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麦卡洛克神经元的输入矢量，可以是兴奋性的，也可以是抑制性的。阀值决定需要多少刺激来激发。只有输入矢量的刺激超过阀值总量的最低值时，神经元才会激发。神经元被链接成网。每一个神经网都有一组输入矢量（神经网中进入神经元的信号）、一组输出矢量（神经网中导出神经元的信号）以及一组内部状态（由输入矢量、输出矢量以及来自神经元的信号决定，但与进出神经元无关)。麦卡洛克最重要的观察是：通过这种方式连接的神经元可以进行逻辑表述。例如，如果神经元A和B连着神经元C，并且都是C激发所必须的。这种情况对应的表述是：如果A和B都为真，那么C也为真；如果神经元A或者B可以导致C激发，其对应的表述是：如果A或者B为真，那么C为真；如果B是抑制性的并且C将从A激发输入矢量并且如果只有B不激发，其对应的表述是：C为真，只有当A为真且B为假。1941年，麦卡洛克遇到瓦尔特·皮茨（WalterPitts）时，已经对此有明确的表达。当时，皮茨还是一个聪明而古怪的十七岁学生，后来成为麦卡洛克最重要的合作者。皮茨设计的数学运算，证明了几个关于神经网络的重要定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神经网可以计算任何可以被图灵机器计算的数字(也即任何表述)。[2这项证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人类神经功能的模型与自动化理论结合起来了。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网和图灵机器的功能在形式上的熔合，确认了麦卡洛克的判断：“大脑不像肝脏分泌胆汁那样分泌思想，但是……它们按照电子计算机计算数字的方式计算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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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麦卡洛克以及任何人都知道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元模型只是对真正神经元复杂性的简单化概括，并没有提及大脑的复杂性，但他努力将神经网的运行直接与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当神经元接受与感官刺激相关的输入矢量时，它的激发就是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情带来的直接结果。当说某个被神经网计算的表述为“真”时，意识是说与神经元的激发相关的事情确实发生过。麦卡洛克如何解释幻觉，以及灼痛、被截肢者灼热的感受这类现象呢？他提出，神经网可以建立震荡环(reverberatingloops)，一旦开始激发，即使没有新的信号进入，也可以继续震荡。为了区别指示外部事件的激发与先前的历史造成的激发，他将前者称为“信号”(signals)，后者为记号(signs)。信号“总是暗指它的起因”，而记号是一种“失去时间的本质参照的持续事件”。[14]麦卡洛克和他的同事赋予震荡环的多重意义表明，相关的思考已经迅速从简单的模型转移到高度复杂的现象。洛伦斯·库别将震荡环与神经元的重复性和强迫性联系起来；梅西会议的许多参与者建议用震荡环来解释认知功能的格式塔；麦卡洛克自已不仅将它们用于身体感受，而且引入到哲学思想的普遍性。[15]

相对简单的模型与复杂现象之间有待解释差距，是麦卡洛克和汉斯一卢卡斯·托伊贝尔(Hans-LukasTeuber）通信的主题。托伊贝尔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参加了梅西小组的第四次会议，后来成为出版梅西会议副本的合作编者。这里，在回应这位晚辈同事的信中，麦卡洛克仅仅只是提出了从逻辑形式衍生具体现实的假设。在1947年11月10日的一封信中，托伊贝尔主张不同控制论系统的产物的相似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系统结构或者程序的相似性。“你的机器人可能会使用神经系统也会使用的各种手段；尽管结果一样，并不意味着神经系统和机器人采用的方法相同。你的模型还是模型除非某些柏拉图式的精灵斡旋了组织结构研究者和设计图表的数学家。”他声称，只有心理学家能够向神经生理学家提供关于“与（感官功能中）接受结构密切相关的方面”的信息。[16]除非与人类观察者的实际认知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联系起来，控制论的原理才能暗含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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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信中，麦卡洛克解释了自己的主张。“我的理论陈述借助的是数学，包括符号逻辑，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甚至上帝和人的创造都一定体现了这个理论所描述的过程。正因为这个理论非常普遍，既适用于人类又适用于机器，所以它缺乏暗示人的原理与机器原理相同所要求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在这次论辩中，通过搁置或者“密封”具体原理，伸张了普遍性。换句话说，在消除特殊性和寻找普遍形式的过程中，发现了普遍性。不过，通过麦卡洛克的修辞性表述，似乎这个理论原本前在于（preexisted）具体原理，后来才不太完美地体现在原理之中。这种转弯抹角的处理给理论注入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制性力量，因为它表达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原则”，神或者人建立的每一条线路都必须以某种形式体现它。[17]

事实上，麦卡洛克所指的定理只是在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元网的简化模型之关系中得到证明。因此，只有关于神经元模型的假设也具有具体的实在性，即完全符合，只有模型与现实本身一样复杂和喧闹时，这个定理才会具有强制性。当然，建立这种模型将会超越制作模型的目标，正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开玩笑的说法，游戏，当他想象一个国王—疯狂的地图制作者，只有当他创造一种地图，包括整个王国，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详细地反应国土，他才会满意。[18]托伊贝尔指出了差距，当他不无讽刺地问是否有某种“柏拉图式的精灵”在协调有机的结构和抽象的图解。这种差距不会消失，尽管有麦卡洛克的间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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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史的女权主义批评中，安德里亚·奈伊（AndreaNye）追溯了相似的柏拉图式反手(Platonic backhands)。这种反手被用来发展类似于法律的强制性逻辑。[19]奈伊指出，这种做法总是被用于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在相应的历史、政治语境中，这些做法具有重要的社会内涵—这些内涵被掩饰起来，这些内涵被表现成先验的自然法则。[20]像逻辑学家一样，麦卡洛克剥离语境暴露（创造）普遍的形式；与逻辑学家不同，1947年的麦卡洛克不希望抛弃有形的具体现实。他正在寻找一种“经验的认识论”(empirical epistemology)，一种将具体的现实存在与逻辑命题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方式。托伊贝尔的反对击中了神经(神经元)，因为他坚持认为抽象不是现实的存在。

坚守一种经验的认识论，麦卡洛克不能通过将逻辑形式解释为一种有形的身体必须服从的普遍律令来支撑内容。需要一种缝合来紧密地链接身体和模型。这种缝合出现在他对原理的调用，这些原理先前在他乞灵普遍性的时候封存起来(装进黑匣子）。他重新计算/详述了两种情况，当他在机器人勾勒的认知形式的线路，被同事们认定为对皮质的听觉和视觉比例的精确再现时。现在，麦卡洛克——像骑士一样，从斜线出发攻击王后，同时将王后暴露在象的攻击范围内一已经双管齐下地抓住托伊贝尔。通过第一种方法，人类和机器被视为一样，因为他们服从同一种普遍规律，不管他们的具体原理/机制(mechanisms）如何。在第二种方法中，人类和机器人被视为一样，因为他们利用同样的原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这种双重攻击手段也被诺伯特·维纳及其同时使用过，当时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哲学家对他们的控制论宣言提出质疑。当控制论的主张受到挑战，这种手段就会出现，因为它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捍卫自身。如果原理/机制被密封起来，仅仅只是为了将人和机器人视为一样，因为他们（可以被用来）行使相同的行为。如果密封原理的黑匣子被打开（并且从精心控制的视角来看)，匣子里的原理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由此再次证明了（人和机器人）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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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拯救王后呢？通过确认这里抽象的多层次性。当麦卡洛克下降一个层次，从信息是什么走向信息做什么，他还是结束竖起几个层次离开具体的复杂性。考虑到他的主张，在机器人装置和人的脑皮层中的识别模式（pattern-recognition）的线路是相同的。这些线路是图表，曾经从两种不同种类的具体表现中抽象出来的人类的神经组织和机器人的真空管或者硅芯片。尽管可能还有一种层次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呈现相似性，也有一种具体性层次，差异性造成了巨大的隔阂。一切取决于观察视角的建立。控制语境，特别是从具体表现的特殊性到抽象的运动，对于建构通道非常关键，通过这个通道，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元模型同时被用来体现计算机代码和人类思想。将身体转化为在神经元中搏动的二进制代码流，是根本的一步，将人视为一种信息模式。在语境之中，这种转变可以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简化，对神经生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语境之外，它被推断到没有根据的结论，思想和代码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羡慕麦卡洛克，因为他让不规则的组织向逻辑模式大胆迈进：我羡慕他，甚至因为他抵制了这种迈进。尽管他强调自己用来阐释命题的神经元的能力，他从未将他们视为脱离实体的。他明白信息只有通过信号才能传递，并且信号只有被体现才能存在。“根据定义，信号是一种体现在物理过程中的命题”，他在1949年为美国神经学学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题为“神经结构怎样具有观念”的演讲中声称。[21]在他的著作的整个语境中，对具体表现的承诺，与同样强烈倾向的，将具体表现视为抽象命题的体现的强烈倾向，存在紧张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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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张力，在1964年8月28日的手稿《大脑中可以用笔墨书写的是什么？》(What's in the Brain That Ink May Character)中可以见到。麦卡洛克重新提及最近的拉维罗（Ravello）之旅：“我被告知，一个制动机或者神经网，就像我一样，将一个自由的独异点映射到可能会增加身份认同的半群。”那个解释性的“就像我”清楚地表明，在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式和具体的生物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东西。“这是同一种废话，人们可以在那些从不将抽象形式理解为具体表现的人的著作中见到的同一种废话”，他继续说，“这就像一种错误，将乔姆斯基的语言错认为真正的语言，在1943年原初的皮茨和麦卡洛克的原作中，你不可能发现这种范畴性的混乱。这里临时性的命题性表达是在真实的物理网络时间和空间中出现的。那些假定的神经元，对于它们所有的过渡简化，依然是物理的，正如化学家的原子和物理的原子”。[22]抽象命题与神经元模型以及“物理真实”网络之间的滑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卡洛克为了让三个球同时留在空中所做出的努力。尽管神经元的只是假设的，并且承认是过渡简化的，麦卡洛克坚决地希望，它们都是物理的有形的自然的科学的。如果他创造“经验认识论”不是完全成功的，他最终获得没有小的失败，坚持，没有哪一个球可以被丢弃，而不牺牲具体思想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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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元模型是一种阀限物(liminal object)、一种半抽象半具体的现实存在，而其他模型则更坚定地扎根于物质领域。控制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有用(worked)。如果你不信，请看威廉·格雷·瓦尔特(William Grey Walter）的机器兔子，当电量降低时，它会为了电子化学的胡萝卜而回到笼子里。也可以看看维纳的追逐灯光的飞蛾或躲在椅子下面的臭虫。按照当代的标准，设计都是简单的装置。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因为它们像作为重大结论的物理体现人类和机器人本为兄弟。对于梅西会议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申农的电子老鼠，一种寻找目标的机器，模拟老鼠学习走迷宫。还有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的自动机(homeostat)，一种受到干扰后致力于回归稳定状态的机器。这些人造物起到了改变者的作用，将人和机器等同起来；它们形成了各种故事。故事的参与者将会告诉这种等价性的意义。与正式的理论一起，它们帮助将人类建构成电子人。

电子鼠与自动机：概念与制品之间的反馈

与会者逐渐对明确地阐释决定这种讨论的深层结构的各种前提条件达成共识时，就会出现诸多澄清的契机。在第七次会议上，圣地亚哥美国海军电子实验室(U.S. Naval Electronic Laboratory) 的约翰·斯特劳（John Stroud）通过信号与噪音的二元区分，指出了申农信息理论的深远涵义。“申农先生对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了完美的辩护”，斯特劳观察到，“在听申农的讲话时，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激烈争论的产物不可能不受某一组特殊决定的影响。这些决定是他最先做出的。在任何时候，将它们普遍化都相当危险。如果在任何时候放松对于最初定义信息的方式的自觉，我们将自然而然地把所有被接受信号的残余物称为杂音或者“非信号”。[23]正如斯特劳意识到的，申农对信号和噪音的区分，有一种保守的偏见：将稳定凌驾于变化。噪音干扰了信号的精确复制，而精确复制信号被设定为预期的结果。这种理论的结构暗示，变化是需要纠正的偏差。相反，麦凯伊的理论将消息到达接收者之前和之后的差异作为自身具有的生成性的区别。在麦凯伊的模型中，信息与变化不是对立的，信息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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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寻找目标的行为，这两种理论指向不同的方向。让信号凌驾于噪音，申农的理论暗示目标是一种事先存在的状态，装置/设备需要通过一系列正确选项与非正确选项的区别来达到这种状态。目标是稳定的，达到目标时，装置/设备将会获得这种稳定性。这种观念很容易导致这样的涵义：从普遍和抽象的角度，目标本身不是一种位置（site）而是一种稳定性。因此，对信号和杂音进行区分的信息观念与强调动态平衡的观念，就可以相互生产与被生产。相反，在他的模型中，设定目标暂时标明某种状态，但是这个目标/状态本身将会通过变化形成反身性螺旋。按照同样的方式，信号/噪音与稳定性交织在一起，反身性与象征差异的信息亦然。

这些相互关系表明，在申农的电子鼠设定迷宫中的标记之前，它是通过一系列假设来构成的。这些假设影响了解释它的方式。尽管申农将自已的设计/装置称为“迷宫探索器”(Maze-solving machine)，但梅西小组很快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电子鼠。[24]这个机器包括一个5×5的方格，感应指针在方格中移动；一个电子插口，25个带有记号的任何一个方块都可以插入插口。机器的任务是按照搜索程序通过这些方块，直到接近接口。机器可以记住先前的寻找模式，重复与否，取决于模式是否成功。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汉斯·托伊贝尔——在关于第八次会议文集的序言中——既强调电子鼠的重要意义，也承认它的局限。“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机体/组织(organisms)，就应该研究组织，而不是计算机。不同层次的组织的差异可能更应该量化。”他们继续论证说“具有计算能力的机器为我们提供一种类似物(analog)。就其所有而言，这种类似物非常有用。甚至它们破损了，也还有用。寻找神经系统（或者社会群体）与我们人造的类似物之间的差别，需要进行实验。如果没有这些类似物，也就不会考虑相应的实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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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来理解这种联系。设想有某种实验品，即智能机器和人类的类似物—根据机器构造出来的人类。即使实验失败了，这种比较的基本术语也将构成差别的能指。如果我说一只小鸡不像拖拉机，或者小鸡很像拖拉机，那么，我是根据拖拉机来描述小鸡。按照同样的方式，不管认为他们像还是不像，将人类的智力与智能的机器并列，实际是将二者置于一个接力的系统。这个系统将人类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机器，同时将信息机器当作特殊的人类。[26]尽管类似物的某些特征被明确忽视了，但它所体现的基本联系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些联系是能够思考这个模型所固有的。电子鼠所体现的预测包括这个概念：人类和控制论机器是寻找目标的机制/装置，根据正确的反馈达到稳定的状态；它们都是信息处理器，正确工作时，都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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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态平衡。

鉴于这些假说，也许可以预见这个模型中反身性应该建构为神经感动(neurosis)。通过演示电子鼠在无限循环的反身回路中如何被捉住，申农说，“它建立了一个恶意的循环，或者振鸣/啸声条件（singingcondition)”[27]。“振鸣条件”是麦卡洛克和匹茨在先前的介绍中用来描述通过控制论神经网模拟的神经感动的术语。机器好像患有神经感动的人类，人类好像患有神经感动的机器。神经感动可以通过技术进行模型化处理。通过将人类和机器连接在一个共通的回路中，类似物把他们两者都建构成稳定状态系统。当他们陷入反身性时，就成为病理学的系统。文集序言中记载的这种相互构成性的互动掩饰了如下涵义：这种类似物是中性的启发性设计/装置。更准确地讲，它们是将各种假设从一个阶段传递到另一个阶段的接力系统。[28]

在动态稳定/体内平衡所建立的接力系统中传递的各种假设，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关于艾什比的自动稳定机的讨论。[29]自动稳定机(homeostat)是一种由传感器和可变电阻构成的电子设备。当它接收将要/正在改变它状态的输入信号时，它就会寻找可以回到初始状态的变量的配置/结构。艾什比解释说，自动稳定机是想模拟一种机体/生物，为了生存，机体/生物必须把变量保持在预先设定的限制之内。他强调，超出限制的代价就是死亡。如果自动平衡等于安全（在证明机器如何回到自动稳定/内环境平衡时，艾什比回应说“你的生命将安全”)，失去自动平衡则有死亡的危险(p.79)。他举了一个关于坐在轮船控制室的工程师的例子：工程师的功能就像自动稳定机，努力将标度盘保持在限定的范围之内以避免灾难。人和机器一样需要稳定的内环境。人保持轮船的内部稳定，船的稳定性保护了人的体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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