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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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相反的情境我们应该这样说：在两性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之间通过横贯的模式其中主体拥有着两种性别，但彼此隔离—不断地进行着沟通，其中一个与另一个，抑或主体的另一个方面相互沟通。这就是部分客体的法则。没有什么是匮乏的，没有什么可以被界定为匮乏。在无意识中的析取从来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具有彼此蕴含的某种有用性，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分析。为了说明这个对立，弗洛伊德处理了诸如双性恋(bisexualité)的概念。但他没有能够给这个概念以一个位置并对其展开必要的拓展性分析，这绝非偶然。无须走这么远，我们在梅兰妮·克莱因那里已经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争论，它试图通过部分客体与流的积极的功能来界定女性性器官的无意识的力量，这轻微的偏移并没有取消阉割的神话，只是让阉割对于器官的依赖成为第二位的，而非如在弗洛伊德那里，阉割依赖于器官，它与弗洛伊德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巨大的反差。①弗洛伊德立足于无意识，坚持认为器官只能在匮乏抑或原始剥夺的意义上才能获得理解，而不是相反。在此存在着一个分析的悖谬(我们在能指理论中再一次遭遇这一悖谬)，它试图将可分割(détachable)的部分客体转变为被分割(détaché)的完整客体(菲勒斯)。这种转变隐含着作为宾词之我的一个被规定的主体被固着于某种性别之下，由此必然作为一个匮乏屈从于某个完整客体的专制之下。当部分客体自身被放置于无器官身体之上，仅仅作为一个单个的主体，而非作为一个宾词之我时，情境并非如此，相反，一种冲动构成一架欲望机器，它进入了与其他部分客体之间的联结、析取与情势综合的关系当中，对应于一种多样性的境遇，其中每一个要素都不能被肯定性地界定。应该在相同的意义上来谈论阉割与俄狄浦斯化，后者戴着理论的桂冠：它所意指的是这样一个操作，即精神分析阉割了无意识，将阉割投注到无意识当中。当欲望机器的千万股截断-流—这些肯定性、生产性的流被置入一个相同的神秘空间、一条一元的能指链时，阉割也就成为一种关于无意识的实践的操作。我们不停地唠叨着无意识所忽视的一切：它忽视了阉割，正如它忽视了俄狄浦斯，它忽视了父母亲、神、律法以及匮乏……女性解放的运动有理由这样说：我们没有被阉割，你们大可不必为此操心。①在此.存在着一个可怜的诡计，即男人会回答说，这本身就证明女人是被阉割的或者为了安慰女人，也可以说男人也是被阉割的，只是在不可叠合(superposable)的另一层面—这些诡计根本无济于事。在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女性解放运动中所有关于解放的要求在某些层面上或多或少有些模棱两可：诸如无意识自身的力量，欲望所产生的社会领域的投注，抑制结构的反投注等。我们不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不在于获知女人是否被阉割，而是要知道无意识是否“相信这一点”，因为所有的模棱两可都在于此：那些运用于无意识之上的信念所指为何？那个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相信”而不“生产”的无意识究竟是什么？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那些向无意识注入“信仰”的技巧是什么？其中包含的所有一切都不再是非理性的，相反，它们都太过理性了，并服从于一个既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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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 Analyse Terminée et Analyse Interminable», 1937 (tr. fr. Revue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1938- 1939,n°1)。“两个对应的主题分别为：对女性而言，是对阴茎的妒忌，以及试图拥有一个男性生殖器官的肯定性的愿望；对男性而言，则是与其自身被动的态度抑或另一男人中的女性特质对抗……当我们试图让女性因其不现实而放弃对阴茎的渴望，当我们试图说服男性，他们在直面另一个男性的时候的被动态度并不等同于阉割，而是在人们的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时，我们的努力如同在沙漠中的布道。人们顽固地抵抗着这种移情。他们不愿意顺从于父亲的替代物，拒绝被迫成为儿子的角色，并拒绝被医生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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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这—争论之重要性的强调，参见 André Green,«Sur la Mére Phall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janvier 1968,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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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个幻想的案例：“人们打孩子，孩子挨打。”这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幻想，其中欲望投注于社会领域及其被压迫的形式之中。如果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场景、一架欲望-社会机器，面对这架机器，我们不能抽象地思考生产，将其与女孩、男孩分割开来，就如同在每一个阶段中，那个小我做着属于自己的事情，只是和它的爸爸妈妈一起而已。相反，我们应该将生产与反-生产的女孩-男孩、父母-践行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成的状态来加以思考，不仅立足于每一个个体，同时放入社会集群当中，后者统御着群体幻想的有机化。男孩被老师打，作为一个挨打的引发者，构筑了引发女孩爱欲的场景(观看的机器)，同时，男孩体会到一种受虑的快感(肛门机器)。正是在女孩面前，他们才能被看到，并且。女孩也只有在男孩面前才能体会到惩罚的快感，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合唱、一个蒙太奇：让我们回到远征越南途中的一个小村庄，呈现于眼前的是含泪的姐妹们，陆战队的坏蛋们被教官毒打，在教官的腿上坐着母亲，他们在其中获得的快感是多么恶毒，多么折磨人！这是多么邪恶，又是多么美好！在电影《十七度纬线》(Dix-septième parallèle)中，巴顿上校，一个将军的儿子，向他勇敢的士兵呼喊着，他们都是善良的，他们爱父亲，爱母亲，爱他们的祖国，他们为他们死去的战友哭泣。随后，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同一个穿着制服的偏执狂一般呼喊着，以如下这句话结束他的讲话：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铁血杀手。显然，当传统的精神分析做如下阐释，即教官是父亲，那么同样上校也是“父亲”。甚至母亲自身也仍然是父亲，她将欲望诉诸家庭的规定性，而与力比多所投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毫无关系。当然，在此父亲的某种东西与母亲的某种东西总能在意指链条中被捕捉到，父亲的胡子，母亲抬起的手臂，但它们是在诸多要素当中被悄悄带入的。俄狄浦斯的术语并没有构筑一个三角形，而是辐射到社会领域中的所有角落之中，在教官腿上坐着的母亲，在上校旁边的父亲。群体的幻想被连接到社会集群之上，并在社会集群中获得机器化的操作。被社会集群所强奸，渴望被社会集群所强奸，并不是源于父亲或者母亲，父亲与母亲正是作为这一转换抑或操作的下属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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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温和地)反对对于“女性问题”所展开的弗洛伊德式的以及精神分析式的概念，不管是性欲的还是社会的。参见LaFemmeMystifiée,1963,tr,fr, Gonthier, t. I , pp. 11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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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体性的幻想的观念在体制分析的视角下被详尽阐发的时候(在拉·博德[La Borde]团队的工作中，在简·乌里的周围)，它首要的任务是在本质上与个体幻想进行区分。显而易见的是，群体的幻想无法与“象征性”(symbolique)的关联分割开来，这种象征性关联界定了作为真实的社会领域，而个体性幻想则将这个领域整个地诉诸“想象性”(imaginaire)的既定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一最初的区分进行延伸性的讨论，我们会看到个体的幻想自身与既存的社会领域相联结，但是在某种想象中获得把握和理解，这些想象，在个体、在自我的虚假命运的庇护之下获得了某种超验性或者不朽性：将军会说，尽管我牺牲了，但我的部队得到了不朽。个体幻想对于死亡冲动具有重要性，因为不朽会在自我当中赋予既存的社会秩序压抑的投注、身份认同、“超我化过程”(sur-moiisation)以及阉割。所有欲望-屈从(les résignations-désirs)(成为将军，获得低、中、高的军衔)都包含着为了服从这一秩序不得不具有的对死亡的屈从，而这一冲动自身却被投射于外，并转而与他者相对抗(与所有陌生人隔绝，与一切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隔绝）。群体幻想的革命性维度相反存在于这样一种力量当中，即让体制自身作为有死性的存在而存活着，它的毁灭与它的变化都依赖于欲望与社会领域的联结，在其中死亡冲动成为真正的、体制化的创造性。就在这里，在富有革命性的体制与那些既定秩序中体制间的交流法则所具有的惰性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区分，至少是形式上的区分。正如尼采所说的，教堂、军队与国家，在这些疯狗当中哪一个甘愿死亡呢？由此带来了群体性幻想与个体性幻想之间的第三个区分：个体性幻想将自我作为主体，这个自我被法定的且具有合法性的体制所规定，在其中它“自我想象着”，甚至在其倒错的形式中仍然服从于法则所强加于其上的种种析取的有效性选择(例如俄狄浦斯式的同性恋）。而群体性幻想则仅将一些冲动自身作为主体，并且用富有革命性的体制构筑了欲望机器。群体性幻想包含着所有的析取，在其中所有一切都被剥夺了其人格化的身份，也不再存在特异性(singularités)，它们在与他者的关系当中所追随的是部分客体之间的相互勾连：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每二个都进人另一个身体之中。皮埃尔·克罗索斯基很好地指出了一种颠倒的关系，这一关系将幻想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取决于经济法则是否在“精神病理性的交换”(échanges psychiques)中构筑了一种反常，抑或相反，精神病理性的交换是否推动了对法则的颠覆：“由于群体体制层面的时间错乱及其相对性，单个状态能够依据其自身的强度或多或少地弱化体制自身，并反过来将体制自身视为错乱的。”①两种幻想，特别是两种制域被区分开来，其区分的依据在于“善”的社会生产以自我为中介将自身的法则强加于欲望之上，其中虚幻的整体通过善自身得以保障；或者这一区分还可依据情动(affects)②的欲望生产将自身的法则强加于各色体制之上，这些体制的构成要素只是一些冲动。就此而言，如果我们仍能够谈论傅里叶意义上的乌托邦，那么这一乌托邦将不再是作为一个理想的模式，而是作为行动以及革命的热情。在最近的著作中，克罗索斯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贫乏的平行论的方式，在这一平行论中，我们总是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进行争论：克罗索斯基发现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都是欲望的机构，并且诸多情动或者冲动构成了经济基础(l'infrastructure)自身的一部分。这些要素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呈现整体，在经济形式中它们构造其自身的压抑以及对于这一压抑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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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 Mercure de France, 1969，p. 122.克罗索斯基对于冲动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关于在经济基础自身中呈现 出的诸多冲动等的思考参见其《萨德与傅里叶》(Sade et Fourier)(《拓扑学》 [Topique]，n°4 - 5)。特别参见《活生生的货币》(La Monnaie Vivante, Losfeld, 1970)。

②Affect，目前国内学界一般将其翻译为“情动”(参见汪民安：《德勒兹与情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近年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德勒兹有关情动的讨论源于斯宾诺莎的平行论与身体之行动的力量。它包含着冲破表象性存在的力量。衡量这一力量的是一种强度。德勒兹在有关于斯宾诺莎的课程当中曾这样讨论有关“情动”的概念：“斯宾诺莎将基于这两种基本情动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及其细节。愉悦作为行动能力的增强，悲苦作为行动能力的减弱或破坏。这就等于说，每个事物，无论是物体还是灵魂，都由某种复杂的、特征性的关系所界定；然而我还会说，每个事物，无论物体还是灵魂，都是由某种承受情动的力量所界定。”(参见《德勒兹与情动》，第13页)它不仅可以沟通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构筑了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行动：“如何区分一只青蛙和一只猴子？斯宾诺莎指出，这并非根据种属的特征，而是因为无法承受相同的情状……对于人类亦是如此，人所能承受的情动。”(参见《德勒兹与情动》，第13页)他蕴含着对“能”自身的强调。德勒兹的哲学是无主体性的哲学，情动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一种无主体的能动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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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幻想与个体幻想之间的区分的展开最终向我们表明并不存在个体的幻想。存在的只是两类群体，主体-群体与奴役-群体—俄狄浦斯与阉割构成了想象的结构，在其形式之下，奴役、群体的成员被要求作为隶属于群体的个体来生存和幻想。应该说两类群体处于永久的变动当中，主体-群体总是面临被奴役的威胁，奴役-群体在特定的场景下可能被迫去担当某种革命的角色。最让人担忧的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作为排他性析取的幻想，并将其抽象为个人或者虚假-个人的维度，后者在本性上与奴役-群体相关，它们不再进行颠覆的操作，在群体的潜在革命性的幻想当中悠然自得。当我们意识到教官是父亲，上校是父亲，母亲也是父亲的时候，当我们将社会生产与社会反生产的践行都诉诸家庭的再生产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癫狂的力比多不再会冒险离开俄狄浦斯，而是被其内化了。在被述主体(1'énoncé)与表述主体(l'énonciation)的双重阉割的形式之下，俄狄浦斯内化了力比多，它以虚假-个体为特性(“在你的理解中，自我，作为一个人，而我所判定的自我，则作为法官，作为老板，作为上校或者将军，换言之，作为父亲”)。但这种双重性是人为的、派生的，这种双重性在群体幻想当中假定了一种被述主体与表述主体之集体践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一方面作为压抑的避难所、教会的收容所，另一方面则作为契约性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contractuelle)，体制分析试图探索一条艰难的道路。从一开始，精神分析的关系就被形塑为最为传统的资产阶级医生的契约关系：虚假的第三方视角，伪善的金钱为精神分析者带来新的可笑的判定。假意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再生产出无限的诉求，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矛盾，无休止地提出不竭的转变，总是提出新的“冲突”。当我们听说最后的分析仍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惊讶，尽管在分析者的脸上挂着些许微笑。让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我们被告知了许多相关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病人”总是梦想着被邀请到分析师的家里去吃饭、去喝一杯，这样过去很多年之后，看起来病人似乎从未丝毫减少对分析师的依赖。在整个治疗当中，被热衷谈论的欲望，那个让我们狂躁、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屈膝、让我们躺在沙发上、让我们驻足于此地的欲望究竟是如何被祛除的？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弗洛伊德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本：《已完成的分析与无休止的分析》(Analyse Terminée et AnalyseInterminable,1937)，我们不愿采纳新近的一个译名，即《有限的分析、无限的分析》(Analyse Finie，Analyse Infinie)。因为有限-无限是数学抑或逻辑学的概念，所针对的是一个实践的抑或具体的特定问题：这样的一个历史是否有一个终结？我们能否用一个分析来对其加以终结？治疗的过程是否能够自我终结？这一过程能否被完成？抑或这是一个无限的连续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能否消解现实既有的“冲突”，我们能否让病人免于此前的冲突，我们能否在预先规定的目标之下重新激发出一些冲突？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存在这样一种非凡的美妙：不知为何，某种令人沮丧、失去魅力并充满懈怠的东西，在完成的文本中却同时表现为一种从容与确定性。这是弗洛伊德的遗产。他将走向死亡，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某些东西并不正确：治疗越来越趋于无休止！他知道他将不会看到这一转向的开始。然而他对治疗中存在的障碍进行盘点，与那些从容淡定的人一起，后者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视为珍宝，同时也看到了它已经溢出的毒素。如果欲望经济学(économique du désir)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定量(quantitatif)的问题，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它强化了自我与冲动之间的对抗。这个显著的自我强大而成熟，在规范的自我与分析师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某个条件”。在欲望经济学当中存在着定性(qualitatif)的要素，它构成了治疗的障碍，弗洛伊德总是自责自己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足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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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要素中，首先是阉割的“石头”(roc)，这块石头构筑了非对称的两张面孔，它为我们凿开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石洞，并使分析遭遇障碍。其次则是冲突中的量化维度，对应于异性恋与同性恋，存在着两种力量，力比多的数量并不能被这两种力量所分割，只是在大多数人中构筑了两种力量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对抗性。最后，经济学的重要性放逐了对动力学意义上的和拓扑学意义上的考量，它所思考的是一种非地域性的抵抗：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主体拥有着某种力比多，它们是如此黏稠，又是如此稀释，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握它们。如果我们在弗洛伊德的评述中看到的仅是对细节与轶事的观察，那我们就错了。实际上，他所关涉的是欲望现象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即力比多的定性之流(les flux qualitatifs)。安德森·格林在其精彩的论述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他构筑了三类不同的“场景”：前两个场景中包含着禁忌，第三个场景在分析的意义上构筑了理想化的场景。①第一种类型(黏稠的、歇斯底里形式下的反抗)，“这一场景被沉闷而灰暗的天空所笼罩着，寂静是沉重的，话语被现实所占据，……两者具有一致性。这是一种描述性的叙事，其中关于过去的反思并不是可察觉的，它在一条连续的线条下展开，不允许有任何的断裂……梦被叙述出来……梦之谜在二阶性的加工中被捕捉到，它使得梦作为一种叙事，作为一种关于梦的事件优先于那些关注思想的梦境……一种胶着的转变……”第二种类型(稀释的、强迫症形式下的反抗)，“这一场景被各类表象的极端流动性所占据，……语言是机敏的、迅速的、近乎湍急的水流，……一切都在流动当中，……病人可以在没有改变分析情境之基础的状态下谈论相反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结果，因为所做的分析总不过是在沙发上一划而过，如同在鸭子羽毛上的水珠。无意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勾连，在转变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留下，在此转变总是稍纵即逝………”最后还剩下第三种类型，它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好的”分析，病人“为了构筑一个能指链的过程而言说着，意义总是不能附着于任何一个可以回溯至每个被述能指的所指，意义总是被联结的诸要素的链条、过程，以及缝合所构筑…病人提供的所有解释只能作为一个等待其意义的既存所指(déjàsignifié)，就此而言，阐释总是回溯性的，作为已被知觉的意义而存在。由此，这就是这个所要说的那个……”(c’était donccela que ceci voulait d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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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é Green,L'Af fect, P.U.F, 1970, pp. 154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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