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信息叙事与信息的身体

从在场和缺席到模式和随机的转变，渗透在当代文学的每一个方面，从组成文本的物质材料到文学的主要要素—人物形象、情节、作者、读者，概莫能外。但是，其发展过程是极不平衡的；一些文本强烈而且公开地证实了这一转变，而其他文本则只是间接地体现。我把那些将这种转变（替换）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文本称为“信息叙事”(information narratives)。信息叙事也以一种放大的形式表明了其他文本中存在的更加微妙的变化。无论是在信息叙事还是平常的当代小说中，关于这种转变/置换的动力学都十分关键。人们可以重点关注任何时期的模式，但在这些文本中，模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随机的相互渗透，以及对物理性的含蓄挑战。“模式趋向于压倒在场”导致了既不依赖精神又不依赖意识而仅仅依赖信息的非物质性建构。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神经漫游者》（1984)，与其姊妹篇《计数归零》（1986）《蒙娜·丽莎超速》（1988）一道，引发了网络朋克（计算机科幻小说）运动。《神经漫游者》三部曲给计算机模拟、网络和超文本窗口的异类空间带来了本地的住址和名称。然而，在吉布森介入之前，这三者一直是被当做相互分离的现象进行讨论的。吉布森小说的作用就像被撒入过饱和溶液中的籽晶；网络空间技术沉淀到公众意识中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神经漫游者》中，叙述者把网络空间定义为当用户“踏入”计算机时所获得的一种“交感幻觉”。在这里，作者的想象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技术，因为在吉布森想象通过电缆在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直接进行神经连接。这种连接还有另一种版本，那就是一种植入到耳朵背后插口，插口可以置入计算机芯片，从而实现对计算机内存的直接访问。网络用户合作创造了网络空间纹理丰富而且细致的地貌，从人类系统中每台计算机的记忆库抽取数据，然后进行图形化表现，难以想象的复杂。光线在思想和数据簇的非空间延伸，像城市之光一样不断后退。[23]置身计算机模拟的非物质空间，网络空间定义了新的表现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模式才是根本现实，而在场只是视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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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们交涉的地形地貌一样，在网络空间中运转的主体性也变成了模式而不再是物理的实体。计算机牛仔凯斯（Case）是《神经漫游者》的主角，尽管还具有物理性的在场/仪表(presence)，但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只不过是一堆“肉”，其主要的功能是维持自己的意识直到他再一次进入网络空间。其他人已经完成了凯斯的价值观暗示的过渡和转变。另一个计算机牛仔迪克西·弗拉特莱恩(DixieFlatline）在网络空间里遭遇了一些事情，摧毁了他的脑电波描记器。现在，他已经不再作为物理实体，而是作为一种在计算机内建构的人活着，他的人格是由储存他身份的电磁模式决定的。

身体的局限性和网络空间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充分显示了“模式”对于“在场”的优越性。只要模式延续，人就获得了某种永恒—汉斯·莫拉维克的《心智儿童》中明确论述过这层意思。文化环境—使物理性变得好像是一种最好离开而不要居住的状态认可了这些看法。在这一个被过度开发、人口暴涨和随时间扩散毒物环境破坏的世界中，认为物理形式可以在多维的计算机空间中被重新构建成信息模式，从而恢复他们的原始纯洁性，无疑是一种安慰。像网络空间的地貌环境一样，一个网络空间身体，是不会枯萎和腐化的。《终结者》(Terminator)、《刀锋战士》(Blade Runner)、《硬件》(Hardware)这类电影中近似世界末日的地貌景观出现在以控制论生命形式为焦点的叙事中，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今世界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居住，这种感受正是在场/现身被模式所取代的部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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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漫游者》中，这些联系都近于表面。“变得疲惫不堪，发现你自己处于某种绝望而异常随意的麻烦之中，可能把Ninsei看成一个数据字段，让他想起曾经把蛋白质连接起来区别细胞特性的矩阵方式。然后你可以把自已抛入一种高速的漂流和急刹，彻底参与但根本分离，你的周围都是商业之舞、信息交流，以及在黑市迷宫里数据做成的肉体。”[24在最后那个隐晦短语“数据做的肉体”中，城市扩张、计算机模型和生物蛋白质之间的暗喻性滑动达到了高潮。信息是推定的起源，物理性是派生的展示。身体部件在黑市的小店里出售，身体神经化学受人造合成药物的操纵，世界的身体被城市扩张覆盖一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物理实体的不确定性。如果血肉只是信息的化身，那么为什么不回到源头，并且彻底抛开物质性的危险呢？

上述推理预先假设主体性和计算机程序有一个共同的相互作用的平台。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控制论中，这个平台最先是由某个概念框架的创立界定的。这个概念框架将人类、动物和机器都看做接收和传播信号以便影响目的导向行为的信息处理装置。[25]吉布森把这一技术成就和两大文学上的创新对应起来，使得主体性及其意识和自我觉悟的内涵与抽象的数据关联起来。首先是视点上的微妙调整，在文本中缩写为“pov”。不仅仅是 point of view的首字母缩写词，Pov是一个实体性名词，通过充当代替角色缺席的身体的位置标记，Pov构成了角色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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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哲学的（Jamesian）意义上，视点相信一个人的故事他从某个特定角度观察行为，并且讲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的前言中，詹姆斯想象了一座“虚构的房子”，有“由个人视野需求和个人意志压力”形成的“上百万扇窗户”。在每扇窗户前，都“站着一个有一双眼睛、或者至少有一个小型双筒望远镜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了观察而形成独特的仪器，让使用它的人每一次都有各自不同的印象。”[26]在詹姆斯看来，观察者是一个实体化的生物，他或她所处的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当他或她往外看向一个自身有物理特性的场景时能看到什么。当全知视点被引入之后，叙述者的肉身存在的局限性就开始消失，但具身实体的联想还徘徊在焦点观念中，即由眼睛运动创造的“场景”中。

甚至在詹姆斯看来，视觉没有受到技术的介入。有意思的是，对于作为构成视觉的接收器，他在眼睛和小型双筒望远镜之间徘徊不定。网络空间代表了向着视觉技术建构的一次巨大飞跃。替代通过窗户看着场景的一个具身化的意识，意识穿过屏障变成pov，把身体甩在后面成为一具空壳。在网络空间中，视点并不从人物发散出来，pov简直就是人物。如果pov湮灭，人物就随之而消失，无论在网络空间里面还是外面，都不再作为意识存在。在网络空间中，叙述者只观察但不创造，一种（他讲述的）现实主义小说就这样被揭开面纱。不过，这种效果主要不是超小说的(metafictional)，而在字面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远远超越了物理性。在詹姆斯式的视点和网络空间的pov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隐含了物理性的在场/现身，而后者则没有。

吉布森的写作手法让人想起了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的小说。在最早一批信息叙事中，罗伯一格里耶的小说探讨了将主体性与数据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形式后果。不过，在罗伯一格里耶的作品中，叙事声音与客观描述交互作用的后果是自相矛盾地强调叙述者的主观性，对于某种对象，比如《嫉妒》（Jealousy）中的百叶窗或者蜈蚣，都被列为兴趣对象，暗示某种毫不客观的心态。在吉布森笔下，主体运动的空间缺乏这种人格化的印记。网络空间是虚拟集体的领域，由千千万万代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多种多样但常常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向量的合力形成，当然，这些向量是由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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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种空间充当人类和计算机都能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的环境，吉布森引入了他的第二个创举。通过把数据矩阵转化为能在其中进行叙事的地貌环境，由此创造出网络空间。在数学中，“矩阵”(matrix）是一个技术术语，意思是指排布在一种多维数列之中的数据。以这种形式表达出来，数据似乎被远远地排除在故事魅力的中心，就像随机号码表与《国家调查报》(NationalInquirer）相去甚远一样。数列已经根据空间条件进行概念化，但是，把矩阵想象为三维的地貌环境还只是其中一步。当这种空间性被在其中运动的pov赋予时间维度时，叙事便成为了可能。Pov虽然位于空间之中，却存在于时间之中。通过它穿行的轨迹，主体性的欲望、压抑和迷念都可以被表达出来。《神经漫游者》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意识到康德认为对于人类经验最根本的两大元素—空间和时间—可以被用作连接意识和数据的中介。归纳为一点，Pov可以被抽象为一个没有空间延伸的完全时间性的实体。被隐喻成一种交互式的空间，数据景观（datascape）由穿过其中的pov运动进行叙述。由此，数据被人格化了，主体性被计算机化了，两者结成一种共生的联合，其结果就是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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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创新让信息论的蕴含（可能引发的结果）超越文本表面，进而深入到构成主题和人物的表达过程。我感觉吉布森小说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广泛，不仅仅因为它们表现了一种已经离我们不远的后人类未来景象—在这方面，它们比起其他的科幻小说并无多少先见之明一而且因为它们在自身的技巧范围内具体体现了明确表达在小说主题中的假设。当实现这种设想的文化条件足够普遍，后人类既被体验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现实，又被体验为一种知识命题的时候，这些假设就会成为可能。

从重视所有权(ownership）到重视使用权(access)，这种转变也是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过渡的体现。对于朝向一个未格式化社会的转变，在《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大卫·哈维（DavidHarvey）将这种转变所具有的经济方面特征描述为从福特式（Fordist）体制向一个灵活积累的体制过渡。[28]正如哈维和其他很多人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耐用品将会让位于信息。[29]在信息和耐用品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可复制性。信息不是一个守恒量。如果我给予你信息，你拥有了它，同时我也还是拥有它。对于信息而言，用来区分富人(thehaves）和穷人(the have-nots）强制性因素，与其说是占有（信息所有权）不如说是使用（信息访问权)。“在场”在先，并且使“拥有”概念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当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才能被某人所拥有。相比之下，“使用”隐含着模式认知，不管这种使用是针对一片土地（通过定义这片土地与邻接区域不同的边界模式），还是机密信息(通过将它的信息模式与安全级别较低的文档进行比较，从而被界定为机密），或者银行金库(与知道不倒翁组合的正确模式相关)。普遍而言，“使用”不同于“拥有”，因为前者遵循的是“模式”而非“在场”。当一个人“闯入”某个计算机系统时，能够侦测到的并不是他的物理存在，而是他的进入产生的信息轨迹。换句话说，并不是他的身体“闯入”了计算机系统，而是他访问了计算机系统的信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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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关注重点从所有权转移到使用的时候，在小说的形成中一度非常重要的公/私区别也被彻底重新改造了。一方面，“拥有”意味着存在以物理包含或者物理排除为基础的私人生活。相反，“使用”则暗示一种凭证获取的实践活动，利用的是模式而不是在场来区别哪些人有而哪些人没有进入的权力。另外，“进入”这个动作本身也是对数据的使用，而不是物理位置的改变。例如，在唐·德里罗（DonDeLillo）的《白噪声》（White Noise，1985）中，格莱德尼（Gladney)的家，传统而言的家庭生活私人空间，被微波炉、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各种波长的噪音和放射所渗透。[31]这种渗透表明，私人空间以及由它生成和描绘的私人想法不再备受关注，而个人主体性和数据的连接与代码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关注的重点。对杰克·格莱德尼来说，他的死亡早就被预示为一种围绕着计算机化数据显示的脉冲星模式（pattenof pulsing stars)，一幅引人注目的图景——他的肉身如何被信息模式所渗透信息模式建构并且预言了他必死的命运。

尽管格莱德尼的家庭依然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尽管这种地理上的分布是后现代生活特有的）在运转，但他们的对话不断被收音机和电视机散发的随机信息打断。这种打断表明了主体性中的某种突变。这种突变是在把对传统的小说化的意识的集中注意与杂项位的数字化随机性结合起来时产生的。在威利·明克（WillieMink）那里，这种突变找到了化身。威力·明克的大脑已经被一种策划药(designer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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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得非常混乱，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的意识已经无法与他周围的白噪声区分开来。德里罗与吉布森其实是殊途同归：通过模式与随机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在场与缺席的辩证，构成了一幅主体性图景。

文本的身体也被牵涉到这些变化之中。模式对在场的置换，使文本的组织变薄了，变成一张半透薄膜，允许文本的觉悟作为一种信息模式浸透到表达的空间中。当关于在场的故事让位于模式的认知，作为对象的文本与文本内那些具有虚拟性条件特点的表现之间的通道就被打开了。我们来看一看，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的《漫漫冬夜的旅人》(In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1979)中，作为物理对象文本与作为信息流的文本，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文本对保持文学语料库的完整表现出来的焦虑中，文本对于其自身物理性的觉悟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表现空间中，文本受制于天生的缺陷，可能残废、撕碎、丢失或者被盗。文本在运作的时候，仿佛知道自己有一个物理身体，并且害怕这个身体陷入由各种威胁造成的险境中，比如，有缺陷的印刷技术，编辑老糊涂的大脑，甚至邪恶的政治阴谋。其中，文本最害怕的可能是在信息面前失去自己的身体。

当读者，“你”在追寻故事的过程中因为文本的物理材料的脆弱性而感到沮丧的时候，叙述者想象你狼狠地把书扔向一扇关着的窗户，把文本的身体分解为“光子，波状振动和极性量子”。对于这种粉碎还不满意，你又把它砸向并且穿过一面墙，于是文本进一步分解为“电子，中子，质子，越来越小的基本粒子”。还是不爽，在最终的必杀一击中，你把它送入一条计算机线缆，让文本的身体最终变成“电子脉冲，进入信息流”。文本受到各种“冗余和干扰”的冲击，而你“让它退化成旋动的熵”。而你追寻的这个故事可以被看作一种模式，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噩梦中挣扎，面对毫无格式和模式的生活，寻求一种模式，一条必定在那里的路径，当你开始读一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它将把你带向何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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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文本的物理身体与信息技术相互交接，模式也处于被隐含在信息之中的随机性干扰的危险。当你发现自己被洛塔莉娅(Lotaria)—一个相信书只有在被扫描进计算机，由机器来分析其词频模式的时候才能被最好地阅读的读者—纠缠上的时候，这种随机性的强大干扰力便显现出来。被她所引诱而失去更好的判断之后，你被她和大堆盖满地板的印刷物所纠缠。这些印刷物包含了部分你急切地想要完成的故事。洛塔莉娅进入了计算机。被多种纠缠分了心，她按下了错误的按键，故事的剩下部分就被“电子回路的瞬间消磁所擦除。多彩的线缆现在输出的是一堆杂乱文字的垃圾：这，这，的，的，的，的，从，从，从，从，那，那，那，那，按它们各自的频率分成一列一列。这本书就这样崩溃了，消解了，再也不能被重构了，就像一个沙丘被风吹走了”[33]。现在你再也无法实现你的预期了，再也无法获得完成一本书的满足感了。你关于阅读中断(reading interruptus)的焦虑被这种或许可以叫做输出中断（print interruptus）的焦虑加强了。一本印刷的书害怕它一旦被数码化，计算机可能扭曲它的内容，分解打碎又重组成数据矩阵构成的不可阅读的东西。

这种焦虑既传达给文本中的读者，他们不断追求文本身体的部件，最终却失去了它们；也传达给文本外的读者，他们必须努力去解读理解这些极不连贯的叙述。只有当章节标题作为完整的句子被理解，文库素材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被重组。这种重组是语法性的而不是物理性的。它既不是来自物理的实体也不表示物理实体完整性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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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产生于模式语法性的、叙述性的、主题性的、文本性的—这些部件共同构成的模式。正如图书馆中的气候环境暗示的，重建后的文库是一个信息体，从一个信息在其中流动循环的话语场中产生。而原本的文本实体则可能被剔除，放进数码文字的垃圾堆里。只要有读者热切地关注着故事并不断追寻，叙述本身就能够被还原。通过这样的文本策略，《漫漫冬夜》生动地展现了信息技术对于实体书的冲击。

人类的身体也相似地受到影响。人类和文本实体的沟通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S. 伯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 写于1959年的《裸露的午餐》(NakedLunch)，那个年代刚好见证了控制论的学术化和第一部大规模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组建。[34]叙述本身的变形几乎和文中的实体的变形一样频繁，这表明通过它的特有方式文本实体一样是人工的、异质的、带有控制论特点的。[35]由于标志文本界限的断裂始终落在章节、段落、语句，甚至字词等组成文本实体的单位上，因此越来越明显地，它们并没有描绘文本库的功能。相反，文本的实体却是由这些断裂产生的，让叙述按照语法和时间顺序开始形成。

文本中的身体也遵从同样的逻辑。在性和瘾的压力下，身体爆发或者突变，原生质从阴茎或者鼻孔被吸出来，阴谋被酝酿出来接管这个星球或者最接近的生命形式。伯勒斯预言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关于“信息社会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的论断。当身体被结构成信息的时候，它们不仅可以被买卖，而且还可以根据市场压力从根本上进行相应的改造。假货（Junk）以具体实例显示了信息论的动力学，并清晰地表明了信息假货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假货是“理想产品”，因为“假货商人并不把他的商品卖给顾客，而是把他的顾客卖给产品。他并不改善或者简化他的商品，但他使客户退步和简化”[36]。废品商人的身体是后现代突变物的一个先兆，因为它展示了在场让位于组合与分解模式的方式。装配和拆卸模式是由作为假货的信息流通过放大点和阻力点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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