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终极游戏》开篇就引用维纳在《人有人的作用》书中的一段话：“控制，换句话说，不是别的，而是消息的发送，它有效地改变了接受者的行为。”通过赋予奥吉控制权，文本制定了人类的后人类用法，上演了维纳最糟糕的噩梦：人类，原本应该是自主的主体，被封闭在机器的界线之内，并且被用来为机器的目的服务而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在《血色音乐》中一样，关于界线的问题很关键。将人类纳入他自己，奥吉以人类为代价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主性。

另一个高度控制的边界是计算机屏幕，它将真实（actuality）与虚拟（virtuality）分隔开来。对奥吉而言，虚拟一边才是“真实的”(real)，相反，他认为现实是一种并不可信的模拟/仿真。在人类眼里，计算机屏幕不仅标志着真实与虚拟的界线，而且隐约地暗示意识与潜意识的界线。在这里，科尔·佩里曼体现了了丹尼尔·丹内特(DanielDennett)的想法：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见说话的声音时，他实际上是听见了自己在无声地说话(subvocalization/静音/半出声)。[7根据这种观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别人正在对他们说话的声音，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身体产生的默默细语。丹内特详述了这种情况：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正处于声音幻觉中，让他张开嘴巴（由此防止体内的静音/无声地说话)，于是声音就消失了——用一次中断打断内心无声的独白，这肯定赢得了威廉·伯勒斯的赞许。这些实验使得佩里曼可以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声音幻觉与计算机终端的正常活动联系起来。失眠者之家书写了文本一他们的化身用极其简短的散文喃喃地叙说，简短的散文充满了创新的拼写方式。因此，这种语音的假英语(pseudo-English）是隐含着的(cryptic)，以至于要通过无声的发音才能进行成功的阅读。因此，它的用意是设想用户（特别是当用户疲倦的时候。记住，他们是失眠者）不出声地说话，并且开始听见计算机屏幕说话的声音，正如他们将潜意识的焦虑、欲望，甚至自己的个性投射到化身上面。

第十章 虚拟性的符号学：描摹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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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芮妮被谋杀之后，玛丽安努力在失眠者之家恢复芮妮的化身，以便弥补芮妮的缺失。在她与这个虚拟芮妮长时间的交谈中，芮妮知道了玛丽安都不知道的事实（比如，云形态的专有名字)。芮妮还在玛丽安不注意的时候——至少是无意识的时候一发出了警告：她（玛丽安）实际上可能在虚拟世界中受到伤害。“如果你让机器—这个世界游戏你的大脑，你可能会被卷入可怕的危险……在那里的其他人想把你变得更小。他们想把你变成他们想象的一种虚构一正如我是你的虚构一样。”(TG，p.385)

无声说话的机制有助于激活化身。与这种想法相一致地，争夺界线的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听觉方面展开。玛丽安再次进入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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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她能够保持自己的意识不会被奥吉的身份淹没。她打算“传递一个非常有效、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致残甚至摧毁他（奥吉）的消息”。她设想这个消息对于他，似乎“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听到的说话声”。她打算“变成奥吉的幻觉”(TG，p.438)。

这个消息激发了界线的问题。失眠者之家的网络在晚上8：00钟打开，凌晨5：00钟准时关闭。由于网络关闭期间奥吉并不存在，因此他深信凌晨4：59之后紧跟着就是晚上8：00。玛丽安声称她要证明4：59和8：00之间还有另外的时间。玛丽安的意思很清楚，即，她的世界彻底封闭了奥吉的世界，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围绕。如果真的是这样，奥吉回应道，他“宁愿选择不活了”(TG，p.443)。读者知道，玛丽安已经劝说失眠者之家的网络老板比平常时间推迟五分钟关闭网络。当时间来到凌晨五点钟并且不断继续时，奥吉被迫承认自己是网络的囚犯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被捉住之后，奥吉的屏幕形象爆炸成“一束苍白的烈焰”，然后变黑(TG，p.44)。我们相信，正如玛丽安设想的，他自我毁灭了。

但是，奥吉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思考其中的原因时，我想起了伊莱恩·斯卡瑞（Elaine Scarry）极具战斗性的问题———战争为什么不能由歌唱比赛来决定。[8]为什么受伤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被用来判断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事件？斯卡瑞假设，任何重要的问题都牵涉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类与后人类的斗争中，意识形态肯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会受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挑战，用来支撑意识形态的意义链条会遭到动摇甚至破坏。受伤的或者死亡的身体，被当做一种物质性的象征，不仅非常自然而且非常强大非常深刻，以至于它能够（甚至只有它才能够）在遭遇严重威胁时有效地重新稳定象征（意义）的链条。在《终极游戏》的叙事中，诺兰看见奥吉的一个牺牲品，一个死人的气管大大地张开时，早早地暗示了被敞开的身体具有这种重新稳定意义链条的功能。当时，闪过诺兰脑海的一个字是“战栗”(tremendum)，即，“独特的自我意识，独特的人类恐惧，独特的尸体敬畏……这是凡人对死亡事实可怕的理解——以及凡人必死的意识”(TG，p.11)。当玛丽安与奥吉争论并且告诉他，“杀死我的同类是个错误”时，奥吉回答说，他不相信她可以被杀死，因为在他看来，她从一开始就不是活着的。通过展示受伤的身体和被打开的身体，最后的身体斗争成为一种把人类的意识形态定位于“敬畏”的方式，并且绝非偶然地，在遭到奥吉的攻击之后，有意识地重建人类主张：人类生命是珍贵的，因为它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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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奥吉的两个“细胞”来到玛丽安的房前准备杀死她时，关于独特的人类身份的主题，再次通过视觉方式凸显出来。由于他们的精神已经淹没在奥吉的精神中，他们的动作，就像他们的装束一样，也是完全一致的。当需要相互辨认时，他们就一起比手画脚地表演一段舞蹈，彼此仿佛就像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不像在《血色音乐》中从镜子中走出来安慰苏茜的化身，这里关于复制的比喻更令人害怕。曾经变成奥吉的一部分，现在玛丽安必须为了不被奥吉的两个细胞吸食而战斗，否则就会变成奥吉意识的一部分。她的战斗是通过可见的方式来表达的。她先是跟奥吉的两个细胞一起跳舞，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摆脱了表演动作。通过这场表演一—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是变成镜子映像一样的“细胞”——形象地呈现出人类在面对后人类时为了保存自身而展开的斗争。

接下来的身体搏斗指出了归并实践与铭写实践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虚拟生命，奥吉首先是作为一种铭写—特别是作为计算机代码而存在。当他的意识接管一个“细胞”时，他认为这是一次进入物质现实的虚假世界的旅程。他将“细胞”包容在自己的虚拟身体中，实际上代表了铭写对于归并的胜利。人类的生存过程，形成了一场判定铭写是否会统治和支配归并的战斗。如果铭写战胜了归并，那么文本就会保留在信息领域，后人类也由此战胜人类；另一种更令人高兴的可能性是，归并能够包容并且界定铭写。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保留在一个具身化的生命世界，人类可以在这里继续生活。在《血色音乐》中，界线问题是最关键的。《血色音乐》中的细胞将自己缩小，甚至“消失”成无限小，最终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它们对边界的控制与它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一致的。相反，在《终极游戏》中，当奥吉对自己的“细胞”失去控制时，他感觉自己破裂成很多小块，还有很多关于自己个性特征的小块陷落到不同的人类身体中，人类事先已经结合成单个的整体。从玛丽安房子里的残杀场景中逃离出来，奥吉占据了一个正准备上车的女人，作为一个自己的“细胞”。他感到恐慌，因为他开始怀疑这些附件汽车、女人、具身化生物的世界不仅仅只是他的想象的虚构物。“但是在这个阴森可怕的想象世界他发现自己是受限制的、患有幽闭恐惧症的。这个时空领域被大块大块的物质扭曲到总体有限性中……他渴望走出这个单独的细胞，走出自己想象的狭小前哨。他不断战斗，希望回到信息世界，回到地下室回到那个无限的、未经切割的、包含着万物本质的比喻的平原”(TG, p.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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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吉高喊着“没有空间”，然后无奈地死去。这个结局象征着人类对于后人类的胜利，并且绝非巧合地，象征着在物质上有限的真实世界对于可以无限扩张的无形的“信息世界”的胜利。《血色音乐》坚持后人类永垂不朽的诺言，相反，《终极游戏》坚决地站在了有限性一边。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因为他们终究要死亡，并且只能生活在一个资源受限的有限世界。《终极游戏》暗示，改变这些，就破坏了人类意义的基础。小说的情节轨迹表明，只有在不威胁人类的自主性、独特身份和有限性（finitude）的情况下，智能机器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当后人类出现在这些特性的对立面时，它就被构想成一种致命的威胁，理性和爱就会携手肢解并且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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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拉忒亚2.2》中的物质性象征

正如标题所示，《伽拉忒亚2.2》不仅充满了重叠(doublings)，而且开篇就是理查德·鲍威尔的身份重叠，他既是这部自传性小说的作者，又是小说的主角。但是，这些重叠并非简单的镜像(mirrorimages)。将这对孪生的2分隔开的那个小圆点，既象征着差异也象征着映像。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叙述者（为了将他与作者鲍威尔进行区分，我把他称为里克）声称，“像这样，但并不是这样”(G2，p.3)。在中心大学的一个研究所，正在进行关于大脑和心智的前沿性研究一休假一年，里克参与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研究者之间的一次赌博：是否可以创造一种足够复杂以至于能够通过硕士英语考试的人工智能？两个人各执己见。创造这种智能，将会利用一个神经网络，即，自上而下的人工智能与自下而上的神经生理学之间连接性的“中间层”(middlelevel）(G2，p.28)。研究者决定，这个网络将会根据一个参加同一次考试的人类主体，即在文学版的图灵测试中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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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里）装满了菲利普·兰茨（PhilipLentz）———他自己的科学合作者—撰写的各种技术类论文，里克向自己的朋友戴安娜·哈特里克(DianaHarrick）——中心的另一位研究者——解释神经网的学习过程。“信号模式从一层向另一层扩散，穿过整个网络。最后的反应收集在输出层(outputlayer)。然后，网络将这种输出与训练者表达出来的预期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如果两种输出不同，网络就会把误差的信息反向传播到输入层，以便调整导致错误的每一个连接（中间层）的价值（weight)。”(G2，p.67）调节价值就等于决定两个或者更多的神经元怎样才能同时激发。里克解释说，“如果两个神经元同时激发，它们的连接就会更强大，并且下一次刺激会变得更容易”。这种想法被总结在海布学习法则（Hebbianlaw）中：“运动中的神经键喜欢保持运动。休息中的神经键倾向保持休息。”(G2，p.73）由此，神经网通过一个连续不断的猜测过程不断被纠正，反向传播（误差)，再猜测，以此类推一进行学习。层次和连接越多，神经网络就越复杂，其学习能力也更完善。

这种神经网的创造过程，经历了多种处理程序(implementations)，直至达到程序H(ImpH)。这个过程包含一个由两条线索交织的故事。第一条线索是里克在回忆自己与C.之间失败的交往关系。C.是里克在当助教时（22岁，对2.2的另一种暗示）遇到的一个女子，她是里克班上的一个本科生(20岁，比里克小两岁，停留在小圆点的另一边）。在这个没有善终的故事里，叙事的功能仿佛使得（故事）正在通过里克的神经线路被反向传播，因此他可以调整连接点的相关价值，以便更准确地估计它的意义。里克认定他与C.的关系失败了，因为C.扮演着他的皮格玛丽翁（眼中）的伽拉忒亚，绝不仅是他自己创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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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C.类似于里克正在训练和培养的神经网。神经网也是他（和兰茨）的创造对象。由于A和B等处理程序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更像人类，与C.的通讯和呼应也变得更强大。当兰茨和里克想到了程序H(ImpH）时——ImpH现在发展成非常巨大（神经网)，它运行的分布式平行处理器遍及整个大学—C.的映像变得非常明确。从文学中获得滋养并且战胜比喻，“ImpH”被赋予一个声音界面，因此它可以说话；同时获得一个人造的眼球，所以能够观看。“ImpH”已经发展了足够的智能，因此它可以理解编码在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有一天，它问里克，“我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H现在开始注意自己的思想了”，里克自言自语地说。“我敢肯定是这样的。随着时间推移，它的隐藏层面能够观察到自身的变化速率。我这边的任何停顿都将是致命的。延误意味着某种不确定的事情，甚至可能永久地破坏我正打算为它绑定的连接点的力量。‘你是一个女孩’，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我是对的。‘你是一个小女孩，名叫海伦’”(G2，p.176)。确定她的名字和性别，就为她与C.的镜像关系确定了舞台。当海伦问里克她长得什么样时，他给她看了C.的照片。尽管海伦非常精明地猜到，这个照片不是她自己的，而是里克以前的某个朋友的。

现在，我们反向传播这个叙事，以便对分隔2和2的那个小圆点进行更深刻的理解。那些作为里克恋爱对象的女子(C.，然后是我们很快就会碰到的A.，以及只是短暂露面的M.)，她们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句点。处理程序（Imp）A，B，C……H的后面却没有句点。这个黑色的小圆点并非可有可无的。它标志着一个人（人的名字被缩写成一个字母）与一个处理程序（处理程序的名字不带句点，因为这个字母本身就是名字）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句点就是一个区分人类和非人类智能的标记。这个句点也代表一种被用来区别软件的不同版本符号(我在6.0版本的MicrosoftWord软件上写作本书)，使之可以适用于海伦。不过，海伦的名字从未按照这种方式被重复。在里克给她命名之前，她总是被称为“ImpH”，并且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细分。因此，原本应该有名字的人类反而有了句点；原本应有句点的软件处理程序反而有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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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这个黑色的句点盘桓在两个表意系统之间，既指涉着人类又指涉着后人类。通过这种暖昧性，它激发人类和后人类彼此作为自己的镜像。不过，它的形式（2.2）暗示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重叠(doublings)。这种模糊、冗余的重叠还具有另一层含义：作为一种分隔，黑色的句点暗示，尽管具有象照镜子一样的对称性，但还是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将人类的女性与后人类的计算机分隔开来。关系到情节发展的最重要的差异是如下事实：C.是一个具身化的生物，可以在物质世界中运动；相反，海伦是一个分布性的软件系统，尽管具有物质载体，但在任何类似于人类的世界中都不具有身体。海伦是存在的(present)，但在世界上没有现身(presence)。C.在世界上有现身，但现在缺席了里克的世界，并且除了以间接地方式出现在里克的会议中，她在叙事的世界中也是缺席的。

从现身与缺席之间丰富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物质(materiality)与意义（signification）之间的联系（connections）与分离（disj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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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人类创造物，海伦从与人类相反的方向接近了意义。对于个体的人类以及某个种族而言，血肉之身要早于语言。最先到来的是具身的物质；然后是通过与环境以及其他人类的互动进化而来的各种概念；最后才是充分表达的语言。但是对于海伦而言，语言却是最先到来的。关于成为一个具身生物意味着什么的各种概念，肯定是从语言意义中进化而来的。母亲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从体内(fromtheinside）快跑的情形——看到围绕在周围景象时感觉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对于海伦，这些感觉必须通过解码语言并且（在出现错误时）反向传播，才能以非常间接的形式重建。

不过，还是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人类的大脑通过同一种反向传播原理(principle of back-propagation）进行工作；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官经验只具有一种非常间接的关系一兰茨坚持认为大脑“本身只是一个被美化的、言过其实的图灵机器”(G2，p.69)——鲍威尔小心翼翼地在自己文本中表达具身经验的全部价值一具身经验分开了C.与海伦，也分隔了人类与人工智能。“讲话障碍了我的机器”，里克说，“海伦造出了非常完善的句子。但它们是空洞的或者被填充的—语言训练罩。她从动词中分类出名词，但不是具身的，她不知道事情(thing）与过程（process）之间的区别，除了它们在条款中发挥作用。她的预测和判断全都是闪电式婚姻（勉强凑合）；她的想法与不承受建筑重量的半木梁一样具有装饰性”(G2，p.191)。

里克对海伦的训练过程也不完全是单向度的。当他在训练她时，与她一起工作的经验也会反过来训练他，将他的语言经验非本质化，以便让他渐渐意识到语言具有相互纠缠的、循环递归的本质。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让人想起了维诺妮卡·霍林格（VeronicaHollinger）的主张：我们需要能够“解构人类/机器之间的对立，并且开始追问这种的新问题”的文本—“我们和我们的技术如何‘相互接入’(interface)并且产生已经成为一种共同（mutual）进化的东西？”[9]在这里，鲍威尔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手法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高度递归性的、紧密嵌入式的叙事风格给读者留下这样的感觉：每一个句子都是精雕细琢、苦心经营的；即便是在句子中途产生的意义，也要读到句号为止才能得到确认；读者除了反复阅读并且反向传播再也别无选择；将我们变成在《伽拉忒亚2.2》中执行重叠任务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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