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与这种物理入侵相平行的是“infocalypse”。当虚拟实境中的黑客注视一种奇观景象而即将被感染时，就会发生“infocalypse”。因为黑客们并不知道，奇观景象中已经被铭写了病毒的位图。在这个虚拟王国里，说就是做，因此，希罗要通过写作新代码来轻易地避免灾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大地上，行动依然需要归并，这是情节在与恩佐大叔（UncleEnzo）抗衡时坚持强调的一个要点。恩佐大叔是一个黑手党头子，在绝非讽刺的意义上，他代表了家庭价值，与雷文(Raven）进行肉搏。雷文是一个阿留申印第安人，一个很难对付的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是一个突变的异种，是在阿留申群岛进行(AleutianIslands）原子弹试爆的产物。如果雷文是文化想象的压抑复返到“核美国”(nuke America)，那么恩佐大叔就是成功资本家的中产阶级梦想，当然，他也是一个专注的“家庭男”(familyman)。恩佐叔叔活下来了，显然是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高科技。在最紧要的关头，他重新拾起了自己从越南人那里学到的丛林战术。在这场战斗中，另一个角色是拉特圣(RatThing)，一个赛博犬科动物。拉特圣跳过工程神经机械和电子调控的防护栏，来帮助很喜欢它的“好女孩”Y.T。在这个过程中，它毁掉了赖飞正坐在上面准备逃走的飞机。如果在这一切当中隐含着某种启示，那么这种启示可能是：不管社会在技术上变得多么先进，技术始终无法取代个人亲身的纽带，这种纽带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他们自身的感觉和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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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雪崩》最后显然立足在保护自主性、个性和意识这一边，但是，它也通过它在物质的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与能指的物质性(signifying materialities)之间创造的纠缠的回路，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和计算机的等式/平衡/综合。强调信息世界中的行动性语言的力量，《雪崩》体现了（performs）人类作为计算机的这种构想。没有逃避这种纠缠，《雪崩》将这出戏写回历史中，并且指出后人类，就像充当它们可见的体表符号的天线/触角一样，盘绕在脑干周围，除了杀死（病人）否则无法将它们去除掉。一方面，《终极游戏》希望将后人类从它的文本和历史中删除，相反，《雪崩》却发起了各种保健措施来抵抗其自身的归并的行动力。暗示雪崩病毒可以被一剂健康的合理理性与怀疑精神击败，《雪崩》将会给我们注射一种病毒模因(meme)，即，一种通过自身的人类宿主进行复制的观念，帮助我们预防人类一计算机等式。[16]这种模因的本质，以及对抗后人类的负面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承认我们从来都是后人类。[”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计算天性；在小说的结尾，史蒂芬森指出，我们真的就是运行安装程序的信息处理装置。我们必须看重意识和理性后来进化的附加物，并非因为它们是根本性的，而是因为它们允许人类从我们以前曾经是的后人类中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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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写与归并：后人类的未来

这四篇文本证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很多属性，特别是代理/机构的属性，在面对后人类时继续得到重视。如果被认为是在保护代理/机构(《血色音乐》)，后人类就趋向于被接受和包容，反之(《终极游戏》)，就倾向于抵制和反抗。我们在控制论的发展中看到的序列化模式在这里继续存在。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一些原理被重新写进后人类，然而另一些要素，特别是自我与意识心灵的同一性则被彻底改变。没有被表现为一种（去语境化的）心灵思考，这些文本的主体通过循环在不同编码层之间的递归性反馈回路获得了意识。后人类主体性与多重编码层的联系暗示，需要不同的涵义模型，这些模型可能会识别神经语言结构和计算机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在第二章介绍过的闪烁能指概念，表明了这类模型可能会是什么样。就像主体性自我一样，人类语言正在被重新描述到强调它与计算机编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不同条件中。

除了对分层编码结构的强调，后人类的观念/构想也深入地牵涉到界线问题，特别是在重新划界改变了自我和人格的核心场所的时候。身份的场所从大脑转移到细胞，或者从新皮层转移到脑干，主体的天性也会剧烈地变化。采用一种与弗洛伊德或者荣格明显不同的方式，这些文本揭示了意识的虚弱。意识心灵可以被操纵，被叛变的细胞切除，然后被吸收到人造意识中，或者通过有缺陷的记忆被反向传播。这种弱点直接关系到一种被改变的涵义观念。意识越被视为多重编码层的产物，干预能够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场所数量就越大。不管意识被视为我们应该奋力保护的一种珍贵的进化成果(《雪崩》)，还是我们时刻准备突破其限制的一种隔漠空间(《血色音乐》)，我们都再也不能简单地假设意识保证了自我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后人类的主体也是一种后意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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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一计算机等式的一种涵义是关于一个基本编码层的想法：铭写和归并在基本编码层相互结合。当从基本编码层向上运动时，铭写倾向于从归并分叉，变成表现性的而非行动性的。那么，关于从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变，其中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作为不断进化/发展中的铭写与归并之间的一系列变化。重新回到符号学矩阵，我们可以描绘这些可能性（见图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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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细胞收缩成单纯的信息而留下具身化的人类作为过时的陈迹，《血色音乐》利用这种结局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人类到后人类，这种变化到底是一种进化论的进步？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这种变化代表了下一个逻辑发展——智人（Homo sapiens）与智能机器结合起来创造智人硅（Homo silicon）？还是预示着人类长久的暮年与衰落？在《血色音乐》中，这些问题呈现为相互竞争形态学。通过跨越作为独立机体的人类与细胞殖民者凝聚的整体之间的界线，意识形态得以制定。

当强调的重点是铭写而不是归并上的时候，重要的界线在于铭写的各种竞争性实践之间，而不在于不同的形态学之间。人类是通过在计算机键盘上打字创造化身（alter）？还是化身控制人类的打字以便铭写反映化身的意志而不是人类的意志？像《血色音乐》一样，《终极游戏》反复考虑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根据奥吉的观点，他是一种比他控制的“细胞”更先进的铭写形式；从人类的观点看，他代表了一种权力转移(devolution)，通过这种转移，一种充满危险的独立铭写可以宣告它对具身化人类的控制。奥吉认为人类是一种低劣的书写形式。

对于纵轴上的文本而言，铭写与归并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很重要。在《伽拉忒亚2.2》中，人类通过他们与环境的互动进化来的物理性能/实际能力(physical capacities)，以及处于进化中的将海伦构成一种智能存在/生命的铭写，被并置在一起。人类语言产生于具身化的经验，然而，海伦必须根据人类语言向后推断到具身化经验。这种根本性的差异造成了不断进化的铭写，对于它的所有弱点，最后都比进化中的铭写更稳健。在《雪崩》中，当雪崩病毒在铭写与归并融合的基本编码层活动时，人类就交权（衰落）了。扭转这种衰落的途径是，重新激活高级的编码层，由此从行动空间运动到表现空间。我曾经指出，这种运动的意思是要起到病毒模因的作用，给读者接种预防文本自身最重要隐喻人类等于计算机的行动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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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所有这些文本都与进化(evolution）与交权/衰落（devolution）之间动态关系纠缠不清。在它们的痴迷纠缠背后，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人类遇到后人类时，这种遭遇是更好还是更糟？后人类还会保护我们在自由主体中继续看重的东西吗？或者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要彻底毁灭这种主体吗？在后人类的将来，自由意志和个人机构还可能存在吗？在变化之后，我们还能够认识自己吗？还会有一个需要被承认和已经被公认的自我存在吗?

当文本与这些问题纠缠战斗时，令人惊喜的是—如果这里有惊喜的话——文本对于某种人类主体始终如一的坚持。[8]如果后人类中的“后”（post）表明已经部分地存在于此的变化，那么“人类”则表明这些变化的序列天性。但是最后在书中还是不会找到关于后人类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只是在书中寻找，是找不到答案的。相反，答案可能是某个星球的共同创造。这个星球上住满了人，他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未来。我们可以在未来继续活下去，继续发现意义，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继续思考我们与智能机器的亲缘关系甚至差异。渐渐地，我们的命运与智能机器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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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结论：变成后人类，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们准备怎样理解后人类呢？[1]在本书的开头，我曾经指出，变成后人类的前景既引起恐怖也带来欢乐。在书的结尾，我也许可以通过追问这种恐怖和欢乐的根源，总结一下后人类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相对而言，恐怖很容易理解。后人类中的“后”字，具有接替人类并且步步紧逼的双重含义，暗示“人类”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了。一些研究者（最著名的当属汉斯·莫拉维克，还有我在UCLA的同事迈克尔·戴尔，以及其他很多人）都相信真的有可能不仅在一般的知识意义上，另一种定义取代了“人类”的定义；而且可能在更令人困扰的文学意义上，设想智能机器取代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人类要么乖乖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加入恐龙的队伍，成为曾经统治地球但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物种。要么自己变成机器再多坚持一阵子。不管是哪种情况，莫拉维克和志趣相投的思考者都认为人类的日子行将结束了。这种观点与沃伦·麦卡洛克晚年异常悲观

的情绪遥相呼应。正如先前提到过的，他说：“依我看来，人可能是所有动物中最恶劣、最具破坏性的物种。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如果他可以发展机器，机器比他自己更能带来快乐，机器为什么不可以非常快乐地取代并且奴役我们。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乐趣。发明更多的游戏，比我们过去发明的多得多。”[2]面对这种凄凉的设想，大多数人情有可原地产生否定的情绪反应，难道很奇怪吗？如果这就是后人类的意义，为什么不该抵制它？

幸运的是，这些看法并未穷尽后人类的全部意义。正如我曾经反复指出的，人类首先是具身化的生物，并且，这种具身生物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与智能在控制论机器中的具身化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莫拉维克的梦想将人类意识下载到计算机里—很可能会在文学部门（热衷于怀疑任何一种超越，特别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超越）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是文学研究与莫拉维克在面对具身的重要性时，都存在一个重要的盲点。[3]也许，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在面对进化论生物学领域时，这个盲点是最明显的。按照进化论生物学家的观点，现代人类，由于他们所有的技术性造诣，只代表了生命历史中的一次眨眼（一瞬间)；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他们太新了，以至于不能对人类的生物学行为和结构产生重要的进化论作用。依我看来，贾德·戴蒙（Jared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ofHuman Societies）和《性趣何来：人类性欲的进化》(Why Sex Is FunThe Evolution ofHuman Sexuality)中提出的那些主张都应该得到重视。[4身体是数千年进化历史沉淀的最终结果，并且，认为这种历史在思想和行动的每一个层面都不影响人类的行为，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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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控制论中显得特别突出的反身性，也存在于进化论生物学中。由进化论生物学家提出的各种模型已经将文化态度和设想编码到它们里面。文化态度和文化设想是由他们建议进行分析的同一种历史形成的；就控制论而言，观察者和系统被相互反身性地绑扎在一起。只举一个例子，由杰罗姆·巴尔科、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图比在《适应的心灵：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代际》中提出来解释人类进化论心理学的计算机模块模型，至少证明了信息技术在形成当代世界观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它对于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性是一样的。5毕竟，这些反身性的复杂性，不能否定或者取消体现在身体中的沉淀的历史的重要性。通过与文化意义共鸣的隐喻进行阐释，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很可能进入一种共生的关系（例如，在计算机辅助手术的实例中已经如此）；人类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例如，在日本和美国利用机器人手臂劳动的装配厂)；但对于人类怎样才能与智能机器无缝地连接起来，还是存在限制，因为机器人的具身与人类的身体是明显不一样的。因此，恐怖尽管没有在这种看法中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毁灭性的，转而形成一种更温和的对于社会、技术、政治和文化变化序列的看法。

欢乐的情况如何呢？对于一些人，也包括我自己而言，后人类唤起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摆脱某些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在设想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转换时，我曾经试图证明这些范畴怎样才能从内部(fromtheinside）进行转变，获得一些新的文化形态；如果它们还没有转变，这种二元性可能很快就会被新文化形态变成废弃之物。这个转变过程是由编码在模式/随机中作为在场/缺席的对立面的各种假设之间的紧张关系激起的。在雅克·德里达关于在场/缺席的推演中，在场与逻各斯、神、目的论结成同盟—总体而言，与起源的充实(original plenitude）密切相关，起源的充实可以奠定含义的基础，给历史的发展轨迹带来秩序和意义。[6在其他人中间，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Havelock）著作显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这种起源的在场观念，如何授权和批准一个稳定的、统一的自我的方式，而一个稳定、统一的自我则可以见证和证明一个稳定、统一的现实。7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将意义前载到(front-loaded）了系统中。意义得到了保证，因为存在一个稳定、持久的起源。现在，解构用什么方式暴露系统的无能，以便设定它们自己的起源，进而取消含义的基础，造成意义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了一个熟悉的故事。由于在场/缺席的等级关系被打破了，缺席被赋予了比在场更重要的特权，所以缺失（lack）取代了充实(plenitude)，欲望(desire）霸占了确信(certitude)。在20世纪末期的思想中，这些变化曾经非常重要，但它们还是发生在在场/缺席这对辩证关系的界线之内。只有当在场被假定和呈现的时候，一个人才会感到缺失；只有当欲望对象被概念化，成为一种值得拥有的东西时，一个人才会被欲望所驱使。正如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要求一种起源的充实来表达一个稳定的自我一样，解构也需要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来表达对那个自我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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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模式/随机是由一套完全不同的假设支撑的。在这组辩证关系中，意义没有被前载到系统中，起源也没有充当建构含义的基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多体模拟(multiagent simulations)，从高度递归性过程进化而来的复杂性被应用到简单的规则中。不是沿着一条不知道终点的轨迹前进，这类系统朝着一个以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为特点的开放的未来发展。意义不是由某种统一的起源来保证的；反而是发展演变的盲目性力量在既定的参数下寻找可行的方案使之（意义）成为可能（而非必然）。尽管就传统而言，模式一直是更重要的条件(例如，在发展信息理论的电气工程师眼里），但是渐渐地，随机被认为可以在复杂系统的进化中发挥更有成效的作用。在克里斯·朗顿和斯图亚特·考夫曼看来，混乱加速了生物学生命和人工生命的进化；[8]在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眼里，随机性是噪声的泡沫，相应的微观状态(coherent microstate）由此而来，生命系统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也归因于此；[9]对于亨利·奥特朗（Henri Atlan）来说，噪声是身体的悄悄话，由此在生物系统的不同层面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交流。[10]尽管这些模型的特性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同意，随机并不仅仅只是模式的缺失，而更应该是创造模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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