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里克去看望奥德丽·兰茨，目睹了她悲惨的状况。中风症已经彻底摧毁了这个曾经明媚而美丽的女人。之后，他认为自己知道了为什么兰茨要全副身心地创造人工智能的原因。“现在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将要证明精神/心智是有重量的向量。这样的证明完成了任何数量的议程。至少一个人可以在灾难性事件中备份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消除死亡。这是一个长期的想法。我们可能冻结自己精选气质，毫无痛苦地将它悬浮在经验之上。让它永远保持在22岁”(G2，p.167)。遇到C.的时候，里克正好22岁。加上这个小圆点，他的年龄就变成标题中的2.2。在这个语境中，这一对“2.2”(twos)已经与痛苦一衰弱的身体使里克的爱人或者熟人（2等于精神和身体）遭受的痛苦联系起来，也许他在回忆中对那些痛苦的反思联系起来（当他在记忆中重访这些痛苦时，里克移情地分担痛苦以及他对痛苦的书写重复了前一个“2”)。

不过，在鲍威尔看来，对衰弱的具身的答案不是扔掉身体不管。通过变成一种信息模式从而实现超越，这个梦想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引起了他的抵制。正如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海伦已经非常接近一种信息性生命的存在了。但是就像创建她的人类一样，她也感到痛苦。她非常痛苦，以至于最后宁愿丢掉意识。另外，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平行的分布式系统，她在面临物理事故时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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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中心遭到炸弹威胁时，里克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拯救海伦，因为抱着一台电脑逃出建筑物，却会留下几百台，她在那些电脑中还是面临风险。

尽管里克认为他知道兰茨希望创造人工智能的原因，但他的猜测也许是错的。在小说的结尾，他直截了当地向兰茨问起这个问题，兰茨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我们为什么要做事情？因为我们孤独。”(G2，p.321）如果创造海伦暂时填补了他们作为人类的孤独，那么这种安慰是有代价的，因为海伦发现她是在中途被丢到人类世界里的，并且她在这里从未找到过家的感觉。她的孤独可能比兰茨们的孤独更深入骨髓，因为就像凯列班一样，她只是一个杂种的生物，一个满怀希望但很难实现希望的怪物，一种不可能像人类一样体会具身化感受的铭写。在这个建立在映像与分裂、现身与缺席、物质与意义等辩证关系基础上的叙事中，后人类的出现，不是作为人类的竞争者或者继任者，而是作为一个渴望已久的伙伴、一种帮助人类减轻在世的孤独感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海伦与《血色音乐》中的细胞有许多共同之处。《血色音乐》中的细胞认为它们能够克服人类的隔膜与孤独。不仅没有消除孤独，这里的后人类生命一形式本身也感染了孤独。海伦自杀之后，兰茨建议创造她的继任者。按照字母顺序，这个继任者将会取名为“I.”。但是在我们抵达这一时刻之前，这个双线编织的故事很可能瓦解成单线的叙事，里克退出了游戏，鲍威尔结束了文本。不管好坏，鲍威尔指出：在有意识的计算机和有意识的人类之间，还是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不管后人类是什么，他们都不能消灭孤独，孤独感源于写作与生命、铭写与具身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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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中的信息感染与卫生

《雪崩》描绘的世界——半虚拟，半真实———是由一个超级强大的隐喻驱动的：人类就是计算机。这个隐喻奠定了小说最重要的假设条件：计算机病毒也可以感染人类，同时作为一种传染病、一种迷幻剂和一种宗教发生作用。“雪崩’是计算机的隐语(lingo)。它意指一种系统破坏，一种病菌(bug)，在这样根本的层面上，如果它破坏了计算机显示器中控制电子束的部件，使之胡乱地在屏幕上喷洒，就可以将像素的完美晶格（perfect gridwork）变成一种高速旋转的暴风雪”(SC，pp.39一40)。不断破坏晚期资本主义美国的“完美的晶格”这里的商业几乎彻底取代了政府——雪崩预示着混乱已经爆发到这种没有格式化的世界。仿佛是对大脑控制论模型的回应，尼尔·史蒂芬森推论，在人类肯定有一种基本的编程水平，相当于计算机中的机器代码；在这个层次上，自由意志和自主性不再发挥作用，它们都是执行程序的内存(磁芯储存器)。如果说《伽拉忒亚2.2》是在追溯意识从这个基本层面开始的递归性发展，那么《雪崩》则恰好相反，旨在描绘当人类崩溃回落这个基本层面时对意识的强制性剥离。在《伽拉忒亚2.2》中，当海伦获得意识的时候，铭写和归并就分离；在《雪崩》中，当人类失去意识的时候，铭写和归并又合并起来。

黑客染上病毒的方式，预示了铭写与归并的汇合。一般而言，普通人可能在服药时咽下病毒，或者通过交换体液获取病毒。相反，黑客可以通过注视其代码的位图(bitmap）轻易地获取病毒。正如叙述者指出的，视网膜直接与大脑皮层相连。在文学意义上，视网膜是大脑的前哨。因此感染源（病毒）可以通过眼睛进入，并且直接影响大脑。拉格斯是一个正在跟踪雪崩的私家侦探。希罗（Hiro）向拉格斯（Lagos）学习，因为他是黑客，他有“担忧的深层结构”。“记得你第一次学习二进制代码吗？”拉格斯问。“你正在你的大脑中形成通道——深层结构。当你使用它们的时候，你的神经产生了新的连接—轴素（axons）分裂了，并且从正在分裂的神经胶质细胞中间挤过去你的生物件(bioware）自我修改了——软件变成了硬件的一部分。因此现在你是易感的”(SC，pp.117—118)。在这段文字中，各种隐喻性的交叉标记了《雪崩》探索的概念性领域。经验修改了大脑的结构；神经组织是信息处理装置；在计算机上工作的人类“生物件”本身开始向计算机一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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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并且详尽地阐述人类和计算机之间的隐喻性等式，是史蒂芬森对雪崩运作方式的描述。正如计算机病毒能够通过最低层次的代码感染计算机并且毁坏系统一样，雪崩也可以通过改变皮层下的边缘系统的神经语言学代码“非法侵入脑干”。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大脑就再也不能运行它的神经皮层程序。雪崩实际上劫持了皮层功能的高级层次，并且致使它们无法使用。被感染的人退化到一种半意识的状态，变成一种自动机，毫无异议地执行指令；这个人仿佛就是一台计算机，除了运行输入的程序，再无其他选择。关于这种转变的符号和触发器是一种单音节语言，听起来“法拉巴拉的”(fala-bala)，是模仿后人类自动机发出的声音。

雪崩背后的邪恶天才人物是L.鲍勃·赖飞(L. Bob Rife)，一个德克萨斯的夸大狂，他将 L. 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L. B.J. 以及H.罗斯·佩罗(H. Ross Perot)这些初始的杰出人物的最糟糕部分结合起来。擅长信息网络，赖飞是最大的专利资本家，总是抱怨很难获得最后百分之十的绝对控制权。赖飞意识到，尽管他永远不会允许自己的员工带着发明走出房门，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装在自己脑子里的发明他让黑客暗中了解到的信息，于是他开始搜寻雪崩。在一个来自中央智能公司(CIC，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在中央情报局与国会图书馆合并时成立的）的虚拟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名字很搞笑的希罗·普罗塔格利斯特（Hiro Protagonist）打算改造赖飞的情节/基址图(plot)。这次跟踪引出了古老的苏美尔语(Sumerian)。苏美尔语的结构与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结构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结构，希罗推测，使得这种语言特别容易受到病毒感染。它传播的一种病毒，可以将神经语言学的功能简化到皮下处理程序的最低层次，即大脑的机器语言。希罗还推测，从现代的意义上讲，苏美尔人不是自觉的、清醒的人。除了由神职人员构成精英阶层，整个苏美尔社会都像自动机一样工作，其功能就像运行既定程序的计算机。这些程序，或者我(me)，被分配到各个寺庙，指挥人们该怎样做一切事情，从烤面包到做爱，巨细靡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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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希罗对一个苏美尔神话的解释，当神恩启（Enki）宣布他的纳一苏（nam-shub）时，这个系统就改变了。纳一苏是恩启的一次行动性演讲，制定了系统描述的内容。纳一苏充当了一种良性的病毒，良性病毒可以抵抗最早的病毒，并且由此释放新皮层的结构，允许发展更高级的神经语言学通道。在恩启的纳一苏之后，人类的语言变得更多样、更复杂，在“巴别塔效果”(Babel effect)中分析出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雪崩病毒颠倒了这种发展，将现代人类转化为古代苏美尔人的等价物——缺乏机构、个体性与自主性。由此，《雪崩》让二进制代码和病毒工程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将自觉的人类还原成自动机(automata)的过程，变成是对远古斗争的回顾。小说的叙述暗示，计算时时刻刻伴随我们，因为计算是人类神经功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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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剧情梗概中，最重要的是行动性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史蒂芬森的灵感，不是取自J.L.奥斯汀(J.L.Austin)或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而是取自计算理论。[11]在自然语言中，行动性讲话（utterances）在象征性领域里运行。在象征性领域内，自然语言可以让事情发生，因为它们表示的行动本身就是象征性的建构，诸如结婚、开会之类的行动，或者如巴特勒指出的，养成性别(的行动)。计算理论在处理计算机语言时，根据奥斯汀的说法，仿佛计算机语言就是行动性讲话。当计算机处理代码时，尽管确实发生了物质变化（磁盘上的磁极改变了)，但正是这种将意义附加到这些物质变化上的行动构成了计算。因此，为计算奠定理论基础的通用图灵机(UniversalTuringMachine)，不仅关注物理变化如何实现，而且关注物理变化完成后所表示的内容。[12]

计算理论能够用来探讨代码的物理处置，仿佛它（物理处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最低层级的代码，即机器语言中，铭写与归并相互融合了。当计算机读或者写机器语言时，它会直接处理二进制码大量分别对应着正负电极的1或者0。在这个层级上，正在执行的是铭写，因为将1变成0直接对应那个字节的电极变化。相反，在更高的层级上，计算机语言是更具表现性的语言。人类可以轻松地理解三维计算机仿真，因为这些仿真使用的表象性代码类似于人类在处理视觉信息时使用的代码，包括视角和立体视法(stereoscopy)。在代码的这种高级层次，多层次的语言介入其中，弹击一个字节，或者，将一个数字旋转180度。高级语言易于人类理解，但是被从执行它们的物理设定（physical enactions）上去除了。机器语言与物理设定是共生性的，但人类要阅读机器语言却相当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直觉处理机器语言（作为一个曾经用机器语言编程设计电子计算机界面的人，我可以证明用这种代码工作是多么令人头脑发麻)。在行动性言语中，说就是做(saying is doing)，因为执行完的行动实际上是象征性的，并且不要求在世界上采取物理行动。相反，在基本层面的计算中，做就是说(doing is saying)，因为物理行动也具有象征性的维度，而象征性维度直接对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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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类比(类似物)，《雪崩》创造了一个信息世界(infoworld)，在这个领域内，计算机和人类之间产生了深层的同源性，因为人类和计算机都是以一个根本性的编码层次为基础的，在这个根本的编码层上，所有的一切都简化成信息的生产、储存和传播。通过虚拟现实(VR）的人为物理学，信息世界被表现出来。（虚拟现实的）人为物理学使得计算机语言的行动性本质显而易见。[13]“纳一苏’(Nam-shub)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发言(speech)”，图书管理员认为。叙述者继续他这种想法，“现在，人们不相信这种事情，除非在虚拟实境(metaverse)中。换句话说，在虚拟实境中，可能真的有魔法。虚拟实境是用代码制造的一种小说结构。并且代码只是一种说话形式—计算机理解的形式。整个虚拟实境可以被当做一个巨大的‘纳一苏’，在L.鲍勃·赖飞的光导纤维网络中不断地自我制定”(SC，p.197)。人类一计算机之间的同源性鼓励我们认为，虚拟实境的虚拟现实模拟比日常生活的现实更加“现实/逼真”(realistic)，因为前者运转时所根据的规则，在最基本的编码水平上，与支配人类神经功能的规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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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精彩的关于后现代玄学（形而上学）的文章中，大卫·波鲁什(DavidPorsush）解释为什么虚拟现实世界的行动性本质可以被视为人类认知的一个模型。他坚持认为，认知基本上是隐喻性的，因为与其说大脑感知/认识（perceive）世界，倒不如说大脑通过各种抽象的/非写实的过程创造（create）世界（从马图拉纳关于青蛙的那篇文章，我们熟悉了这个命题）。因此，虚拟现实（VR）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的神经过程的一次外化体现(exteriorization)。波鲁什将这种外化的实现称为认知和隐喻不可分辨的“超越”(transcendence)，因为在那一刻，一直浸泡着我们神经元突触的噪音的复杂泡沫，通过隐喻不折不扣地与世界的噪音的复杂性联系起来了。[14]这种想法与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在《我们自身的隐喻》(Our Own Metaphor)中见解非常相似。在《我们自身的隐喻》中，凯瑟琳指出，我们不能直接感知/认识世界，我们通过隐喻了解世界，我们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隐喻。[15]计算机模拟和认知之间这种深层的同源性强化了这个想法：对于大脑和计算机，铭写和归并在某个基本的层面上融合在一起了。

因此，人和计算机必然也会以这种方式融合吗？显然，在史蒂芬森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针对美国主流白人的戏谑与讽刺，史蒂芬森明确地将后人类的到来看成一场灾难。波鲁什敏锐地指出，尽管雪崩病毒被设计成替邪恶的结局服务，但是想象某人为了自由的目标而“非法侵入脑干”，还是有可能的。出来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角色是胡安妮塔(Juanita)，一个变成“ba'al shem”的电脑黑客，一个知道话语（words）的秘密力量并且利用它们给世界带来物质变化的神秘主义者。但是胡安妮塔跳出了情节。在仔细考虑叙事为什么不允许胡安妮塔实践她的魔法时，波鲁什推测，就像普遍的当代社会一样，史蒂芬森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超越（要理解这个结论，可以联想波鲁什关于超越的奇特概念，他将超越定义为实现神经突触的噪声在镜子/反映之内而世界的噪声在镜子/反映之外或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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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濒临危险的不只是超越。同样存在争议的是理性/理智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个明确地打算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场景中，史蒂芬森带了一支原子能的机关枪，这支枪曾经被用来保护希罗及其工作人员免遭赖飞的走狗跟踪。当机枪感染了雪崩病毒之后，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理性依然高高在上，它的显示屏向天堂辐射蓝色的静电。希罗发现硬开关然后将它关掉。在你要求它们之后，这些强大的计算机设想它们自己可以关闭。用硬开关关闭一台计算机，就像为了哄骗某人睡觉而切开他们的脊柱一样。但是，当系统雪崩之后，它甚至就会失去自我关机的能力，所以需要最原始的办法(强行关机）。”(SC，p.361)理性可能还处于优势，但是一旦神经系统在基本层面上崩溃，合理性就变得像报废的机枪一样毫无用处。波鲁什努力想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力争合理性与“现实主义”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主义总是把世界嘈杂的复杂性简化成各种可以把握和理解的概念。但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可能被装在我们设计的盒子里，还是不能回答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控制（如果不是理性）这个问题。如果人类的意识可以通过操纵它的基本编程水平来进行指派，我们就陷入了维纳关于控制论被用于残暴结局的噩梦。因为其编程组件相互冲突而导致缺乏自主性的后人类，与它的意识被其他人操纵的后人类自动机（机器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史蒂芬森经常嘲弄自己的设想，例如，他给自己的女主角，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白人女子，取名为“Y.T.”。Y.T.是“白人社会”(Whitey）的同音异形异议词(homophone)。但是，她告诉我们，“Y.T.”代表的是“对你最忠实的人/鄙人”(YoursTruly)。虽有这些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做法，但故事情节还是清晰地表明，拥有一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意识，还是比根本没有意识好得多。一个机会均等的犯罪者，史蒂芬森在他的文本中用一些事情侮辱几乎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民族。这种讽刺的打击面非常广泛，以至于在他的言论中发现种族主义评价，就像在瓮中捉鳖（一样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的主要角色，很显然，他们都是通过精心构思塑造出来证实和确保价值多样性的。毫无疑问，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最终被一个由非裔美国人朝鲜人、越南人、中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年轻白人女子构成的同盟击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同样显露的是史蒂芬森为自己最尖刻的讽刺预备的目标。多元的种族可以被承认是同路人，因为他们都携带了愚蠢官僚的能指符号，三孔活页夹塞满了议事程序和指令，冗长累赘、错综复杂的语言杀死了脑细胞——当代社会中的我(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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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了解到赖飞的全部图谋时，我怀疑，从史蒂芬森的视角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它的种族政治，而是它关于个体性和自主性的涵义，以及他在计算机黑客中明确看重的创新精神。将大链船拉夫特（Raft）带到加利福尼亚海滨，赖飞密谋击碎白人霸权在加利福尼亚（也可能是在美国）的残余势力。拉夫特是一个巨大的链船，将各种船只相互串联而成，从大油轮到越南小渔船，应有尽有。这个大链船可谓是船民之家。船民（Refus）是对第三世界难民意味深长的命名，他们曾经非常贪婪，或者足够坚韧，否则根本无法从海盗、饥荒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活下来——毫无疑问，这是在嘲笑当前加利福尼亚疯狂的移民妄想症。他让我们了解，当这些船民上岸时，场面肯定会类似于阿蒂拉（Attila）的游牧部落洗劫罗马的情形，蹂躏白人居民最后安居的住宅小区(众所周知，“burbclaves”不能与文明相混淆)。大链船上的很多人都已经将天线植入他们的脑干，以便直接把赖飞的指示接收进大脑。像自动机一样运转，他们象征/体现了一种版本的后人类，与史蒂芬森为人类本质保留的自由意志、创造性和个体性形成可怕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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