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工厂

如今，伯利恒钢铁公司已成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衰落之后，该公司于21世纪初破产，是美国工业生产消亡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伯利恒主厂区的5座巨型高炉曾是北美工业制造业实力的象征，如今却成了娱乐区的背景。巴尔的摩东南的麻雀角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是一座物流中心。伯利恒邓多克工厂的厂址已经被一种新型的工厂占据：亚马逊配送中心。

从伯利恒到亚马逊：泰勒主义，古往今来

街对面的另一座亚马逊仓库坐落在曾经的通用汽车工厂所在地，是一次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后工业时代收购。亚马逊在巴尔的摩的两座仓库共有4500名工人，他们创造的收入是其加人工会的前辈们的一半。然而，在一座受到后工.业时代高失业率冲击的城市里，这样的工资仍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许多只能在亚马逊配送中心从事兼职工作的工人必须依靠城市发放的食品券才能过活。①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亚马逊订单履行中心一样，巴尔的摩配送中心的工人也要受到严格的劳动制度约束。和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进行的实验相比，这种劳动制度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其逻辑和原则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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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reeman, Behemoth,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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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亚马逊，劳动的组织、计量与控制越来越多地依靠数字技术。这些软件构架力求对所有相关流程进行整合，尽可能多地提取数据，以提高人与货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移动效率。因此，软件对物流活劳动力的组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亚马逊在巴尔的摩等地的配送中心已经被软件占据。每一名工人的生产效率都会被自动计算，并与其他人进行比较。那些无法达到配额的人会遭到解雇。一些在劳动冲突背景下公开的文件显示，一年内，亚马逊在巴尔的摩的新配送中心就因生产效率低下解雇了至少300名工人。据名为“边缘”(TheVerge）的博客所说，亚马逊的算法系统会追踪、计算每名工人的生产效率，遇到低于标准的便自动生成警告，甚至终止合同。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监测满足了科学管理的愿望，其对劳动主体的精确研究被称为“数据采掘的

|结论平台即工厂

①根据《纽约时报》关于亚马逊巴尔的摩配送中心的一篇报道（参见Shane. “Prme Mover"),

②Verge获得的一份文件，参见 Lecher,“How Amazon AutomaticallyTracks and Fires Warehous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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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①

在本书中，我用“数字泰勒主义”这个术语来概念化整个劳动领域的相关发展，包括标准化、过程分解、降低技术要求、自动管理和人类运算、算法合作、数字测量以及劳动监督。本书中各个章节的研究场所都发现了这些新兴的工作趋势要素的不同变化和组合。在我的理解中，“数字泰勒主义”这个名词形容的不是20世纪科学管理的简单重生或延续，而是被用来概念化数字技术如何在新的形式和环境下调动、更新和重组泰勒主义。举个例子，二者的众多区别之一是管理的临时性。泰勒、弗兰克和莉莉安·吉尔布雷斯等人在研究和改进生产过程时来回往复，但数字资本主义的愿景是一种致力于实时控制、反馈和校正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传感器、网络设备和集成软件构架的算法管理越来越重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实时管理和问题纠正的网络泰勒主义。②不仅如此，网络设备、传感器和应用程序已经将泰勒的时间和运动研究转移到了工厂和配送中心的封闭空间以外，放到了物流城市的都市空间之中。亚马逊Flex或UPS司机、快递骑手以及其他“最后一英里”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软件的管理和监督。因此，数字泰勒主义不再局限于工厂的构架约束。事实上，如今的数字工厂本身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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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ias. "Computer Spiel Welten."

②Raffetseder.Schaupp, and Staab."Kybernetik und Kontrolle. Algorithmische Arbeitssteuerung und Betriebliche Herr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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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配送中心的员工、Flex快递的司机、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众包工人以及脸书的内容审核员、谷歌的搜索引擎评估员、本书前言中提到的书籍扫描员———这些都是当今数字工厂的工人。“数字工厂”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旨在阐明当前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劳动转型中一种特殊的趋势。当代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理论化的工具，不是通过工厂的终结，而是通过其转型、倍增与泛化来实现。书中各个章节关注的是数字技术产生劳动制度的地方。劳动制度的特点更多是重复、分解和控制，而非创造性和自主性。这些劳动形式是数字技术塑造的，其方式通常不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常规理论中的非物质、创造性或认知劳动为基础。因此，本书试图将注意力转移到此类讨论中出现频率较低的劳动场所，以便更全面地展现社会合作以及数字条件下劳动的分T.与倍增。

目前，数字技术允许在封闭的工厂空间外对劳动过程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与测量。数字工厂的形式各不相同。它可能是亚马逊在巴尔的摩的配送中心，也有可能是将全球数十万居家工人组织起来的众包工作平台。数字工厂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场所之间的差异。虽然这些场所拥有惊人的共同特征，使数字泰勒主义的框架变得有意义，但这一理论并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关键差异。

1结论| 平合即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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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不仅让科学管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实现，还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劳动制度。必须强调的是，数字技术给劳动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很难用单一的公式来描述，因为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在探讨劳动的数字转型问题时，我在本书中采取了双重防御措施：首先，我并没有将一种劳动制度看作是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唯一的或主要的表达方式。相反，我强调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它们对资本主义总体而言都很重要，尤其是对其现代变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工作世界中的一种重要趋势，但它是和其他表现出不同特征的劳动制度共存的——而且必须共存。其次，我会谨慎地避免宣称当代劳动制度的绝对新颖性，反而力图在其中寻找早期劳动制度的延续、重复和重构。

平台即工厂

亚马逊已经融入了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生活。它能为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云计算服务，还有食品店、储物柜遍布城市各处。它的在线平台改变了当地商业的游戏规则，使它们如今都要通过亚马逊平台和交付网络销售产品。这种交付网络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停靠的亚马逊 Prime Air喷气式飞机，还有通过亚马逊 Flex项目驾车交付包裹的零工工人。与此同时，亚马逊 PrimeVideo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旨在进一步加强客户与平台之间的联系；亚马逊还要进军医疗服务和家庭自动化领域。这些公司已成为当代城市众多不同领域内的组成因素，展现了当代平台城市化的兴起——亚马逊和优步、爱彼迎（Airbnb）等平台都在努力成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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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的目标显然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这一特点将亚马逊与脸书等在不同领域内运作的公司结合在了一起。在成为基础设施的过程中，不同平台的策略各不相同，但又有着相似之处。其目标始终是占据垄断地位，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扩张性。德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斯塔布（PhilippStaab）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不仅要成为市场中的主导力量，还要成为市场本身。它们的目标是创造新型的“自营市场”，由拥有市场的大型企业来决定交换规则。②亚马逊的电子商务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表明，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送中心、服务器园区和货运飞机之类的实际载体。尽管公司更愿意把自己打造成依靠算法和少数硅谷天才程序员经营的技术型企业，但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之类的平台全都要依赖广泛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多样化的劳动力。这一点在本书针对不同场所的调查中是非常清晰的。

|结论|平台即工厂

① Barns, Platform Urbanism; Sadowski. "Cyberspace and Cityscapes."

②Staab, Digitaler Kapit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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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灵活且视情况而定的安排下就业的。数字工厂的一个新特点是能将劳动过程的紧密组织与合同的灵活性或按需而定的劳动形式相结合。事实上，本书的各个章节都展示了算法管理和数字控制手段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允许灵活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反过来，这些劳动力正变得更加异质化。纵观数字工厂的不同实例，我们会发现，劳动过程的标准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驱动、参与或受益于活劳动力的异质性。这种劳动力的倍增在许多场所中都显而易见。例如，在亚马逊的库房中，各种标准化技术和算法管理减少了培训时间，增加了控制的可能性，从而为招聘劳动力提供了灵活的短期解决方案，以满足供应链中的突发情况。季节性劳动、短期合同和外包劳动是亚马逊配送中心劳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数字平台也许正以最激进的方式实现这些逻辑。如果你跟随包裹离开亚马逊配送中心，踏上它们被送往客户手中的“最后一英里”旅程，就会明显看到平台劳动力的出现。在不断扩张的按需逻辑背景下，交付的“最后一英里”物流流程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速度、灵活性和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在这一点上，基于应用程序的劳动形式尤其普遍，让物流运营的“最后一英里”成为零工经济的前沿。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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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这样的交付项目在城市物流和移动领域内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并非巧合。对灵活且可以扩展的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推动了Flex、优步和户户送等平台的兴起，增加了平台工作在城市物流及其他领域的影响力。

如今，平台劳动力正在进人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从优步之类的出租车服务，到户户送等交付和快递服务，从安排清洁服务的Helping网站，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各类数字工作平台——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劳动分工和日常生活领域中没有数字平台在发挥作用。①数字平台上基于应用程序的工作一方面具有通过算法组织、指导和监督劳动过程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备灵活的合同形式。在许多方面，当代典型的数字工厂就是一种平台。

这些通过平台送餐、打扫公寓、驾驶出租车的工人与网络众包工作平台上的同行们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还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调控自如的按需劳动力——用亚马逊杰夫·贝佐斯的话来说，就是“人即服务”。其与“软件即服务”的类比并非偶然。众包劳动力通常隐藏在算法结构的背后，以一种允许其插入复杂软件构架的方式进行组织，而工人之间的合作是通过算法自动组织任务的分解和重组来实现的。众包工作平台是数字工厂的另一种变体，其数字分解、自动化劳动管理和监督形式允许吸纳高度异质化的工人，不需要在空间和主观上将他们同化。

1结论1平台即工厂

① Woodeock and Graham, The Gi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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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础设施开启了以前很难或不可能触及的新劳动力资源库，使数字工厂的劳动力进一步多样化。在众包工作平台上，与印度软件工程师一起工作的可能是失业的摩洛哥青年、北美的前罪犯、德国的单身母亲、苦苦挣扎的西班牙自由职业者和年轻的菲律宾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是希望从事IT行业，更多人则是需要额外的工作收人，还有少数人只是为了好玩儿。众包工作在发展中国家新数字劳动力资源的基础设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与性别分工的数字重构有关。基于计算机的居家工作允许从事护理和家务工作的人（通常以女性为主）成为数字劳动力。在这一点上，数字技术显然是一场深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开启了控制劳动力的新方式，也深刻重组了社会和全球的劳动分工。

不过，如何保证平台劳动力的效率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问题，也是灵活合同和计件工资形式的问题。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更容易，可以取代劳动的直接控制形式，因为劳动的速度与强度和工资直接挂钩。这样，劳动剥削所固有的一部分冲突就转移到了个体工人身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任务的标准化，通常以工人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比如以“声誉”为基础，也就是老客户满意度的数字评测）作为管理劳动力的工具。由于计件工资的数字化复兴而变得不稳定的时间，是劳动灵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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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数字技术拓展了这种安排，但更重要的是考虑灵活就业形式的长期发展。例如，计件工资拥有悠久的历史，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尝试提高生产力时就使用过它。平台劳动力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完全新颖的事物，反而应该被置于其他形式的临时劳动背景下来看待。零工经济中各种典型劳动关系的兴起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技术破坏的结果，而是必须被放在更广阔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中。在高度多样化的背景下，劳动关系和流动中展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与不稳定性。物流可以作为这种灵活多变、非正式合同安排的范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当前的零工经济。计件工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和非正式工人的历史早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因此，有必要将目前的平台工作（比如临时工作和代理工作）以及女性居家工作、从事按日计酬的临时工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考虑——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平台的推动下经历数字化回归。

上述形式的临时工作在历史上总是性别化的，由移民和流动劳动力完成的比例过高。因此。如今各零工经济平台上的工人大多是外来民工，这绝非巧合。外来民工和种族化的工人是数字工厂按需劳动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整个零工经济和其他领域，数字技术组织的劳动形式以各种方式与流动劳动力相结合，导致全球各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外来平台民工。包括灵活性、不稳定性、薪酬和语言在内，各种因素都决定了平台工作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融入等级分化的劳动力市场，与不同的移民路径和项目挂钩，在其他工作岗位的等待期内架起桥梁，或补充其他工作和就业形式。数字工厂的劳动力是灵活且高度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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