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我们在第四章看到，控制论的边界问题，经常与道德和心理议题纠缠颇深。比如，一想起自主自律的自由主体将会消失，就令维纳困扰不已的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自创生最重要效果之一就是保证生命系统最关键的自主性与个体性。于是，在讨论自创生系统应该为自己保留多少自治权，或者自创生系统应该向结构与之契合的更大的系统要求多少自治权等问题时，有关边界的问题往往会跳出来。区分自创生与他创生，为马图拉纳谈论社会中的权力斗争指明了途径。维纳担心人被迫像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样工作。在自创生理论中，与之相应的想法是，担心一个具有自创生功能的系统被迫进行他创生，特别是被迫为人类进行他创生。马图拉纳有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们将会“视所有的人类与自我本身一样，并且爱他们……将他们整合为观察者的时候，不会要求他们放弃更多的个性与自主性，至少不要超过自己可以接受的（自己被别人要求时的）程度”（《自生与认知》，p.xxix)。这样的社会，他继续说，“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一个由/为观察者创造的社会，不会放弃观察者主张社会自由与相互尊重的唯一条件与立场”(《自生与认知》，p.xxx)。通过这种雄辩，我们很容易听到自由人本主义价值的回声，尽管马图拉纳主张的这种认识论，与诞生启蒙主体的认识论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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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认为马图拉纳的激进主义可以这样轻易地被还原为自由主体性，那就想错了。当客观性问题出现时，马图拉纳的立场与自由哲学之间的分裂就会非常明显。例如，可以想想他对道德不能与科学研究相分离之观点的坚持。科学家仅仅只是报告他/她所看到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保持对道德考虑的超越。马图拉纳并不接受这种主张。按照他的设想，自创生理论应该作为一种重新连接道德与科学的途径。强调自主性/自发性始终会在进行结构耦合的语境中发生，自创生理论放弃了在科学家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世界之间插入楔子的客观主义。在马图拉纳看来，观察并不意味着观察者分隔在被观察的对象之外；相反，观察者之所以能够观察，正是因为观察者嵌入在他所看到的现象的结构之中。延伸到社会道德，这就意味着“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所有的行动，尽管只是作为个人好恶的表达，都会从构成上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因此具有道德意义”。结构上的耦合要求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分，有必要既实现他们自己的个人世界，又有助于别人实现个人世界的决心”(《自生与认知》，p.xxvi)。

尽管马图拉纳像维纳等控制论科学家一样，追随自由传统，赋予自律/自主的个体很高的价值，但自主性/自律性的涵义还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按照马图拉纳的预想，自主性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是不一致的；它与“人人生而为己”、“鬼捉落后人”的观念是不相融的它也不支持科学家只进行研究而不关心研究结果如何运用的道德立场。在这些方面，马图拉纳所拥护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性，挑战了扎根在自由主体性中的前提条件，并且在同样程度上重新阐扬了这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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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创生理论中，自由的主体性是怎样既被质疑又被重新阐扬的呢？为了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现在转向马图拉纳对观察者的说法。他坚持认为必须考虑观察者，这是他与第一波控制论哲学最明显的分别。“观察者是一个生命系统。任何将认知理解为一种生物现象的想法，都必须考虑观察者并说明他在其中的作用”(《自生与认知》，p.48)。观察行为必然会引起反身性，因为观察者能够描述的系统之一就是作为自生系统的观察者。但是马图拉纳设想的反身性，完全不同于劳伦斯·库别在梅西会议上介绍的心理分析的反身性。与库别强调的无意识的象征主义完全相反，马图拉纳的观察者不具有心理学的深度或者特殊性。换句话说，马图拉纳的观察者更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确定的观察者。那个“看”的人或物，总是可以被简单地称为“观察者”，没有更深层的特殊涵义。亦即任何占据那个空间的任何物种的个体或多或少都会看到相同的东西。观察者不是被动地感知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形成自已的“看法”。但马图拉纳认为，这种建构依赖的是位置(positionality）而不是个性(personality)。在自创生理论中，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主观主义，而是相对主义。

如果马图拉纳认为意识程序和无意识程序的相互作用不重要，那么观察者是如何产生的呢？观察者始于一个自创生单元，始于任何生命系统应有的情形。作为一种能够成为观察者的特殊的自创生单元，观察者系统可以生成对自身互动行为的表现。当这个系统与这些表现发生递归性的互动时，它就变成了观察者。之后，系统又可以递归性地生成对表现的表现并且与之互动。比如，一个观察者想：“我是一个观察自己的观察的观察系统”(I am an observing system observing itselfofobserving)。这种反身螺旋的每一次缠绕，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扩大互动的领域，而正是互动领域界定了自创生单元的世界。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在《自生与认知》中将这种情形归纳为：“通过递归性地生成对互动的表现，我们变成了观察者；通过同时与多种表现进行互动，我们生成了与表现之间的关系。继之，我们又可以与之互动并且递归性地重复这个过程，由此保持在始终比被表现的更大的互动的领域。”(《自生与认知》，p.14)因此，反身性对于马图拉纳的学说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自创生单元的自创生运动界定了自己的世界，而且因为系统反身性地回归对自身的表现，生成了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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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意识（consciousness)的情况如何呢？马图拉纳很少使用这个术语。他更偏爱谈论“思考”(thinking）和“自觉”(self-conscious-ness)。思考产生于神经系统的某种确定状态，即神经生理程序能够与“它自身内部似乎有点像是独立实体的某种状态”进行互动时(《自生与认知》，p.29)。这种递归性的循环“与我们所谓的思考是相对应的”(《自生与认知》，p.29)。根据马图拉纳的观点，从“思考”到“自觉”需要语言。按照同样的方式，知觉并不包括环境传递给生理组织的信息。因此，语言也不包括某人传递给别人的信息。换言之，当观察者使用语言时，这个行为只是对观察者的对话者起到了触发性作用，让对话者在他/她的互动领域建立一种定位(orientation)，这种定位与说话者的定位是相似的。只有当两个实体拥有大量重叠的领域时例如，当他们都是共享相似的文化和宗教的人类一他们才可能获得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交流的错觉(illusion)。

显然地，根据这种描述，马图拉纳对语言的解释，仅仅只是把他用来解释感觉的理念和术语延伸到了语言学的领域一—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并不能解释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很快，我们将有机会从批判的角度审视这种语言观。不过，此刻它让我们可以见识马图拉纳对“自觉”的看法。自觉产生于观察者“通过（语言学的）定位行为，将自己指向自己，然后生成交流性的描述；这种描述又将他指向他对自我定向的描述”的时候/过程。那么，当观察者不断地描述自我的自我时，他就生成了自觉。“由此经过交流性描述，话语明显地指向自我描述的悖论(paradox)：自觉，一个新的互动领域。”(《自生与认知》，p.29）因为马图拉纳仅仅通过语言学的术语来理解自觉（自我意识)，并且将它看作自创生过程中产生的新现象，所以当它们递归性地与它们自身互动时，自觉就变成了一种附带现象。用脑行为（思考）只代表整个自创生过程的一个片断，自觉只代表用脑行为的一个片断。因此，意识在这个理论中只占据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色，而不像个人主义或者自主性那么重要。在这方面，自创生理论指向了后人类，即使在它重新阐释自由主体的自主性和个性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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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追问这个理论打算如何为自我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时，自创生理论与自由人本主义的复杂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显。正如第一章所见，自由人本主义（在C.B.麦克弗森对它的读解中）将自我（self建立在占有式个人主义观念的基础之上。占有式个人主义观念认为，主体首先应该是个人的/个体的，因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在自创生理论中，同样的基础性条件/前提是这个观念：生命系统是活着的(living)，因为它们体现了组织性闭合(organizational closure)。准确地说，正是这种组织性闭合保证了主体像自主的个体一样运行。但是马图拉纳（以及别人）怎么知道这种组织性闭合的存在呢？自创生的闭合是生命系统的内在特征吗？人类观察者如何认识生命系统以及他自身呢？这些问题缠绕在自创生理论初步形成之时；通过对自创生过程的内在特性与观察者赋予它的特征之间进行截然区分，渗透到理论的发展历史。如果这个理论说观察者通过描述区分建立了系统，那它就面临着损毁组织性闭合的本体论地位之危险。如果它说自创生过程是现实的本质特征，又会损伤它在认识论方面的激进性。面对这种进退两难(Scylla and Charybdis）的情况，马图拉纳首先掉转航向，指向相对主义；当新的危险迫近时，他又掉转航向，指向自创生过程的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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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生物学》是《自生与认知》中较早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图拉纳的说法似乎是这样的：观察者的行为，让自创生单元与它的背景或者媒介区别开来。“尽管由观察者进行的区分是一种认知性的区分，并且严格地讲，由此界定的单元，存在于自己的作为一种描述的认知领域，自我表述中的观察者从特定的视角界定了一种描述的元领域(metadomain)；这个视角是他建立的一种参照；通过这个参照，他似乎可以说，自创生单元作为独立/分离的实体而存在”(《自生与认知》，xxii)。这种说法暗示，自创生单元作为一种由观察者完成的区别而存在，而不是一种可以独立于观察者的实体。但是，在第二篇稍后的文章《自创生：生命的组织》一文中，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说法又不同：自创生单元似乎有能力构成自我，构成独立于观察者的自我。自创生机器，通过“它们的互动与转型……，连续不断地重新生成并实现生产它们的过程（关系）网络”，将它们自身构成为“空间中的具体单元；在空间中，它们（成分、零件）通过界定实现这种网络的拓扑学领域而存在”(《自生与认知》，p.79)。这里，自创生实体的运行（机制）本身——而非观察者进行的区分—创造了实体存在（居于）的空间。更明确的说法是，个体性来自自创生过程本身而不是观察者的行为。“自创生机器具有个体性；通过让自己的组织在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它们主动地保持一种独立于它们与观察者之间的互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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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创生理论中，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持续不断。因为它们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再多的争论都不令人吃惊。马图拉纳希望用别的东西作为自创生理论的基础，即，他不希望自创生建立在观察者进行的区分之上。在马图拉纳的这个愿望中，我们发现他努力地想摆脱反身性语言的困境。我们的目标，既不怎么关心这个难题应该如何解决（是否存在某种确定的解决方案)，也不打算证明这个理论的建立行动(foundingmoves）让它自己很容易招惹解构性的批评。相反，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指出：建立主体自主性和个体性的根本性基础已经从自我占有（以及自由主体与工业资本主义相互错叠的本质/内涵）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被委以重任的是以组织性闭合（系统自身闭合自身）和反身性（系统递归性地作用于自身的表现，用观察者的区分来闭合系统）为基础的各种属性。因此，闭合与反身性在自创生理论中发挥根本性作用，就像自我占有观念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作用一样。对于闭合的强调，在计算机的模拟中明确可见。即所谓的自动嵌饰装置(tessellation automata)，瓦雷拉用来描述自创生的动力学。与我们将要在第九章讨论的虚拟生命相反，嵌饰模拟的关键是要发现边界怎样闭合自身？当它们与其他自动嵌饰装置互动时如何维持自身？界线何时被打破？怎样被打破？……之类的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界线被打破，就等于死亡。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发现：与自创生关系密切的，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而是乌托邦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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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市场关系的（自相矛盾的）基础，而是因为它为个体建立了一个存在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最理想的情况是，主体可以学会尊重确定其他自创生实体的界线；界线确定自创生实体的方式，与主体的界线确定主体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对闭合、自主性和个体性的强调，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世界的存在与观察者绑在一起时，最紧要的问题就围绕如何既要保证界线不受损伤又要保持与世界的联系而展开了。世界一如既往地存在，根本不在意我们如何思考它。

自由人本主义的这些变化，也带来相应的限制。这些限制与第一波控制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波控制论哲学倾向于模糊具体化统一体（embodiment）和观察者的重要性。确切地讲，自创生理论汲取的力量恰好来自它对这些属性的强调。与此相对的，自创生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无法）解释生命系统进行转型的爆发性潜力。组织性闭合（观念）既给自创生理论带来了认识论的力量，同时也给自创生理论带来了局限。因此它在解释互动的动力学时遭遇困难。互动的动力没有在它的效果中循环。在我看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图拉纳处理语言问题时采取的缠绕迁回、疑问重重的方式。马图拉纳一贯喜欢强调循环性，同样地，他也更喜欢谈语言活动(languaging)，而不是语言(language）本身。据此过程(languaging)，仅在自身互动范围内行动的观察者，发挥激发功能，帮助其他观察者在自身的领域内以相似的方式进行自我定位/向。自创生理论将这种交换/流视为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耦合，每一个实体的形成只通过自身不断进行的自创生工序。正如描述所示，这种理论马上就面临着唯我主义的危险。它承认这种危险，并且坚称它不是唯我主义的，以便逃避危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唯我主义的，这个理论所举证的主要理由是它对“结构性耦合”的确认。“结构性耦合”是用来表示有机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术语。甚至，即使我们承认这个举动将理论从唯我主义拯救出来，但是它有意识地、严重地低估了语言带给人类主体的变革性影响。我们唯有召回马图拉纳对语言使用主体———观察者——所使用的术语，才能明白他的语言观念是多么疲软无效、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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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图拉纳学说中遗漏的观点是语言学的互动（行为）的主动性本质(activenature)。自让·皮亚杰开始，研究者们已经证明，小孩在出生之后，他的神经器官会随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一起继续发育。根据这些研究，在谈论语言的主动成型过程时，只是简单地把它作为在环境刺激的帮助下为自身“定位/向”的实体，纯属一种误导。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个过程的主动性，我们可以举那些语言发展过程被缩短/省略、结果导致儿童不能正常发育的实例。在《心盲症：关于自闭症和心智理论的论文》中，西蒙·巴伦一科恩指出，这种情况发生在患自闭症的儿童身上。[20不知什么缘故，成长机制不能引导神经的发育，结果导致儿童不能形成用以解释别人的行为的理由的内在的方案(internal scenario)。巴伦一科恩指出，对于这样的儿童，社会性互动的世界是混乱的、不可预知的，因为他们患了“心盲症”，没有推己及人的想象能力（想象别人有同自己一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能力)。自创生理论，在它为自我封闭的实体建立行为的自主范围时，构想了一种描述(description)。反讽的是，这种描述与其说准确地描述了自创生的个体，不如说它准确地描述了人的正常反应。对于患自闭症的人而言，环境的确只是一种触发器，触发了他将自身封闭起来、把世界挡在外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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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我们将转而讨论自创生理论如何考虑进化(evolution）问题。就像语言一样，进化代表了马图拉纳关于自创生理论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的另一个领域，即进化过程中生命系统与环境互动的动力学或者变革性本质。从那里，我们可以探讨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分歧。一方面，马图拉纳继续复制自己对理论的最初构想；另一方面，瓦雷拉和其他人则对改造理论以便更好地解释互动（行为）的动力学兴趣日隆。在保留自创生理论的很多深刻见解的同时，瓦雷拉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并且在创新与复制的序列形态中对一些设想进行返工。这些改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让自创生理论的元素可以被运用/整合到当代认知科学特别是虚拟生命中。虚拟生命是第九章即将讨论的第三波控制论的重点。

自创生理论对于我们不断演进的故事—(1)信息的具体化，(2)电子人的建构/观念，(3)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一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此时，简单的总结是非常有益的：首先，第一波控制论在剥离信息的实体（body）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相反，自创生理论则将注意力引向“信息”被界定为“一种抽象，不以构成所有生命实体的物理体现过程为基础的抽象”这个事实。由此，自创生理论就偏离了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关信息的追溯，坚持认为：与其说信息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存在，不如说信息是观察者进行的推论。第二，第一波控制论主要是将电子人设想为有机体和机械体的结合。相反，自创生理论利用扩展后的生命概念思考社会系统是否具有生命。对自创生理论而言，典范性的电子人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伯纳德·沃尔夫或者菲利普·迪克想象的机械人。第三，自创生理论保留了自由人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特征，但是它将思考（thinking）视为自创生实体与它自身的表现进行互动时产生的附带性结果。思考的产物—自觉/自我意识，被贬低为单纯的语言效果。个体性得以建立的各种假设（条件)，从自我占有转变为组织性闭合和系统递归性地作用于自身表现的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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