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在这些模型以及相似的模型中，被充实覆盖的不是模式而是随机。如果模式是对某一组可能性的实现，那么，随机则是更大得多的其他的任何情况，从不能被一个既定系统的组织变得一致的各种现象，到那个系统根本就无法感知的现象，全都包含在随机的范围之内。在格雷戈里·贝特森的控制论认识论中，系统位于一个箱子中，而随机性却在这个箱子的界线范围之外；更大的、未知的复杂性就是对机体的知觉过程的隐喻。[1重要性（意义）是通过这样的进化过程获得的—进化过程必须确保幸存的系统是这些系统—系统的组织能够体现这种复杂性的隐喻，而本身是不可思议的。当瓦雷拉与他的合作者在《具身的心智》中认为不存在稳定、统一的自我，只有运行程序的自主性机构时，他们将模式想象成一种局限，随着人类的觉悟延伸到意识之外并且面对空无（emptiness）时，模式就被抛弃了。换一种形式，空无可能同样地被称为混乱，但所有的形式都是从这种混乱中产生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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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人类，这些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当自我被设想成这样时以在场/现身为基础；与起源性保证和目的论轨迹完全一致；与可靠的基础和逻辑一致性相关一后人类就很可能被认为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设想意识心智（consciousmind）只是一个小系统，运行着自我建构和自我保障的程序，而对复杂系统的动力学一无所知。但实际上，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预示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充其量，这种概念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类，即，有财富、权力和闲暇将他们自身概念化成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的那一小部分人。[13]真正致命的不是这样的后人类，而是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当莫拉维克想象“你”选择将你自己下载到计算机中，从而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不朽的最终特权时，他并没有放弃自主的自由主体，而是将自由主体的天赋特权扩张到后人类的领域。然而，后人类不需要被恢复到自由人本主义，也不需要被解释成反人类。定位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以具身化的现实而非无形的信息为基础，后人类为反思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联提供了资源。

为了勘测这些资源，我们先回头看看贝特森的观点：那些活下来的机体很可能是这样的机体其内部结构是对外部复杂性很好的隐喻。通过扩张智能机器的功力和精度，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正如理查德·莱汉姆(RichardLanham）曾经指出的，在由无处不在的计算创造的信息富足的环境中，限制因子不是计算机的速度，也不是通过光纤电缆进行传播的速率，或者可以被生成和储存的数据总量。相反，稀缺商品是人类的关注。[14]那么，很显然，技术创新将集中弥补这个瓶颈。一个明显的办法是设计智能机器来致力于人类必然不会在意的那些选择和苦差。例如，已经有智能代理的程序来分类筛选电子邮件，首先丢弃不需要的消息，然后按照重要性重新排列剩余的邮件。这种程序按照类似于神经网的路径工作。它们将人类操作员做出的选择制成表格，并且将这个信息反馈到递归的回路中，以便调整赋予不同种类的电子邮件地址的重量值(weights)。经过初步的学习期，筛选程序就接替了越来越多的邮件管理，使人类被解放出来，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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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些相对简单的程序推断到一种环境，正如查尔斯·奥斯曼(Charles Ostman）喜欢说的，根据要求提供综合知觉的环境，那么人类意识将取决于一种高度铰接的复杂的计算生态学。在计算生态学中，人类注意力无法看到的很多决定，都可能是由智能机器做出的。[15]二十多年前，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预见了这种生态学，并且激情地宣称判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类功能，绝对不能被移交给计算机。[16]随着神经网和专家程序的发展，再也不能那么斩钉截铁地说机器不能进行精密复杂的判断了，在某些实例中，机器做出的判断甚至比人的判断准确得多。但是，依照魏泽鲍姆的观点，这个问题不止牵涉到程序的工作是否奏效。相反，这个问题是人类必须控制住的一种道德约束；否则就会放弃人类作为自主的独立生物的责任。魏泽鲍姆的主张表明了支持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各种假设与必须由人类（而非机器）控制的道德立场之间的联系。这种主张假定了一种人类幻象，在这种幻象中，意识机构/能力是人类身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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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了这个，我们人类就只能在人文精神的心脏地带与机械异物进行绝望的妥协，受它们污染。[7因此，在魏泽鲍姆的坚决主张中—判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类功能——存在某种紧迫感，甚至恐慌感。面临危机的，不是其他，而是作为人的意义。

相比之下，根据后人类的观点，意识机构/能力从未处于“控制中”。实际上，正是控制的幻想和错觉显示出某种基本的无知—对于应急程序的本质的无知，无论意识、机体还是环境，都要通过应急程序才能形成。运用自主的意志进行掌握和控制，只不过是意识讲述给自我，用来解释结果的故事，而结果实际上是通过混乱动态和应急结构产生的。如果正如唐娜·哈洛维、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Merchant)以及其他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家曾经指出的，在进行掌握的渴望、关于科学的客观主义学说和帝国主义计划的征服本性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因此，后人类为建构另一种学说提供了资源。[18]在这种学说中，（即兴/新兴的）涌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性认识论取代了客观主义；分布式认知取代了自主自律的意志；具身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撑系统；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动态的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来控制和掌握天性。当然，这并非后人类必然的意义—只是它可能的意思一如果其复杂序列中的某些线索被强调并且合并起来创造一种关于人类的想象一将后人类当作一种优势，由此避免重写或者重复某些过去的错误。

正如后人类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因此它也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埃德温·哈钦斯（EdwinHutchins）通过对海上航船的导航系统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解决了分布式认知的问题。[19]他一丝不苟的研究表明，负责定位船舶的空间位置并且对它进行成功导航的认知系统，不止取决于人类，而是取决于具体环境中复杂的互动活动，环境则既包括人类又包括非人类的因素。这项研究让他对约翰·赛尔(John Searle)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做出了精彩的回应。通过想象一种情景—中文交流可以进行，而行为者完全不懂自己行为的意思——赛尔挑战了机器能够思考的观点。[20赛尔说，假设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连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用中文写成的文本通过门上的小孔递进去。在房间里，他有一篮子中文字，以及一本规则手册，规则手册将写在文本中的符号与篮子中的另一些符号相互关联起来。利用规则手册，他组合了一些中文字串，并且将它们递到门外。尽管他在门外的中文对话者们认为这些字串是对他们的问题非常聪明的回答，但赛尔一点都不知道他刚才组合的字串（文本）是什么意思。因此说机器能够思考，这肯定是个错误，他坚持认为，就像他一样，机器虽然制造了可以理解的结果，但机器自己根本不理解自己制造的结果。在哈钦斯简洁的诠释中，赛尔的主张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不是赛尔懂中文而是整个房间懂得中文。[21]在这个分布式认知系统中，中文房间知道的要比它任何一个成分（包括赛尔）知道的都多。现代人类的处境类似于赛尔在中文房间里的情形，因为我们每天都参与到各种系统中，而系统的总体认知能力总是超过我们的个人知识。比如下面这些设备和装置：具有电子点火系统的汽车，利用计算机芯片精确调节功率水平的微波炉，可以向其他传真机通信的传真机，与定时的无线电波交流以便设定和纠正自己的日期和时间的电子表。现代人类比洞穴人具有更精密复杂的认知能力，不是因为现代人更聪明，哈钦斯总结道，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建构了更加聪明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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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哈钦斯并不同意魏泽鲍姆的观点：判断只能为人类所独享。像认知一样，决策/抉择（decision-making）也分布在人类和非人类代理之间：从哈钦斯正在研究的海军船舰上突然失灵的蒸汽动力转向系统，到领航员又不得不用来计算自己的位置的各种图表和便携式计算器。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的这些适应和改变，是进化的而不是设计的，是具身的而不是抽象的(pp.347351)。转向机制突然失灵引发了问题。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它被任何参与者发现之前，显然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组织发现的”(p.36)。从这种角度看，人类以伙伴关系与智能机器合作的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权力和义务的纂夺或者侵犯，因为它是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中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认知环境建构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几千年。根据这种观点，同样发生改变的是人类主体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不再被认为是用来操纵和控制环境所必须的统治力的根源。相反，新生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分布式认知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用贝特森的话说，变成分布式认知系统的一个隐喻—在这个整体中，“思考”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思考包括对这些结构进行整合，以便它们能够成型并且相互塑造”，哈钦斯写道。像这样对人类进行概念化（思考），不但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反而正好促进了人类的生存，因为我们对灵活的具有适应能力的整合我们的环境的结构以及我们本身作为其隐喻的系统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塑造我们自身的形象，我们自身的形象准确地反应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系统。

这种后人类观念，也为我们用更加复杂周密的方式思考虚拟技术提供了资源和方法。由于人类主体被想象成具有明确边界的自主的自我，所以人类一计算机的界面就只能被描述成一种分隔一这一边是真实生活的可靠性，另一边是虚拟现实的幻觉一一由此模糊了由虚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深远变化。只有当人们把主体视为一种独立于环境的自主的自我时，他才可能会体验到由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和伯纳德·沃尔夫的《地狱边缘》所描述的那种恐慌。这种自我观念造成了一种恐惧一—如果边界被彻底打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自我彻底崩溃。相比之下，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恰好被视为依赖（dependon）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威胁。在另外的语境中，哈钦斯发表了一种完全适用于虚拟技术的见解，他写道：“原来看起来像[对思想和主体性的]内在化的，现在成为一种跨越韧性媒介渐进传播的有条理的功能属性”(p.312)。对于将虚拟性表述成惰性身体与无形主体性之间的分隔的观点，哈钦斯的见解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解药。惰性的身体已经被抛在身后。无形的主体性正栖居在虚拟领域。虚拟性的构想是由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的凯瑟（Case）体现出来的，当时，他沉迷在“赛博空间忘我的狂喜中”，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体存在，并且他最害怕回落到身体的那一堆“肉”中。[2]与此相反，在哈钦斯介绍的模型，以及后人类帮助造成的模型中，人类的功能扩张了，因为它所栖居的认知系统的参数扩张了。在这个模型中，问题不在于是否抛弃身体，而在于以非常具体的、本土的、物质的方式扩张具身化的觉悟，没有电子假肢（辅助设备），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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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控制论诞生在看似无关紧要的噪声中。当时，诺伯特·维纳最先认为它是一种用来增大人类在世界中的潜能的方式，而世界本质上是混乱的、不可预知的。就像其他很多先驱者一样，维纳帮助发起了一次旅行。事实证明，这次旅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颠覆性效果，远远超过了维纳本人强大的想象力所能设想和承受的范围。正如贝特森、瓦雷拉以及其他人后来指出的，噪声从内到外都崩溃了。复杂动力学的混乱的不可预测的天性暗示：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的；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布鲁诺·拉图尔曾经指出，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序列化的控制论历史—从既定的网络中诞生，变成物质的真实，被社会约束，被话语建构一暗示，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23这本书的目标曾经是为了记录使这种认识得以实现的旅程。如果这里讲述的三个故事信息怎样失去它的身体，在战后的日子里，电子人怎样被建构成技术产品和文化偶像，人类怎样变成后人类—有时候似乎要将后人类表现成一种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而不是一种令人愉悦、受人欢迎的转变。不管是哪一种反应，都与建构和理解后人类的方式密切相关。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24]尽管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后人类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长期生存的图景。对于其他生命形式，不管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我们都愿意同他们共享这个星球甚至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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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主释

序言

[2]安德鲁·霍奇斯(AndrewHodges)：《阿兰·图灵：智能之谜》(AlanTuring: The Enigma of Intelligence, London:Unwin, 1985), 第 415—425 页。我非常感谢卡洛·瓦尔德(CarolWald)，她关于性别与人工智能之关系的真知灼见，她的论文的主题，以及她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文章。我还要感谢她向我指出，安德鲁·霍奇斯在对图灵文本进行分析时，因为逻辑上的缺陷而放弃了图灵关于性别的用法。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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