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并不存在这样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另一个部分是幻想的欲望生产。两种生产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联只是二阶性的内摄(introjection)与投射②，这就如同社会实践在内在的精神层面都有其对应的投射，正如精神实践也被投射在社会实践中，其中一个体系从未能够影响另一个体系。当我们满足于将两者平行放置，即一边为货币、黄金、资本与资本主义的三角模型，另一边为力比多、肛门、菲勒斯与家庭的三角模型，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一种消遣，货币的机制与其对应的肛门式的投射完全无关。将马克思-弗洛伊德平行化总是贫乏而无意义，其中上演的是一些术语将一个思想内化或者投射到另一个思想当中，却从未停止其彼此间的异质性，正如那个著名的对等公式：货币=大便。事实上，社会生产在特定条件下就是某种独特的欲望生产。我们说社会领域直接就是欲望驰骋之地，欲望是被规定的历史的产物，为了投注(investir)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力比多无须中介，无须升华，无须物理的运作，无须转化。在此仅存在着欲望与社会，并无其他。同样，社会再生产最为压抑以及最为致命的形式是由欲望所生产的，它存在于一个其得以运行的诸条件应当被我们所分析的组织化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问题(并随后被威廉·赖希①重新发现)：“为什么人们为其被奴役所做的斗争如同他们为其被救赎所做的斗争一样坚决？”他们为什么会叫喊着“更多一些赋税，更少一些面包”？正如赖希所言，在此令人惊讶的并不是有些人偷盗，有些人罢工，而是那些饥饿的人总是不偷盗，那些受压迫的人并不罢工：为什么自有剥削以来，人们支持着屈辱与奴役，他们不仅愿意羞辱与奴役他人，同时也愿意羞辱与奴役自己？赖希拒绝用民众的误认与幻象来解释纳粹，并重申了运用欲望的术语，通过欲望来阐释这一路径，赖希是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不，民众并没有被误导，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那样一个环境下欲望着纳粹。这是群体欲望(désir grégaire)的倒错。②但赖希并没有对于这一问题给出充分的回应，因为他自身修复了那些已经被他驳倒了的东西，其修复方式在于区分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的或者应该存在着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欲望中的非理性，并仅将后者作为精神分析的合法性论题。他由此只保留了精神分析在社会领域当中对于“否定性”“主体性”以及“禁止”进行阐释的有效性。他因此必然回到了一个真实的、理性化的生产对象与非理性的、幻想性的生产所构筑的二元论当中。①他拒绝去发现社会领域与欲望领域的共有路径抑或其共在性。为了真正地深化唯物主义精神病理学，赖希所缺少的正是欲望生产的范畴，真实正是以其所谓的理性的以及非理性的形式服从于欲望生产。

① 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评论，依据萨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不以稀缺为出发点：“现实的剥削所带来的既存的稀缺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位于一个更为原初的层面—供给与需求的法则。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问题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包含了抑或推演了这一原则，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从这一原则当中被演绎出来，马克思极为严谨地拒绝运用稀缺的观念，他应该拒绝，因为这个概念会推毁他的哲学。”(Qui est Aliéné?,Flammarion,1970，p. 330.)

②内摄与投射是心理学的两个概念，所指为两个原始的防御机制。投射所指的是内部心理过程被个体误认为是来自外部，而内摄则是将外部信息归为内部心理过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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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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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威廉·赖希(William Reich，1897—1957)，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1897年生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现属波兰)的富裕犹太家庭。191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不久即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员，192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他和弗洛伊德有密切联系，曾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1930年到柏林积极从事精神卫生和性卫生活动。1934年因受纳粹迫害而先后流亡丹麦、瑞典和挪威。1939年移居美国，短暂教学后建立私人研究所。1954年因出租自制医疗装置而被控犯有欺骗罪，1956年因不服从法院裁决被判处两年徒刑，1957年11月3日在狱中病逝。代表作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译者注

② Reich,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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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尽管社会压抑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欲望生产，但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原则：欲望生产了真实，抑或欲望生产并非其他，就是一种社会生产。在此，问题并不在于为欲望保留某种独特的存在形式，将其视为精神的抑或心理的现实，与社会生产的物质现实相对立。欲望机器并不是幻想的或者梦中的机器，不同于技术的机器和社会机器，从而构筑某种双重化的存在。相反，幻想总是作为二阶性的表达(expressionssecondes)，它源于两种机器在既定环境下的同一性。同样，幻想从不是个体的；幻想总是群体的幻想，正如体制分析②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种群体的幻想，这是因为某种同一性在两种意义上被解读：其所依据的是在构筑了这些幻想的群居性民众(masses grégaire)当中去把握欲望机器，抑或依据于将构筑了这些幻想的诸欲望的原初之力(forcesélémentaires)与社会机器相关联。由此在群体的幻想中，力比多投注于既定的社会领域当中，在其中包含着最大的压抑的形式。抑或相反，力比多参与到某种反-投注，后者导向既存社会领域内的革命性欲望(例如，19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并不是作为一个理想模型，而是作为群体幻想发挥作用，换言之，欲望的真实的生产性的践行者使得现实的社会领域的“去-投注”[désinvestissement]或者“去体制化”[désinstitution]成为可能，以便达成欲望自身的革命化体制)。但在欲望机器与技术化社会机器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它们之间如果存在着某种差异，赖于它们之间所产生的不同规模的关系，这种差异只是制域上的差异。两种机器始终都是同样的机器，所不同的只是制域牧场(régime près)的不同，这一点在群体的幻想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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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那些文化主义者那里，存在着理性体系与投射体系(systémes projectifs)之间的区分，精神分析仅被应用于后一体系当中(例如卡尔迪纳[Kardiner])。尽管他们敌视文化主义者，但赖希以及马尔库塞都追随着这个二元论，只是他们对于理性与非理性都给出了不同的阐释路径。

② 体制分析(l'analyse institutionnelle)在加塔利的理论及其政治实践当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个概念所指需要回溯到加塔利于20世纪50年代热衷参与的所谓体制心理治疗(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的运动。1953年，体制心理学的学习者简·乌里(Jean Oury)建立了拉伯德疗养院(la clinique de la Borde)，随后这一疗养院也成了体制心理治疗的重镇之一。简·乌里试图颠覆既有的精神病院中的患者与护理者的关系。如果说之前的精神病院都保留着集中营式的构造，即一些护理队伍的成员对待病人就像集中营的守卫对待犯人一样，那么体制心理治疗则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构造来护理或者治疗那些有生命力的病人。体制化因而成为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被缩减成一个治疗和监禁的场所，并将在不否认疯子的独特性的情况下构成一个生活场所。简·乌里认为，如果我们不讲精神病的话，是不可能谈论体制心理学的，理论化是与那些我们一直对待精神病的方式连在一起的，否则，这就没有意义。体制心理治疗所面对的正是精神病中的分(转下页)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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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粗略地勾画出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之间的平行关系，是为了表明在两种生产中，反生产的诉求那稍纵即逝的呈现需被折叠为诸多生产性的形式，并且还要与之相适应，这一平行论并没有预先说出两种生产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接上页)裂性，即精神病人有一种“分裂的转移”，有必要向他提供转移的多重可能性。因此，这就需要创造一些场所和不同的机构，也必须保障他在里面的自由活动，让他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按照同样的精神，护理人员也是按照不同领域来特定招聘的，他们有些是艺术家，有些是农民。和以往护理人员有着同样的职业训练和同样的临床经验不同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加塔利大约于1956年加入该疗养院，成了一名护理人员。加塔利将体制治疗的概念转为“体制分析”，以便将这一独特的心理治疗运动推广到政治运动当中，并随后在其相关的理论构筑中将其转变成对欲望进行政治分析的有效方式。参见加塔利：《精神分析学与融贯性：体制分析论文集》(Psychanalyseet Transversalité:Essais d'analyse institutionnelle,Maspero,197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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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只有在它们的制域之间的差异当中来展开对某些方面的详细讨论。首先，技术机器只有处于有序的、非失调(ètredétraquées)条件下才能发挥效用；这些机器的界限自身是被磨损，而不是失调。马克思对这一原则有清晰的讨论，他指出技术机器的制域存在于生产方式与产品之间的严格区分之中。机器赋予产品以价值，并且仅在其磨损中丢失价值。相反，欲望机器在运转中不停地失调，在失调中不停运行：生产总是被植入产品当中，机器的诸多碎片同样也是机器运行的燃料。艺术总是利用这种特性来创造多种多样的幻想群体，他们在欲望生产中来促使社会生产短路，同时在技术机器的再生产中引人失调、紊乱的功能。这就如同阿曼①所拆分的小提琴，抑或是凯撒的压缩汽车②，更具有普泛性的，则是达利的偏执狂的批判方法，它保障了欲望机器在社会生产的对象当中爆破。莫里斯·拉威尔③较之磨损，更偏爱失调、紊乱，在他的曲子中，他用突然的停顿、犹疑、颤动、失误以及断裂等替代节奏的放缓与渐弱。①艺术家是诸多对象的主人，他在其对象中植入破碎、粗陋、紊乱，使其成为欲望机器的制域，在其中紊乱同样发挥着部分作用；艺术家们呈现出偏执狂机器、奇迹化机器以及单身机器，如同对技术机器一样去呈现，甚至不惜以损伤欲望机器中的技术机器为代价。更进一步说，艺术作品自身就是欲望机器。艺术家们收藏起他们所有的宝藏，期待着一次爆炸，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真正的破坏的降临总是来得不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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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曼(Arman)，1928年出生于法国尼斯，是少数仍在世即被写入西洋艺术史的艺术家之一。1993年，阿曼获得法国国家荣誉勋章。他以切割物件后再堆积组合为创作风格，其切割的对象从乐器、希腊神话的雕像、家具、汽车、工具与钟表零件到生活用品。由此，阿曼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消费性的物品，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下来，更赋予了原有的事物以新的面貌与意义，进而发掘物体潜在的功能。阿曼将这些经分割、拆解以后的物品，以重复、复制的手法呈现出量的感觉，所以阿曼的作品常是人类生活与情感的堆积。——译者注

② 凯撒(César Baldaccini，1921—1998)，法国当代艺术家，法国新现实主义与尼斯画派的核心成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开始思考机械工业对社会的影响，由此其艺术表现为全新的三种方式：“机械挤压”“工业膨胀”“模印”。—译者注

③ 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印象派音乐家杰出代表之一。七岁开始学钢琴，十四岁入巴黎音乐院。早期印象派音乐家热衷于明暗对比、光明与阴影中神秘的游戏，自我陶醉在冗长的印象中，而拉威尔作为印象派音乐家大大发展了印象派音乐的表现力，他喜爱喷射出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人造烟火，喜爱富于诗意的洪亮的声响。他既是乐曲形式的大师，又赋予音乐丰富的色彩，另外他严守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戒律，而以独创的手法运用这些传统戒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和作品形式。对于音乐的描述性，他主张不注重事物的外部，而是关注事物的本质和浓郁的色彩，并认为真正的诗不能是长篇大论，而在于真正的感情。他的代表作品有歌剧《达芙妮与克罗埃》、芭蕾舞剧《鹅妈妈》、小提琴曲《茨风》和管弦乐曲《波莱罗舞曲》。另外，他将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独奏曲《图画展览会》改编为同名管弦乐组曲，使得此曲广为流传。——译者注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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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域的第二个差异表现如下：正是欲望机器自身生产了反生产，而技术机器的反生产的特征仅仅发生于过程之再生产的外在条件中(这些条件并没有在“随后阶段”中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技术机器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它总是被回溯为一个社会集群或者社会机器，这一社会机器与技术机器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构成了这种再生产的条件。由此，某种技术机器并不是原因，它只是社会生产的一般的形式指引。由此，存在着人力机器与原始社会，水力机器与亚细亚的形式，工业机器与资本主义。当我们将社会集群类比为无器官的平滑身体，这里至少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因为欲望机器是欲望经济学的基础范畴，它通过自身生产出一个无器官身体，它并没有在践行者之间以及它自身不同部分之间做出区分，没有在生产关系与其自身的诸多关系中做出区分，同时也没有将社会性从技术性中区分出来。欲望机器同时既是技术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欲望生产是原初的心理压抑(refoulement)的原发地，而社会生产则是社会压迫(la répression)的原发地，从心理压抑到社会压迫，总有某种东西类似于二阶性的压抑，确切说来：所有一切在此都依赖于无器官身体的情景(la situation)及其类似物，这一无器官身体是内在的结果抑或是外在的条件(死亡冲动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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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nkelevitch, Ravel, Ed. du Seuil, pp. 7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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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两种不同的制域之下，存在着的其实是同一种机器，尽管对于欲望来说，欲求某种压迫是欲望的一种奇怪的冒险。这里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生产，对真实的生产。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彰显这两种方法的同一性，这两种方法构筑了作为一个循环的无意识的自动-生产。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社会生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源于某种欲望生产：首先是自然人。然而，更确切地说，欲望生产首先是社会性的，它总是在趋向某种目的的过程中自我解放(首先是历史人)。无器官身体并不给予自身某种起源，它随后在各类的社会集群当中被投射出来，就如同一个严重的偏执狂，作为原始游牧部落的头领，处于社会组织的基底。社会机器或者社会集群可以是大地的身体、暴君的身体、货币的身体。它们从来都不是无器官身体的一个投射。正是无器官身体最终成为去领土化(déterritorialisé)的社会集群的剩余。社会集群的问题总是在于：它要为欲望之流编码，铭刻它们，记录它们，确保流没有被阻塞、被引导、被规范化。当原始的领土化机器不足以完成相应工作的时候，专制的机器则开启了某种超符码化(surcodage)。资本主义的机器建构于专制国家渐渐远去后所留下的废墟之上，因此其所处的是一个全新的境遇：流的去符码化/解码(décodage)与去领土化/解域化。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这一情景之外与之相遇，资本主义就生活于其中，这一情景是它得以存活的条件，同时也是构成它的质料，其所包含的暴力都被强加于其自身之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压迫只能以此方式来实践自身。实际上，它诞生于与两种流的相遇，一种是在资本-货币的形式之下存在的生产的解码之流，一种则是在“自由劳动者”的形式之下的劳动的解码之流。由此，与之前的社会机器相反，资本主义机器自身并不能提供一个可以覆盖整个社会场域的符码。它用金钱代替了符码的观念，抽象的量化公理在社会集群的解域化运动中越走越远。资本主义趋近于解码的门槛，后者解散了社会集群，以便能构筑一个无器官身体，而正是在这一无器官身体之上，在解域化的场域中释放了欲望之流。难道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精神分裂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正如狂躁症与偏执狂是专制主义机器的产物，而歇斯底里症正是领土化机器的产物。①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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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解码和社会集群的解域化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趋向。它不断地趋向于自身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正是精神分裂症式的界限。资本主义用尽全力去生产精神分裂者，将其作为运行于无器官身体之上的解码之流的主体比资本家更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比无产阶级更富有无产阶级色彩。这一趋向的深人展开，将使得资本主义带着它所有的“流”被派遣到月亮之上。实际上，我们还未能看到这一点。当我们说精神分裂症是我们的疾病，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疾病，我们并不是要说现代生活让我们疯狂。在此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某种生产过程。这并不是某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仅以编码的失败为视角，某种精确的对应关系就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例如，在精神分裂症之中意义的滑动与工业社会各个阶段中增长的非均衡性机制之间存在着对应性。实际上，我们更愿意说，资本主义在其生产过程中生产出一个精神分裂式的庞大负荷，其上承载着所有的压抑，它们不停地作为过程之界限被再生产出来。因为资本主义从不停止其相反的运动，它在阻止其发展趋向的同时又加速了这一趋向；它在延迟趋近界限的同时却又不断地趋近这一界限。资本主义构筑并不断构筑着各色剩余的、人造的、想象的抑或象征性的领土化，在其上，资本主义尽其所能地依托于抽象的量化方式对人格进行再编码、再规训。所有一切都会再回来：国家、政党与家庭。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幅缤纷的画作，其中勾勒出了所有那些被相信的东西”。真实不是不可能的，但它越来越成为人为的产物，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相互对立的双重运动的法则，他将其称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增长。根据这个法则的推论，存在着双重运动，一种是解码或者去领土化之流，另一种则是粗暴的和人为的再领土化。资本主义机器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越是对“流”进行去领土化、解码化、公理化，那些彼此链接的、官僚化、政治性的部门，越是在吸收剩余价值增长的份额的同时被再领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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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可参见乔治·戴维(Georges Devereux)的分析, Essais d'Ethnopsychiatrie Générale, Gallimard, p. 67;以及 Jaspers, Strindberg et Van Gogh， tr. fr. Ed de Minuit, pp. 232 - 236 当中极富魅力的章节。(我们这个时代的疯狂是不是“所有真诚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很少混乱的时代，如果没有疯狂，我们是否能体验到或者表达出诚实？”这一问题被雅斯贝尔斯转变为这样一种表述：“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人努力让自身陷入歇斯底里，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以同样的方式，试图让自身陷入疯狂，然而，如果说前者在特定意义上是一种可能的心理状态，那么，后者则完全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它所引向的仅仅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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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显而易见，用驱力(pulsion)不足以界定神经官能症、倒错者以及精神病；因为驱力仅仅是欲望机器自身。与这些疾病相关的只能是当代的领土化。神经官能症在我们社会的剩余的、人为的领土化中获得了自身的定位，它将所有一切都诉诸作为终极领土化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情结在分析师的诊室里、精神分析学家的职业角色之上被重构(是的，老板是父亲，也是国家领袖，也是您，医生……)。倒错者将人为性视为词语上的游戏：如果你想要这些人造物，那么你就拥有这些人造物，无限的领土化较之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更具人为性，全新的家庭，秘密的、虚幻的社会。至于精神分裂者，他的脚步总是不停地迁移着、徘徊着、跟跑着，他总是在去领土化中走了最远，在其自身的无器官身体之上，直至社会集群的解体，或许精神分裂者的漫步正是其重新发现领土的方式。精神分裂者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极限：他让朝向资本主义的界限的趋势得以充分展开，剩余产品，无产阶级，毁灭的天使。他破坏了所有的编码，带来了欲望的解码之流。真实流动着。过程的两个方面融合起来了：形而上学的过程让我们在本性中抑或在大地的中心处与“恶魔”相关联；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借助于在欲望机器与去领土化的社会机器之间建立关联，归还给欲望机器某种自发性。精神分裂症是作为社会生产之界限的欲望生产。欲望生产，以及它与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的制域的差异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从欲望生产到社会生产，只存在某种生成(un devenir)，即一种现实的生成。如果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la psychiatrie materialiste)被界定为在欲望中引人生产的概念，那么它不可避免地会在末世论的语境中追问分析机器、革命机器与欲望机器之间的最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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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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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

欲望机器是一种机器，这不是比喻截断的第一种模式：流与抽取—第二种模式：链条、符码(code)与离散——第三种模式：主体与剩余

在什么意义上说欲望机器是一个真正的机器，而与所有的比喻无关？机器被界定为“一个诸多中断的体系”(unsystéme de coupures)。这些中断并非意味着与现实的分开;这些中断的运行根据其被纳入思考的特征而变化着。所有的机器，首先是与其切断的物质性的连续之流(质料[hylè]①)相关联。它的作用如同火腿片切割机，这诸多中断在联结之流(le flux associatif) 中实施某些提取(prélèvement):例如肛门与被其中断的大便之流，嘴巴与被其中断的牛奶之流，同时嘴巴也中断了空气之流与声音之流；阴茎不仅中断了小便之流，而且也中断了精液之流。每一个联结之流都应被视为一个理念性的、无休止的流，它从某个如同巨大的猪后腿的东西当中流出。质料实际上意指的是一个纯粹的连续性，这一纯粹的连续性是某种质料在理念上才会拥有的。罗伯特·若兰②描述了在秘传仪式中吸食的肉团与粉末，他指出这些肉团与粉末都作为“在理论上只有一个起源的无限序列”中的某些样本。一个肉团延展到宇宙的边界。③中断并非与连续性对立，它为连续性设定条件，它隐含着或者界定着它所中断的作为理念化的连续性。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机器都是机器的机器。机器只有在与另一架假定能生产这一“流”的机器相联结的时候才能产生一个流的中断。毫无疑问，这另一架机器反过来在现实中是一个中断。但这第二架机器也将仅仅与第三架机器相关联，生产出一个理念性的，也即相对的、无限的、连续的流。由此，肛门-机器与肠道-机器，肠道-机器与胃-机器，胃-机器与嘴巴-机器，嘴巴-机器与畜群之流(“然后，然后，然后……”)。概而言之，所有的机器相对于它被关联于其上的机器而言都是流的中断，同时，相对于与它相关联的机器，则也是流自身或者流的生产。这就是生产的生产之法则(la loi de production deproduction)。这就是为什么在融贯性的(transversal)抑或超限的(transfinie)联结界限之内，“部分客体”与连续流、中断与联结都可以混淆为一——到处都是中断-流，从中产生出了某种欲望，而这就是欲望的生产性，它总是将生产嫁接在产品之上(很奇怪，梅兰妮·克莱因虽然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发现了“部分客体”，但忽视了对于流的研究，并宣称这似乎不太重要：她由此让所有的联结都短路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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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