单位。尽管这种细胞自动模型还没有经过“陪审团”的检验，但它的确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强大而且可靠的理解现实的方式。甚至现在，弗雷德金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正致力于证明量子原理如何才能派生于潜在的细胞自动模型。

在这种范式里，人类的有形的生命世界怎么样呢？就其本身而言，细胞自动模型并非必然不容于“人类是有形的存在”这种看法。因为体现形式可以从细胞自动模型流动，就像从原子流动一样简单。没有人认为原子是一个几乎无物的空间。我们可以分离出电子层，也可以消除占用空间。不过，细胞自动模型理论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语境，鼓励一种可以比较的幻想一因为我们的本质是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消除身体。这种论点的核心，乃是这一种概念化处理，将信息和物质视为彼此相异的实体。这种区分允许建构一种等级制度：信息占据主导地位，物质就次要得多。由于我们不能从德里达的“增补性”了解什么，体现形式将继续被探讨，似乎它就是一种需要从强势的信息概念中驱逐的增补，一个进化史上的事件。现在。我们处于有待更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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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质疑的，正是这种物质/信息的分离，而不是细胞自动模型、信息理论、或者大量的相关理论本身。我的策略是，通过指向某些契机，让这个领域的其他专家对相关的假设提出质疑，把从有形的现实到抽象的信息之间的跳跃变得更复杂，同时也因此而更加醒目。强调这些契机的宗旨，是为了搞清楚：要得到无形的信息这样的抽象，到底有多少东西是需要清除的。当然，在所有的理论思维中，抽象是最基本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全面解释我们与真实(Real)之间无限多样的互动关系。但是，当我们在消除世界的多样性时，我们注定要承担风险：看不见斑驳陆离的树叶、形状各异的枝条，以及形形色色的树皮纹理。事实上，正是树枝、树叶和树皮构成了整座森林。下面的文字，我将要指出两种特别的运动，它们在建构信息/物质的等级制度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略有不敬地，我把它们视为柏拉图的反手和正手(Platonic backhand and forehand)。

从世界嘈杂纷纭的多样性推断，柏拉图反手的作用是进行简化的抽象。到目前为止，这是理论思考必须要做的事情。当这种行动循环往复，想要把抽象建构成衍生世界多样性的普通形态时，问题就来了。然后，复杂性作为基本现实的一种“模糊化”(Fuzzingup）出现，而不对世界整体性质的表现。柏拉图反手具有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相反，柏拉图正手则是新事物。为了获得发展完善的形式，柏拉图正手需要计算机的强力帮助。这种运动从简化的抽象开始，利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之类的仿真技术，“进化”(evolves)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足够复杂，以至于可以被视为世界本身。因此，这两种运动沿着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反手从众声喧哗的多样性出发，走向减缩的简单性。相反，正手则从简单性通向多样性。但是，它们共享相同的意识形态——褒扬抽象，视之为真实(Real)，贬低物质表现的重要性。当它们共同作用时，为新变化奠定了古典游戏的基础——无形的信息最终变成了先验的形式(Platonic Form)。如果我们能够在非生物的媒介—计算机磁盘中捕捉到1和0的形式，那为什么还需要身体多余的血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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