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最后，信息叙述的特征还包括对突变和转变的强调。对于文本内的身体以及文本本身的身体而言，突变和转变都是最重要的主题。已经通过控制论回路与信息技术相接合的主体性，再次通过小说技法与数据结合，进一步内置到回路之中。“使用”与“拥有”竞争作为建构元素的地位，叙述让数据适应了它们与主体性的整合。总的来说，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通过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接合起来，而这种紧张关系就是欢喜与焦虑的源头。

信息技术迟早会在其实现过程中在书本上留下印记，印刷的载体将会与其他的媒体组合。只有少部分美国和欧洲印刷于1998年的书会在它们的某个存在阶段被数码化。像《漫漫冬夜的旅人》这样的印刷文本在它的叙述中带有数码化的印记，好像这些文本记得它们曾经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硬盘上的电子极性而已。在危急时刻，受压制的记忆以严重的恐惧的形式爆发到文本的表面，这种恐惧担心随机性会穿透模式，故事将会消失，文库将会变成一堆无意义的数据的载体。这些爆发生动地表明了即使是印刷文本也不能摆脱信息技术的影响。

要进一步理解信息论对当代小说的影响，我们现在转过来考虑文本与主体性的关系，特别是信息叙事论如何构成叙说的声音以及读者的方式。

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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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功能性

“叙述者”这个词隐含着一个在讲述的声音，而讲述的声音又意味着一种在场的意思。宣称写作学（Grammatology）的时代已经来临，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将说与写分离开来的缝隙。这种改变把叙述者由说话者变成了书写者，或者更精确地说，变成了一个不在场景之中但铭写却始终指向的那个人。[37]信息论把这种转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书写让位于由二进制数码支撑的闪烁的能指，叙述者与其说变成了书写者，不如说变成了一个获准使用相关代码的电子人。这种进步表明，随着解构（deconstruction）的到来，缺席和在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了热门话题，因为它已经在被随机和模式取代作为一种文化预设。在场和缺席现在只是勉强留在视野中，也就是说，因为它们已经在不断失去形成话语基础的建设性力量，转而变成了话语的主体。在这层意义上，解构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从底层新兴基质向上推动的基质中形成并且阐释自己的理论。

为了明白叙述者的功能怎样随着不断深入虚拟性而改变，我们来看一看取自“我曾是一个无限炽热和致密的白点”(1Was anInfinitely Hot and Dense White Dot) 的一个诱惑场景。这是马克·雷纳(Mark Leyner)在《我的堂妹，我的肠胃病专家》(My Cousin, MyGastroenterologist)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叙述者——“喜欢 Sinutab”，“四面出击”，以致任何目标都机会均等—发现他自己在“一个航脏的小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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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我不知道……但是她就在那儿。我不知道她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第五代生化人，我不在乎。我打开一安瓿量的交配信息激素并让它一直飘散到吧台对面，我喝着我的饮料：甲基异氰酸盐，甲基异氰酸盐这种东西在印度博帕尔泄露的时候曾经导致了两千多人死亡，不过多亏我的举重训练、航空训练和低脂肪高纤维素的饮食，这种东西对我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毫无意外地，她慢慢地走了过来，坐在了我身边的那张凳子上……现在我的嘴唇离她的嘴唇只有一埃(光谱波长单位）的距离……我开始吻她，然而她却把头转开了……我不能和你接吻，我们是同卵复制体我们有着百分之百相同的基因物质。我摇了摇头。你是我美丽的日月，我赞叹说，你的呼吸就如同一阵桉树林的和煦微风拂过加利利海，扰动水面的点点波纹。谢谢，她说，但是我们不能到我家里去做爱，因为同卵乱伦是被长辈们所禁止的。如果我说我可以改变这一切呢……如果我说我有一把微型猎枪，可以把基因碎片喷射到有机生命体的细胞中，修改它们的基因矩阵，从而使同卵复制体不再是同卵复制体，那样她就可以和我这个肌肉男做爱而不必顾虑什么乱伦禁忌。我说着解开我的衬衫，露出我装在黑色牛仔裤腰带上的装置。你是怎么得到那种东西的？她惊呼了一声，盯着它厚实的纤维加强的塑胶外壳上的“鸟兹生化”的商标和装着两盒DNA重塑凝胶的弹夹。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得到的礼物……在我打乱你的染色体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瞄准。好的，她说，你请吧。[38]

这段文字中的内容大部分都来源于通俗故事和男欢女爱的滥俗情节，只不过加入了高科技的语言和概念。叙述者喝着泄漏到环境中就会杀死上千人的化学物质，但是他却对这种伤害免疫，因为他的饮食是低脂肪的。叙述者靠到女性生化人的身边和她接吻，但是他却在还有一埃远距离的时候被打断，没能最终接触到她。这个距离还不到一个氢原子的直径。两位主角不能做爱，因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生殖合子的同卵复制体，他们的关系被乱伦禁忌所禁绝。他们实质上是双胞胎，但这却没有阻止他们分属不同的性别。他们处于部落长者所制定的亲缘禁令的限制之下。但是他们可以使用基因技术来干扰和打乱血统的演化模式。他们认为他们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乌兹生化武器(UziBiotech weapon）来打乱他们的染色体来解决。但是叙述者似乎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的人格特征保持完整。

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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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篇短小的故事范围里，这些际遇也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相关顺序来安排的。叙述者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所有这些场景都只是靠微妙而随意的线索相联系。这种不连贯性使得叙述成为由模式的组合和分解构成合成文本。没有与文本相应的自然身体，仅仅只是在文本中有自然的身体。正如其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身份融合在印刷排版中（“我是一个……的点”），并且进一步与引力坍缩(gravitational collapse）的计算机模拟这类高科技重构合并在一起（我是一个无限炽热和致密的白点)。能指像星体坍塌一样变成发散的物质，接近新星的临界点，随时可能爆发成为闪烁的表意的扩散波。

在使行动变得熟悉的文化编码与改变传统预期的新词拼合之间这种爆发性的紧张关系绝不仅仅只建构叙述，它们也构成叙述者。这种叙述者，与其说是被赋予似是而非心理的讲述声音，不如说是作为一系列推动新型主体性的裂变和位移而存在。为了理解这种主体性的本质，我们来想象一条从故事的讲述者出发、经由专业向着某种题外的目标呈拱弧型变化的轨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所赞同的价值和存在的共同体——当他提到那些用文字编织成作品韵律的传统故事讲述者时在脑中设想的共同体—微弱地与“歌中之歌”以及部落长者的印象相应和。[39]覆盖在这之上的是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Condition）中谈论到的专业化。在这本书中，讲述故事的权力是通过获得某种特定凭证来认定的，这种凭证使一个人有资格成为某个专业共同体的成员，专业共同体在物理意义上是分散的，在电子意义上则是紧密结合的。[40这一阶段轨迹是通过好几种方式来表示的。叙述者是“等方向性地前进”，因而物理位置变得不再必要，和故事的生成也不再相关。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他在共同体中的物理参与，而是来自他对于高科技语言的掌握，包括信息激素，甲基异氰酸盐，凝胶重塑DNA，以及乌兹生化子弹。这种权限甚至在刚一被创造出来就被替换，因为叙述的不连贯性揭示了叙述本身以及叙述者的极不稳定性，随时会突变为几乎不可料知的形式，故事中用高科技的身份转变的性欲爆发来表现，但这种爆发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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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这种形式是什么？它的物理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变化，但是其操作复杂编码的能力是恒定的。挥之不去的变形已经通过段落的语言被制定出来，即将成为一个通过掌握正确的代码来获得权限的主体。通俗文学和文化中有过无数这样的情节：某人通过“欺骗”计算机，使其认为他或她是一个获得授权的人，因为这个人掌握了或者破解了编码，而计算机正是通过对这种编码的识别来确定权限的。通常，这些情节暗示那个人以不变的形式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移动而不被发觉。然而，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这些叙事。当通过权限密码来构成身份识别的时候，使用编码的人也被变成另一种主体存在。一个人存在并且被认出，恰恰是因为他知道编码。表面的欺骗是因更深的事实在支撑，我们变成了我们输入的编码。叙述者不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也不再是一个专业的权威，尽管这些功能作为时代错误的典故和可怜巴巴的指涉继续徘徊在叙事之中。相反，叙述者转变为键盘输入员、黑客或者编码的操作者。[41]假设这些文本在其存在的某个阶段都被数码化，那么他（或者它？）实际上就是这些编码。

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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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将叙述者建构成编码操作者的想法，对于如何建构读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相似的方式，读者也是通过一种分层的考古学——从听者到读者再到解码者——来构成的。利用包含信息技术在内的语境，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S/Z》中完美地展示了把文本作为多样化编码的产物来阅读的可能性。[42]信息叙述使得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性。因为如果不参考编码和由这些编码产生的、并反过来生成编码的信息论，这些文本通常无法被理解，即使是在文字层面上，也很难理解。闪烁的表意把编码的生成能力延伸到文本之外，包括技术生成文本的表意过程，以及将人类置入完整线路中的交互界面。由于连接技术、文本和人类的线路不断扩展并加强，量的增加渐变为质的转变的那个点越来越近了。

因为编码可以通过光纤在瞬间发送，所以再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固定语义和引导阐释的共享的稳定的语境。就像阅读一样，解码过程可能发生于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远离源文本的地方。和印刷文本的固定性不同，解码过程意味着没有源文本一没有第一版，没有复印品，没有全息的手稿。只有闪烁的能指，其转瞬即逝的模式唤起并体现了 G. W.S. 特洛(G. W.S. Trow) 所谓的“无语境的语境”，即所有的语境，如同所有的文本一样，都是通过电子手段介入的建构。[43]使解码者与系统紧密相连的，并不是成为意义理解共同体成员的稳定性或者对一本书的物理占有这种所有藏书家的爱好。相反，它实际上是解码者作为电子人的构想，关于“他或她的物理性也是由数据做成的血肉”的印象，在一条穿过许多层次的从对解码者的身体进行格式化的DNA，到作为计算机第一语言的二进制代码——表意链上的另一种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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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阻碍把身体当作信息的这个美梦或者噩梦实现的，还有哪些另外的可能呢？我说过，通过关注物质界面以及使具身变成这样一种强有力幻觉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梦以外更远的地方。通过采用一种双重视觉—同时地看到模拟的力量以及产生模拟的物质性——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把后人类建构和实体化现实接合起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要思考这些物质性，一种途径是借助功能性。“功能性”是虚拟现实技术使用的一个术语，被用来描述在人机交互界面中活动的交流模式。例如，如果用户戴上数据手套，手的动作就构成一种功能性。如果计算机能够对声音识别指令做出反应，那么声音就是一种功能性。如果计算机能够感知身体位置，那么空间位置就是另一种功能性。功能性在两个方面起作用，它们既描述计算机的性能，也指示用户的传感装置怎样通过训练来适用计算机的反应。与虚拟现实模拟打交道时，用户学会了根据计算机能够接受的风格化动作来移动自己的手和脚。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大脑体验的神经构造改变了，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持久性的。人类建造了计算机，而计算机也在塑造人类。

当叙述的功能性改变时，文本就会产生一种新读者。闪烁表意的物质效果向外扩散，因为读者经过训练，开始通过不同的功能性来阅读，这会影响他们怎样解读文本，包括在计算机被发明之前所写成的文本。例如，现在一些读者对于印刷文本很不耐烦，毫无疑问有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基础。他们喜欢按动键盘，看着光标在他们眼前闪烁。相反，另一些读者（或者可能是同一批读者在不同的心境下）回到印刷文本上，以新的视角欣赏其可持续性、固定性和使用的简易性。只有在体验过电脑阅读之后，我才开始欣赏印刷文本的某些特性。当我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它总是能正常工作，而且其兼容性能够保持数百年之久。还有，在另外的一些场合，比如当我修改某篇作品的时候，不会有光标在我眼前闪烁，似乎在要求我做出回应。对于印刷文本我想拿多久就拿多久，而且页面绝不会消失或者自动关闭。如同这些例子所展示的一样，叙述功能性当中的改变，比特定题材的结构性或者主题性特征的改变要深远得多，因为它们转变了不同种类文本引发的具体反应和预期。从不同的历史语境进行论证，弗雷德里希·基特勒在关于媒体生态学的写作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44]当新的媒介被引入的时候，所带来的改变会影响到整个环境。这种转变影响了旧的媒介为自己雕刻的壁龛，因而它们也会随之改变，哪怕它们并没有被直接牵涉到新媒体中。随着新媒介的出现，书本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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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判断——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将把模式/随机性推到历史的前台而把在场/缺席送入背景—是正确的话，其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会跨越叙事，进入许多文化领域之中。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物质性和实体的系统性贬值”。我发现这种趋势很讽刺，因为正是物质条件和实体体验的改变使得这种转变能够根植于日常体验之中。我在这里所写的全部，是为了表明模式和在场是处于对立关系两方的东西。关注重点越倾向于一方，另一方就越少受到注意和重视。当一个人在模式与在场相互加强支持的可能性中获得乐趣时，完全不同的阅读便出现了。保罗·维内里奥（Paul Virilio）发现我们无法追问信息技术是否应该继续发展。[45]既有的市场力量已经在发挥效用，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在一个把我们建构为实体化的虚拟体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娱乐。我想我们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最好的希望就是在之上贴一个说明标签—开启模式和在场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可能。信息，如同人类，不可能离开使它作为物质实体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载体而存在，而这种载体是实在化的、特定的。载体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复制。一旦构成它的特定格式消失了，丢失的数据就不会再回来。这对于这个星球和对于个体的生命形式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急切地探索网络空间所带来的新图景的时候，让我们记住物质世界的脆弱性是不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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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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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信息被建构成一种没有实体的媒介？通过什么方式，让研究者相信，人和机器就是两个不同面孔的兄弟？对这些问题寻根究底的，并非只有专门研究控制论的梅西会议(MacyConferences)。但梅西会议却是最重要的论坛，对控制论的各种模型和人工制品的作用，就像交通运输中十字路口一样关键。本章勾勒的几次争论，在这个研究范围内，使信息看起来比物质更重要。泛言之，这些论争是沿着三条线展开的。第一，关注信息作为理论性实体的观念（建构）；第二，关注（人或人类）各种神经系统结构的观念，以便把这些结构视为信息的流动；第三，关注人工制品的观念，人工制品将信息的流动转译成可感可观的运行，由此让“流动”成“真”。

在每一条线上，都遇到了重要的挑战，抵制对信息进行具体化处理。比如：建议另外的模式；发表重要的条件/限制；对各种简单的人工制品与复杂问题之间的不一致提出异议。具体化之所以胜利，并非因为它没有对手，而是因为在文化和科学的语境下，这些论争使之成为一种看似更好的选择而非其他。信息比物质或者能量更重要。重现这些争论中的复杂性，有助于揭开蒙在这一假设/论断身上的神秘面纱。回溯它变成黑匣子之前的各种契机，这个结论似乎缺乏必然性，而更像一种协商的结果，即对二战之后美国科技文化环境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