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为了探究“映像”（image）如何工作、如何对预设（条件）进行编码，需要考虑这些“生物”的身体，它们就像风格独特的蚂蚁。在程序中，这些“生物”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具有身体，正如雷在谈论它们的信息身体（这本身也是一种类比）时指出的一样。[11]作为很可能被暗指的表达，信息的这些身体不是信息性代码的现象型表达(Phenotypic expression)。相反，“生物”是(are）它们的代码。对它们而言，基因型（genotype）和现象型是同一回事；机体是代码，代码也是机体。通过将它们表现为现象型，即以可视的方式赋予它们三维的身体；或者用语言的方式把它们叫做“元祖”、“寄生物”等等，雷忽略了机体行为与代码运行之间的差异。恰当地讲，行为(behavior)限于某种机体；代码的运行（execution）适用于信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行为的设想，特别是我们认为行为是一个由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机制所担当的独立行动的想法，被转移到叙事之中。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307

进一步编码发生在情节之中。叙事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内在于故事的是大事记、动机和因果关系。在Tierra程序中，叙事是通过.“生物”为了生存和再生而斗争涌现的故事构成的。不只是一个类比或者一个映像，这是一出戏剧，如果用不同的媒介来表现，人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当做史诗。像史诗一样，它塑造了波澜壮阔的生命，描述了种族的兴衰沉浮，有的注定没落，有的兴旺发达；记录它们为了建立后裔和家系而采用的策略以及付出的高昂代价。在雷为Tierra程序发展全球生态的计划中，这种叙事的史诗本质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关于创造数字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提案中，雷的想法是要把Tierra程序释放到互联网上，以便它能够在全世界的计算机的后台环境中运行。每一个场所都将发展它自己的微观生态。当指派给计算机的命令处于最低限度时，后台程序就将运行。因此在后半夜，当大多数用户在床上睡觉时，程序就可以正常地执行。人类活动的时候，“生物”是蛰伏的；“生物”进化的时候，人类正在睡觉。雷指出，某些监视Tierra程序活动的人将因此把它视为一种随着世界的黑夜降临而前进的波浪。以一种互补性的昼行性节奏将“生物”的进化与人类的世界连接起来，这个提案开拓到了一个更大的叙事层面，将它们的故事加入我们的，也将我们的故事加入它们的。

308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一种相似的叠加出现在录影带中。叙事开始按照“创世纪”的剧本发展，从代表生命力量的闪烁在原野上的电光，到类似于人类副本的“生物”，遵循圣经的戒律，一定会得到多产、增值的结局。当一个代表“收割者”程序的骷髅出现在画面中，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田园生活的存在将不会持续太久。田园诗的生活被物种之间的竞争、各种颠覆与合作的手段、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剥削总之，被疯狂资本主义的所有陷阱与诡计打破了。要想衡量这种叙事到底实现了多少，我们必须记得，一个人实际看到的，作为Tierra程序的产物，只是一段条形图案构成的频谱，作为时间功能追踪给定字节长度的程序的数量。当人类解释者仔细审查构成这些“生物”的二进制代码，发现它们是怎样改变、如何工作的时候，这些手段就出现了。

当然，没有谁比雷和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更加了解这些。正如他们毫无疑问想要提醒我们的，录影仅仅只是艺术家的一种可视化（映像)，并且没有科学的依据。另外，录影还要面对更广大的观众，但并非所有的观众都应成为科学家。录影带作为一个整体，是圣塔菲研究所毫不掩饰的自我推销，这个事实本身也非常有趣。它说到该领域里的实践者所付出的努力，是要将人工生命建设成一个有效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令人兴奋的科学研究领域。并且，这些努力与上文讨论过的视觉转化和语言转化并非没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生物”是被生物形态化的(biomorphized)，它们的表现加强了“这些‘生物’实际上是有生命的”这一强烈主张，并且延伸了这一主张的涵义。这些转化也不仅只是出现在录影中，尽管它们在这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上文的讨论所证明的，它们也被铭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中。其实，它们对于强烈主张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计算机代码不仅仅只是模拟生命，相反，它们本身就是有生命的。至少，圣塔菲研究所的某些研究者也承认强烈主张和研究者讲述的关于这些“机体”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被问到关于强烈主张的问题，一个回应者坚持说：“那全是旁观者的看法。那不是系统，那是观察者。”[12]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309

在第二波控制论中，对观察者的说明当然是最重要的议题。当观察者被纳入对人工生命的思考，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为了深入探究程序运行活动、观察者对程序运行的描述，以及这些描述所身处的语境三者之间的联系网络，我们将沿着线索进入下一个叙事层面。在第二层叙事中，各种争论在人工生命可以为科学知识做出的贡献中循环。

确定领域：人工生命的政治学

人工生命研究者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克里斯托弗·朗顿(Christopher Langton)在揭示强烈主张背后的推理时说，“人工生命中确定的原则性设想，一是机体的逻辑形式’可以与其结构的物质基础分离开来；二是‘活力’(aliveness）要成为前者的属性，而不是后者的”[13]。要反驳以此为依据的主张，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依据背后的推理是同义反复的(tautological)：朗顿以这种方式定义生命，是为了确保程序达标(qualify)。然后，因为程序是达标的，所以他声称程序是有生命的。但是，这里起作用的不止于同义反复。通过朗顿的定义产生共鸣的，至少是自从柏拉图以来，影响西方哲学与科学探索的各种理论假说。从逻辑上讲，形式可以与物质分离；形式高于物质；形式定义生命，然而，物质基础仅仅只是体现生命。定义既是重新铭写的场所也是同义反复。这种集中(convergence）表明，我们进行追问的语境应该被拓宽，应该超越定义的逻辑形式，进入另一个追问的场域，在新的场域中，这些争论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它们的重新铭写。

310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这个语境包括各种不同的态度。在科学研究共同体内，对于可观察现象的复杂性与相对简单的规则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者抱有相当深刻的不同态度。就传统而言，各种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一直努力将明显的复杂性降低为隐含的/根本的简约性。尝试在（原子物理的）夸克（quark）中寻找宇宙的“基本构建块”，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行为则是另一个例子。[4]起源于非线性动力学的复杂性科学，通过证明对于特定的非线性的动态系统，(甚至在理论上）系统的进化是不可能根据初始条件进行预见的（正如雷不知道会从元祖进化出什么样的生物)，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由此，复杂性科学在简化论能够实现的目标上表达了某种限制。不过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人工生命的研究者们从未放弃简化论。在具有可预见性的地方—传统而言，就是关于某种理论是否有效的实验—他们强调（新事物的）涌现。不是从复杂的现象世界出发，也不是通过各种推理链反向推论到基本元素可能是什么，相反，他们从元素出发，通过适当的非线性过程将元素复杂化，最后让复杂的现象世界自动出现。[15]

对于将模拟/仿真以及从模拟/仿真中诞生的现象称为一个“世界”，其中的理由是什么？恰巧就因为它们是从简单、基本的规则与形式中涌现的。然后，人工生命重新铭写了主流的设想/假说一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311

简单的规则和形式引起了现象的复杂性。区别在于，人工生命是从简单的一端出发，而不是从复杂的一端开始。在简单的一端，综合（synthesis）可以自发地向前推进；在复杂的一端，分析必须向后展开。在解释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时，朗顿将这种差异表达得更加清楚：“人工生命是关于人造系统的研究，这个人造系统展示的行为必须具有自然生命系统的特征；传统的生命科学关注对生命机体的分析。通过努力在计算机以及其他人造媒介之内合成具有生命特征的行为，人工生命是对传统生物科学的补充；生物学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之上，将经验性基础延伸到地球上已经发展了的碳链生命（carbon-chainlife）之外，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做出贡献，把‘我们知道的生命’(life-as-we-know-it)放置到可能的生命’(lifeas-it-could-be)这个更广泛的场域中。”[16]

形成或者影响这些陈述/声明的前提条件，已经被斯特凡·海尔姆莱希(StefanHelmreich）研究过了。海尔姆莱希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在圣塔菲研究所呆了好几个月时间。[17海尔姆莱希采访了美国人工生命界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朗顿、雷、约翰·霍兰德（JohnHolland）以及其他人。海尔姆莱希总结了他的线人（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对于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的看法：“在我所采访过的很多人看来，世界’或者‘宇宙’是一种自洽的、完整的、封闭的系统，受低层次的法则支配。反过来，低层次法则又支持高级的现象。高级现象依赖基本法则，但不是简单的派生。”[18]海尔姆莱希利用来自采访的评论，描绘了一幅关于各种不同方式的迷人图景；据信，简单的法则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支撑复杂的现象。有好几位线人都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数学的。其他人则抱着被爱德华·弗雷金(EdwardFredkin)

312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广泛地论述过的观点，认为世界在根本上是由信息构成的。[19根据这些观点(POV），现象学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掩盖了简单形式的基本现实。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一个电脑程序，能够根据简单形式生成现象学的复杂性，相比“真实的”世界，它既不更真实，也不更虚幻。

形式/物质二分法与这种想法密切相关，因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现实被视为形式而非物质，特别是被视为信息性的代码而非物质性的基底(substrate)。信息代码的实质是一种二元选择。例如，弗雷金说，现实是由宇宙计算机运行的一种软件程序，并且对我们来说，宇宙的性质肯定永远都是未知的，因为它位于现实的结构之外，现实只是宇宙的程序。[20]在弗雷金看来，人工生命程序恰恰像生物学生命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是由基本的二进制代码生成的复杂现象。与物质相比，形式占据了一个更基础、更重要的位置。这个假说特别容易延伸到信息技术，因为信息从理论上被定义为一种概率、一种模式或形式，而不是一种物质形式体现的实体。

信息技术似乎要实现一个在自然世界无法完成的梦想一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直接注视现实的内部工作情况。注视所具有的直接性，并不派生于中介物的缺席。相反，我们内窥像Tierra之类程序的能力，是被各种情况高度介入的，比如从计算机图形，到将机器代码翻译到高级计算机语言（比如C++）的处理程序。相比而言，注视被赋予特权(被认为更重要），是因为观察者可以在世界用复杂性的外表将自己包裹严实之前，直接地窥探世界的要素。另外，当世界正在被检视的时候，观察者被假定可以同它割袍断义(与世界切分开来)，因为观察者也是通过二进制程序/过程构成的。构成观察者的程序与在计算机内部看到的程序很相似。作为一种人工世界，Tierra程序的实质与观察者的实质或者观察者所在的世界的实质，没有任何不同：都是通过被理解为信息模式的形式构成的。当形式成为胜利者，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字意义上，Tierra程序的“生物”也是胜利者，正如生命一形式(life-forms）一样，是另外的机体。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313

为什么某些实践者不把像Tierra这样的程序当作模型或者模拟仿真，而是当作生命本身呢？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要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正如朗顿和其他很多人都指出的，采用分析法处理复杂现象时，现实被模型化了。复杂现象仿佛是由许多小部件构成的，这些部件被拆散，成为更小的部件，直到我们发现这些部件已经被充分地简单化，以至可以按照数学的方式来处理。大多数科学家都会很快同意，模型不等于现实。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顺利地通过沿途的艰难地带，必须减轻马车的重量，因此很多复杂性都不得不被扔到路边上。不过，他们还是希望模型能够充分地抓住一个系统的相关方面特征，告诉他们一些关于现实如何工作的重要情况。与此相反，利用综合法的时候，复杂性作为系统的运行结果自动地浮现。系统本身还要反向加载分析法不得不扔掉的那些行李。(当然需要看是不是相同的行李)。在此意义上，人工生命对19世纪活力论者(vitalists）的观点提出了有趣的挑战。活力论者在分析法中发现一种化约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永远不能有效地捕捉生命的复杂性。如果说分析法是在利用解剖进行谋杀，那么根据同样的推理，人工生命的综合法或许能够通过涌现(emergence）进行生命的繁殖。

为什么要强烈主张人工生命的“活力”？除了上述的哲学考虑之外，还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原因。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字辈，人工生命必须想方设法向更大、更完善的研究议程争取位置。来自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反应是，“好吧，这些都非常有趣，但它有什么好处（用处）呢？”甚至人工生命研究者自己都开玩笑说，人工生命是一种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每当提出某种申请或者应用，常常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只要人工生命程序被认为是模拟/仿真，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都可能是模拟的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系统的属性/产物。因此，如果在模拟/仿真内部，又可以产生什么特定的结果呢？结果是人造的，因此无法象征自然世界的任何方面，除非证明同一种原理/机制可以在自然系统中发挥作用。[21]然而，如果人工生命程序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些困难都会自动消失。然后，问题就不再是他们模拟自然系统，反而，他们本身(inthemselves）也是有生命的，因此象自然媒介中的进化论过程一样值得研究。

314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这就是当朗顿把人工生命的模拟与综合的化学制品进行比较时采取的方针。[22他观察到，化学研究最初也被限定在天然生成的元素和化合物范围之内。尽管可以从这里获得某些知识，但是结果总会受到既有的现成事物的限制。一旦研究者学会合成化学制品，他们的知识就会发生大量的飞跃，因为化学制品可以被剪裁出来适应特殊的研究问题。相似地，理论生物学也曾经被限制在现成的情况—碳基生命形式所采取的进化论路径中。众所周知，尽管根据简单的事例进行普遍化处理相当困难，但理论生物学别无选择；碳基生命亦然。现在，一种强有力的新事例已经被添加到节目单中，因为人工生命模拟代表了另一种由碳基(silicon-based）生命一形式(life-forms）通过的进化论路径。

根据这种观点，理论生物学所寻找的是与媒介特殊性相抵触的相似性。在《超越数字自然主义》（“Beyond Digital Naturalism”）一文中，瓦尔特·丰塔纳（WalterFontana）同他的合作者设计了一项研究议程“最终由一个前提推动：这里存在一种深层的逻辑结构，以化学为基础的碳元素生命就是这种结构的表现。现在的问题是要发现，这种结构是什么？以及最适合用来表达它的数学设备是什么？”[23]这个研究议程预先假定，被理解为逻辑形式的生命的实质是独立于媒介的。在这个议程中，更危险的是扩张理论生物学的前沿阵地。将人工生命断定为另一种生命实例，研究者也影响了生物学生命的定义，因为现在是由这种并置（juxtaposition）来决定什么才是最根本的，而不是由碳基形式本身（单方面）决定。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315

这种变化暗示了关于人工生命叙事的深远影响，这种叙事将人工生命当作地球生命的另一种进化论的路径。为了探索这些影响，我们现在转向第三层叙事。在那里，我们将要考虑人类与他的硅元素近亲之间的故事。直到现在，人工的生命一形式才代表这条道路。

重塑信息的身体

随着关于人工的生命一形式的研究不断继续与扩张，人类生命的建构也受到了影响。麻省理工大学（MIT）人工智能实验室（ArtificialIntelligence Laboratory) 的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和前几章提到过的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讲述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人类在面对信息的人工身体时将会如何被重塑的故事。莫拉维克将意识(consciousness)提升到人类的本质的高度，并且希望保持意识的完整性。相反，布鲁克斯推测（思考）人类更加本质的属性是四处活动的能力以及与环境强劲互动的能力。不从人类思想最先进的性质出发，布鲁克斯从运动和简单的互动开始，自下而上地工作。尽管这些取向不同，莫拉维克和布鲁克斯都发现人类的未来与人工生命不可开交地缠绕在一起。的确，他们设想在未来世界区分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316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