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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Eric Lenneber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8)，乔治·米勒(George A.Miller)和伊丽莎白·雷纳伯格(ElizabethLenneberg）编辑，第46页中说到“在没有足够的环境干扰的情况下，观察者会说他们观察到的行为是幻觉(illusion）或假象（hallucination）产生的结果，但是，从神经系统（和有机组织）功能角度来讲，在illu-sion，hallucinations和perception之间没有界限，因为一个封闭的神经网络不能区分触发神经活动引起的内部和外部变化。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存在于观察者所定义的是外部还是内部的神经系统或有机组织”。

[35]菲利普·K.迪克：《追求瓦利斯：圣经注解选集》(In Pursuit ofVa-lis: Selections from The Exegesis, Novato, Calif.: Underwood-Miller,1991)，劳伦斯·苏丁编辑，第45页。

[36] 迪克：《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第210页。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1]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交流狂》(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Semiotext (e)，1988)，伯纳德·舒尔策(BernardSchutze) 和卡洛琳·舒尔策(Caroline Schutze）译，第18 页。

[2] 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ker)和马里鲁塞·克罗克(Marilouise Kroker):《美国的性恐慌》(“Panic Sex in America”)出自《身体侵略者：美国的性恐慌》(Body Invaders: Panic Sex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Press，1987)，第 20—21 页。

[3] O. B. 哈迪森(O. B. Hardison Jr)：《从天窗中消失：20 世纪的文化和技术》(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Skylight: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Viking,1989)，第 335 页。

[4]“信息学”我指的是使信息时代变成可能的材料、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包括以下内容：已故的资本家的灵活积累模式，将电信与电脑技术融为一体的硬件和软件；产生并依赖于访问大量数据库和即时信息传导的生活模式；以及正将人体结构与信息技术相连的身体习惯，比如姿势，眼睛，手的动作和神经连接方式。了解术语“信息学”的人主要是读了唐娜·哈洛维的作品，在此作品中信息论的同义词是多次出现的“信息学统治”，我应该说明当前国内外在技术和人文领域如何应用这个术语，对电脑专家，“信息学”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研究和设计；在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挪威、丹麦和德国正在建立人文信息学系以便研究信息技术的文化影响和意义。这些研究人员都认为“信息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及文学都是描述性术语，并有同样的价值。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研究电脑的历史，语言学家可能研究电脑语言和自然语言的联系，文学理论家可能研究电子文本生成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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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阿兰·谢里登（Alan Sheridan）译，第 205 页。

[6]在福柯后期的作品中，尤其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York：Vintage Books，1980)，罗伯特·赫尔利(Robert Hurley）的，更加关注具体实践和一般体现的重要性。

[7]伊莱恩·斯卡瑞(Elaine Scarry)：《疼痛的身体：世界的形成与瓦解》(The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5)。

[9]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Grosz):《易变的身体：迈向身体的女性主义》(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勒斯的《布里翁·赛新的切割法》(The Cut-Up Method of Brion Gysin,San Francisco:Re/Search Publications,1982)研究 4/5 第 35—38 页。罗宾·莱登伯格(RobinLydenberg）清楚地讨论了切割法的政治和理论含义，见《文字文化：威廉·伯勒斯小说中的激进理论和实践》(Word Cultures:Rad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illiam S. Burroughs'Fiction, Urban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拉兹洛·赛芬(Laszlo K.Gefin）将该方法置于先进拼贴技术中，见《拼贴理论、反响及威廉·伯勒斯的切割方法》(“Collage Theory，Reception，and the Cutups of Wil-liam Burroughs”)，出自《当代文学观：文学及其他艺术》13(Perspectives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Arts 13)(1987 年):91—100页；安妮·弗里德伯格（Anne Friedberg）的《切割方法：文本花边》(“Cut-Ups：A Synema of the Text”)出自司格尔(Skerl)和莱登伯格（Lydenberg)的《威廉·伯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第169-—173页，该作品通过达达主义艺术家追溯了切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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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罗宾·莱登伯格已经详细讨论过伯勒斯磁带的实验，见《声音身份的消退：威廉·伯勒斯磁带实验》(“Sound Identity Fading Out：William Bur-roughs'Tape Experiments”)，出自卡恩(Kahn）和怀特海德(Whitehead)的《无线的想象》(Wireless Imagination)，第 409—433页。

[39] 布伦达·罗瑞尔(Brenda Laurel)和桑迪·斯通(Sandy Stone)的私人联系。

第九章 人工生命的叙事

[1]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埃文·汤普森(EvanThompson）和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具身的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The Embodied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1991)。

[2]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和保罗·布尔吉(Paul Bourgine）主编：《迈向自治体系：欧洲第一次人造生命研讨会准备程序》(Toward a Pract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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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ms and Devices”)，《世界未来》(World Futures) 第 32 期(1991年)，第111-132页。

[9]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引自斯特凡·海尔姆莱希（StefanHelmreich）的《人造生命世界的观察镜内外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ooking-GlassWorlds of Artificial Life，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4)，第 11 页。早期版本是名为《穿越高山气候带，在回声’中远足：人造生命世界反应的人类学》(“Travels through Tierra,”Excursions inEcho'：Anthro-pological Refractions on the Looking-Glass Worlds of Artificial Life") 的论文(圣菲研究所论文，94-04—024号)，在这个版本中，海尔姆莱希对科学家们相信人造生命具备“活力”的观点和处于文化边缘地位，如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的奇怪观点（西方人看来）进行了比较，圣达菲研究院的管理员觉得他的言论有些冒犯，认为其中的观点不够科学，扭曲了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所以将该论文从论文架上撤除，并从出版名单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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