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现在也许清楚了，为什么最受推重的功能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因为在计算宇宙中，信息为王。人工生命研究者卢卡·斯蒂尔斯(LucSteels）在区分一阶涌现（first-order emergence）和二阶涌现（second-order emergence）时，重新强调了这种价值（肯定并非巧合，这里的术语对应了一阶控制论和二阶控制论—人工生命之祖和人工生命之父的区别)。一阶涌现指代由部件之间的互动生成的任何属性，即，作为那些互动的结果而涌现（emerge）的属性，与部件本身固有的那些属性是相对照的。在所有这类涌现的/新生的属性中，二阶涌现向那些给系统带来附加功能的属性——特别是处理信息的能力——赋予特殊的权利。[41为了创建成功的人工生命程序，仅靠创造涌现是不够的。程序员必须寻找一种可以引起二阶涌现的设计。一旦获得二阶涌现，机体实际上就已经发展了进化的能力(evolved the capacity toevolve)。然后，进化就可以真正地起步。人类通过偶然性与自我组织过程的结合进行进化，直到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利用自我组织原则创建进化原理和机制的程度。不过，与人类不一样，机器程序不受生物进化和物理熟化所带来的时间限制的障碍。它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经历几百代，在一年之内发展数十百万代。直到最近，人类都还不曾拥有储存、传播和操纵信息的能力。现在，人类正在与智能机器分享这种能力。要预见这种进化路径的未来，我们不得不间，在通过多种方式竞争同一个进化壁龛的这些机体中，哪一种机体具有进化得更快的信息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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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结论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计算宇宙。如果这场游戏的名字就是信息处理，那么，智能机器取代人类，直到成为我们的进化论子嗣，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们无论是决定与它们战斗，还是自己变成计算机加入它们，留给人类的时间都屈指可数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选项之间的抉择，而在于基本结构只给出了两个选项。当计算宇宙从一个有用的启迪，发展为让信息凌驾于其他任何事物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会变得很危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信息是一种在社会中建构的观念；除了现在广为接受的定义之外，它可能还有不同的定义。正因为信息已经失去了它的身体，并不意味着人类和世界也要失去自己的身体。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一致同意将信息思考为一种无形的实体—与体现它的媒介相分离的实体。让我们重访计算宇宙中的某些场所，锁定物质（性）的抵抗在理论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地方。从这个角度，出现的裂纹打破了程序的神话，并使之可能设想另外的未来一人类以宇宙为家，因为他们是具形的生物，生活在一个具形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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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身体的细语

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为对象的研究者与以计算机作为对象的研究者之间，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差别在于，那些直接与身体打交道的人，对身体复杂性的意义/感觉更加体贴入微。这种差别也可以在马文·明斯基的“心智社会”方法(society ofmind）与进化论心理学家的方法的对照中看到。尽管明斯基经常利用进化论的论点来澄清程序的结构，但他主要的兴趣显然在于建造可以完成人类行为的计算机模型。[42]根据计算机建筑而不是根据人类的心理学进行思考，这是他最典型的特征。当然，他对计算机建筑懂得很多。在他的演讲中（在少数著作中亦然)，他一如既往地淡化具形的重要性，并且以此与莫拉维克抗争。1996年在日本奈良市召开的第五届人工生命大会之前，他公开发表演讲，声称只有随着计算机语言的问世，产生一种描述的象征模式，才能有效地解释人类；人类被他定义为复杂的机器。“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头加上双手再加双脚”，他评论说，“那是细枝末节。人是一个很大的多重信息处理器，拥有百万乘以百万个的小部件，这些部件被组合成一千个计算机”。然后毫不奇怪的是，他和莫拉维克都梦想将意识下载到计算机中，并且由此消除死亡。“关于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数据，以及大脑里数据中的程序。在某一天你可以取出所有的数据，放到一张小小的磁盘中，储存几千年之后，再把它还原，于是你就可以在四千年或者五千年后活着。”[43]

不过，从相对简单的机器人体系结构到极端复杂的人类神经工作系统，任何真正与这些实体化形式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处理具体形式的耐久物质绝不是无关宏旨的。对于明斯基，具体形式的这些问题是最讨厌，甚至没有半点作为概念性兴趣的品质。在他面对第五届人工生命大会全体成员的演讲中，他声称，一个建构机器人运动模拟的学生在六个月内学到的，要比一个建造实物机器人的机器人专家在六年内学到的多。[44]当然，模拟对于广泛的问题都很有用，因为它们从一个复杂的互动性整体中概括出一些特征，然后操纵这些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正在发展和继续的事情；与真实世界相比，模拟更高效，因为它们是更加简化的。但是，当这种操作模式被用来代表整个更加复杂的现实的时候，宣称所有不在模拟中的情况都很琐碎、不重要，或者无趣时，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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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瓦雷拉对明斯基模型的批评和修正一样（第六章已讨论过），巴尔科、图比和科斯米德斯都小心翼翼地不犯这种错误。他们承认心一身二重性是一种社会观念，掩盖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质。另一个在《笛卡尔的错误：情感、理由与人脑》(Descartes’Error:Emotion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中坚决谈论具体形象之重要性的研究者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在讨论心灵与身体进行交流的复杂的机制时，他强调身体并不仅仅只是大脑的一个生命支持系统；身体“贡献的内容也是正常心灵/思维工作的部件或者包裹”[45]。动用自己关于神经生理学的详细知识以及自己多年与神经损伤病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感情构成了一个窗口，心灵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了解身体。感情是身体向心灵传递其结构信息和变化状态的方式。如果感情和情绪是身体对心灵的细语，那么感情“与其他箴言一样是认知的”，有一部分思想，有一部分使我们成为理性动物的东西。重要的是达马西奥发现，认知科学利用计算法研究心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感情确实存在这个事实（一个著名的例外是《具身的心智》)。根据下面这段话，你可以猜测他对把人的意识下载到电脑中这个场景的反应会怎样：“简单地说，每当受到来自生理的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刺激干扰时，以及对那些环境采取行动时，神经线路都连续不断地表现机体。如果那些表现的基本主题不是栖居在身体里的机体，我可能有某种想法，但是我怀疑它不是我们真正的想法”(《笛卡尔的错误》，p.226)。没有人类身体的人类心灵就不是人类心灵。多说无益，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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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那么我们理解的后人类是什么呢？由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被拆除了，很多团体正在竞相决定什么将被当做人类的后继者/后人类。对于本章讨论的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变成后人类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人的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机器。并且，人类信息处理机与其他信息处理机器—特别是智能计算机，要具有根本相似性。因为信息已经被定义成这样了，很多抱着这种观念的人都打算把物质性放在一边，把信息放在另一边，由此把信息视为一种非物质流，可以毫不费劲地全球流通，同时保持具体化概念的可靠性。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既不是唯一的看法，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看法。其他的声音坚持认为：身体不能被弃之不顾；具体的物质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马图拉纳坚决捍卫的，心灵和身体最终是“整体的”而不是被割裂的实体。渐渐地，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变成后人类，因为后人类性质已经存在。相反，问题是我们将会变成哪一种后人类。关于人工生命的叙事表明，如果我们承认观察者必须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身体就永远不可能只由信息构成，不管他出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哪一边。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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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虚拟性的符号学：描摹后人类

早在二十多年前，伊哈布·哈桑就有先见之明地预言了后人类的到来。“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人本主义进行自我转化，成为某种我们只能无助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新事物时，我们就必须理解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了。”[1]当我们迈进了新千年，关于后人类的各种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当代推理小说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热情。本章将回到先前介绍过的那些名词，并且证明它们怎样被用来将后人类描绘成文学现象的地形图。这幅地图不是版图。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后人类尽管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新概念，却已经非常复杂，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的和技术的领域，包括纳米技术、微生物学、虚拟现实、人工生命、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尽管如此，即使一幅粗糙的地图，也可以为理解后人类在展开时沿随的轴线、以及后人类引发的深层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为了绘制这幅地形图，我要回到这个概念：牵涉到后人类形成的两个重要的辩证逻辑是在场/缺席（有一无）和模式/随机（有序一无序)。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由于信息变得日益重要，模式/随机的辩证（信息与此深刻相关）有可能超越在场/缺席的辩证。但是，认为在场/缺席的辩证不再具有解释效力，那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它将物质与意义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是模式/随机的辩证法不可能有的。要成为有用的(地形图），后人类的地形图需要包含两种辩证逻辑。因此，我在这里要重新捡起在第二章末尾放弃的线索，即，模式/随机可以视为对在场/缺席有利的补充而不是对抗性。在本章中将两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具身/身体和归并/铭写的理论结构的全部复杂性。

我们将模式/随机和在场/缺席这两组辩证关系看作一个符号学矩阵的两条轴线。符号学矩阵作为一种启发模式吸引我，因为它对结构和灵活性进行了与众不同的结合。2结构是由轴线以及轴线表达的形式关系决定的，但构成轴线的条件不是静态/不变的。相反，这些条件与它们的伙伴不断地动态地互动，并且从互动中产生新的合成的条件。将在场/缺席放在第一条轴线上，将模式/随机放在第二条轴线上，这两种辩证逻辑就可以开动。第二条轴线与第一条轴线的关系是一种排除关系而不是反对关系(见图表2)。模式/随机讲述的一部分故事，是不能通过在场/缺席讲述的，反之亦然。连接在场与模式的对角线可以方便地被标记为复制，因为它指向了继续(continuation)。一个在场的实体将继续如此；跨越时间和空间复制自身的模式将继续复制自身。相反，连接缺席与随机的对角线则象征着破坏和中断。缺席破坏了在场的幻觉，揭露在场（的幻觉）缺乏本源的充实（originaryplenitude)。随机把模式撕开一个洞，让背景中的白噪音(white noise)汹涌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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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开启符号学矩阵的动态运动了。第一轴线和第二轴线之间以及构成轴线的各种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更多的辩证关系，反过来，这些辩证关系又会进一步相互作用，由此无限往复。对于我的目标，将一层正在进行合成/综合的条件添加到原初的矩阵中，就足够穿过这些转化中的一个（见图表3)。

在顶部的横轴上，从在场与缺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合成条件是物质(性)。我认为这个条件同时涉及物质性的象征/指示能力以及象征/指示过程的物质性。在左边的竖轴上，在场与随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变异/突变(mutation)。突变证实了随机留到在场上的标记。例如，当一个随机事件介入，影响一个机体的基因代码时，这种介入就会改变机体用来在世界中表现/证明自身的物质形态。在第二章，突变跟模式/随机对在场/缺席的替换或转移相关。而在这里，突变作为随机与在场之间的一种综合化条件出现。当随机爆发到物质世界，突变就获得了作为后人类的社会表现和文化表现的效力。在右边的竖轴上，缺席与模式的相互作用，可以根据波德里亚的说法，被称为超现实(hyperreality)。预言社会内爆成超现实(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into the hyperreal)，波德里亚描述了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原物/原象（“original”object）及其类象/拟象（Simulacra）之间的距离崩溃的过程。这列思想火车的终点站是模拟/仿真；模拟/仿真不仅只是与原物/原象相互竞争，而实际上要取而代之。如果某人一生中看到的都是《蒙娜丽莎》的复制品(reproductions)，而现在站在这幅画的原作面前，却没有将它看成原作，而仅仅只是另一件复制作品，他会直觉地理解波德里亚所谓的“拟象先行”(Precession of Simulacra)。[3]最后，在底部的横轴上，模式与随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将标记为信息，打算让这个条件同时包括信息的技术意义以及一种更普遍的认识(perception)——信息是由物理标记承载的代码，同时也是可以从载体上抽离的。这个示意图表明概念对于后人类多么重要——物质(性)、信息、突变和超现实一可以被理解为从在场/缺席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产生的合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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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虚拟性的符号学：描摹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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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个示意图更加充实，我会选择四篇小说作为指导文本（tutor texts）来举例说明后人类的各种关节（articulations）（见图表4）。4每一组（对）文本可以通过一组（对）互补性的问题来表示。表现突变（的文本）是格雷格·贝尔（GregBear）的《血色音乐》(BloodMusic)，在这个故事中，后人类的产生是通过彻底重组人类的身体而实现的。沿着横轴与之配对的（文本）是科尔·佩里曼（ColePerriman）的《终极游戏》(TerminalGames)，在这个谋杀谜案中，谋杀者最后被发现是一种虚拟意识(virtual consciousness)，这种虚拟意识坚信它模拟的虚拟世界比人类居住的物质世界更真实。两者都受到关于身体边界的焦虑的驱动。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主题(theme)，无论从科学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前者比如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和马图拉纳的自生系统论；后者比如伯纳德·沃尔夫的《地狱边缘》和菲利普·K.迪克的《拟象》(Simulacra)。《血色音乐》追问，“现在，人类的组成部分正作为有意识的实体自行运作。如果人类被他们自己的组成部分取代，情况会怎样？”《终极游戏》追问一个互补的问题，“假若人类被迫作为另一个实体的组成部分进行运作，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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