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在垂直的轴线上，用来举例说明物质的动力学的（文本）是理查德·鲍威尔斯(Richard Powers)的《伽拉忒亚2.2》(Galatea 2.2)，在这部自传性的小说中，主人公卷入一个创建神经网的计划中；这个神经网非常精密、复杂，甚至可以通过一场英语文学的硕士考试。在这里，后人类采取了交感神经人工智能(sympathet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形式，最后，这种人工智能变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够自我参照，以至于它可以被称为（自我）意识(self-referential)，以至于也可被称为（自我）意识的。这个文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计算机也像人一样行为表现，该怎么办？”信息的动力学是通过尼尔·斯蒂芬森(NealStephenson）的《雪崩》(SnowCrash）进行探讨的。《雪崩》是以这个条件为基础的：计算机病毒也可以影响人类，损坏人类的新皮层软件(neocortical software)，并且将他们变成只能执行被输入的程序而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机械化的实体。这个文本提出的互补性问题是，“如果人被变得只能像计算机一样运行(程序），该怎么办？”关于身体边界的问题主要是沿着横轴体现的。相反，沿着纵轴的重要问题关注的是各种形式的铭写，以及它们主导或者替代血肉之躯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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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景观的轮廓从这个模型的线性框架的抽象中涌现出来时，情况将变得非常明显：对于后人类预示着什么，这里不存在任何共识，部分原因在于建构和想象后人类的方式各不相同。人类和后人类应该怎样被连接在一起作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复杂的语境？拓扑学所能揭示的不一定是对于这个深度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转向关于单个文本的讨论。在单个的文本中，一系列关于后人类的不同结构/组态将会得到清晰的阐释。在这些文本中，后人类不是作为一种服从普遍规律的抽象实体，而是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场域出现；某些特别的向量将会贯穿这个场域。我曾经选择不把这些讨论编织到一个无缝的网络中，免得让后人显得比他本来的情况更加不统一(unified)。相反，这些讨论按道理要像超文本的Lexias一样行动，邀请读者从断裂、并置和隐含的联系中建构意义。

《血色音乐》中变异的身体

维吉尔·乌拉姆（VergilUlam）是一个才华横溢但不负责任的研究者，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将人类的细胞与计算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的名字由维吉尔和乌拉姆的结合而成。维吉尔是但丁(Dante)的引路人，而乌拉姆则是原子弹的共同发明者之一斯塔尼斯洛·乌拉姆。这个名字暗示他作为引路人和泄密者的双重功能。当他违法的研究被管理人员发现，维吉尔非常恐慌，决定把生物芯片吞到肚子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生物芯片带出实验室，然后再从自己的血液中取回芯片。但是这些细胞有另外的想法。在维吉尔的身体内，细胞继续进化，直到每一个细胞都像人一样智能。仿佛在实现维纳噩梦般的想象——在能够回避并且破坏人类主体的小型内部单元之间建立通讯路径，细胞渐渐控制了它们的宏观主人(macroscopic host)。经过高度组织，这些细胞开始重新组织维吉尔的身体：重建他的脊柱，纠正他的视力，改变他的代谢。在几天之内，细胞就突破了血脑屏障，并且发现维吉尔是不能同宇宙共存的。然后，它们又开始渗透他的皮肤，占领外部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它们几乎改组了北美的所有人口，把人类从自主的机体变成流动的棕色薄片，优雅地垂悬在自然景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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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语言已经在其中编码，除了很多向量，还包括机构、自主性和不连续边界等作为一个人类行动者的条件。当细胞同时变成发言人和行动者，格雷格·贝尔努力为它们发明一种语言和文字设计(Typography)，这种文字设计可以对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编码。与维吉尔不同，他们有两个对话者。一个是维吉尔公司的高级顾问迈克尔·伯纳德(Michael Bernard)。伯纳德逃到了欧洲的一家生物研究公司内的一个高度安全的隔离房间里。尽管他已经被感染，但细胞还没来得及改组他的身体；困在隔离的房间内，细胞不能与其他细胞殖民者建立联系。在北美，人类与细胞的对话通过苏茜·麦肯齐(SuzyMcKenzie）继续进行。苏茜是一个行动迟缓的智障女人，细胞还没有对她进行改造。尽管苏茜认为她之所以未被改造，可能是因为细胞想把她当做一个快要消失的物种的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BM，p.220)，但是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她的智障与一种奇怪的血液化学相关，而细胞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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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茜，这种对话采取了她与家庭成员进行交谈的形式。在完成“改变”之后，家庭成员都回到她身边。（家庭成员）不再是人类，这些后人类是细胞用了很多努力才建成的复原体(reconstructions)，并且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这些复原体暗示，苏茜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改变。由此，对话就变成一种手段，作者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比较人类与后人类状态的相对优势。复原体向苏茜保证关于改变的事情，告诉她除了失去孤独，其他什么都不会失去。这些后人类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被破坏，仅仅发生了变异，因此他们现在还能够与成千上万其他的智能生命(intelligent beings）进行连续、丰富的通讯。比她的人类同伴慢一些，苏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到寂寞与孤独。在北美几乎没有另外的人类同伴了，这个事实进一步突出了苏茜孤独的处境。这种处境就像是对人类情境的隐喻。与细胞的合并精神力量相比，人类只是低劣的品种，患有先天不足和精神缺陷，除非通过深度调解的不确定方式，无法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交流。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苏茜，紧紧抱着我们的自主性(好像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忍受着强烈的孤独感；（我们）都太顽固、太迟钝，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特别是可以把我们变成后人类的那些改变。

对于伯纳德，与苏茜一样的智能和速度是缓慢的、不知所措的，对话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正如维吉尔所做的一样，伯纳德通过心灵感应术（telepathically）“听见”了细胞，并且通过肌肉运动感觉“感觉”到它们作为一种音乐在他的血液中。由于在改变他的行动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细胞努力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他的本身(identity)。“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细胞继续向他通讯。“我们已经把你的部件编码到很多处理团队中。我们能够把你的个性（PERSONALITY）译成代码并且完成回路”。伯纳德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们会从中偷取我的灵魂”。细胞反驳说，“你的灵魂已经被编码了”(BM，p.174)。将他像胶囊一样包裹起来的隔离室，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类的存在情境的换喻。他的情况属于例外，因为他确实与自己的人类同伴完全隔绝了；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却很典型：与细胞（后人类）体验到的丰富、连续不断的通讯相比，所有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对隔绝的。面对与世隔绝终身判决，或者作为细胞殖民地的生命，伯纳德像苏茜一样——决定心甘情愿地走进黑夜。通过他的计算机终端——当细胞改造他的手指/脚趾（digits）以便他可以直接地进入数字的信息流时，计算机终端已经逐渐与他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他给自已曾经的人类伙伴发回一些报告，谈论变成后人类的感受：“这里没有光，但是有声音。它为他填充了大量迟缓的波动，不是听到而是他的数百个细胞感觉到。细胞根据血液的冲击进行跳动、分离和收缩。他在自己的血液中。他可以体验正在构成自己的新生命（newbeing）的细胞的存在，以及并非直接作为他的部件的细胞的存在。他能够感觉正在推进他的细胞质的微管道发出的刮擦声。他能够感觉到的最不平常的，其实是——所有感觉的基础细胞质本身。”(PM，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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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马图拉纳的强烈主张：人类不是别的，只是自己的自创生过程。但与马图拉纳的想象不同的，是支配这个情节的必然的变化。自始至终，细胞都在警告伯纳德，他们不会无限地延迟对他的改造。它们强迫性地推进扩张与改造，让人想起资本主义的铁律——保持消费增长的循环高速旋转，以免经济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崩溃。细胞也许不会表现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但是它们像良好的资本主义一样，不由自主地寻找新地盘来满足自己的帝国扩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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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点在于强调具身中的变化，小说中的科学家们还是宣称信息是现实的本质，仿佛要在这里证实最后的现实是计算宇宙。数学家戈加蒂(Gogarty)，曾经在伯纳德被隔离期间前去拜访过他。戈加蒂宣称，“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信息。所有的粒子，所有的能量，甚至时间和空间本身，最终都只是信息”(BM，p.177)。戈加蒂与伯纳德共享的这个假设，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科学，掺杂着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 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意识和宇宙共同决定自然法则。直到现在，地球上的意识密度并不足够，无法引起相当可观的效果。但是由于十亿万亿个智能细胞居住在星球上(戈加蒂不无反讽地指出，完全忽略微不足道的人口数量)，那么多观察和理论活动都在表明，宇宙已经不再具有应付必然变化所需要的灵活性。意识的质量(Mass of consciousness）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就像一颗处于崩溃边缘的恒星，它必然会爆炸，并且造成一个思想黑洞。

为了防止灾难，细胞一现在已经相当智能，因此戈加蒂称之为卵母细胞(Noocytes）—发现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收缩自身以便消失在终极现实的结构中，变成[就像法国哲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 Chardin）的智能圈(noosphere)]一种纯粹智能的光环。人类身体继续占有的物质性，毫无疑问是其领地范围的一种标志符号，既象征他们与终极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象征着他们的弱小的精神活动。相比而言，人类的精神活动太微不足道了，以至于无法解释万物的宏大结构。在巨变之后，被抛弃的人类充满迟到和怀旧的感觉，在卵母细胞的收缩行动造成的“温柔的混沌”(gentle kind of chaos)中尽其所能地维持(BM，p.239)。最后的转变留在世界上的随机性标记，证明了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在后人类建构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文本中，即使首先关注的是变异中的身体，但信息还是被视为宇宙的母语。当细胞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变得就像爱德华·弗雷金的细胞自动机，不断趋于一种状态一在此状态下，它们将会离开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重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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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文本能够将朝向后人类的转变描绘成一种积极的发展呢？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文本坚持认为后人类不仅能够治愈标记人类主体性的各种异化，而且能在协议中保存自主性与个体性。早在维吉尔还是一种人类形式（尽管处于突变中）时，他与细胞之间的交流已经足够让他了解它们的存在状况。尽管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是不允许的(抗体只是攻击并且杀死任何违抗中央命令的细胞)，维吉尔有点语无伦次地坚持说，“这并非就是一种专制。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自由。它们的变化非常不同”(BM，p.72)。当伯纳德收缩为细胞的比例时，细胞把他引进了“思想宇宙”（THOUGHTUNIVERSE)，在那里，他遇到了像但丁一样的维吉尔的身影。应伯纳德的要求，曾经是维吉尔的卵母细胞群，复活了一个维吉尔的形象；伯纳德与这个复活的形象进行了交谈。其实，这个复活的维吉尔绘制的关于细胞世界的图景像天堂一样：“经验由思考活动生成。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成为我们希望的，或者记住我们希望的，或者思考任何事。我们不会因为缺乏经验或者知识而受到限制；一切皆为我所用”(BM，Pp.203—204)。即使用乌托邦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主张都显得有点过分，但它们清晰地表明为什么达科·萨文(DarkoSuvin）把《血色音乐》称为“天真的童话”。这个童话迎合了“流行的愿望梦(wishdreams)，比如：我们爱的人都不会死；我们过去的错误也许全都可以弥补；所有这些愿望梦都注入了相当可疑的哲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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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政治实例”[6]。

另一个“愿望梦”是“不朽”。正如每一个生物学家知道的，必死性（mortality）根据规律作用，但针对细胞的规律与针对肉眼可见的人类的规律是不相同的；可以想象的到的是，最早的人类的细胞质的某些形迹依然存活在今天的女儿细胞中。由于细胞将他描述成“为了重新结合成BERNARD而选择的（卵母细胞）丛”，伯纳德回应道：“我是伯纳德(Bernard)”。但细胞回答说，“这里有很多伯纳德(BERNARD)”(BM，p.199)。在这种文化想象中，牺牲独一无二的身份，似乎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因为回报的利益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主题最先是通过关于杰里（Jerry）和约翰（John）这一对双胞胎的叙事介绍的。就像苏茜一样，基于他们自己并不理解的原因，这对双胞胎也没有接受改变。除了偶遇维吉尔的母亲爱普里尔·维吉尔(April Vergil)之外，他们好像是在故事情节的小路上盲打误撞，因为关于他们的故事不知该向哪里发展。我怀疑他们的功能是为了介绍这个概念：某些人类已经经历过一种繁殖过的身份(multiplied identity)。“嗨，你就是我，兄弟”，一个对另一个说，“差别是次要的”(BM，p.149)。这个主题又回来了。当苏茜正在照镜子，看见一个形象从镜子里走出来，并且拉着她的手，因此她在改变的过程中就不孤独了。这个形象，绝不仅是外貌/魅影，而是一种细胞复原体(reconstruction)。“它们拷贝了她。复印了她”，苏茜认为(BM，p.245)。姐妹、李生、女儿，细胞复制安慰并引导苏茜，暗示唯一身份的失去，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失去。

尽管人类形式和唯一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包含在《血色音乐》中，因为它被用来象征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改变的规模象征一种转换，而不是对普遍价值的彻底抛弃。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也许已经收缩到微观的维度，但并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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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游戏》的超现实

《终极游戏》的情节围绕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展开。某天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就在当天晚上，谋杀案就作为模拟被重新展现在一个虚拟现实的网络中。网络的名字叫失眠者之家(Insomnimania)，(正如其名所暗示的）是专为那些凌晨三点钟都睡不着觉、既没有人可以说话又没有地方可去的人设计的。失眠者之家具有图解能力，因此它的用户可以通过动画形象[小说中称为“沃尔特”(Alters)，其他地方称为“阿凡达”(avatars)，指电脑游戏或聊天室中代表使用者的化身]在虚拟世界中代表自己。失眠者之家利用一种在线的虚拟世界代表/表现它的用户，配套设置了厄尼酒吧(Ernie's Bar)，巴贝海滩（BabbageBeach）和快乐屋(Pleasure Dome)，在这里，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的男女引导自己的化身/沃尔特。奉命调查谋杀案的侦探诺兰·葛诺堡斯基(Nolan Godowsky）不出所料地爱上了漂亮而迷人的玛丽安·赫蒂森(Marianne Hedison)，她的朋友芮妮(Renee）是谋杀的受害者之一。像芮妮一样，玛丽安也是失眠者之家的成员；她最先意识到，由一个名叫奥吉（Auggie）的沃尔特/化身传到虚拟鼻烟室（SnuffRoom）中的精心制作的动画就是真正谋杀案的重现，甚至包括只有谋杀者才会知道的细节。奥吉的外貌更加强化了这种怪诞性。他的形象是经典的招摇撞骗的红鼻小丑奥古斯特（Auguste）的卡通版。红鼻小丑最喜欢戳破非官方的小丑领袖皮埃罗（Pierriot）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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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奥吉的操纵者，（侦探）来到网络总部。两位黑客的所有者拒绝透露使用奥吉作为自己的化身的网络用户的身份。黑客的老板曾经用“你的真实身份永远受到保护”这句誓言来宣传他们的服务(TG，p.45)。被问到信息还是人的生命哪个更重要时，他们齐声回答，“信息”。他们的推理听起来就像是“电子自由前哨”(ElectronicFreedomFrontier)与汉斯·莫拉维克的结合。“迟早有一天，人类将要彻底搬出肉体’生存的物理一时间世界。然后，我们将变成纯粹的信息，并且活在这些事物中—虚拟现实、赛博空间，电子涅槃(electronic nirvana)或者其他任何情况。当我们这样做时，你们会感谢我们，老大哥并没有先于我们到达那儿。”(TG，p.169）不过，当玛丽安用另一种方式说服他们时，读者几乎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这个文本就是要保护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免受后人类改造的威胁。在任何时候，关于保护身份的座右铭都更适合叙事，而很少适合网络。

玛丽安和诺兰慢慢意识到，奥吉的身后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人类操作者，而是作为一个自主的存在(autonomous being）在虚拟世界中自行运作。如果奥吉不在厄尔酒吧逡巡，也不在巴贝海滩晒太阳，那么他肯定在他所谓的地下室消磨时间。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之后，玛丽安最后成功地猜到了进入地下室所需要的密码：“奥吉就是奥吉”。她在那里发现了奥吉工作的方式。某些用户，特别是那些内心空虚的用户，很容易受到奥吉的诱惑。当这些用户进入地下室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你甚至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叙述者告诉（曾经是玛丽安）半意识(semiconsciousness）(TG，p.423)。这些用户合并成一种集体性实体(collective entity)。这种集体性实体最先并没有面孔，直到它坐到镜子面前并且戴上小丑的面具，才有一张脸。因此，奥吉实际上是一种新兴的后人类意识，它将那些心理脆弱的用户的潜意识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原料。当奥吉决定要做某件事，其中一个（用户）后来在忏悔中解释道，“我有时候带他到处走，如果他想说什么，我就用他的话打出来”(TG，p.367)。在催眠状态下，这个肇事者还是继续坚持认为，这个实体（agency）属于奥吉，不属于他自己。“因为我只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不能做决定。一个细胞不能理解事情”(TG，p.371)。在《血色音乐》中，细胞取代了人类的身体，相反，在《终极游戏》中，人类变成了奥吉身体中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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