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瓦雷拉坚持认为西方认知科学中最先进的研究指向了相同的结论，由此表明这种认识不是一种神秘的想象。参照R.杰肯道夫(RJackendoff)的《意识与计算心智》(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Mind)以及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心智社会》(Society ofMind)，瓦雷拉与合作者表明，认知可以通过离散的、半自主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模仿，因此各种当代的认知模型含蓄地解构了“统一的自我”这个概念。每一个代理机构相对独立地运行一种专门完成某种特殊活动而设计的模块化程序。只有当代理结构之间发生冲突时，裁决程序才会介入解决问题。在这种模型中，意识作为一种伴随现象出现；意识的作用就是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讲述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很可能与按照程序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关系。这些模型塑造了意识，瓦雷拉写道，“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同质的整体，甚至也不是离散实体的集合，而是一种不统一的、异质的、程序的集合(a disunified, heterogeneous, collection of processes)”(p.100)。

第六章 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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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之具体》中，瓦雷拉通过展示明斯基的“心智社会”模型如何与非线性的动力结合起来解释行动中的生命系统，延伸了这条思想线索。他继续坚持具体物和具身化的重要性。“具体物（Theconcrete）不是一个迈向万物的台阶：它是我们抵达的方式和居留的场所”。让人想起自创生理论的主张一过程一直在发生(持续），并且只能在当下，他评论说，“具体物就生活在最直接的当下”(p.98)。为了证明明斯基的模型是不完善的，他指出，“这不是一个神经网络模型或者社会模型；这是一个再次从神经细节(neurological detail)、从生命体和生命经验的网络中抽象出来的认知体系结构”。“这里遗漏的”，他继续说，“是这种代理结构与具体化的耦合之间的详细连接，通过感觉与行动，它对于生命认知必不可少”(p.99)。

他提出的问题是，心智/思维如何能够从一个正在处理自己的程序的代理结构顺利地进入另一个处理相应程序的代理结构。为了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建议，我们需要把这些抽象与具身化的过程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种实际上构成了微观同一性（microidentity）的“行动准备”(readiness to action)。为了举例，他设想了一个正在街上溜达的人，并且草拟了与这种微观同一性相关的种种行为。突然，这个人发现他把自己的钞票夹落在了刚才那家店里。一种不同的微观同一性马上闯入，引起的行为是“寻找”而不是继续在街上闲逛。那个人怎样从“溜达”的微观同一性转换到“寻找”的微观同一性？瓦雷拉推测说，答案牵涉到混沌、快速的动力学，这种动力学允许产生紧急的自我组织结构。在将自我组织结构的动力学与微观同一性联系起来时，瓦雷拉遵循了泽勒尼等人极力奉行的思想路线——把自创生理论与自我组织系统的动力学结合起来。[30]这种想法是要对自创生理论进行补充，使之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变化和转换；同时要具体说明自创生系统从一个当前的瞬间进入另一个瞬间的机制和动力学。所有这些将生命机体想象成一个快速的、反应的、灵活的、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自我组织系统（有时以全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目的是要帮助自创生理论摆脱自身无休止的重复性循环。在这种新的、意外的转变中，自创生理论开始变得不像第一波控制论中的自动平衡机，而更像第九章将要讲到的作为第三波控制论标本的自我进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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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创生理论的发展，马图拉纳最先做出的那些规定中，哪些将会成为自创生不朽的贡献？在我看来，这些贡献肯定包括以下方面：他对具身化过程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强调；他关于观察者必须被列入考虑范围的强烈主张，以及列入观察者对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他对自生系统和他生系统(allopoietic system）的区分，以及与这种区分密切相关的伦理含义；在字面意义上，还有他独到的见解：我们以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在一个更激进的时刻，马图拉纳利用这些关于自创生的见解推出一种说法：“我们不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31]脱离语境，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唯我独尊的感觉；但在具体的语境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修饰这种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比如，他指出：处于某个观察者范围之外的世界，很可能因其他观察者而存在。正如青蛙对一个巨大的静止的目标毫无知觉，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见。通过这种方式，世界的存在在某种修正的意义上得到复原—不是作为一种客观地存在着的现实，而是作为一种不断放大着的领域。因为当具有自觉意识的（科学的）观察者递归性地作用于它们的表现时，就会生成新的表现和认识。如果这不完全是“对新知的科学追求”，但它毕竟考虑到一种关于科学进步的有效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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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观察者”不再被建构成一种通用的标记，而是被赋予一种特定的心理一包括相当与众不同的、甚至可能具有精神病的各种倾向，情况会怎样呢？自我意识的观察者的范围将不能平抑外部的现实？不确定性将会超出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变成本体论的问题？“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这个观察（说法）将会深深地沉入现实的结构中，不仅破坏我们的认识能力(abilitytoknow)，而且破坏世界的存在能力(ability to be)？要应对这些推测，就必须进入这个世界，正如菲利普·迪克在文学想象中建造世界一样。尽管与马图拉纳在同一时期写作，但迪克显然不具有自创生理论的知识，痴迷地纠结于许多相同的问题。从马图拉纳激进的认识论转向迪克激进的本体论，我们将继续追踪我们的进化故事信息的具体化，电子人的建构，后人类的出现进入一个变幻不定的、只有当观察者认为它存在它才会存在的领域。迪克的人物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观察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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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现实：

菲利普·K.迪克60年代中期小说的界线

和同时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一样，菲利普·K.迪克(PhilipK.Dick)的小说进一步将各种控制论技术渗透到世界的基本结构中。对于一个因《银翼杀手》(BladeRunner，改编自他最著名的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Electric Sheep)而闻名的深刻迷恋人工生命形式的社会而言，他的作品证明仿真机器人在20世纪晚期作为一种文化挪用对象是非常强有力的。自始至终，在他的小说里，仿真机器人是与自我和世界之间不稳定的界线紧密关联的。这种关联所呈现的形式可能是怪异的，但他的作品所表达的焦虑却不是（怪异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暗中对控制论范式下的主体的完整性感到担忧，已经出现在诺伯特·维纳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的潜台词中。当系统的界线是由信息流和反馈回路决定的，而不再由表层表面决定时，主体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装配和分解的系统，而不是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实体。

第七章

在昂贝托·马图拉纳看来，假定一种循环的动力，生物体可以通过这种动力生产并且复制构成其机体的各种关系，那么系统定义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昂贝托·马图拉纳把第一波控制论从内到外翻转了一下。不是把系统当作黑箱，也不是强调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反馈回路，相反，他将环境当作黑箱，并且强调帮助系统进行自我生产的反身性过程。马图拉纳指出，如果一个自创生系统强迫另一个系统变成他创生系统，那么就会导致更弱小的系统被迫为更强大的系统服务，而不能追求自身的系统统一性。由于权力斗争在很多时候也采取了这种形式，所以自创生理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迪克与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作品之间显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相反，迪克和自生系统论的创造者们都是在回应将观察者归并到系统中的问题，并且（作为结果）或多或少是在实验激进的认识论。没有使用自创生的术语（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自创生理论)，但是在探索仿真机器人与人类互动关系的政治涵义时，迪克采用的方法与马图拉纳的分析是一致的。在《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罗伊·巴蒂（RoyBaty）完全了解仿真机器人一直没有获得作为生物的地位，结果就是被迫作为奴隶，而不是作为它们有能力实现的自创生系统。为了获得自创生地位而展开的斗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边界争端：努力主张作为一个实体所享有特权的“外部”位置—在定义自身目标的同时，强迫自己的对手接受“内部”位置，作为一种他创生的成分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沿着这条明显独立的思想路线，迪克知道：20世纪末期，在决定到底什么才能算作生物时，界线的构成方式将会成为最核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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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具有启示作用的是他写于从1962到1966年间的小说。在此期间，迪克像服了兴奋剂一样疯狂地爆发，并且将爆发的能量倾泻到令人惊异的大量创作中（一年完成11部小说），包括一系列致力于定义人类（将人类和人工生命形式并置起来）的重要作品。利用关于控制论的科学文献，迪克的叙事扩大了探究的范围，呈现了控制论与一系列令人关切的问题之间的联系，比如：控制论与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批判，控制论与将女性和仿真机器人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性别观念，熵与精神分裂症妄想之间的特异联系，以及持续不断的怀疑客体围绕着我们，但实际上现实也是虚假的。

在由控制论的文化、科学和心理学含义及影响构成的异常复杂的交通中心，站立着我所谓的“精神分裂的机器人”，这些复杂性体现在迪克的写作中就是一种多重的双关语，暗示着分裂、组合与重组。在迪克的小说中，精神分裂症的功能仿佛就像自闭症。（社会）性别化的女性经常被表现为聪明、冷酷、情绪多变的女人的典型，其特点是情感冷漠，既没有能力感受共鸣，也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对她的感受。这些创造物（creatures）究竟应该被称为人，或者是应该最准确地归类为仿真机器人的“物”(things）？这个问题贯穿在迪克的整个小说和论文中。在这个问题的其中一种表现中，精神分裂的机器人代表人与阐释的聚合：一个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与对那个作为机器的人的直接阐释相聚合。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机器人被安排在精神分裂症的对立面。如果某些人可以像机器人一样绝情，那么某些机器人则可以变得比人类更有情，这种困惑在《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得到了非常深刻、非常复杂的表现。机器人的同情、热心和人性化判断的能力陷入了某种讽刺性的安慰：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反倒无力拥有这些感情。如果甚至一个机器人都可以为别人流泪并且悼念逝去的战友，那么失去同情心的人类是多么无情？因此，与其说机器人是一种固定的符号，不如说是一种能指，既规定又暗示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精神分裂的、实体分离的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主体位置。

第七章 翻开现实：菲利普·K.迪克60年代中期小说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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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人类和仿真机器人之间这些界线争端的是迪克60年代小说中的景象。通常情况下，这些景象都是高度商业化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自主个人和科技产品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容易相互渗透。在它们中间循环通过的，不仅有智能机器人这样的高端产品，而且有这些景象更加普遍的科技一生命(techno-animation)：在喋喋不休的商业广告周围嗡嗡飞舞的人造昆虫；要求投入硬币才会开始滤煮的咖啡壶；直到住户输入准确的身份信息才会为之开启的自动平衡的公寓大门。对个体卷入市场关系的质询非常彻底地界定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以至于离开这些经纪机构，就无法思考这些角色和人物，因为他们已经被归并到各种经济机构中了，从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到大规模的跨国企业，无所不包。此外，雇佣那些常常不仅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归因于公司而且将界定他们作为物理实体的身体形式也归因于公司的人员，公司在更多层面上进行归并，比如，从器官移植和过度增大的脑容量到完全由人工制造的身体。鉴于这种动态，为了争取自由而展开的斗争往往表现为一种走到这种合作的密封胶囊“外部”的企图，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对个体而言，终极的恐怖是要继续陷落在另一种生物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建构的世界的“内部”。

因此，机器人的形象容许迪克将对归并政治(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的严厉批评与试图决定谁有资格作为“真正的”人的心理复杂性结合起来。性别动力学对于这些复杂性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个精神分裂的女人被引入与一个男性角色贴近的位置时，他按照她的个性对机器人主义（Androidism）做出反应，在界定他和他的世界的边界中体验了一种剧烈的不稳定性。由于到底是什么“外部”于其他人的“内部”这个问题已经被心理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增压，这些对什么是“外部”的问题，别人的“内部”已经与心理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增压，这些裹挟行动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和机器人主义、人类与非人类，科技的与本体论的换言之，控制论与界定自由主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形态结合起来。为了剖析这些复杂性并且将它们与60年代中期的小说联系起来，我首先转向迪克的随笔和传记，在那里，可以发现一些构成这些重组小说的遗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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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的女人和黑头发的女孩

《怎样建成一个在两天之后不会瓦解的宇宙》(“How ToBuildaUniverse That Doesn't Fall Apart Two Days Later") 写于 1978 年，但 1985年才第一次发表。在这篇演讲稿中，迪克把“真正的人类”(authentidhuman）和“真实”(real)联系起来。这种构想也暗示了它的反面。“伪造的现实将会创造伪造的人类。或者，伪造的人类也会生成伪造的现实，然后将它们兜售给其他人类，并且最终将其他人类也变成他们自身的伪造物”[2]。人类的本体论与世界的本体论彼此互相构建。当一个是冒牌货的时候，另一个也会被伪造物污染；当一个是真品时，另一个的真实度，就算不能被保证，至少也能证明其强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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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当依赖“真正的”人类，真正用来界定它的性质具有特殊的意义。真实/可靠性不是取决于被谈论着的生物是否已经被制造出来或者已经出生，是血肉之躯还是电子电路。这个问题不能用生理学标准来决定。从这点上，迪克会同意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工制造的系统当然也有资格作为生物/生命之物(being)。不过，与马图拉纳特别是瓦雷拉不同，他跳过了具身/身体的重要性。他的小说呈现了相同的取向，因为它几乎没有对如何建造智能机器人表示任何兴趣，只对自动平衡机制做了几句轻描淡写的“解释”，就打发了这个问题。对于迪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智能机器人如何被制造，而是智能机器人可以被制造。关于身体的描述（除了关于女人的描述充当了性欲的标记）也很少出现在迪克的小说中。强调的重点几乎全部落在了感觉和思考上面。没有用来稳定其怀疑主义认识论的具身/身体，他在知觉者的知识中打开的裂纹变成了世界基本结构中的裂缝。

迪克本体论的怀疑主义和自创生的稳定性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他的小说如何制定（enact）人类以及他在散文中如何定义（define）人类的方式中见出，这两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的方案中，迪克主张人类是可以创造自身目标的。他继续发展他认为可以将人类与仿真机器人区别开来的其他特征：独一无二地存在；无法预测地行动；体验各种情绪；感受活力与生命。这分清单读起来像是设想中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应该具有的特点总结。然而，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被迪克小说中的人类和机器人带入了疑问。小说中的人类角色经常在内心感受到死亡，并且看到他们周围的世界也是死寂的。他们许多人都没有爱或者同情其他人类的能力。从机器人这边看，边界的混乱也是同样令人震惊的。迪克小说中的机器人和创造物（拟象）包括的角色是富有同情心的、性格叛逆的、对自己的目标意志坚定的、与共享这个世界的人类一样强烈个性化的。这种混淆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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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