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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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勒兹用 transcursive 来对抗拉康运用的 discursive。后者在语言学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因为它的意义非常丰富：discursive，本意有闲聊、四处游走的意味，在语言学研究中具有言语推理的意义。拉康因为强调意指逻辑、能指链，他用discursive(言语推理)与biunivoque(——对应)来表述自身的理论倾向，在其中能指链被俄狄浦斯的三元结构(父亲一母亲一孩子)的模式所框定，德勒兹在此要与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对抗，所以他针对discursive与biunivoque，提出另外两个概念：transcursive与 polyvoque,如果说拉康的两个术语所完成的是将一致性的要素进行整合，那么，德勒兹的两个概念则是试图让异质性的要素保持其固有的异质性，并趋于离散状态。基于这一内涵，我分别将德勒兹的后两个术语翻译为“横贯离散”和“多义性”。—译者注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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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并不存在进化的动力可以推动这一前进的过程，即让它的部分趋向于整合化的整体。也不存在一个部分得以延伸的原初的整体。梅兰妮·克莱因做出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发现：部分客体，这是一个爆裂的世界，一个旋转的世界，一个颤动的世界。该如何来解释她的理论却没能理解这类客体的逻辑呢？这是因为，首先，她将这些部分视为一些幻影，从消费的视角来判断它们，而不是从真实的生产视角来看。她用以讨论这些客体的方式包括机械论的因果性(即吸取与投射)、效应性(满足与沮丧)、表达性(好的与坏的)，这些讨论方式赋予部分客体以观念论式的概念。她没有能够与某种真正的生产过程相连接，这一生产过程正是欲望机器的生产。其次，她仍未能摆脱这样一种想法，即精神分裂式的部分客体终究还是会回到一个全体，或者回到一个原初阶段中的整体，或者回到随后还未到来的处于抑郁状态的整体(完整的客体)。由此，部分客体似乎是从普世的人格中提取(prélevér)出来的；它不仅进人了一个包含着我、客体与冲动的整合整体当中，而且还构筑了包括我、母亲与父亲之客体关系的原初模型。正是在此处，所有一切都被确定下来。很显然，部分客体自身有足够的能力炸毁俄狄浦斯，并将它从试图表象无意识、将无意识做三元结构的整合并捕获整个欲望生产的诸企图中解救出来。在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指出所谓的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之间的重要关系(因为“前-俄狄浦斯”所依据的仍然是俄狄浦斯的进化与结构)。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欲望生产绝对的非俄狄浦斯式(anoedipien)的特征。但因为梅兰妮·克莱因保留了全体、普遍人格以及完整客体的视角—这样做或者因为她试图避免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发生最强烈的冲突，后者曾在自己的门楣上写上“不相信俄狄浦斯的人请勿入内”—所以她没有让部分客体跳过俄狄浦斯的模式，相反，她让部分客体服务于稀释俄狄浦斯，让其迷你化，并使其多样化，将其延伸到更小的年龄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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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H.Rush, L'Origine de la Vie , tr. fr. Payot, p. 141.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064

如果我们选择那些更少具有俄狄浦斯属性的精神分析的例子，只是为了指出梅兰妮·克莱因用俄狄浦斯来说明欲望生产需要费多少气力。对于那些不再具有“运动”意识的普通精神分析师来说，这需要最为强大的理性。这并非暗示，而是恐怖主义。梅兰妮·克莱因写道：“迪克(Dick)第一次来到我家，当他的护士将他转交给我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情绪。当我将我准备的玩具给他的时候，他看着这些玩具，毫无兴趣。我拿起一个小火车旁边的大火车，我给这个大火车赋名为火车爸爸’，并将小火车命名为火车迪克’。迪克随后拿起了那个被我赋名为‘迪克’的火车，让它跑到窗户旁，而后说车站’。我向他解释说，车站，就是妈妈，迪克进到妈妈那里了’。迪克松开了火车，让它在房间的外屋门与里屋门之间来回跑，迪克同时说着黑了’，而后又让火车重新跑起来。迪克重复了好多次这一游戏。我向他解释说，在妈妈那里天黑了，迪克在妈妈的黑暗里’。在对他的分析的展开过程中①…迪克也发现洗脸盆象征着妈妈的身体，他对于被水沾湿这件事表现出了异常的恐惧。”①你必须说这就是俄狄浦斯，否则你就会挨一个耳光。在此，精神分析者不再追问：“那些属于你的欲望机器是什么？”而是这样写道：“当我向你问话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框架中回答。”在梅兰妮·克莱因这里就是如此…所有的欲望生产都被去除了，它诉诸父母亲的意象，在前俄狄浦斯的不同阶段中被线性地描述，并被整合入俄狄浦斯当中：部分客体的逻辑由此被归于零。现在俄狄浦斯成为逻辑的关键点。因为，正如我们在本节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部分客体只是从普遍人格中被抽取出来的一种显现。它其实是在流自身抑或无人格的质料中的抽取的产物，借此，一个部分客体与其他部分客体以联结的方式进行沟通。无意识忽略人格。部分客体并不是父母亲人格的表象，它也并不支持家庭的关系。它只是欲望机器中的碎片、不可还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过程中得到回溯性的理解，并且总是先于那些被俄狄浦斯的模式所记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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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文中的黑体都为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加。———译者注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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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弗洛伊德-荣格之间的断裂的时候，我们总是遗忘一个细微而现实的出发点：荣格评论道，一个精神分析者在其分析的转换中显现得如同一个魔鬼、神或巫师，他的角色总是越过父母亲之意象的边界。所有的转向都是坏的，但出发点是好的。这个出发点如同儿童的游戏。儿童不仅仅扮演父母亲，他们还可能扮演巫师、牛仔、警察与小偷、火车或者小汽车。火车并不一定是爸爸，车站也不是妈妈。在此，问题并不在于欲望机器的性特征，而是这种性征(sexualité)的家庭特征。我们都承认，在成长过程中，儿童将会被卷入不再是家庭特征的社会关系当中。但既然这些关系将在随后产生出来，因此也就只存在这样两条可能的路径：或者我们承认性征在“随后”的分析形式之下，在社会关系(或者形而上学的关系)中被升华抑或被中性化了；或者这些关系展开一种无性的能量游戏，在其中，性征自我满足于它自身作为“超越”神秘性的象征化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在弗洛伊德到荣格之间出现了一个糟糕的转向。但至少，他们都相信力比多并非无须中介就可以投入社会领域或者形而上学的领域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看看那些正在游戏的孩子，那些正在爬行着、探索着房子里的每个房间的孩子。他思考着每个插座，他运行(machine)着他的肢体，他用胳膊作为支点，他爬进了厨房、书房，他操控着小汽车。显而易见，一定是有父母亲存在的，孩子不能没有他们。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将孩子所触及的所有东西都视为父母亲的象征。自孩子出生以来，摇篮、乳房、乳头、粪便等都是欲望机器，它们与身体的其他部分联结起来。当我们说孩子存在于部分客体之中，同时又说他将部分客体理解为父母人格化的碎片化表征，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矛盾。严格说来，认为乳房是从母亲的身体中抽取出来的，这并不正确。因为乳房作为欲望机器的一部分，它与嘴巴相连，并从非人格化的或浓或淡的乳汁之流中被抽取出来。欲望机器、部分客体都不能表象任何东西。它不是富有表象性的。它所支持的是践行者间的关系与在他们之间的分派。而这些践行者并不是一些人格化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主体间的关系。这里存在着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生产与反生产的践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雷·布拉德伯里①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将儿童房视为欲望生产之地以及群体幻想发生之所，它所连接的仅是部分客体与其践行者们。①儿童的生活总是在家庭当中，但从其出生以来在家庭中的生活过程中，他总是立刻开启某种非家庭的经验，而这一点是被精神分析者所忽略的，在此理查德·林德纳②的画作《机器男孩》(Boy with Machine)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① Mélanie Klein,Essais de Psychanalyse , tr. fr. Payot, pp. 269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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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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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1920—201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沃基甘，是世界闻名的科幻小说家，而且还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数一数二的文法家。他的短篇小说几乎已被译成全世界各国的文字。代表作有《华氏451》《火星纪事》《太阳的金色苹果》《R代表火箭《明天午夜》等。译者注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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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否认父母的爱及其生命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在此，我们只是知道了父母在欲望生产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相反，为欲望机器的游戏强加上俄狄浦斯的符码。父母，作为某种特殊的践行者，较之其他践行者而言，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俄狄浦斯从一开始就只存在于敞开了的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一个被力比多直接投射的生产领域。显而易见的是，父母是从欲望生产的记录的表面突然产生出来。然而，这正是俄狄浦斯的全部问题：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是在怎样的力量作用之下形成的？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自身并不包含着这一欲望，那么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俄狄浦斯可以疏导欲望？俄狄浦斯的模型如何为经验与机器化构筑一种铭刻方式，以便超越所有各个部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一意义上，儿童将乳房作为一个部分客体与妈妈的人格关联起来，并不停地观察着妈妈的表情。“关联”(rapporter)在此并不意指一种自然的生产关系，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在守护神努曼之中，在铭刻中的铭刻。儿童直到其青年时代所拥有的都不过是一个欲望的生命，它是与家庭无关，而与欲望客体和欲望机器有关的整体。从直接的生产视角来看，儿童都与父母无关，只有从记录过程(l'enregistrement du procès)的视角看来，他才通过(爱或者恨)与父母相关联起来。这些条件都是这种记录过程极为特殊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对应于整个记录过程而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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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adbury, L'Homme Illustré, «La Brousse» , tr. fr. Denoël.

② 理查德·林德纳(Richard Lindner)，1901年生于德国汉堡，1924—1927年在慕尼黑学习艺术，从1929年起，担任一家重要出版社的主任，1933年离开德国到巴黎，1941年到纽约。1978年去世。他用弗洛伊德和欧洲文化的观点来描绘美国暴力。他作品的主题往往是女性，借此来讽刺和揭露女性迷惑男人的骗局，嘲讽那些穿了男人衣服就是扮演男人的角色，从而打破了性别之间的距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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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正是在欲望生产的部分客体之间，在非家庭的关系之中，儿童体验到他的生命，他追问着这一生命自身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问题应该与父母“相关联”，并只有在与家庭的关系中获得暂时的回答。“我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甚至更早，我总是追问着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在马赛的布隆喀特大街的房子里(确切说来是59号)，在下午茶的时候，一个被称为妈妈的女人给了我一块巧克力面包，我在这一时刻追问着自己这是什么、存在是什么以及活着意味着什么，我呼吸着，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并为了发现我是否适应于这种生活，或者生活在何种意义上适合于我。”①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儿童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与那个被称为妈妈的女人可能“有关联”，但她并不是在她自身的功能当中被生产出来的，她是欲望机器之游戏的产物，例如在嘴巴-空气的机器中，或者在品尝的机器中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呼吸意味着什么？我又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无器官身体之上而运行的呼吸的机器又意味着什么？儿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在笛卡尔的我思当中，父母与这样的问题无关。我们总是混淆(在讲述与表达的意义上)与父母有关的问题，以及那些(在与父母的血缘关联意义上)儿童与父母相关联的观念。当我们将儿童的生活框定在俄狄浦斯的框架之内的时候，当我们将其普遍地与家庭关联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于无意识的生产自身，对于作用于无意识之上的机制，特别是对于作用于原始压抑、欲望机器以及无器官身体的游戏的机制都做出了错误的认知。因为无意识是孤儿，它只有在自然与人的同一性中才能生产出自身。无意识的自发生产只产生于笛卡尔的我思之主体发现自身无父无母之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生产里也发现了这一点。在此存在的循环独立于那些未定义的父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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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taud, «Je n'ai jamais rien étudiés, in 84, déc. 1950.

第一章 欲望机器

我没有

父亲一母亲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意义上的“过程”如何被混淆起来：一个过程，作为在自然中恶魔般的形而上学的生产；而另一个过程，则作为在历史中欲望机器的社会生产。社会关系与形而上学之关系并没有构筑一个所谓的前后相继的关系，抑或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两种关系在精神分析-病理学中被重新认知，并且它们都同等重要，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精神病患者所表现出的最为野蛮的、最为非社会化的症候之时更是如此。或者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之中，就在还处于哺乳期的婴儿所构筑的基本方式之中，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与生产践行者的关系，以及反生产的各个要素，都遵循着欲望生产的法则被整合在一起。由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欲望生产的本性，没有看到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以怎样的方式，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介入记录的过程中来，我们因此而陷入了扩散的、普遍化了的俄狄浦斯的陷阱当中，由此极端地扭曲了儿童及其后的生活，以及对成人神经症、神经病理学的分析，并最终构成了对于性征分析的整体歪曲。我们不要忘记的是D.H.劳伦斯对于精神分析的反抗。至少，对于他来说，他的沉默并不是源于发现了对性征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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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070

他有一种感觉，仅仅是纯粹的感觉，精神分析正在将性征锁人一个装裱着资产阶级饰品的奇怪盒子里，它拥有着某种令人作呕的人为的三角模型，它窒息了作为欲望生产的性征，为了将其重新做成一个“肮脏的小秘密”，一个关于家庭的小秘密。由此，它成为一个内部的剧场，而不是一个幻想的工厂，自然与生产(Nature et Production)。劳伦斯认为性征拥有着最为强大的力量和潜能。精神分析可能“为这个肮脏的小秘密消毒”，但对于当代的俄狄浦斯那可怜而肮脏的小秘密而言，它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精神分析是否有可能重新开启贬低人自身、羞辱人自身，并让我们就此富有某种负罪感的企图？米歇尔·福柯已经向我们说明了疯狂与家庭之间关联的建立伴随着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它赋予了家庭以评估其成员的责任以及判定他们是否有罪的功能。或者，在这一范围之内，精神分析揭开了掩盖在疯狂之上的“父母情结”，由此，在源于俄狄浦斯式的自我惩罚的框架内来承认罪责。精神分析没有发明这一切，但完成了这个自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就已经开始的分析模式：它发展了一套道德化了的、家庭化了的精神病理学的话语，将疯狂与“半真实、半想象的家庭辩证法”关联起来，将其解码为“与父亲的无休止的对抗”“固有的本能对抗着家庭的体制，并且与其最为古老的象征相对抗”。①由此，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有效的解放的努力，而是成为最为普遍化的资产阶级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它让欧洲的人们桎梏于爸爸-妈妈的框架之内，从未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框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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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lon, 1961, pp. 588 - 589.

第一章 欲望机器

60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1. 俄狄浦斯的帝国主义

他们的模式精神分析当中的俄狄浦斯转向——欲望生产与表象——欲望机器的放异

俄狄浦斯的限定是一个包含着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模型，它是家族的人格化的凝聚。但当精神分析构筑这个教条的时候，它并没有忽略在儿童中存在着的那些前俄狄浦斯式的(pré-oedipiennes)关系、在精神病中存在着的那些外向型俄狄浦斯式的(exo-oedipiennes)关系以及在其他人中存在着的类俄狄浦斯式的(para-oedipiennes)关系。俄狄浦斯的功能，作为一种教条，或者作为“核心情结”，与一种强制无法分割，通过这种强制，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自我提升为一个普遍化的俄狄浦斯的概念。一方面，它为每一个性别的主体设想了一系列的冲动、情感以及关系，它们以其颠倒的、否定的形式构筑了一个复杂体中正常的、肯定性的形式：俄狄浦斯的系列，正如弗洛伊德在其《自我与本我》(Le Moi et leCa)中指出的那样，它可以将前俄狄浦斯的阶段整合人这个否定性情结当中来。另一方面，它还思考着主体自身在平行意义上的共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多样性的相互关联：群体中的俄狄浦斯，它整合旁系亲属、直系卑亲属、直系尊亲属(这正是精神分裂者对抗俄狄浦斯化倾向的关键所在，在与祖父母的星丛中，并不存在着俄狄浦斯的联结。我们可以认为三代人的积累对于精神病患者是必要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祖父母可以成为一种直接的介入机制，由此构筑了正方形的俄狄浦斯：父亲-母亲构筑了神经症，而祖母则构筑了精神病)。最终，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区分解放了俄狄浦斯的结构，将其作为一个占据着某些位置、发挥着某些功能的体系，这一体系不能与那个在社会形式抑或病理学形式中存在着的变化多端的形态相混淆：俄狄浦斯的结构(3十1)不能混同为三角结构，它只是在欲望、客体及其法则所可能构筑的三角结构之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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