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确切地说，前两代人的模型仅在阐释性结构中才能发挥其影响力。正是这种阐释性结构使得俄狄浦斯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正统的象征类型，超越了所有的想象模型。这一阐释性结构以俄狄浦斯为参考轴来反观前俄狄浦斯阶段、多样化的类俄狄浦斯阶段，以及外向型俄狄浦斯的现象：例如“丧失赎回权”(forclusion)的观念似乎意指着一种结构性的空缺，就精神分裂者而言，他用俄狄浦斯的轴线对其加以填补，恢复了其俄狄浦斯的轨道，例如在三代人的视域之下，母亲不能对自己的父亲产生欲望，同样，儿子也不能对自己的母亲产生欲望。拉康的门徒们可能这样写道：我们已经考察了“俄狄浦斯的组织发挥效用的方式，随后我们将考察的是性器官形成前的精神病理学的形式，以及它们如何能够以俄狄浦斯为参考来展开”。我们此前对于俄狄浦斯的批判有可能会流于表面与平庸，因为它只是指向了对于想象的俄狄浦斯的批判，并仅指向了父母亲的角色，完全没有触及这一象征性的结构以及其诸位置和功能的秩序。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正是在于要知道是否就在此处差异产生出来了。俄狄浦斯—不管是结构性的俄狄浦斯抑或想象性的俄狄浦斯与被俄狄浦斯去除并压抑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之间的真正差异就在于欲望的生产—一部欲望机器，它从不将自身还原为人格化的结果，它在自身之中构筑了真实(leRéel)，超越了象征界与想象界。我们并不是要重复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去指认人总是随着其所思考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当人们将俄狄浦斯作为一种不变的东西来加以言说的时候，我们甚至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但问题在于：无意识的生产与(在欲望机器与俄狄浦斯结构之间的)这种不变之间是否存在着一致性？或者这种不变性是否只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历史错误，它横贯了所有的变化与模式，表达了一种无休止的压抑？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我们所质疑的是精神分析所诉诸分析的强制性的俄狄浦斯化，以及意象与结构的共轭资源①(lesressourcesconjuguées)。尽管拉康的门徒们近来完成了很多优秀的著作，但我们仍要追问，拉康的思想是否可以在这一意义上被理解。难道对于精神分裂者而言也只有俄狄浦斯化这一种方式吗？难道没有其他的事物，甚至相反的事物存在？②能否将无意识的领域进行精神分裂，或者将历史的社会领域进行精神分裂化，从而跳过俄狄浦斯的桎梏，重新在真实的层面上构建分析机器、欲望与生产之间的关联？因为无意识自身不再是结构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被象征化，不能被想象，也不能被构想。它如机器般运行着，它是机械性的。它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象征的，它是真实自身，是“可能的真实”及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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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轭：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等学科中都有出现。本意：两头牛背上的架子称为轭，轭使两头牛同步行走。共轭即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也即孪生。在数学中有共轭复数、共轭根式、共轭双曲线、共轭矩阵等。—译者注

②“并不因为我要转道弗洛伊德，我就不能说《图腾与禁忌》是一个歪曲的故事。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应该回到弗洛伊德，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获知无意识的形式……我并不是在说俄狄浦斯毫无用处，也不是说它与我们所做的完全无关，只是它对精神分析毫无用处，这是真的！然而，既然精神分析者并不一定是精神分析者，那么这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我恰逢其时地指出这一点：在今天，我要对那些小心谨慎的人精神分析者说，就我所讨论的隐喻的模型而言，我从未谈及俄狄浦斯情结。”(拉康，研讨班，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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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在精神分析的时期内来思考，这将是怎样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并非没有迟疑、没有迂回、没有悔恨。拉普朗什与彭塔利斯①认为弗洛伊德1897年在其对自身的分析当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但直到1923年在《自我与本我》中才给出了原初公式的一般化理论，在这期间，俄狄浦斯只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它仅存在于“其关于青春期的对象选择(le choix d'objet)(《性学三论》)或者典型梦之分析(《梦的解析》)的章节中”。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放弃了创伤理论与欲望理论并没有带来对单一的俄狄浦斯的确定性的分析，而是转向了对婴儿自发性欲的内在特性的描述。但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弗洛伊德并没有说清楚从俄狄浦斯向婴儿性欲的转变过程”，后者触及的是生物学现实(une réalité biologique)的展开，而前者则是狂想般的心理现实(une réalité psychique)的展开。因为俄狄浦斯近乎是在“生物学的实在论”(un réalisme biologique)层面被丢弃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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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1924—2012)，法国著名作家、精神分析家。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对性欲病理学分析的拓展以及其关于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的分析。从1988年开始，他成了《弗洛伊德全集》的法文翻译工作的领导者，直到去世。彭塔利斯(Jean-Bertrand Pontalis，1924—2013)，当代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他曾经是萨特的学生，是具有国家评定资格的哲学教授，后师从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数十年间，主编在精神分析学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刊物《新精神分析学杂志》。拉普朗什与彭塔利斯合著了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精神分析词汇》。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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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①

但这样去呈现事物是否确切呢？俄狄浦斯的统治是否要基于对生物实在论的放弃？或者有某些别的东西，有某种无穷的力量，被献给俄狄浦斯了吗？这正是弗洛伊德及其前辈所发现的，这是一个自由综合的领域，在其中所有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目的的联结，没有例外的析取(disjonctions)，没有特殊性的合取(conjonctions)，诸多部分客体以及各种流。欲望机器在无意识的底层轰鸣，阿尔玛的注射(linjection d'Irma)、狼人的滴答声、安娜的咳嗽机器，以及所有那些被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用以阐释的设备，所有这些都是神经生物学-欲望的机器。这种生产性的无意识的发现似乎包含着两个相关存在：一方面是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直接的对峙，在症候性(symptomatologique)构成与集体性构成之间，它们本性上是一致的，同时它们在制域上是存在差异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机器施加于欲望机器的压抑，以及与这些压抑相关联的压迫。当俄狄浦斯开始它的统治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抛弃，或者至少要与其妥协。自由的联合并非在聚合性(polyvoque)连接中敞开，而是在单义性(univocité)的困境中被封闭了。所有无意识的链条都是双向-单义性(biunivocisée)的、线性的，听从于一个专制的能指。所有的欲望生产都被抹杀了，它们都屈从于表象的要求，在表象当中，它们要么表象，要么被表象。本质就存在于此：欲望的再生产不仅在治疗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理论中为简单的表象留下了空间，生产性的无意识为只知道表达自身的无意识开路，后者在神话中表达，在悲剧中表达，在睡梦中表达。然而究竟是谁告诉我们，梦境、悲剧以及神话足以形成无意识，甚至对于那些改造的工作也是如此？乔治·果代克①较之弗洛伊德更为信服在人与自然并存当中存在着的无意识的自发生产。看来弗洛伊德已经在未开化的生产世界以及富有爆炸性的欲望世界面前退缩了，他宁愿为这个世界赋予一个秩序，一个可以堪比希腊戏剧的古典秩序。这是否意味着弗洛伊德在其自我-分析(auto-analyse)当中发现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是否存在于其自我分析当中，或者存在于其歌德般的古典文化之中？在其自我-分析当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某些东西，他借此说：看哪，这就如同俄狄浦斯一般！这些被发现的东西，弗洛伊德首先将其作为“家庭故事”的变种，偏执狂般地将其记录下来，正是通过这一记录，欲望让家庭的规定性破裂了。相反，弗洛伊德只是一点点让家庭故事转变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依赖，借此，他在无意识当中将所有一切都神经症化，同时将所有一切都俄狄浦斯化。他在无意识中重新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家庭三角结构。而精神分裂症，则是它的敌人。欲望生产被人格化了(personnalisée)，或者说它被人格学学理化了(personnologisée)，被想象化了(imaginarisée)，被结构化了(structuralisée)(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些术语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差异或者边界，它们可能是互补的)。生产仅仅成为幻象的生产，表达的生产。无意识不再是其所是，作为一个工厂抑或作为一个工作坊，它成为一个剧场、一个情节与一个场景。这个剧场并不是弗洛伊德时代所拥有的先锋剧场，而是古典剧场，拥有着表象的古典秩序。精神分析师成为私人剧场的导演—他不再是工程师抑或医师，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呈现生产的整体，并让生产与反生产的践行者集体相互争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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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Laplanche et J.B. Pontalis, «Fantasme Originaire, Fantasmes des origines et origine du fantasme», Temps modernes, n°215, avril 1964, pp. 1844 –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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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治·果代克(Georg Groddeck，1866—1934)，德国心理学家。他最早提出了本我(Id)的概念，影响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将这一个概念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中加以发挥，成了其核心概念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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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者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我们应该不断地回溯。回溯到美国人那里？回溯到第一次国际化？回溯到秘密的委员会(le Comité secret)？回溯到弗洛伊德与其背叛者之间相互否定的最初断裂点？回溯到弗洛伊德自身那里，即到其发现了俄狄浦斯为止？俄狄浦斯是一个观念论的转向。但我们不能说精神分析从开始就无视欲望生产。欲望经济(l’économie)的基本观念工作与投入仍然保持其重要性，但屈从于富有表达性的无意识的形式，而不是屈从于富有生产性的无意识的形式。欲望生产的俄狄浦斯式的本性仍然呈现着，只是诉诸那些被转译为“前俄狄浦斯”“类俄狄浦斯”与“准俄狄浦斯”等的诸多俄狄浦斯之间的协调。欲望机器总是在那里，它总是在墙后面发挥着作用。在墙的后面或者在舞台后面，那是原始的幻想让位于欲望机器之地，而在此，弗洛伊德却将其全部诉诸俄狄浦斯式的剧情。①这些欲望机器从未停止其内在的躁动之声，精神分析师自己并不能忽略这些声音，但他们对于这些声音的态度总是否定的：这些是真的，但它们仍然不过是在爸爸-妈妈的框架之内的。在诊所门前写着的是：将你的欲望机器放到门外，放弃你的孤儿机器与单身机器，放下你的录音机与你的小自行车，进来，并使你自身俄狄浦斯化。所有一切都在流动当中，它开始于某种治愈性的不可言说的特征，它公开的契约性的特性，所有的言语之流都可以与货币之流进行交换。我们足以称这个时期为精神病的阶段：一个精神分裂式的开启后，我们带着我们的录音机进入分析师的诊所，停下来，一个欲望机器的入侵，随后所有一切都被颠覆了，我们中断了合同，我们不再相信伟大的第三者排除定理，我们引人了第三者，即人格化的欲望机器。①然而，每一个精神分析师都应该知道，在俄狄浦斯之下，通过俄狄浦斯，抑或在俄狄浦斯之后，都是欲望机器在发挥着作用。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师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引人俄狄浦斯的强制性机制，它被植人所有的无意识中。而后，俄狄浦斯不得不诉诸并侵占了欲望生产，就如同欲望所有的生产力都是源于俄狄浦斯一般。精神分析师成为俄狄浦斯的承载者、在欲望中反生产的践行者。资本的历史与其被施魅的世界一样，都被奇迹化了(从一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言，最初的资本家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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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原初幻想”中存在着小机器，但它总是在幕后存在着，参见Freud，Un Cas de Paranoia qui contre Disait la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cette Affection,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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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洛伊德的三个文本

俄狄浦斯化——清除薛伯庭长的谵妄——在何种意义上精神分析仍旧是虔诚的———匮乏的意识形态：阉割——所有的幻象都是群体性的幻象—作为流的力比多流的反叛

① « Jean-Jacques Abrahams, L'Homme au Magnétophone, Dialoquepsychanalytique»，Temps modernes,n°274，avril 1969.“A：你看呀，这并不是多严重，我不是你的父亲，我依然能够叫嚷，不！这就足够了。X医生：您现在在模仿您的父亲吗？A：当然不是，我在模仿您的父亲！这是我在您的眼中看到的。—X医生：您试着扮演角色……—A：您不能治愈人们，您只是将您父亲的问题转移过来，一次又一次地，您用父亲的问题来规训您的患者。我是一个病患，您是医生；您已经将儿童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只能面对父亲的儿童……—X医生：我给609打电话，让您离开，打给609警察局，让他们将您驱逐出去！—A:打给警察局，就是打给父亲，就是这样！您的父亲在警察局工作，您打电话给您的父亲，为了将我带走……多么愚蠢！您如此神经质，如此兴奋，只是因为掏出一个小玩意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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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富有实践性的，它所关注的所有一切都与治疗的实践有关。因为强制的俄狄浦斯化的过程正是在俄狄浦斯还未形成其完整的如“核心情结”形态之时，还处于边缘性存在之时。薛伯的分析并不是因为其不是发生于胚胎内(in vivo)，而在实践意义上失去其典范性的价值。然而，弗洛伊德在其文本(1911)当中遇到了这个棘手问题：人们如何能够将薛伯庭长如此丰富、如此富有差异性的、如此富有“神圣性”的谵妄还原为一个父母亲的主题？——在庭长的回忆录中，他关于父亲的记忆实在是太过简短了。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本中多次谈到，他体验到某种困难：首先，似乎很难为保罗·弗莱施格①的病人，一个在人格上富有“同性恋的力比多驱力”的病人确定病因，即便是偶然的病因也是说不清的，当我们用父亲置换了医生，并用父亲来阐释谵妄之神时，我们很难让自已追随这种提升，我们所能拥有的仅是这样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只能以我们对于谵妄的理解为视角，发挥着它们的优势来做出判断(296，298)。然而，弗洛伊德越是阐发这些细节，越是将其悬置一边，他却越是得出一些更为确定的回答。这一回答具有双重性：如果精神分析被证明为一个巨大的恒定的体系，将各个方面诉诸父亲，诸如在弗莱施格那里，在上帝那里，在太阳那里，那么这并不是我的错；这是性欲的错，是其固执的象征主义的错(301)。另一方面，无须惊讶的是，父亲总会在现实的谵妄中回归，这种回归以一种更难以辨识、更富有隐蔽性的方式存在着，但遍布在各处，其总是在古老的神话中、在宗教中出现，正是它们，表达了在无意识中永久地发挥作用的那些力量和机制(298，323)。我们应该看到，薛伯庭长不仅作为与天国之光进行肛交却仍存活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在死后被弗洛伊德所俄狄浦斯化了的人。在薛伯的谵妄所具有的广阔的政治、社会和历史语境中，从未有一个词被保留下来，正如力比多也从未占据这些事物之上。这里所引发的仅是关于性的讨论，它所涉及的是性欲与家庭结构之间的缝合，以及神话学的讨论，后者所涉及的是无意识的生产力与“神话和宗教所具有的建构力”的等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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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罗·弗莱施格(Paul Flechsig，1847—1929)，德国神经解剖学家，精神病学家，神经病理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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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讨论非常重要，弗洛伊德在此认为自己与荣格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绝非偶然。这种一致性在他们之间发生断裂之后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因为他们都认为无意识足以在神话与宗教当中表达自身(当然，我们仍需将那些诸多转化的工作考虑在内)。有两种方式可解读这种一致性，但这两种方式有一个相同的前提，即要在神话中来权衡无意识，它从开始，就用简单的表达形式(formes expressives)来替代生产性形式。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回到神话？为什么要在某种模型之下？这些问题却被忽略了，被回避了。这种一致性，向上，可能以所谓的神秘性的方式而被阐释，向下，则相反地以分析的方式而被阐释，神话与冲动借此被关联起来——然而，正如冲动是源自对神话的摹写，是摹写神话的变形方式，因此我们要说的是，荣格所带来的对于最为分散、最富有灵性的宗教的重建与弗洛伊德在其严格的无神论中所确证的东西拥有着共同的前提。弗洛伊德需要否认神的存在，就如同荣格要在神圣中确证本质一样，由此两者构筑了一个可沟通的一致性的前提。但无论是思考无意识性的宗教，抑或思考宗教性的无意识，总是要将宗教投人无意识当中来(如果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没有附加于无意识之上的负罪感，那弗洛伊德的分析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弗洛伊德以英雄的方式坚持着他的无神论。但在他的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充满崇敬之情地听他言说，他们让这个老人言说，并在其背后准备让教堂与精神分析和解，在这一意义上，教堂可以训练出自已特有的精神分析师，这一和解在历史的运动中被铭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我们总是很虔诚的！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伟大宣言：“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①在人与自然延伸的共在当中，一些人认为人的位置总是在别处，他们不再继续追问这样的问题，即“异化的存在，被放置于人与自然之上的存在”：他们不再需要这种中介、神话，他们不再需要通过这种中介、通过对神的否定，因为它触及了无意识的自发生产的领域，在其中无意识既是一个无神论者，又是一个孤儿，它直接就是一个孤儿，直接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毫无疑问，我们对于第一个讨论的检验所引发的结论是相似的。因为，通过将性欲与家庭情结连接起来，通过在分析中将俄狄浦斯视为性欲的标准它们都是对正统教条的精彩检验弗洛伊德为自身设定了社会关系与形而上学关系的整合，它们作为“此后”和“彼岸”存在，成为欲望不能直接投注的地方。于是，这个“彼岸”究竟是通过欲望的分析从家庭情结中衍生而来，还是从欲望的象征性升华而来的，都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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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文本，在其中俄狄浦斯已经被指认为一个“核心情结”(Complexe nucléaire):《一个正在挨打的孩子》(1919)。读者不得不具有一种奇怪的躁动感。其中父母亲的主题从未如此清晰可见，它也从未被如此充满激情与决心地确定：俄狄浦斯的霸权在此仅建筑于匮乏之上。因为最终，在孩子那里被设定的三个妄想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爸爸还未出现，第三阶段是爸爸不会再出现：在剩下的第二阶段中，爸爸以“明确无误”的姿态绽放全部光彩——但“第二个阶段从未真正地存在过，它总是在无意识中持存着，它从未通过记忆而被唤起，它只能是分析的重构，并且是必要的重构”。这一幻想所关涉的究竟是什么？它所关涉的是一些男孩在一些女孩的面前挨了某人的打，比如挨了老师的打。从一开始，我们就遵从于弗洛伊德的双重还原，这些还原不是幻想施加的，而是通过弗洛伊德的预设而被强加于其上的。一方面，弗洛伊德试图有意地将幻想的群体特性还原为一个单一的纯粹个人的维度:挨打的儿童以某种方式成为宾格的我(“主体自身的替代”)，而打人的人则是父亲(“父亲的替代”)。另一方面，幻想的各色变身以析取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其效用则应排除在外。由此，存在着一个男孩系列与一个女孩系列，它们是非对称的，女性幻想也有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男孩被老师打”，而男性幻想却只包含两个阶段，后一阶段为“我妈妈打我”。两者共有的一个阶段(女孩的第二阶段与男孩的第一阶段)毫无疑问地确证了在这两种情境下父亲的主导性地位，但这是一个著名的非存在的阶段。这种类似的情境总是发生在弗洛伊德那里。在两性之中总是应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一个缺失某种东西，另一个也要缺失。但这种缺失在两个不同的系列中并非对称性存在，从而构筑了一个析取的排他性、有效性：你是女孩抑或是男孩？对于俄狄浦斯及其“解决方案”来说也是如此，在男孩与女孩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对于阉割，以及阉割在两性中与俄狄浦斯的关系而言也是如此。阉割，一方面是两性共同的命运，也就是说，菲勒斯占据着优势，并具有先验性；另一方面，它在两性之中存在着排他性的差异，在女孩那里，阉割呈现为对于阴茎的欲望，而在男孩那里，则作为一种对丢失的恐惧或者对于被动态度的拒斥。这一共同的东西应该构建某种无意识的析取的排他性效用我们学会了顺从，顺从于俄狄浦斯，顺从于阉割，女孩放弃了对阴茎的欲望，而男孩则放弃了男性(mâle)的抵抗，简言之，“性别的升华”(assomption du sexe)①。那个共同的东西，那个巨大的菲勒斯，两个方面都包含着不可重叠的匮乏，是纯粹的神话：它如同一个否定性的神学，它在欲望中引入匮乏，构造系列，为这一系列添加一个目标、一个起源以及屈从于这一系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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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朗索瓦·莎莱特(François Chatelet)关于这一点的精彩评论可参见«LaQuestion de I'Athéisme de Marx», in Etudes Philosophiques, juillet 1966。(译文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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