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工厂

如果福特主义(Fordism）理论的核心是工厂，那么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理论的重点就是后工厂理论了。在对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变形的描述中，工厂最重要的角色往往是作为反例，对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转型进行分析。因此，工厂看上去似乎很快失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之相比，本书的中心方法是思考工厂的延续形式，以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

在撰写本书之际，谷歌对其图书数字化项目的热情好像有所下降，这一项目的规模与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但这一运行模式快速扩张。谷歌的员工队伍中有超过10万名像图书扫描员这样的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TVC)。举个例子，这些分包工人负责抄录对话用于训练谷歌的数字助手，驾车为谷歌街景拍摄照片，检查上传至YouTube网站的视频是否有危险内容。他们中有些人在山景城园区上班，和高薪的谷歌员工邻桌而坐，有些人则在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中心任职，还有一些人居家办公。谷歌会尽可能地避免谈论这些人，将他们隐藏在砖墙和数字界面背后。他们执行的任务往往会被大多数人以为是由算法完成的。不仅是在谷歌，这类工人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忽视，尽管他们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以下章节将关注数字工厂的所在地，比如毗邻谷歌村的那座不起眼的大楼。虽然这些数字工厂各有不同，但其劳动制度与谷歌主楼充满创意、利于沟通、光鲜亮丽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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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reeman, Behemoth,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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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字工厂

本书讲述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力转型，集中论证了数字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些工厂而言，数字技术造就的劳动关系会具备人们以为只有传统工厂才有的特征。这些劳动场所为我们打开了观察数字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主义转型的特殊视角。关于劳动力转型的许多重要理论都在强调其创意性、交际性、非物质性或艺术性。不仅如此，各式各样的当代讨论中通常还包括这样一种观点：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正在消除不需要技巧的程序化劳动。我并不否认创造性劳动对现代化或正在进行的自动化进程至关重要，但我认为这一进程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呈现出多种面向。

|引言1离开工厂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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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开篇提到的黄色工牌员工产生兴趣的原因。本书调查的场所可能看似不像工厂，却仍旧保留着传统工厂的逻辑和运行方式，并且通常会因为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而加速运作。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谷歌扫描员、德国或澳大利亚的众包工人及仓库工人、菲律宾的游戏工人及内容版主，还是英国户户送（Deliveroo）外卖骑手及搜索引擎评估员、柏林或内罗毕(Nairobi)的视频游戏测试员及优步（Uber）司机，他们都是当今数字工厂的工人。这些劳动环节均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复性的工作内容会给从业者带来压力，无聊且情绪消耗巨大，几乎不需要什么专业资质，却往往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知识，整个人都会被插入（至少目前）尚未自动化的算法结构中。在本书调查的劳动行业中，数字技术背书和实行的劳动制度与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工厂虽然看似大相径庭，但有时又出奇地相似。这些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高度分散、精细分工和实时受控的人类劳动。这些行业通常隐藏在算法背后，被认为是自动化的，事实上它们仍旧高度依赖人类劳动—也就是我所说的“数字工厂”。分析数字工厂及其员工特征、技术基础，以及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流动性和迁移方式，还有新的生产地理学和劳资冲突，目的是更好地从理论和经验方面理解当前这个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的相遇中被塑造出来的时代。

因此，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不是工厂的终结，而是其进发、倍增、空间重构和技术转变。工厂本质上是组织和管理生产过程与活劳动力的系统。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劳动的实际场所，也可以被抽象地看作跨时空的劳动、机械和基础设施的组织架构。利用数字技术对这个过程进行重构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我们不太需要强调产业工厂或生产制造的数字化、自动化的重要性(比如时下流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工业4.0”)，而是要更多地强调数字工厂，探索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劳动的组织、构成和空间分布。本书首先要着手陈述的，是数字技术如何让工厂的逻辑系统找到新的空间形式，比如平台(Platform)。

1数字工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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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离开工厂的工人

①什么是工厂？工厂通常被理解为一座为大量工人的生产活动而设计的大型建筑。不过，在试图定义工厂的特殊性时，大规模且(部分)自动化的机械生产才是核心(参见Gorißen，“Fabrik”；Uhl,“Work Spaces”)。现代工厂的发展驱动力之一，是体积庞大到无法被放置在私宅或小型工作室里的机械。在许多研究中，关键不在于机械的大小，而在于它如何参与并主导生产过程(参见TrontiArbeiter und Kapital, 28; Marx, Capital, vol. 1, 544)。这包括劳动力与技术的角色倒置，正如马克思的简练表述：“在手工业与制造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而在工厂中，是机器利用工人。”(Marx，Capitalvol.1.548)马克思认为，工厂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结构形式，是真正包容性结构的典范。虽然在18世纪及19世纪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厂作为一座建筑，只是生产过程的外壳，但这种情形在19世纪末发生了改变，在建设“合理化工厂”的努力中，工厂变得不只是一座建筑，而是成了生产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或“主体”(参见 Biggs, The Rational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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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劳动力转型的分析中，本书采用了三个核心概念，贯穿各个章节和不同的调查场所。“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Taylorism)作为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通过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发展出来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转型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数字泰勒主义是生产管理向数字世界转变的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闻和学术作品都在研究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影响，关注劳动自动化或日益非物质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泰勒主义”的概念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复兴。①如今，这个术语经常在争辩中被用来描述数字技术如何使职场监测、控制和工作细化成为可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熊彼得(Schumpeter)专栏谨慎地写道：“数字泰勒主义似乎会成为比其前身更强大的一股力量。”①

1数字工厂

①一些例子：从教育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休·劳德(Hugh Lauder)和大卫·阿仕顿(David Ashton)使用“数字泰勒主义”一词来形容“知识工作的产业化”(参见 Brown, Lauder, and Ashton, The Global Auction, 74)。戴维·诺贝尔(David Noble)也在《数字文凭工厂》(Digital DiplomaMils)一书中关注了教育问题。劳动学者西蒙·西德(Simon Head)同样强调软件在使劳动集约化、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方面发挥的作用，辩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管理'的新时代”(参见Head，TheNew Ruthless Economy.6)。针对IT制造业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灵活的新泰勒主义”(参见 Hürtgen et al，Von Silicon Valley nach Shenzhen,274)。针对服务业劳动的研究发现了一种“主观化泰勒主义”(参见Matrschek, Amold, and Voß, Subjektivierte Taylorisierung),还有另外一些针对仓库劳动力的研究谈到了一种新型的泰勒主义(参见Butolloet al, "Wie Stabil Ist der Digitale Taylorismus?"; Lund and Wright, "StateRegulation and the New Taylorism" ; Nachtwey and Staab, "Die Avantgardedes Digitalen Kapit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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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这个术语描述的是，各种形式与组合的软、硬件作为一个整体，如何通过（半）自动化管理、合作和控制，让标准化、分解化、量化和劳动监测的新模式成为可能。即使数字技术允许泰勒主义的经典元素再现（比如定额化、标准化、分解化、降低技术要求，并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确监测和评估)，这也不是泰勒主义的简单回归。相反，这种现象是以全新的形式出现的。因此，我在这里提及泰勒主义，并不是要论证泰勒主义的简单重生，而是试图强调数字技术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允许泰勒主义的经典元素重新显现。算法管理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让传统工厂以外的资本得以通过新的形式吸纳劳动力。在许多方面，数字技术既拥有传统工厂的空间和纪律功能，又发展出了可以延伸至街道或私人住宅的协调和控制的新形式。

在对当今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概念化的过程中，本书转向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不再关注一小批工人是如何操控机器运行的，而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以算法组织大量人力劳动为特征的工作领域。与其说它讨论的是计算机化劳动的创造性与交流性，不如说它关注的是那些碎片化的、受控制的重复性工作(以及它们的创造与沟通形式)。它不太关心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观察的反而是如今正在训练人工智能的工人。从这些数字泰勒主义的形式出发，本书打开了一种新的视角：不再推断数字驱动下的自动化将如何取代活劳动力，而是揭示了活劳动力在当今世界中被重新分配、全新划分、成倍增加和取代替换的复杂方式。

1引言1离开工厂的工人

①The Economist, “Digital Tayl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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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组合方式的复杂变化可以在“劳动力倍增”(Multiplication of Labor)的分析框架内描述。这是本书提出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数字工厂能够连接不同的工人，而不必在空间或主观上使他们同化。这就是数字工厂与传统泰勒主义的关键区别：数字工厂不会产生大批的产业工人。数字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任务的标准化、算法管理的手段、对劳动组织过程的监督以及对结果和反馈的自动评估，允许数字工厂通过多种方式接纳形形色色的工人。因此，正是工作的标准化(“数字泰勒主义”概念化后的一个术语）让活劳动力在许多方面的倍增成为可能。

“劳动力倍增”一词源于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①他们曾用这个术语来补充人们耳熟能详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Work)，暗示在如今这个劳动与生活日益融合、劳动灵活性逐渐提高、全球化持续推进、地理分布不断变化和重叠的时代，活劳动力所具有的异质性。“劳动力倍增”的概念确实非常有效地阐明了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劳动力转型，而这正是我希望在本书中展示的。

1数字工厂

① Mezzadra and Neilson, Border as Method and The Politics of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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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概念间接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数字工厂允许有着不同背景、经历和处于不同地点的大量工人在严格控制下开展标准化合作。以下文的两个事例为例，无论是配送中心还是零工经济，数字技术和自动化管理的标准化工作程序允许工人的快速吸纳与替代，因此有助于劳动力的灵活化和异质化。

第二，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劳动力倍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因为许多人需要从事的工作不只一份。这通常涉及进一步模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因此，我们在许多地方都会发现，福特主义下“一份终身稳定的工作”已经被灵活劳动和不稳定的多重劳动所取代(不过，需要补充的重要一点是，福特主义的理想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由特定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实现的，受性别、种族和地理等因素的限制)。

第三，数字技术是劳动力与商品流动性重构的一个因素，无论这种重构是通过物流体系还是虚拟移民等劳动力迁移形式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力倍增既包括劳动力地理分布和流动性的明显异化，也包含性别分工的重构，以及短期、分包、自由职业和其他形式灵活非常规就业的

1引言离开工厂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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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空间是这些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将数字工厂理解为一个空间概念，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对空间进行重构，这是本书分析的第三个核心概念。从最微小的细节到地缘政治，数字基础设施正在深刻地重塑生活中几乎所有领域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地理分布。凯勒·伊斯特灵(Keller Easterling)的分析将基础设施重组为“基础设施空间”，不仅对理解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生产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对它们如何重新组织劳动的空间性更是如此。重组劳动分工的全球物流系统、通过亚马逊仓库精确安排工人行动的软件，以及将数字劳动带入世界各地私人住宅的众包工作平台(Crowdworking Platform)，都是数字技术改变劳动空间架构的例子。①

如果数字技术能让工厂作为一种劳动制度摆脱混凝土的建筑形式，那么数字工厂就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空间形式。例如，平台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如今的数字平台(比如优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可以跨时空组织劳动过程与社会合作。无论是对数字工厂的具体运行而言，还是对更广泛地通过数字技术重构的经济空间而言，推动这些过程的基础设施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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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asterling, Extrastat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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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础设施的地理分布是如何影响活劳动力的重组和倍增的。通过众包工作平台居家完成、以电脑为基础的工作在启用新的数字劳动者方面发挥了作用；网络游戏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数字劳动力和虚拟迁移形式—这些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关注劳动力的迁移、性别构成和其他(空间）分层与碎片化的新旧形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中，上述类别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世界里通常会被认为是过时的。

数字基础设施使劳动力的空间性在全球层面实现了深刻重组，在整合旧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让新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利用。这给劳动力的组织、构成及劳资冲突带来了许多后果，同时也重构了劳动力的流动与性别分工。关键在于，通过数字工厂对劳动力进行重构是一个空间重组的过程。正如阿尔伯特·托斯卡诺(AlbertoToscano)所提出的那样，当看似明显的工厂空间架构受到质疑，阶级的空间构成(SpatialComposition of Class)可能会成为核心。①

如我在本书中所言，数字工厂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它可能看起来很像老式的产业工厂，也可能是一个数字平台或一款电子游戏。尽管在空间和构成材料上存在差异，数字工厂和产业工厂仍然存在很多的相同之处：二者都属于生产基础设施、都以组织生产过程、劳动分工以及（事无巨细地）控制与约束活劳动力的各类技术为特征。虽然数字工厂在某个特定生产流程的要素和工人可能不一定会聚集在同一座建筑里，但与传统的产业工厂相比，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物流往往可以在人力和技术的相互作用下，拥有更高的协调性与准确性。

引言离开工厂的工人

① Toscano, "Factory, Territory, Metropolis, Empir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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