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信息概念的这种能动性设想，无论出现在信息理论、控制论中，还是在《关注儿童》这样的科学著作里，它的魅力都是显而易见的。信息被视为某种形态，与特定的物质体现并无关联，可以在时空中自由旅行。黑客（Hackers）并不是唯一相信信息希望自由的族群。信息的伟大梦想与承诺就是，它可以从统治凡人世界的物质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精确地表达过这个梦想。他指出，从大脑中提取人的记忆，然后将它们完整地、原封不动地输入计算机磁盘，很快就会实现了。[23]这个梦想的涵义不言自明：如果我们可以变成自己建构的信息，就可以达到真正的“长生不老”。

面对如此强烈的梦想，回忆令人震惊：信息要存在，总是必须具现在某种媒介之中，不管那种媒介是刊登申农方程的《贝尔实验室杂志》的书页，人类基因组计划使用的计算机生成的拓扑地图，还是虚拟世界得以显像的阴极射线管。其要点在于：从物质的基质上提取信息，不过是一种想象；更重要地，相信/设想信息是一种独立于具现信息媒介的东西，这种前想象行为将整体性现象建构成物质/信息的二元性。[24]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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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章节将会表明：为了让信息放弃它的载体，哪些东西是必须消除、压制和遗忘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与托尼莫里森的《亲爱的》一样，类似回忆录：让相互失去联系的零件复归原位，获得一种不拘于“1或者0”模式的复杂性。

序列化·拟形·概念丛

前述发展带来了“虚拟性”的战略性定义。虚拟性是物质对象被信息模式贯穿的一种文化感知。这个定义在虚拟性情境的中心终结了二元性。正常情况下，虚拟性与计算机模拟密切相关。计算机模拟将身体（body）置入与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一起构成的反馈回路。例如，在虚拟的乒乓球运动中，一个人挥动球拍，如果球拍是连接到电脑上的，那么电脑就可以根据球拍的动量和位置，计算乒乓球的落点。不用打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只要观察电脑显示器上乒乓球的位置，然后做出恰当的挥拍击球的动作，就可以“打乒乓球”了。因此，这个活动一部分是在真实生活（RL）中进行的，一部分是在虚拟现实（VR）中完成的。虚拟现实的技术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能让人们通过视觉方式直接无碍地感知与真实世界平行的信息世界。在很多地方，通过很多方式，信息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个定义的战略性特征在于：它致力于把虚拟技术与人的基本感觉链接起来。事实上，到了20世纪末期，从DNA编码到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World Wide Web/www)，所有的物质对象都被信息流渗透、贯穿，技术与感觉的链接也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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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看成各种信息性的模式(informational patterns）与物质性的客体(material objects）的相互作用，这个特定的历史性概念/建构，大概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5]直到1948年，这种区分才紧密结合。因为维纳曾将它阐释为一种标准。任何有效的物质性理论都必须面对的标准。“信息是信息，无关物质或能量，不承认这一点，任何物质主义都熬不到今天。”[26维纳以及其他人都知道，为了成功，这种信息概念需要用人工制品来体现，并且使之成为现实。当我说虚拟性是一种文化感知时，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体现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技术中。虚拟性概念促进了虚拟技术的发展，同时，虚拟技术反过来加强了虚拟性概念。

作用于技术与感知、制品与理念之间的反馈回路，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历史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控制论的发展所遵循的模式，既不是科恩式的不可通约的范式模型，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敏锐的认知突破。[27]在控制论的历史上，各种理念绝少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们被焊接在复制与创新相互交叠的模式中。我将这种模式称为“序列化”(一个源自考古人类学的术语)，并试作简要的说明。在考古人类学中，人工制品的变化常常通过序列化的图表来说明。将制品解析为一套经历时间变化的属性，人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序列化的图表。假设研究者想要建立一个关于灯的序列化图表，灯元件的关键属性就是发光。最初的灯，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使用灯芯作为元件。后来，随着电的发明，灯丝取代了灯芯。经常出现于这种分析的图形，就像老虎的虹膜一样—顶部狭窄（当某种属性刚开始被引入的时候)中间部分凸出（属性全盛时期），底部逐渐变细（属性转变），直至完成新的模型。在关于灯的序列化图表中，在1890年的地方画一条线，表示灯芯的形状增大，与灯丝的形状在顶部的尖端相互交叉。50年后，灯芯的形状将会变细，灯丝的形状将会变宽为中间部分/阶段。作为整体考虑，描绘制品中属性变化的这些图形，揭示了各种复制与创新相互叠加的形态/模式。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一些属性发生了改变，但是另一些属性却保持不变。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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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表1显示的，在控制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观念性的转变表明，一个序列化的模式让人想起制品中的材料变化。相似地，观念领域向物质文化演变，部分原因在于概念和制品相互嵌入在连续不断的反馈回路中。人工制品物质地表达它所承载的概念，但它的建构过程并非是被动的。有故障就必须排除。一种物质显示意料之外的属性，一种行为浮出表面—任何这样的挑战都可能激发新概念。新概念又会导致一代新制品。这种推理表明，通过类似于制品序列的图表，我们应该能够追溯观念领域的发展。

在梅西会议中，某些特定的理念开始产生关联。经过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连续多年的讨论，与会者发现：一些理念开始相互牵连、支撑、生发，就像爱情与婚姻一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这种理念的聚合/观念丛(constellation)，既是观念实体对人工制品的回应，也是一种正在获得的内在一致性。反之，这种一致性又将观念的聚合过程界定为一个功能单位。观念聚合/观念丛的形成，标志着新阶段的开端；观念丛的分化与重建，意味着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确，之所以能够辨认出不同的阶段，主要是因为概念聚合的过程拥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概念聚合的过程中，几乎不会完全抛弃某个概念。事实上一些理念的构成因素被抛弃，一些因素被修改，新的元素被加进来。就像人工制品的构成属性一样，概念丛中的各种理念，以新旧拼缀的方式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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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还想介绍另一个考古人类学的术语。拟形(Skeuomorph)是一种设计特征(designfeature)。这种设计特征本身已经不具运用性，而是指向在早期阶段起作用的特征。例如，丰田凯美瑞（ToyotaCamry）的仪表盘，被装进用乙烯制成的模子，以便模拟操作行为(stitching)。尽管乙烯的“操作”是由喷射模子形成的，但模拟的操作可以向后暗示实际被操作的器械结构。拟物通过视觉的方式证明，利用复制（replication）对创新(innovation）进行调节，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心里方面都是必要的。就像它们不合时宜的第一代堂兄弟一样，拟物也非寻常之物。一方面，它们如此深刻地体现了概念和人工制品的进化特征，以至于它非常有意识地要努力避开它们(观念和制品）。在计算机图形大会(SIGGRAPH)——这个计算机商品展示会上，商家云集，竭力兜售他们的产品，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在这里，有多少种形态/变形(morphs)，差不多就有多少种拟形(Skeuomorph)。

拟形所具有的复杂的心理学功能，可以通过93届计算机图形学盛会(SIGGRAPH'93）上展示的一种装置来说明。这个装置叫做“天主教图灵测试”(Catholic Turing Test)。这个装置邀请观众在电视屏幕上进行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模拟忏悔/告解的过程；它甚至还有观众可以跪在上面的长椅。[28在某个层面上，这个装置暗示了科学对宗教的胜利，因为神授的质询和赦免行为都被机器的计算法则取代了。在另一个层面，这个装置表明，对于机器的形式和功能而言，规定情境下行为的不妥协性是由它的宗教前辈决定的。与双面的雅努斯(Janus)的形象一样，拟形既看到了过去，又看到了将来；在对过去和将来不断强化的同时，也对它们进行解构。它显示了某种心理动力：想起正在被取代的旧事物时，发现新事物更容易接受；处在可以摆脱旧事物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中时，发现传统的东西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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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论的历史上，拟形就像一个阀门设备，让一个概念丛向另一个概念丛的转型/过渡更加平稳顺畅。动态平衡(homeostasis)，第一波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就在第二波控制论中发挥了类似于拟形的作用。尽管在生物学里，动态平衡仍然是重要的概念，但是到了1960年前后，它已经不再是控制论领域的根本前提(initiating premise)。换句话说，它的作用类似于索引或者典故，被用来认证日渐形成的反身性概念丛中的新元素。同时，它也对新元素施加某种惯性的拉力，限制概念丛发生激进的转变。

在第二波控制论向第三波控制论过渡的时期，也出现了相似的现象。第二波控制论的关键概念一反身性，在第三波控制论中被新概念取代。与动态平衡一样，反身性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认证新元素的典故存在。不过，它的作用要比单纯的怀旧复杂得多，因为它也在新的观念丛一虚拟性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讨论控制论、自生系统论和虚拟生命，将会告诉我们由这些序列化变革形成的复杂故事。

我已经指出，在虚拟的情境中生活，意味着我们要参与到某种文化感知（cultural perception）：信息和物质（性）在概念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比物质（性）更本质、更重要、更基本。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受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委托，在《知识时代大宪章》(“A Magna for the Knowledge Age”）这份合作文献的前言中简明地总结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核心问题就是丢开问题”[29]。为了理解这种观点如何获得动量，我们可以暂时回到1948年。当时，克劳德·申农，贝尔实验室的这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定义了一种数学特性，他称之为信息，并且证明了几个与之相关的重要定理。[30]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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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理论与日常生活

申农的理论将信息定义为一种没有维度、没有物质、与意义没有必然联系的概率函数。它是一种模式(pattern)，而不是一种存在(presence)。(第三章将会详细讨论信息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相关的方程。）信息理论对消息（message）和信号（signal）进行严格区分。拉康与之相反(Lacan to the contrary)，消息并非总能到达自已的目标。按照信息的理论性说法，根本没有消息被发送，被发送的只是信号。只有当信号对消息进行编码、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例如，当墨水印在纸上，或者电子脉冲通过电报线向前发射时—消息才获得物质形态。那么，“信息”的这种定义也对物质和信息的区分进行了编码。在同一时期的分子生物学中，这种区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31]

申农为什么要把信息定义为一种模式呢？梅西会议的副本显示，这个选择是通过可靠的量化和理论概括做出来的。我们将会在第三章看到，申农的构想并非唯一被考虑的提案。一个英国研究者，唐纳德·麦凯伊(DonaldMacKay）提出另一种定义，认为信息与接受者心态的变化有关，由此将信息与意义联系起来。[32]为了可行性，麦凯伊的定义要求心理状态是可以量化和衡量的。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麦凯伊的要求当然不能实现。直到现在，这个定义的魅力才在正电子成像（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这类图像技术中初现端倪。因此，为什么被当做工业标准的是申农的定义，而不是麦凯伊的定义，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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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农的方案还有另外的优点。但是，当他的前提条件与已经在文化中产生影响的某种倾向相互作用时，会付出代价。从某种物质的基质上抽取信息，意味着信息可以是自由流动的，不受语境中的变化影响。这种行动所获得的技术杠杆/优势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对信息进行形式化处理，使之成为一种数学功能，申农就可以在自己强大的理论归纳中开发很多定理，完全不用考虑具现信息的媒介。不过，并非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行动是个好主意，尽管它的理论性力量非常强大。正如卡罗林·马尔文（CarolynMarvin）指出的，这种去语境化的信息观念/建构，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内涵，比如，欧美中心主义（Anglo-American ethnocentrism）认为数字信息（digitalinformation）比与具体语境相关的模拟信息(analog information）更重要。[33]即使在申农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人抱怨：将信息与语境分离开来，由此将信息与意义进行切割，使这个理论的形式化处理非常狭隘，以致不能用于一般的传播学理论。申农自己也经常警告，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技术性的条件，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传播学领域。[34]在另外的环境下，这个理论可能走进死胡同，成为自已过度形式化和去语境化的牺牲品。但是，在二战后的年代，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将信息具体化为自由流动的、去语境化的、可量化的实体(entity)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实体将成为解开生命与死亡之谜的关键之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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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性的人造物有助于将有关信息的理论观念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自动取款机（ATM）到互联网（Internet)，从《终结者II》中使用的图形技术程序到用来指导显微手术的高级的视觉化程序，信息日渐被认为是可以交错渗透的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s)。特别对于那些不知道相关的物质过程的用户而言，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模式(pattern）比存在（presence）更重要。从此向前迈进一步，认为信息比物质形态更具活力、更重要、更本质(essential)，当这种印象成为你文化观念的一部分时，你就已经进入虚拟性的情境。

在虚拟性的情境方面，当前的美国文化正处于高度异质的状态。某些高科技领域———比如：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Research Center)、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这些精英的研究机构，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数百家公司已经彻底将各种虚拟技术运用到它们的基础设施中，以至于在研究者的思维空间里，信息的位置几乎与电气照明或者合成塑料一样重要。[35]一头扎进互联网的三亿美国人，越来越深地卷入虚拟性体验。虚拟经验对电脑屏幕前面存在的物质性身体与屏幕里面似乎可以创造空间的电脑幻影/模拟物(simulacra）进行区分。[36]不过，对于许多人而言，虚拟性还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世界地平线上的云朵。在全球化的语境内，虚拟性经验变得更具吸引力和异域风情。别忘子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还没有打过电话，这也不啻为有益的修正。

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低估虚拟性的重要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它施加的影响与沉浸其中的人数根本不相称。虚拟性条件普遍出现在最先进、权力最集中的权力中心，这也绝非偶然。例如，五角大楼的理论家将虚拟性视为一个舞台，未来的战争就要在这个舞台上展开；他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未来的冲突是由科技信息发动的“新皮层战争”(Neocortical warfare)决定的，而不是由强大的军队决定的。[37]如果想要知道这些技术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和观念。历史将会表明，信息的体现（embodiment）以及强调信息体现之重要性的观念，是如何被一步步消除的。一旦理解了在创造虚拟性条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的交叉影响，我们就不再对走向虚拟性的过程感到神秘，并且会把它视为特定历史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技术决定论不可抗拒的必然。同时，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资源，以此反思支撑虚拟性的各种假说，恢复虚拟性意义，全面掌握构成人类生命世界的具体化过程的重要性。[38]通过“虚拟身体”（Virtual bodies）这个术语，我想提示信息和物质的历时性分离，并且暗示抵制这种分离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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