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来自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这些例子，同样说明了一些适用于文学文本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向着模式/随机转换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广泛承认的话，也许因为这些影响虽然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是难以捉摸的。一本通过打字机做出来的书与一本通过计算机程序做出来的书，表面看来可能非常相似，甚至一模一样。但是这种转变所涉及的技术过程却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文本生产技术暗示不同的含义模式；含义的改变与消费（理解）的转换是相关的；转换中的消费模式激发了新的具身经验；具身化的经验与表现性代码相互作用，创造各种新的文本世界。[1]实际上，每一个环节——生产、含义、消费、具身体验以及表现符号都处于同其他环节构成的不断反馈和前馈的循环中。

由于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模式和随机性，印刷文本原本非常透明（因为它们非常普遍）的特点如今通过与电子文本的区别再次被凸显。

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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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误认为模式/随机占据统治性地位，物质世界就会消失，那么我们便会失去理解这些转变所具有的含义的机会。实际上，恰恰因为物质性界面发生了改变，模式和随机才被认为比在场和缺席更重要。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不能消除物质世界；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消除物质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应该是我们要追问的话题(subject)，而不是由追问假设的前设条件。

为了探寻媒介的物质性的重要性，我们来考虑一下书的例子。正如人类的身体一样，书是一种信息保存和信息传播形式。同样像人类的身体，书将它的编码归并在一种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上。物质基础上的编码过程一旦发生/形成，就不会再次轻易改变。在此意义上，印迹和蛋白质，比起电磁编码，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因为电磁编码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改变极性来擦除和重写（在第八章，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当一本书与电磁编码联系起来时，它的自我表现是怎样改变的)。遗传学（基因工程）话语中非常普遍的印刷隐喻（printing metaphor)，正是通过并且藉由书本和身体中实体性编码的相似之处来构成的。

在身体和书本中，信号和物质性之间的相互纠缠给它们带来了一种类似的双重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分子生物学中，人类的身体被理解成基因信息的一种表达，同时也被理解成一种物理结构。相似地，文学文集是一个物理客体，同时也是一个表达空间；是身体，同时又是消息。因为人类和书籍都有身体，所以如果只是将他们当做一种信息模式，那么它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换句话说，顽固的物质性曾经传统地表示书籍持久性的铭写，也同样地表示过我们作为具身生物的生命经验。从这种密切关系中，产生了由当代文学、生产当代文学的各种技术，以及生产书籍和技术的具身读者（读者也被技术和书籍生产）构成了复杂的反馈回路。当身体被描写在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并且这两种变化都与人类的身体建构与信息技术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变化具有复杂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网命名为“情报学”或者“信息论”(informatics)。沿着唐娜·哈洛维的思路，我所说的“信息论”，不仅意指各种信息技术，而且包括引发，伴随，深化这些技术发展的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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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现在该是我明确说明本章要旨的时候了。当前对于去物质化的压力，通常可以理解为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在两个层面同时影响了人类身体和文本身体，一是身体（物质基质）中的变化，二是消息（表现代码）中的变化。正如人们在计算机行业中所说的，这些变化之间的连通性既是大规模平行的，又是（像双手十指相互叉握似的）高度交错的。因此我的叙述将在当代小说的表现世界、文字处理所隐含的表达模式、通过与信息技术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来的具身经验，以及信息技术本身这几者之间来回转换。

信号与物质性的调和表明，新技术将会以实例体现新的含义模型。信息技术不仅仅改变文本的产生、储存和传播方式，从根本上转变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将拉康的浮动能指理论所隐含的不确定性推进一步，信息理论创造了我所谓的“闪烁的能指”，其主要特征是无法预料的变形、衰变和扩散倾向。闪烁的能指预示着语言的板块构造学说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很多当代小说都直接受到了信息技术的影响；例如计算机科幻小说(cyberpunk)，就把信息论作为其重要主题。即便是不以此为重点的叙事，也很难摆脱信息论的影响，因为处于变化中的含义模式既影响了代码（codes）也影响了表达的主体/主体(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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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生产过程

“语言不是一种编码”，拉康如是说，因为他希望否定能指与所指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3]然而在文字处理技术中，语言就是一种编码。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之间的对应，正是通过一种编码设定来实现的。汇编语言与用户所操作的编程指令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通过这些多重转化，一些音量（quantity）被保存下来，但那并不是隐含于计算机运作系统的机械能或者热动态系统中的分子能，而是在模式与随机的交互影响中显现出来的信息结构。当一段文本自我呈现为一个不断更新的图像而非一种可持续的铭写时，如果不是由信息模式而是由物质或者能量来充当系统性交换的主要基础，这种转变是无法想象的。当用户与系统互动时，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中发现了文本变移性。这种文本变移性暗示能指是在闪烁而非流动。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用闪烁的能指表示的意思，接下来我会简要地回顾一下拉康的浮动能指理论。在主要以印刷文本为基础而没有电子手段介入的语言观念中思考，拉康以在场和缺席的辩证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这并不奇怪。[4]在构想和阐释浮动能指的概念时，他利用了索绪尔(Saussure）的观点，即，能指是由它们相互之间关联性的差异网络，而不是由它们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拉康进一步深化了这层意思，坚称所指不能靠自己存在，除非它们由能指创造出来。他将所指想象成不可把握的“流”，浮动在能指的网络下面，而能指网络本身是由持续不断的滑动和置换构成的。因此在他看来，表意的核心在于一种双重意义上的缺席（无）—所指在事物本身中的缺席和能指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的缺席。在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中，与表意中的这种缺失相对应的灾变就是阉割，（男性）主体通过象征认识到，主体性像语言一样，是建立在缺席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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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浮动的能指让位于闪烁的能指，这种图景又将如何改变？通过凸显模式与随机，信息技术开始在一个新领域中运转。在这个领域内，能指对丰富内部作用的差异开放。在信息论中，能指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独的标记，例如，纸面上的墨水印迹。相反，能指作为通过在相关编码作用下由各种随意关系交织起来的、具有可变性的标识符链条存在。在计算机上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是发光体(字)，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相关的能指都是硬盘上的电子极性。介入我所看到的（发光体）和计算机所读入的（极性）之间的，是把字母数字符号和二进制数字（1和0）关联起来的机器代码，把这些符号与更高层次的决定这些符号复合意义的指令关联起来的汇编语言，以及在我所给予计算机的说明与指令之间相协调的编程程序等等。一个层次上的能指在下一个更高层次上变成了所指，依此类推。正是因为在每一层级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都是任意的，所以通过一个全局指令就可能改变一切。如果我是在用活字印刷机来生成墨水印刷品，当我要改变字体，就必须改变每一行活字。相比之下，如果我是在屏幕上生成闪动能指，要改变字体只需要简单地给系统一个指令。编码链越长，所影响的变形就越彻底。作为语言的转化器，编码链可能因为一个十分细微的改变而传导出大到令人惊异的能量。这种放大效应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通过多重编码层次不断再现的是模式而不是在场。

在这幅图景中，随机进入到什么地方呢？在信息理论中，信息被定义为降低不确定性的选择。例如，我要从阅读推荐名单上的八本书里选出一本，给我的研讨小组在课程的第一周里阅读。要让我的学生们获得这一信息，我需要某种方式来传播信息。信息理论把交流/通讯过程当做一个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发送者将消息编码，然后它作为信号通过某一频道发送，另一边则是接收者，他将信号解码并重新结构消息。假设我给我的学生们发一个电子邮件，计算机将我的消息以二进制数字进行编码并发送通信信号到服务器，并在那里将信息再次重组为我的学生能够理解的形式。在这一流程中，很多环节都可能受到干扰。信息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的原因而扭曲，结果当它到达的时候就变成了像“\$&^@!(##”这样的乱码。或者当我邮件写到一半的时候分心想到德里罗，本来我是要布置《凯尔维诺》作为第一个星期的任务，结果我的邮件写成了“在一个冬日的夜晚，白色的噪音”。这些例子都说明，对于实际生活的交流过程，信息的正常模式表意与干扰信息的随机介入一直是处于动态地共存与冲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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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也进入了另一种意识。尽管信息通常是被定义为降低(reducing）不确定性，但其实它也依赖于不确定性。例如，假如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Rainbow)是我阅读推荐名单上唯一的一本书，我所选择它的可能性就是百分之百。那么我如果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我的学生，告诉他们本周的阅读任务是《万有引力之虹》，他们就不会了解任何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这其中也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信息交流。唯一的可能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情况是我发给他们的是一段无意义的乱码。(要知道信息在技术层面上与意义无关，一条消息是否有意义和它包含了多少信息量也并无关联）这些凭直觉感知的知识可以通过信息的数学理论来证实。[15]对于单条的消息，随着事件发生的概率减少，其传达的信息越多。也就说，一件事越不可能发生，那么对于它的说明就包含越多的信息量。这种特性通常可以被称为“意外性”。如果说我的阅读任务中九次都是关于《万有引力之虹》的，而有一次是关于《葡萄园》（Vineland）的，那么当我发邮件告诉我的学生们某次任务是关于《葡萄园》的时候他们所获取的信息明显比我告诉他们阅读任务是关于《万有引力之虹》的时候要多。事件越可能发生，越被当作理所当然而无需说明。然而很多时候，电子工程师们关心的并不是单条的信息，而是指定发信源所能产生的所有信息。因而他们并不是那么想要知道从某个源产生的意外性，而是关注普遍的平均状况。这种平均值的意义在当各个符号可能出现在任意位置的时候达到最大一也就是当没有既定模式，随机性达到极端的时候。由此沃伦·韦弗（WarrenWeaver）在他对于申农的信息理论的阐释中提出，信息应该这样来理解：既依赖可预测性，又依赖不可预测性；既取决于模式，又取决于随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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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突变的时候，情况又怎么样呢？让我们来看看基因/基因代码的例子。突变通常发生在某些随机事件（例如射线爆发，或者基因自身编码错误）打乱了既存模式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的时候。虽然说突变打乱了模式，它也首先要默认以一个模式形态来作为标准，由此才能衡量它是一次突变。如果只有随机性，就比如说像气体分子的运动，那我们讲突变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在电子文本中，文本内突变的可能性随着编码链的增长而增加和加强。现在我们可以从更实质性的层面来看待突变。突变十分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模式和随机性之间的分叉点，把系统运作带入一个新的方向。这一点展现了随机性的生产性的潜力。在信息理论里，随机性对于信息既是相对抗的，又是存在于其本质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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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将突变理解为信息心理语言学中的决定性活动了。突变是模式/随机辩证关系中的“灾变”(catastrophe)，类似于在场/缺席辩证关系中的“阉割”(castration)。它标志着既定模式的彻底断裂，以至于持续复制的预期难以为继。但这只作为位于某一特定时刻的扰乱而出现。突变所测试出来的随机性正是隐含于模式的理念中，因为只有在无模式的背景下才会产生某种模式。随机性是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理念，它使得模式能更好地被理解。突变危机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它是测试模式与随机性，复制与变异，预期与惊喜之间的持续交互的可见标志。

从在场/缺席（有/无）到模式/随机，关注重点的转移表明了对教材的不同选择。与其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来/去”(fort/da）的讨论（一篇短文，其复印品所带来的成百上千的评论无疑可以让其作者震惊)，对模式/随机感兴趣的理论家们更愿意研究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电影《苍蝇》(The Fly)。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影片主角的阴茎确实掉下来了(稀奇的是，他把它放在他的药柜上作为逝去年代的纪念)，但是这种损失对于主角正在经历的更大的突变算不上什么影响。关键性的转折不在于从男性到“由男性阉割而成为女性”，而在于从人类到完全非人类的东西过渡。闪烁的表意在人类面对后人类的时刻，将语言和某种以象征性契机为基础的心理动态结合在一起。

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我把人类和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我对于人类定义的参照点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当计算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人(being）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这种变化这一进步促使后人类的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要了解技术是怎样和这些建构交互影响的，让我们来看一看19世纪美国和英国人类学家的理论：他们把人类定义为使用工具的生物。[17对工具的使用塑造了我们的身体（某些人类学家对此存在争议)，然而工具毕竟是被看做一件身体之外的物体，一件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拿起和放下的物体。当以使用工具的能力来定义人类本质特性的论断说不过去的时候（因为根据研究，另外一些动物也有使用工具的现象)，在20世纪早期，焦点转移到人类生产制造工具的能力上。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肯尼斯·奥克雷(KennethP.Oakley)，他发表于1949年的《人类：工具的制造者》(Man the Tool-Maker）是大英博物馆所支持认定的权威之作。奥克雷主管博物馆自然史分馆的人类学分部。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对工具的应用能力是人类的主要生物学特征，从功能上讲它是人类前肢可拆卸的延伸”[18]他所提到的工具是机械性的而非信息性的；它在手上产生作用，而不是在头脑里。他的论断意义在于，他把工具看成“可拆卸的”和“某种延伸”，和手既是不同的东西，又分担它的任务。如果说这种工具标志着奥克雷的人类时代，那么工具作为假肢的构想则指向后人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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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一直在思索一种转变：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假肢”，正在对人类产生影响。[9他指出，人类在反抗环境中的压力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收缩自己活动的方式，从世界麻木地撤退。按照汉斯·赛尔耶（HansSelye）和阿道夫·乔纳斯(AdolpheJonas)的说法，他称之为“自我截断”。这种截断反过来激发并要求补偿性的技术延伸把“假肢身体”延伸出去，回到外部世界之中。奥克雷的理论只限于人类本身，看起来离后人类很远，而麦克卢汉却清晰地看出电子媒体带来的重新建构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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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类似的方向性的转变引发了这一时期（1946—1953）的梅西会议中的激烈讨论。参会者的观点在两种关于人的图景之间动摇：一种是能够自我调控的、可以截然与其四周环境画出界限的有机体，[20]另一种更具有挑战性、定义上更灵活的说法则是把人当作一种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自我改变的信息回路。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的论调戏剧性地转向灵活性。到了80年代，生物体内部自我平衡的概念已经让位于信息的自我组织理论，暗示了在某种复杂的系统中剧烈变化的可能性。[21]在当代，关于后人类未来的预言正在层出不穷，从汉斯·莫拉维克论述的智能机器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命形式的“后生物未来”，到更温和的并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实现的、人类与智能机器组成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所称的“智慧扩展”共生联盟的前景预言。[22]尽管这些图景在他们所想象的程度和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后人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与智能机器的接合，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接合，使得生物学的有机智慧与具备生物性的信息回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能够辨认。伴随这一变化的是对于表意的理解和体验方式的相应转变。与拉康的由语言学和性别特征之间接合所生发出的心理语言学理论相对比，闪烁的表意是语言和机器相接合后产生的令人着迷而又让人困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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