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尽管约翰逊没有发展这层涵义，但他的分析表明，当人们开始以显著不同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身体时，不管是因为技术创新还是其他的文化转变，处于变化中的具形经验就像冒气泡一样不断地进入语言，改变在这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隐喻网络。与此同时，话语的观念/建构也会改变身体穿越时空的方式，影响技术的发展，并且帮助结构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面。集中关注某种新技术诞生并且扩散到整个文化之中的历史时期，人们应该能够厘清归并、铭写和技术性物质之间的三角关系，对这些反馈回路进行更加完整的描述，而不仅仅只是将要产生的话语分析。为了发展这种分析，我在下面的章节集中关注运用信息技术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从20世纪初到1962年，使用磁性记录技术的这段时间。伯勒斯发表《爆炸的车票》的时间就是1962年。第九章和第十章将分析推进到一系列当代虚拟技术。现在，我们先回到前一段时期，当时有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人的声音可以从身体中取出来，然后放到机器中；通过操纵机器，（机器）可以讲出一些说话人以前从未听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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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带及其文化壁龛

在自己开创性的著作《阅读声音：文学与唱机文本》(ReadingVoices: Literature and the Phonotext) 中，加勒特·斯图尔特(GarrettStewart)不是追问我们如何阅读或者为什么阅读，而是在哪里阅读。[24]他认定我们在身体中阅读，特别是可以在默读(silent reading）期间产生静音/半出声(subvocalization）的音频设备。他认为，这种静音/半出声是文学/文字语言生产所必需的。对斯图尔特而言，当语言不足以被其他的语词（words）取代时，即特定的语言成为获得语言效果的必需品时，它就会变成文学/文字；文字/文学语言(literarylanguage）在工作时用虚拟的声音（virtual sounds）和谐音的变体(homophonic variants）包围它的发言(utterance)。虚拟声和变体音暗含对印在书上的实际文字（words）的另一种读法。静音/半出声在身体/实体(body）中实现了这些可能性，并且使它们能够被翻译或解释。这种论证流露出几个非常有趣的结果。第一，对压制的声音(suppressed sound）进行身体化/实体化(bodily）的规定(enactment)，在阅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阅读类似于内心独白。每个人都有内心独白，除非它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故事。通常，这个故事比源于自我意识的被静音的声流讲述的故事更有趣；第三，被静音的声音(subvocalized sound) 产物对于主体性的重要性，与它对于文学/文字语言的重要性是一样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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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要思考磁带录音（tape-recording）对于某种文字/文学文本的意义。录音带敞开了一种可能性：语音可以从身体中取出来放置到机器中。如果被静音的声音产物是阅读文字文本的根本，那么如果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声音不再位于身体内的静音(vocalization）而是装在机器中时，会发生什么呢？通常，技术和文学的历史都将技术当做主题（theme）或者要在文本世界表达的对象。我想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专注于录音带改变了语音和身体之关系的技术特征。在《车票》中，伯勒斯将录音带技术造成的变化与一种新主体性的产生联系起来。在《车票》不断变异和变态的身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后人类身体的预兆。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地阐述。这些变异同内心独白紧密相连。根据伯勒斯的观点，内心独白就像寄生物一样居于身体之中。但是我正在推进自己的故事。首先，我们需要追溯音频技术的发展。伯勒斯曾经用音频技术影响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视话语为一种身体蹂躏。

诞生于20世纪初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录音带可能已经步入老年了，渐渐淡出了市场，并且被光碟、计算机超媒体之类的东西取代。录音带在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文化中独领风骚的时代大概只有四十多年（1950—1990)。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写作自已的控制论三部曲—《爆炸的车票》《柔软的机器》(TheSofMachine）和《诺瓦特快》(Nova Express)，威廉·伯勒斯与录音带的开创非常接近，甚至将它当做一种具有革命力量的技术。当写作从铭写(inscription）中分离存在/现身（presence）之后很久，语音还继续暗示一种以现场和身体方式出现的主体。当然，录音带并不是第一种挑战这个假设的技术，并且它所做的文化工作最好放在与声音技术相关的语境中来理解，特别是电话、收音机和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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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和收音机远距离地传送声音，打破了存在/现身(presence)和语音之间的连接。[26]尽管先于录音带和留声机，但是电话和收音机至今还在使用。扬声器和听音器，尽管在物理意义上是分离的，但是可以分享共同的瞬间。因此，电话和收音机通过同时性（simultaneity）参与到存在/现身的现象学。电话和收音机产生了同时性，反过来，同时性也产生了电话和收音机。在此意义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超过了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与留声机的相似性。与此相反，留声机主要是作为一种铭写技术，通过一张硬碟片复制声音，既没有电话的互动的自发性(interactive spontaneity)，也没有收音机的瞬时性(ephemerality)。

供奉录音带的壁龛(niche)/录音带的生境(niche)是通过先前那些声音技术之间相互连锁的特点形成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把这个过程妥帖地称为“中值生态学”(medialecology)。[27]像留声机一样，录音带也是一种铭写技术，但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即录音带可以擦除（洗音）和重写（再录）。早在1888年，曾经担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Engineers）主席的欧柏林·史密斯（Oberlin Smith）就提出，声音可以用附着在载体上的磁化的铁粉来记录。[28]但是他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实施自己的想法。不过，接力棒传到了瓦蒂玛·保尔森（ValdemarPoulson）手上。保尔森是一位年轻的丹麦工程师，他偶然发现，把音叉靠近铁粉，铁粉就会附着在被磁化的一边，形成清晰可见的图案痕迹。当音叉被消磁后，图案就被消除了。通过这些图案的形成和消失，他相信有可能发明一种利用铁丝作为载体来记录声音的设备。他想象这种设备最直接的商业用途就在于为电话交谈提供确实的记录，并且把这种设备叫做“录音电话机”(telegraphone)。按照他的理解，“录音电话机”就是要“铭写远处的语音”。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他的发明获得了大奖(Grand Prix)。[29]尽管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但他还是在欧洲找不到必需的资金来开发自己的发明。到了1903年，专利权被转到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C(American TelegraphoneCompany)，公司通过卖股票筹集了大笔资金(\$5,000,000)。五年之后，ATC的老板们还是没有造出一台机器。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机器挣钱，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制造机器。1911年，他们最终生产了几个操作设备，并且用著名模特菲碧·斯诺(PhoebeSnow）做广告，宣传他们所谓的指令控制机器(dictation machines)。但是这些机器的声音质量相当差，以至于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在中央控制系统中安装了这些机器之后，很快就停止使用了。这些机器备受质疑的性质在“一战”期间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德律风根公司（TelefunkenCompany）被指控用机器为德国译制电码和传送秘密消息。从一开始，录音带就被烙上了国际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印迹，就像印在它自己身上的声音的痕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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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2年，钢卷带(steel tape）成为高端机器(high-endmachines）中的备选载体。英国广播公司（BBC）对钢卷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浓厚的兴趣，并且用它来传送英王乔治五世当年的圣诞贺词。1935年，在纸或者塑料载体上涂上氧化铁并且通过一个环形头传动制成的胶片带（film tape）面世了。[30]胶片带最大的优势在于方便拼接，但它最初的声音质量相当差，根本无法和钢卷带相提并论。1938年，通过引进高频偏压，部分地解决了如何在声音频率与胶片带上的图案之间建立良好的对应的问题（即控制迟滞)。[31]到了1941年，胶片带的声音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以至于可以和演播室使用的钢卷带一争高下。在消费市场上，使用电线的机器还是相当普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行系统的研究，为胶片带找到最佳的涂层材料。1948年，美国首次将专利权授予使用胶片带和环形头的磁性记录器。之后，胶片带的使用迅速扩散，并且在十年之内彻底取代钢卷带。胶片带不仅用于商业市场，而且用于专业的工作室和电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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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0年代后期，磁带具有了现存文化形式赋予它的矛盾力量。作为一种铭写声音的方式，它既是永久的也是可变的，既可以准确地复述过去的时刻，也允许对它的形式和意义进行彻底的现实性干预。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在家里完成这些干预，只要他拥有合适的设备。留声机生产的产品，只能按照它们被制成的形式被消费（使用），与之相反，磁带允许消费者成为生产者。重复与突变，存在与缺席……，用来触发这些强大而且矛盾的技术一观念因素的转换器，握在大众手里，至少是在那些有能力购买这种机器的大众手里。

50年代末期认为磁带具有的这些矛盾性质，在罗伊·沃克(RoyWalker）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罗伊·沃克在此期间参与制作了BBC的磁带录音。“任何制作过BBC的磁带录音并且参与编辑会议的人，都可能有一种感觉—他不能再称为他自己。可以进行剪切和换位，并且确实存在剪切和换位。在不同时间说出的半拉子话（句子）可以合并起来，让说话的人听他说’与自己知道的原话相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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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自己说某件事并且继续半个小时前说的其他事，可能令人感觉相当不安。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如果你迅速走出工作室，甚至可以看见先前正在进来的自己。”[32]他的语言将这种令人不安的效果置于时间的延宕（在不同时间说的话可以合并起来）和语言与存在的分离（他不能再称自己为自己）之中。当磁带的这些性质被制定到文字产品中，就会在表现性代码(representational codes）和技术特异性之间产生某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当语音被移置到磁带上，身体就通过转喻的方式参与了语音在这种媒介中经历的转变。对于某种1950年之后的文本，身体变成了一台磁带录音机。

当伯勒斯写作《爆炸的车票》时，他认真地考虑过录音机和身体之间转喻性等价的可能性。[33]他推理道，如果身体可以变成录音机，那么语音（voice）就不可以理解为语音和存在的天然性整体/联合，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技术性产物，挪用身体的声音装置/器官，用于和本身完全相异的各种目标。“话（word）现在成了一种病毒”(《车票》，p.49)，叙述者用受到佛教思想启迪的话说。这里的佛教思想是指，某人对于自我的感觉/某人的人格意义是通过内心的独白来维持。独白不是别的，就是自我为了确证它自己存在而讲述的故事。[34]编织到独白中的内容，是社会希望它的成员信以为真的故事；独白制订自我规训和自我创造。伯勒斯主张停止内心独白将它录到磁带上，并且使之便于各种不同的操作，由此将内心独白变成外在的和技术化的。“在我们能够停止它之前，交流必须变得完整和自觉”，叙述者声称(《车票》，p.51)。然而，拼接磁带远非是毫无害处的。一旦某人的发声（vocalization）与身体声音被拼接到别人的声音中，其效果可能反馈到身体中，产生一种混乱的突变。录音机既充当了对这些突变的隐喻，又充当了产生这些突变的工具。被录音的身体可以从垂直的“分割线”处分离，奇怪地变成半个某人、半个别人，似乎就像纵向拼接的磁带。在一种令人困扰的文学意义上，录音机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穿过了身体，又穿过了控制和规训身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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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爆炸的车票》中，身体成为一个被争论和阻力围绕的多层次场所，比如：作为隐喻，作为物理现实，作为语言建构，作为磁带录音机。录音机对于理解伯勒斯关于合选政治（politics of co-potation）的观点非常重要。交织到人类血肉之躯里的是“前录音”(pre-recordings)，前录音就像寄生虫一样，时刻准备接替机体组织。这些“前录音”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调节(social conditioning)，例如，一种“中东女家长给美国上层中产阶级施加的充满大量性挫折和屈辱的教养”(《车票》，p.139)，不能巧合地对应伯勒斯自已的经历。文本中弥漫着对性欲强烈的厌恶感。性欲就是前录音的另一种体现。定期地重写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关于将球形生物切成两半来造人的寓言，叙述者声称：“所有人类的性都是这种不卫生的安排，两个实体试图占据同一个三维的坐标点，发生了肮脏的争斗……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了将这一罐污水当做不朽(Immortality)、世俗乐园(Garden ofDelights）和爱(love）卖出去，就必需有一种系统化的挫折程序”（《车票》，p.52)。

两个实体努力占据同一空间的观念被垂直“分割线”进一步强化。穿过身体，“分割线”切切实实地印在骨头、肌肉和皮肤上，刚满月胎儿的神经管在这里闭合，开始生成躯干。[35]“分割线早早地印在人类的肉体上”表明前录音与机体组织的纠葛是多么复杂深入。前录音使分割线变得社会化，进入共同体的各种规范。在一个场景中，叙述者看见他的身体“在手术台上，从上到下被撕裂到了中间”，一个“拿着夹钳的医生正在从他的大脑和脊柱中提取螃蟹寄生虫一从分开的血肉中挤出绿色的鱼类寄生虫”。“天啊，太龌龊了”，医生惊呼。“困难在于这两半别的寄生虫迟早会侵入……让护士给他缝起来”(《车票》，p.85)。正如医生所言，身体总是准备着倒下。在自我中分割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很容易受到各种不同的寄生形式占领和利用。寄生形式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身体的/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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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寄生形式中，最主要的就是“语/言”(theword)。在当代理论中不言而喻的是，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s）可以在物理世界产生物质影响。没有读过福柯和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伯勒斯比他们还早十年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把“语/言”想象成身体的“另一半”。叙述者宣称：“语/言是一种机体/组织。通过‘语/言’这种空中连线连接到你神经系统的那个分离的机体/组织，现在另一半’的存在已经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叙述者提到的实验是由约翰·康宁汉姆·莉莉(John Cunningham Lilly）完成的，20世纪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她曾利用隔离舱测试人类知觉的延展性。[36]这些实验要求被测主体进入一个黑暗的隔离舱，切断任何输入性的感知，在保持身体温度的水中漂浮。叙述者提到，被测主体的一种共同“幻觉”(hallucination）就是“感觉有另一个身体从某个角度扩张地通过主体的身体”(《车票》，p.49)。“就是那个角度”，叙述者不无反讽地说，将这种感觉当做主体对他自己的“另一半”的知觉。“另一半”就是“语/言病毒”(word virus)，它侵入机体，直到像血肉和骨骼一样成为身体内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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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叙述者，有关寄生虫侵入和感染的证据就是我们大家都曾经验过的内心独白。“现代人失去了沉默的选择权”，他声称，“努力获得哪怕十分钟的内心沉默，你也会遭遇到不断抵抗的组织强迫你说话。那个组织就是‘语/言’(the word)”(《车票》pp.49—50)。伯勒斯的计划是要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他能想象到的方式，以便停止独白，重写或者消除“前录音”，帮助主体摆脱“另一半”的寄生性侵入。“录音机对于这个计划非常重要；计划完全可以用录音机完成”，叙述者说(《车票》，p.162)。一种办法就是“将对话表面化”，将它“从头脑里取出来放到机器中”(《车票》，p.163)。他建议读者用录音机录下自己与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最后一段争论，把读者自己的争论放在一台录音机中，把朋友的争论放在另一台录音机中。然后两台录音机就可以相互争论，参与其事的人可以自由地停止或者重放这些对话。叙述者还建议用第三台机器记录随机的声音比如，新闻广播的片段一并且将它们混合起来。随机元素的介入非常重要；它不仅要让读者冲破个人的自我陶醉，而且要冲破声音和语言联手造成的文化包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任何命题将自身作为论据’”，叙述者评论说，并且像做出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前录音的世界(prerecorded universe)，唯一不(not)被前录音的事情就是前录(prerecording）本身；前录音本身要说包含随机因素的任何（any）录音(《车票》，p.166)。

在另一方面，随机性的介入也非常重要，因为伯勒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危险：通过自己的语言，他很可能会传播自己正在与之战斗的病毒感染。因此重要的是破坏性的技巧体现在文本自己的语言之中。这些技巧的范围，从他对“cut-up”的著名用法—藉此，他从物理意义上切断先前写成的叙述，并且武断地将它们拼接起来，到更加微妙的方法，比如，在不同的语言寄存器（linguisticregister）之间转换而没有任何过渡或者解释。[37]也许唯一最重要的策略是坚持不懈地运用文学的隐喻——或者换种说法，消除言与物(words and things）的区别。语言不仅仅像（like）病毒；它本来就是（is）病毒，通过宿主进行复制，正如血肉中绿色的鱼类以及螃蟹寄生虫在大脑和脊柱中分裂。在伯勒斯眼里，语言的物质效果不需要通过物理规训来调节身体的改革，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规定的姿态和手势来教习书法。利用作家的便利，他让语言直接在身体中爆发。另外，对身体本身的处理，在物理意义上似乎就是录音机，身体必须遵守的规范似乎就是控制磁带的复制、清洗和配置的原则。在此，文本表现世界中的铭写技巧和归并实践，以极具爆炸性潜力的电子人形态合成一体了。不难理解，电子人的爆炸性潜力是一柄双刃剑，因为语/言(words)具体化的感染性力量只能通过其他的言语进行消解。将语/言变成血肉，既是病毒感染的方式，也是疫苗消毒的方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血肉都不可能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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