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对国内来说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也就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开辟了我们这一全新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之所以没有使用“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而是转启“激进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因之我后来开始关注的一些重要批判理论家并非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干脆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前者如法国的维利里奥、斯蒂格勒，后者如德国的斯洛特戴克等人。激进话语，可涵盖的内容和外延都更有弹性一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成为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激进思潮呢？用阿甘本自已的指认，激进话语的本质是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意向却正好相反。“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不合时宜，即绝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为此，阿甘本还专门援引尼采①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①。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激进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已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和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乡愁和把握他们自已时代的本质。②我基本上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①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论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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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阿甘本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重要的一员大将。在我看来，阿甘本应该算得上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群体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观念独特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与巴迪欧基于数学、齐泽克受到拉康哲学的影响不同，阿甘本曾直接受业于海德格尔，因此铸就了良好的哲学存在论构境功底，加之他后来对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大家的深入研读，所以他的激进思想往往是以极为深刻的原创性哲学方法论构序思考为基础的。并且，与朗西埃等人1968年之后简单粗暴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不同，阿甘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他关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紧急状态”(国土安全法)和收容所现象的一些有分量的政治断言，是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为之恐慌的天机泄露。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为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重要成员之一。这一点，也与巴迪欧入世时的学徒身份相近。他们和巴里巴尔、马舍雷等人一样，都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Lirele(apital，1965)一书的共同撰写者。应该说，朗西埃和巴迪欧二人是阿尔都塞后来最有“出息”的学生。然而，他们的显赫成功倒并非因为他们承袭了老师的道统衣钵，反倒是由于他们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反戈一击式的叛逆。其中，朗西埃是在现实革命运动中通过接触劳动者，以完全相反的感性现实回归远离了阿尔都塞。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 Life",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0.

②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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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思想天空中不屈的天堂鸟

法国的斯蒂格勒、维利里奥和德国的斯洛特戴克三人都算不上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人物，他们天生与马克思主义不亲，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还抱有敌意(比如斯洛特戴克作为当今德国思想界的右翼知识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在他们留下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阿甘本所说的那种绝不与自已的时代同流合污的姿态，对于布尔乔亚世界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激进话语。斯蒂格勒继承了自已老师德里达的血统，在技术哲学的实证维度上增加了极强的批判性透视；维利里奥对光速远程在场性的思考几乎就是对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宣战；而斯洛特戴克最近的球体学和对资本内爆的论述，也直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批判者。

应当说，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我们向国内学界推介的这些激进思想家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他们依然坚执地兼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担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的大旗，发自肺腑地激情呐喊，振奋人心。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明证，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就有人类更美好的解放希望在！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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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思坦天空中不屈的天堂鸟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中译者序言

一、从德勒兹的哲学贡献说起

1. 德勒兹的世纪

2009—2010年，我在索邦大学巴黎一大访学期间，选修了巴黎一大两位教授合开的“当代法国哲学”的课程。法国教授眼中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应该都包括谁呢？我带着一种对宏大叙事的期待进入了课堂，拿到讲义大纲的时候，跃入眼帘的却只有两个人：第一学期，讲授米歇尔·福柯，第二学期，讲授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

虽然选取一年的课程似乎并不具有特别强大的说服力，但仅从福柯与德勒兹的著作在圣米歇尔大街各色书店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而言，我不得不折服于他们的思想对于时至今日的法国学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于福柯，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甚至中国的学界而言，吉尔·德勒兹这个名字似乎更为陌生一点。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德勒兹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已经翻译了德勒兹将近80%的著作，但对这些著作的相关研究还有许多空白。①这个研究现状多少让人有些困惑，不知为何，中国学界对于德勒兹的思想总是有些隔膜。这种隔膜，作为一种群体现象绝不能仅仅归结为某几个人的学术兴趣使然，相反，我们或许要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人手来思考德勒兹思想进入中国的困境所在，或者更进一步说，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又特别迫切地需要将这个思想怪杰引入中国。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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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萨特热”“尼采热”，这些思潮的引入显然与当时刚刚解放了的人的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以及“超人哲学”给那个年代带来的是对于传统的权威观念的挑战，那么萨特的思想或许因为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而迎合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人性的关注。这种思想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印记让我们无法忽视时代的发展轨迹。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思想界正面临着一次思想的价值失范，抑或思想的重新洗牌，但时至今日，这一思想的混沌状态并未被弱化，我们在各色思潮与主义之间徘徊着，在与世界思想同步的同时，也偶尔会有困惑不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倾向不断地回应着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经济、政治的历史困境。而儒学复兴的呼声不绝于耳，与前者构筑了一个复调式结构，左右着中国思想界发展的方向。在这两股相对强大的思潮之间，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之后就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近乎前两者的润滑剂，在“怎么都行”的信条之下，构筑了一个格外宽容的思想空间，为各色思潮的共存提供了合法性的原则。但我们如果仅囿于这种思想宽容来理解后现代主义，那么显然会错失这一思潮背后所折射出的西方现实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

① 目前，我们除了德勒兹1977年与克莱尔·帕尔奈(Claire Parnet)合作的《对话》(Dialogues)、1979年与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Bene)合作的《重叠》(Superpositions)等尚未有完全的中译本，其他二十多本著作都已经出版了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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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当代中国思想的复杂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如果西方社会面临着“古今之争”，那么中国的社会现实则在纠结于“古今之争”的同时还需面对“中西之辩”。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被现代性大潮所席卷的同时，却也已经看到了现代性过后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正在以共时性的状态经历着西方世界历时性的生存序列。但即便如此，我们是否能够彻底放弃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回答是否定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下中国的思想界中各种思潮各领风骚，似乎每一种思潮都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某个侧面，学者对于某一思潮的关注也逐渐地转变为了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变成了书斋中偶然的选择。而现代性逻辑下衍生出的量化与标准化的评价机制加剧了这种学术繁荣背后的空虚。我们可以生产出大量著作和文章，但无助于对这个时代的理解。这个巨大的“学术机器”生产出诸多满腹经纶的学者，但其最高的学术成就常常是止步于成为某位思想家的代言人。在一个黑格尔专家、康德专家、马克思专家、尼采专家、福柯专家遍地的时代，我们收获了许多理论的细节，它们堆积成山，挡在后辈学人进入哲学的大门口，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殚精竭虑。但这是哲学思想的全部吗？显然不是，甚至这根本就还不是思想本身。我们阅读哲学、阅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产生思想，而非仅停留在简单引章据典、标注典故出处的层面。这些东西本应是产生思想的垫脚石，现在却变成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生产的主导产品。这一现实的境遇让我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正是这一危机感让我在专注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同时却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转向了当代那一群被称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学者，尽管现在这种说法很难将他们的思想倾向一网打尽。虽然很少有思想家公开认同这种“后”现代思潮，但它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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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思想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让我们对现代性进程始终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张力，那么法国后现代思潮在我看来则具有一种肯定性的潜能，为我们抗拒现代性提供了种种可能性的路径。它与现代性对峙着，释放出诸多被现代性规训、框定的东西，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具有生发性的内涵。正是这种内涵为新的思想类型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因此后现代思潮在我看来并非简单的否定现代性的逻辑，而是要将其纳入多样性的视域当中，让其成为诸多思潮之一，通过消解它的专制性、独霸性，而非简单地否弃它，实现与现代性的对抗。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第五副面孔，①而我却认为更为恰当的方式是将现代性视为后现代性的一副面孔。现代性并没有因为后现代思潮的勃兴而衰弱，相反，它成了后现代思想延宕、离析出的一种思潮。

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现代性，同样需要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在批判现代性之后，我们还需要为新的文明开辟道路。这种道路的可能性空间只能在后现代性的多样化空间中探寻抑或等待。

正是因为对后现代性持有这样一种立场，我不由自主地关注着包括德勒兹在内的诸多带有“后”学色彩的思想家。但为什么是吉尔·德勒兹呢？与其他后学思想家相比，德勒兹成名相对较晚，在德里达与福柯各自展开自身独特的理论空间并获得广泛认可的时候，德勒兹却仍在如同一个思想史的教员一般耐心地讲授着休谟、尼采、康德、柏格森、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思想家的思想。他的一系列早期著作也大多围绕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展开。但作为典型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有着法国思想家共有的一个特性：借用着别人的文本生发着自己的思想。当德勒兹的转折性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以及《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L'Anti-Edipe:Capitalismeet schizophrénie 1)分别于1968年与1972 年出版之后，德勒兹的影响才如火山熔岩一般爆发了。福柯在《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中曾有过这样一个略显突兀的宣称：“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视为德勒兹世纪。”①这被德勒兹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断言是否过于夸张？我不想，也没有足够的资质对此做一评判，但我的确愿意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不仅未来的世纪，而且今天这个被资本金融化运行机制所统御、大语言模型极速发展的时代已然是德勒兹的世纪，这不仅意味着这是一个德勒兹思想被认可、被研究、被讨论的世纪，更意味着德勒兹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性：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成为一个无休止的“流”(flux)。

①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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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流是德勒兹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的理论形态可追溯到《差异与重复》之中。在其中，德勒兹开始了富有独立意识的哲学创造活动。多年以后，谈及这一转折的时候，德勒兹对于这部著作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人们大谈其并不了解的事物的本质，大谈其不开化状态的实质。人们成为一个特性模糊的集合，成为姓氏、名字、指甲、事物、琐事，成为与明星相反的东西。我于是在这飘忽的方向上写了两本书：《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我并不幻想一步登天，这些书仍然充满了呆板而笨重的学院式的研究手段，但是这些手段中的某些东西，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我已经在试图撼动、搬开，我已在试图将文字视为一种流而非代码。《差异与重复》中的一些章节我喜欢，……这一切走得还不远，但是已经起步”①。流的概念诞生于其中，但正如德勒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一时期的讨论都太过于学院化，并且也仅仅是一个起步而已。流，作为一个打破传统表象(représentation)哲学的切入点，只有在《反俄狄浦斯》中才得到了系统的阐发。在这部与精神分析批判针锋相对的论著当中，德勒兹将这个抽象的“流”的概念融入其对资本的分析中。这种结合不仅让德勒兹思想与马克思思想邂逅、融合，同时也让德勒兹切中了现代性的逻辑要害。流，作为资本的特性，同时充当着扬弃资本的有效路径。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坚持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将精神分析作为资本逻辑的共谋来加以批判。而作为一种流的资本，恰恰是今天资本发展的一个新的动态。

①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with an introd. by Donald F. Bouchard;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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