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那么，动态报告就是：信息的实体还在争论中；电子人的王国继续在扩张，自由主体，尽管比以前更自主、更个体，确实正在失去它作为身份中枢的心智。

自创生与进化

进化成为自创生理论的痛处，绝非偶然。因为马图拉纳和瓦雷拉认为，将进化和再生视为生命的决定性特征，是对它们的过分强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论证，进化和再生在逻辑和实践上都从属于自创生。“再生/繁殖和进化并非生命组织的本质”，他们在《自生与认知》中声称。他们更加反对根据基因代码来界定生命组织。正如瓦雷拉在一次回顾性评估中表明，他和马图拉纳自觉地意识到希望获得另一种解释生命的方式，一种不需要借助任何基因代码概念的重要方式。“自创生的概念被提出来了，……带着校正在我们对生命组织的理解中似乎是根本性的失调的东西的愿望。”在纠正这种失调的时候，他们怀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创造一种生命理论，揭露当前强调DNA作为生命的“主分子”(master molecule）的观念；坚持生命系统的整体性本质(holistic natur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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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雷拉情愿承认，他们以牺牲遗传学（genetics）为代价来强调自创生，似乎有点过头。但马图拉纳则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相反的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很多批评家，包括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Lewontin)、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lelyn Fox Keller)、莉莉·凯伊(Lily Kay)、理查德·多伊尔(Richard Doyle) 以及其他人，都曾批评过过分强调DNA给现代生物学带来的扭曲，[22]但谁都没有马图拉纳走得远。1980年的文章《自创生：再生、遗传和进化》，是对自创生理论的概括。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断言核酸不能决定生命系统中的遗传性和基因现象。并且，核酸参与遗传和再生的方式，跟其他的细胞成分一样，根据它们与生命细胞结构结合的特定方式，参与自创生的实现”[23]。我们承认现代生物学过分强调DNA的作用，并且正如马图拉纳所指出的，DNA仅仅只是众多参与再生的众多细胞成分之一。但是，他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从属于自创生，是不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呢？

我们在《知识树》这本专门向普通读者介绍控制论的著作中发现，将任何事情都归结为自创生，这种做法会带来许多问题[24]。正如其开篇的图表所示，马图拉纳和瓦雷拉设想，书中的每一章都可以引导下一章，最后一章又回到第一章，以便用书的形式（内容结构）来概括地体现自创生理论的循环。“我们将按照一个严格的概念性路线”，他们在该书的导言中声明，“根据这个路线，每一个概念都建立在前一个概念的基础之上，直到整本书形成一个彼此不可分离的网络”(p.9)。早在《自生与认知》中，马图拉纳就曾经说过，他和瓦雷拉在如何对自创生理论进行互文化/语境化（contextualize）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于是他独自撰写了该书的序言。而现在，七年之后，瓦雷拉已经不再仅仅是他的学生，而且更是一个有自己的主张并且颇有成就的人物了。《知识树》是他们俩合作的最后一本书。瓦雷拉已经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视觉设备来体现。将某些关键的理念从文本中分离出来，然后放进不同的盒子。每一个盒子都用卡通形象来代表提出某个概念的作者。马图拉纳的形象带着厚厚的眼镜，并且明显比瓦雷拉年长，因此很容易辨认哪个盒子代表谁。有时候，马图拉纳的形象“认领”(authorized)了装载盒子里的观点，有时候是瓦雷拉，还有些时候是他们一起。即使没有这些盒子，也不难区分瓦雷拉在《知识树》中的声音要比在《自生与认知》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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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瓦雷拉的佛教徒倾向是两位作者宣称为核心理念的灵感来源，“所有的行都是知，所有的知都是行”(all doing is knowing and allknowingis doing)。为了说明这个观念，他们把书结构成一个循环：从对单细胞组织的讨论开始(第一阶系统)，然后进入有神经系统的多细胞组织（第二阶系统），最后到达通过语言进行互动、有认知意识的人类（第三阶系统）；同时，他们反过来指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通过把第一系统和第二阶系统嵌套在第三阶系统之内，他们闭合了这个循环，并由此将自创生的行（doing）与具有认知意识的生物的知(knowing）结合起来。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单细胞组织到最复杂的、能够思考的生命—自创生都是连接不同系统的统治性概念。“(用来)界定生命系统的，就是生命系统的自创生组织；正是在这种自创生组织中，生命系统变成了真实(real)，并且同时界定了自身。”(p.48)穿过这条路径，读者的“行”——读书的时候，一次反动书页—必将会变成某种“知”。即，通过首尾链接循环的结构，体会到自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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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特点。

当两位作者试图一起阐释这种循环结构和进化论的世系(lineage）时，问题就来了。在进化论中，世系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和质变(qualitative change）的双重含义。连续性意味着，向后追溯，所有的生命都始源于单细胞组织；质变意味着，相互分叉出不同的分支，并且遵照独立的进化路径。相反，在自创生中，强调的对象是循环互动。通过遗传多样性和繁殖成功率之类的原理，进化的路径扩散到更多的路线。两位作者声称，当组织进化时，自创生在任何时候都是保守的。在这个声明中，世系的进化路线与自创生的循环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为了描述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两位作者使用了“自然漂移”(naturaldrift）这个术语。在“自然漂移”这一段中，似乎确实存在自然漂移，然而，在下一个段落中，“自然漂移”就变成了“结构漂移”。如果结构都改变了，还说自创生是保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他们又回到了之前在《自生与认知》中使用过结构/组织的区分。“组织”指的是那些必须存在于系统成分之中的关系，因为它要成为物种的一员。“结构”是指实际构成特定单元并且使其组织成真（real）的成分与关系。有趣的是，他们用机械方面的类比而不用生物学的类比来描述这种区分。卫生间的零件可以用木头来做，也可以用塑料；这些不同的材料对应着结构的差异。然而，不管用什么材料，厕所还是厕所，只要它们还具有厕所的“组织”。对于生物学而言，这个类比怪怪的，似乎不够贴切。所有的生命都以相同的四种核苷酸为基础；因此，对于生命组织，不是材料的变化而是组织材料的方式。

那么，说自创生是保守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两位作者的想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组织是保守的。那么，组织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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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就是“那些必须存在于系统成分之中的关系，因为它要成为物种的一员”(p.47)。这个定义迫使人们做出进退两难的选择。考虑一下变形虫与人的例子。变形虫或者人具有相同的组织，这个组织会让他们成为同一物种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进化论的世系将会消失，因为所有的生命系统都有相同的组织；另一种选择是，变形虫和人具有不同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由此推及自创生——在某个地方（或者在很多地方）肯定不曾是保守的。这种两难的选择表明，自创生（系统论）的保守性循环与进化（论）的线性突进之间存在矛盾。如果说组织是保守的，进化论的改变就被取消；如果说组织是变化的，自创生就被取消。

尝试用进化来解释自创生，在没有充分论证的领域里，这种努力的痕迹很明显。分子生物学很少被提及，并且只是在贬低其重要性的语境下才提及。这种做法与马图拉纳关于遗传并不取决于核酸的主张是一致的。论及分子生物学，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关于DNA编码的任何讨论将会立即显示，结构与组织之间的区分不可能是绝对的—如果这种区分存在，那么自创生在进化过程中就不再是保守的。因为如果有机组织被分析出来表示生物种类（体现为物种）那么很明显，物种形成发生时，组织也会变化。如果有机组织意味着其他，而不是物种，那么组织就停止区分不同种类的物种，并且变成任何生命系统的一种属性。保存组织，就意味着保存生命。如果将自创生当做生命系统的一种属性，这个判断是充分有效的。如果要用进化来解释自创生，这句话将不起作用。

尽管问题是在下定义的地方出现的，但这里的根本性问题首先不是定义问题。定义是用来固定论证的，不然就会飘忽不定，慢慢变成“自然漂移”这种模糊不清的术语上。相反，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马图拉纳总是热切地希望将某些事情保藏在连续变化的迷雾中。撇开他在解释结构和组织时的问题：系统是自给自足、自我永存的；系统在功能上是与它的环境隔绝的。在马图拉纳的玄学中，系统是自我闭合的，并且将历史的偶然性排除在外。甚至在关注进化的线性分叉解构时，他也将这种线性转化为圆环，并且赋予不可避免的绝对性涵义。被视为文本技术，《知识树》就像一种生产知识的引擎，通过在相互纠结的假设形成的空间中连续不断地循环，历史的偶然性被蒸发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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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图拉纳和瓦雷拉自1980年以来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不过了。瓦雷拉开始关注其他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马图拉纳继续复制基本相同的立场，并且用与《自生与认知》一样的语言。显然，对于自生系统论的原初构想，马图拉纳比瓦雷拉具有更强烈、更长久的热情与责任。并非偶然地，马图拉纳认为自已是自生系统论的理论之父，瓦雷拉的作用比他的次要、间接得多。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自生系统论的来源》中，他自称是理论的创立者，瓦雷拉是合作者，瓦雷拉是在基本概念已经形成之后才参与其事的。“严格地说，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对自创生概念的发展没有贡献”，马图拉纳写道，“这个观念是在1960到1968年间形成的。1966到1967年间，瓦雷拉是我在圣地亚哥的本科学生。之后，即1968到1970年，他去了哈佛大学。然后，他回到智利，到圣地亚哥我的实验室里与我一起工作”。尽管瓦雷拉的《生物自主性原则》清楚地显示，瓦雷拉承担创造自动镶嵌机的大部分实际的计算机工作，但马图拉纳自动镶嵌机的理念也是他的。他写道，“在1972年间，我计划用一天时间来设计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能在图形空间内生成自创生的系统作为结果在那个空间内生成像分子一样的某种成分”。[26]在《生物自主性原则》中，瓦雷拉承认马图拉纳是“深刻影响这本书的人物”之一，这些人的思想贯穿、交织其中。但是，他也在1981年的一篇关于自生系统论的回顾性评论《描述生命的逻辑》中写道，“自创生概念是昂贝托·马图拉纳和我自己提出来的”[27]。当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时，这种相互挤兑、自我邀功的做法，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在科学圈子内，更多的注意力都用来强调是谁谁谁最先发现了什么。我在这里提这些，绝不是要抹煞马图拉纳或者瓦雷拉的贡献，而是要强调事实背景：瓦雷拉开始寻找另外方式来思考自生系统论，马图拉纳则继续按照他最初的思路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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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声音：瓦雷拉与具身

《知识树》之后，瓦雷拉渐渐离开了保证自创生之独特性的（组织性）闭合(closure)。在《描述生命的逻辑：自创生概念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一文中，这种变化明显可见。1981年，米兰·泽勒尼（MilanZeleny）编辑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文集《自生系统论：生命组织的理论》.《描述生命的逻辑》就是瓦雷拉对文集的贡献。瓦雷拉一方面强调自已依然看重自创生理论的价值，因为它“指出了自主性对于生命个体非常基本的一个疏漏”。另一方面，他也批评自生系统论既走得太远，又走得不够远(p.37)。在他看来，自生系统论在变成一种既用于生物组织又用于社会系统的范式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他坚持认为，自创生不应该与广义的组织性闭合混为一谈，“自创生的定义具有某种精确性，因为它是以元件的生产概念(idea of production of components)为基础的，并且这种生产概念不可能被无限延伸却不损失自身的力量”(pp.37—38)。显然地，尽管细胞和动物的“身体”确实能够生产构成自身组织的“元件”，但社会系统不能（自我生产)。这一点，正是瓦雷拉和马图拉纳的分歧所在。瓦雷拉把自创生严格限制在“细胞与动物的领域”。在他看来，这里才是自创生理论最有用地方(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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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第一波控制论（强调信息流、目的论和行为）之间架设桥梁方，即，在建立自身与第一波控制论之间的联系方面，自生系统论又走得不够远。“我们没有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批评去恢复（recover）各种信息概念在描述生命现象时并非天真的、大有裨益的作用”，他写道。他勉强承认信息、编码和信号可以作为“有效的解释术语”，并且暗示这些术语可以作为描述自创生的补充模式(p.39)。尽管他坚持认为自创生在逻辑上必然是一个完整的解释，但它不可能既在逻辑上又在认知的基础上，对生命现象进行充分满意的解释”(p.44)。“显然，这里需要（在《自生与认知》中）特别强调极性（polarity）的否定面”（p.39)。为了在文学中找到相似的情形，尝试怎样从描述细胞的过程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导致阅读十四行诗的行为，必然始源于细胞过程，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一个人并非必须成为一个文学老师才能理解“厚实、高级的描述会更有用”这个道理。

瓦雷拉最后主张一个双重的解释系统。行之有效的（运用性的）解释应当强调实际程序具体的物理性(physical concreteness)；象征性的或者系统理论性的解释应该更加强调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可以在更高级的、普遍性的层面帮助系统的建立。即使这样，这种“解释的双重性”也应该“保持全局观念”。在计算机科学和系统工程学中，有些人将象征性的描述误认为实用性的描述，例如，认为“信息和信息处理，作为物质和能量属于同一范畴”。双重解释系统可以作为对这种误识的修正。在这方面，瓦雷拉严格恪守自生系统论。“工程领域是由设计规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论的错误还是可行的。但是，若从规定性领域转移到自然系统的描述领域，这种错误就既无用又难以接受……在这些领域里，假设信息是某种传播物；象征是可以通过外表进行判断（价值）的东西；或者目标和目的是系统本身表明的……，对我而言，这些都是废话。信息，严格意义上(sensustritu)，并不存在。顺便说，自然法则也不存在”(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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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晚近的研究中，瓦雷拉与他的合作者为这种无形的/去身的信息（disembodied information）批评提供了某种积极的维度。他们通过多种超越自生系统论的方式探索具身(embodiment）的结构作用(constructive role)。尽管自创生的理论在强调实际的生物过程时，含蓄地偏重具身，但它很少说具身化的行动是机体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力量。准确地说，瓦雷拉与合作者在“生成”(enaction）这个概念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28]“生成”将生命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结合视为机体的发展基石。根据两种理论对感觉/知觉（perception）的理解方式，可以看出“生成”与“自生”各自强调的差异。自创生的理论将知觉/感觉看作系统对周围媒介中的触发性事件的反应。与此相反，“生成”强调知觉/感觉是通过由感觉引导的行动构成的，因此，在环境中的运动对于机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正如瓦雷拉在《使之具体：在崩溃之前、之间和之后》(Making It Concret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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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downs）中解释的，“生成”与“自生”一致同意坚持，感觉/知觉决不能通过一个“既有的、独立主体的世界”的观点来理解。自创生理论强调循环过程的闭合(封闭性)，相反，“生成”认为机体与周围环境的主动结合更加自由开放、更具变革性。一种相似的差异影响了两种理论中的认知观念。根据自生系统论的观点，认知产生于系统的递归性运行一表现系统自身的表现。与此相对地，规定，“生成”理论认为认知结构产生于“周期性的感觉运动模式”(recurrentsensory-motor patterns)。[29]因此，没有强调自创生过程的循环性，“生成”强调神经系统与感官表面的联系，以及将机体与环境连接起来的运动能力。

扎根于“生成”概念的，也是另一个关于意识之意义的故事，与自创生理论讲述的故事完全不同。在《具身的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énce and Human Experience)中，瓦雷拉与合作者形成了受佛教启发的观点—如果人类意识到根本没有自我(self)，接下来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为了制止这种恐惧与痛苦，意识就向自我讲述自我的故事。简言之，“自我”是意识为了消除恐惧而讲述自我的故事。与虚假统一体（false unity）以及（为了）把握意识（而采取）的自我表现（self-presence of graspingconsciousness）相对应的是真正的觉悟(awareness)。真正的觉悟是以一个人的进行过程（ongoing processes）在心智/精神中的具身化认识的实际体现为基础的。我们发现，自创生的理论将“观察者的领域”当作整合常识性看法与激进认识论的一条途径，在某些方面解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同时在另外方面加以复原的一种行动；相反，在“生成”理论中，意识被视为一种注定要爆炸的认知性气球，因为人类总归会发现他们存在(being）的真正本质。《具身的心智》的闯入，一方面要证明认知科学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另一方面要解释这种轨迹在佛教哲学的“空”和“无我”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在此，当自由主体被认为自始至终是一种幻觉时，它的各种界线不再大量地被穿透、延伸或者溶解。面对自由主体的失落，维纳和马图拉纳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怀旧。与此相反，瓦雷拉发出了与自己的老师和导师完全不同的声音，热情欢迎这一契机的到来—自我(self)渐渐消失，觉悟扩展为对真正本质的实现 /认识。不再是维纳的熵海(a sea of entropy)中的生命之岛或者马图拉纳的自主性循环，觉悟将自己变成更大整体无限、空、平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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